带着深沉地轻松思考

(一)

进入六月份以来，保持了曾经熟悉近几个月略显陌生疏芜的读书状态，坚持地读，认真地读，利用了各种可能的机会和时光。读的内容可以分作三种：宅读人文社科领域的《南渡北归—中国最后一代国学大师的史实变迁》，司读市场营销学领域的《服务营销精要》，闲着就是网络式阅读，一篇又一篇的旅行游记。

似乎一定要经历心智和思想的碰撞，方可突显作为人之个体意识的载体角色。三个类别的阅读内容各富风情。有的功利，直接服务于工作内容，影响甚至决定着工作质量，如《精要》。此书的购置来源于单位领导在一次工作会议的讲话内容所涉及，其后即购买全套中译版本的市场营销资料研习。奈何功利的事情只能在办公室从之，每天早上进入办公室后、朝九开始之前的时间，都交待于此。有的玩味，跟随天南海北东奔西跑的行者们，且无一例外的全跑西藏那疙瘩，驾车的、骑车的，非要在自虐中寻找到内心达至天堂的灵魂通道。有的深沉，如《南渡北归》，倾八年攀爬历史资料翻阅无数文献，亦或现场走访查勘，寻找历史的足迹。正如给临时单位一位领导短信讲到总结的那样，历史、辩证是好东西。其实，它不是东西，本质是一种思考，带着灵魂的深沉地安静思考。当然，翻过一百万字的页数于半夜之间突出奇想，将《南渡北归》归入“历史类报告文学的二人转”，或者谓之“二人转式的历史类报告文学”。

后面两者的阅读效果表现，无一例外地拨动心弦，触动内心深处某个静寂多时角落的神经。沉埋于浮躁的社会太久了，尤似一张悠悠的课桌，表面蒙上了厚厚的白尘，一阵微风吹过，浮尘飘散，显露出曾经山水的桌面纹络。两类书，使人进入一种边阅读边兴奋、越兴奋越阅读、越阅读越兴奋的状态。真如自虐式的旅游，过程中高潮迭起，眼睛里发现的全是美不胜收；到达终点的时刻一泻千里，激情不再。而阅读之进行时，犹处一波又一波的潮起当中。

主要说说《南渡北归》的阅读感受。

书籍具有如此震撼之功，既在于写作的形式，更在于透过历史脉络及创造历史的人物的人格感召。边看边做笔记。第一卷着墨之处，多为警世之语；第二卷开始关注历史典故，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本身就是力量；第三卷，自己批注之处除了仍然有些价值的只字珍语，更多是为对作者落笔风格的批判和狭小心胸的不屑。第一种状态，比较常见较好理解，开卷有益的常规解法；第二种侧面解释了作者考古治学、文字学的知识背景及功力发作；看到最后作为读者的自己与作者，在思想的田野上进行了无声的战争。战争的起源不是石油、不是土地、不是珍宝，而是观点、心胸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判断。

(二)
人物众多，个个鲜活。鲜活不在于用合唱团的语调唱咏叹调，而是于共同特定历史阶段的自由思想之迸发，性格之革命与保革命的热烈冲突。比如傅斯年。平常俗语当中的学霸即便不是个贬义词，但至少不是个中性词。作者笔下的傅斯年，俨然成为大学之大的光辉代言人。个中原因，除了历史观点和学术取向之外，不得不让人产生“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联想。按照每卷书最后的编辑手语，操着山东口音的作者对于傅斯年，可谓是深切的“爱乌及屋”。对于傅斯年的人物评价和历史功勋，作为读zai者的自己未必不比作者而不把其抬至一个更高的高度，也就是说，客观地看，傅斯年有着伟大而执著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宝贵思想，以及娴熟的行政操作艺术。是一个俗的雅人。问题在于作者支撑其描述历史人物的资料、方法和视角，颇有指南跑北之嫌。也就是说，你大量采用、罗列了A 的资料，却得了B 的结论，然却用老金(金岳霖)的学术思维，B 和 A 之间根本不具有一般的逻辑关系，从而让人认为作者的结论系强拉硬拽的结果。失了可信，反倒可以给作者戴上“学霸”的头衔。大学霸影子里的小学霸是也。

作者笔下胡适之伟大，可是读来读去读不出所赋予傅斯年的人格魅力，以致最后快要达到美化、固化傅氏的地步。所以，迁台而殁于台的傅氏，有了傅园，傅亭等固化的永久。胡适一方面活跃于作者笔下，另一方面仿佛因为没有梁山好汉的经历而落魄于美国，才当了两年的图书馆长，就因为一年节省 1200 美元的成本差异，被“荣誉”了一把。落魄至此，情何以堪。胡适之伟大，因其历史悲剧更加突显。胡适的儿子，大名胡思杜，小名小三，在人生第三个年轮之后的一年的三十七岁，伴随着近十年前与父决裂的战斗檄文，以独身的气节自缢于学校的悬梁。大女儿夭折，而专门纪念胡适恩师、表达自己人生哲学基本思想之自由治学精神的胡思杜逝去，不知道会给了胡适内心怎样的涟漪。

书中讲到的大师，视野聚焦于国统区的国学大师们。解放区的马列主义的学者，基本未进入作者的视线。顺带提及的，或者新中国治学历史上无法忽略的大抵就是郭沫若。似乎论述伊始就把郭某列入解放区的马列阵营，出身如此。至于吴晗所着笔墨不算很少，态度在三卷册当中经历了不少的冲突和转换。作者笔下的郭某，基本属于忘恩负义的典型。忘及负及，主要是两个群体，一是中央研究院的史语研究所，得了人家李济、董作宾的殷虚甲骨文且未经公开发表的资料，装进了日本期间所写著作，一版、二版、再版当中对人家的提及反倒越来越少及至于无；二是提携自己进入中研院院士系列的胡适，将仇报恩，胡适基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知仁善任地提名其为院士，郭某干净利落地首起批胡。作者对郭某的态度，非常难得地自始至终的统一，无非坚持不懈的踩、踩、踩。这种一致的腔调，这本书当中只出现在三个人身上，另两人则陈寅恪、梅贻琦。当然，后二者的一致在于捧、捧、捧。

至于吴晗，作者态度一波三变，结尾之处，在站街骂街半天之后，急转弯地列示众多滞留大陆的胡适众多弟子当中，吴是惟一未撰文批判胡适的仅存。西南联大期间，吴晗之多情；转入解放区的马列主义学者，吴晗之薄义；文革时期的星转斗移，吴晗之宿命归临。但凡从命于学术的学者，如果不彻底转型为政治的奴仆，冀期脚踩自由学术和热身政治的骑墙，必然船翻人落，湿身为轻，殒命为甚。

不得不说一说陈寅恪，号称三百年来国学第一人，教授中的教授。不说几句总无法交待得过去。先说陈氏的名字，据以前看过的资料，陈氏自己确认并称名字当中的“恪”应当读作 ke，四声。可是目前大陆出版的众多书籍，很多依然提示读者“恪”字念作 que，四声。看来大师就是大师，连名字怎么个读法本身就是巨大的学问和历史遗案。

《南渡北归》当中，陈寅恪何以称谓大师，作者并不没有介绍，也没有对陈氏的治学风格进行深入的剖析。不象对胡适，硬生生地贴上了几个标签，给人印象倒也不失深刻：一，效仿沿袭杜威之自由治学思想，也就是咱们国人熟知的胡适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二，具体到实际治学当中，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短短的20 个字，道出了作者笔下胡适之成其为胡适、晋身为民国时期学术界武林盟主的鲜明形象。足矣鲜明。而陈氏的大师身份，全凭别人之口舍、别人之眼界、别人之态度显露端倪。比如“三百年来的国学一人”“教授中的教授”。书中提及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柳如是别传》到底傲视群雄在什么地方，如何彰显其史学之深厚功力，一般人如望云中珠峰，不知所以。咱也不懂，也不懂装懂，反正看不懂的，如果不象瞎说乱说，采信之。

再说超脱如陈寅恪者，其实并非简单的宅居于内的书呆子，其世故、现实和社会现实敏锐感，不仅不弱于一般的学者，犀利凌超于学界之绝大多数，剑锋之杀气却敌于百步之外。陈寅恪有着学者基本的爱国之心、畏国之意，然未必有共产主义式的奉献自我的精神，总之以最大的生存为治学之外的最大生活原则。居香港期间的焦灼，不断催促傅斯年想办法将其弄走，令人一笑；李庄条件艰苦，基于自己几乎失明、夫人身体堪危等客观因素，婉绝傅氏再三请示，旋接受广西大学后接受燕京大学聘请，出任教授；无法象傅氏追求于蒋氏，已经给足傅斯年面子离北平到了南京，却自己经上海到了广东，长期居住教学于中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学。固然陈氏象当时代诸多其他人士一样，幻想着国共两党遵循国际主宰导师的意思划江而治平地出来个北中国、南中国，依如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似乎留在广东就是留在了国民政府以及傅斯年的心灵世界。陈寅恪生活上堪称世俗，成就了学术的超脱，世俗的身子滋养着学术的思想，这个现象有意思。昭示于如今艺术家，不留长发不足以玩文房四宝，不嗨不足以弄音乐。

尚未统计《南渡北归》全书提及了多少那个时代的大师，一一罗列，篇幅几可满页。匆匆读过，印象比较深刻、人物角色比较饱满的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历任清华三十年校长的梅贻琦，若隐若现的鲁迅。另外，书籍帮助我从另外的角度了解了周作人，负笈东瀛， 任教民国北大，以及北平沦陷后的伪北京大学。此举出乎原先对周氏所有的已知。借用李济评价郭沫若的话来评价周作人似乎也妥贴，有做学问的天分，没有做人的骨头。至于民主斗士闻一多，他从迂腐学人到民主斗士的转变，给了我最直接的精神震撼和思想启迪，才会有了本文第五部分的内容。

(三)
书中论述的事件林立，比如历史沿革。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特质，想来是要独立、自省地认识和批判社会，给出警醒，建议路径。犹如傅斯年对于大学之至爱，对于学问之投入。这当中，学者的学术批判，具有着相当的胆气和份量。也就是说，自由知识分子不同于行政学者。可以有观点的差异和风格，取闹般的“批判”不谓真正的批判，而是学术心骨的一种贫贱。不幸的是，作者对于共产党中国的批判，恰恰是阿Q般的凑热闹的态度，路人甲、路人乙的神情。这种处理，已经不是学术的争鸣，而是内心的独白，出身于此，相忘于此。关键在于，忘的是本，忘本。

书籍的成功，直接表象是发行量，再一个即承载和传递的历史厚重。160 万字最精彩的部分，毫无疑问着墨在西南联大期间。钱仲书的《围城》最闪烁着思想光芒的章节，集中于逃亡路上。真是异曲同工。平静的书桌上写不出大文章，飘泊的路上容易激发学者的智慧。于学者个体，滇沛流离的西南联大，造就了不知多少伟人的伟大著作、传世名典；于政治环境，忙于应战的政府无暇顾及满脑子胡思乱想的学者们在想些什么，被动营造了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内心的波澜和外部的宽松，恰恰酝酿了学术之苗，加之云南王龙云的一切有利于自己做云南王的诸侯意识，滋润了萌芽的土壤，学术之花开遍西南边陲的昆明春城。

《北归》部分对于解放战争期间整个形势的介绍、注解，可以说让人丝毫不觉得突兀。中研院首届 81 名院士，56 人选择留在大陆，20 几人去台湾，即便从统计学和样本分析的角度，实在无法脱离开当时的大背景和具体双方形势。通读全书，多数大师选择留下来，除了亲情的成份、故土难离的思绪，更多地是缘于对国民党的失望，而非对共产党的希望。81名院士，绝大多数生活、治学于国统区而非解放区，近水楼台之功效，也由此可以解释仍然不少人跟随蒋家步伐到了孤岛台湾。由于书中并未讲到留下来的 56 名院士多少人熬过了反右、坚持下了文革，不然可以进一步分析从保存生命的角度对比核算跑出去与留下来的成本收益。无奈的角度来说，除去几个政治跳蚤，留下的大师们已经没有可能继续攀登治学高峰、难有大作问世传世了。

和平年代不会有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亦仅能存在于动荡的乱世。和平如当代，是在产业化的指导思想下政府组织的高校合并。不可否认，西南联大之形成，盖由于国民政府操盘，组成了无谓西南联大校长而只是常委的管理体系。不知道国民政府给这些高校定编定岗定薪的时候是按照什么级别敲定的，是否象今天的北大、清华一样跻身行政副部级行列。想来不是，因为曾经位居教育部长的蒋梦麟俯身以正部级作了清华大学最困难时期的校长。尽管抗战胜利后甘愿再度俯身领命行政院秘书长之行政事务，至少恢复了人家正部级的待遇啊。

中研院史语所再迁至李庄，似乎在中国的历史学科尤其考古学的发展史上，留下浓重一笔。当然这么说，大陆诸多学者未必认同，因为史语所的多数人士尤其骨干人群跟随着傅氏到了台湾，大陆留下的薪火难以旺盛相传，留下的人未必出徒于此，年代太近，而且无偿借用人家的研究成果心里总该有些疙瘩，或欲贬之以盖之。

(四)

作者引用诸多信息和资料，既指向自己表达的内容，也不得不让读者佩服作者驾驭文字、引经据典的功力。娴熟的写作技巧服务于作者激昂的文字、成熟的思考，的确给全文书籍带来了不俗的表达效果和读者时时可以体验的阅读快感。大体来说，作者写作本书有几个特点:

一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也是全书最让人感觉到厚重和深刻的环节。大略统计了一下，三卷书总计超过 160 万文字，除了正文 120 万，剩下 40 万基本是注解。有的注解的篇幅和详细程度，根本不亚于正文关于此内容的论述。皇皇 40 万字的注解，不但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更对于理解正文、延伸内容、拓宽视角起到了非常棒的效果。而且注解与正文字数比例达到 1比3，不能不说资料之翔实，引证之周全。读者越读到后面越会发现，注解里边的内容一定不啻于正文部分，颇有看头。此种感觉，随着作者从相对的史学严谨，到中卷的跃跃欲试，更到第三卷阶段表现得越来越强烈的感情宣泄，注解愈发因为材料公正平实而作用彰显。

注解的大师引用，既是作者为文之初严谨作法使然，想来也与作者自己的专业学习经历关联。看书籍作者简介，也是考古学专业出身，既让人容易理解其对中研院史学所学科之偏爱、着墨之偏颇，也帮助何以能够搜集到如此浩繁的历史专业资料。书中提及的专业著作的名字，对于绝大多数读者甚或是普通的该领域的人士来说，相当之陌生、疏浅。

二是超强讲故事的能力。介绍人物、描述事件当中，恰到好处地介绍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与主旨内容相得益彰。这样的故事讲述，既得益于作者八年磨一剑的厚积薄发，也受助于作者选材之得当，主旨之集中。也就是说，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建党九十周年而如某高官所言要营造良好氛围的当下，作者选取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角度，理解这百年，审视这九十年。不是殷勤赞歌，那只会赚来一片肉麻；不是自由批判，此立场之命运孰不可知；而是集中火力于远离尘烟、遥不可及、均已作古的国学大师，透过留墨于知识分子，而理时代的脉络，党史的轨迹。

三是作者错误而正确地站在了贱妾的立场，得了便宜照卖乖，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这个立场第一是站在解放区瞄准国统区，吃着共党的软饭唱着党国的秋歌；其次是国学领域非自然科学领域，即便是作为英国化学生物学者的李约瑟，也已经在作者笔下转型为专注于通过文史的手法整理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第三是书籍行文至最后，读者已经搞不清楚作者思考什么、表达什么，兴许作者已经太兴奋、太投入而完全忘我。可以说，作为第三个特点的行文风格，对全套书籍的整体效果是一个遗憾，小小的遗憾。

正因了第一二点，似可把全书归入历史报告文学范畴。恰因第三点，颇为浓重地给历史报告文学披上了滑稽的二人转外衣。看过二人传的会有基本体会，功夫是有的，场面是热闹的，语言是含蓄中明显露骨的。透着一股媚俗。《南渡北归》功力与认真无可指谪，偏偏具有着无以名状的媚俗。

(五) 

“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说此话者正是鲁迅。正是这段话，会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鲁迅虽然没有进入作者论及的国统区国学大师的范畴，可是他的身份，若隐若现地存在着；他的思想，若即若离地影响着；他的力量，若明若暗地发挥着。

单就这一句话，还不足以使我发生根本转变对企业目前发展态势的态度。还需要一个触发因素。

这个新触发的，不是一件事，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人，一个叫闻一多的民主斗士。前面已经讲过，闻一多并不是我们在课本里和党务宣传当中说到的那样，自始至终都在为了自由民主和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而流血牺牲。恰恰相反，西南联大之前的闻一多更是一个民族传统的捍卫者，对师出西方的所谓马列主义甚或拒绝。日本侵华及国民党的节节败退，尤其是政府无能、官员系统性腐败，让民族人士根本无法看到中华之未来。生于斯、为之斯的中华国学，似也无能再找到新的生路。具有诗人情怀的闻一多内心之苦楚，瞥一而见百。及至闻一多由诗歌创作转向文学研究，既代表了他从骨子里消灭了浪漫气息，于边陲小城的昆明平地集聚了战斗之志，向火药桶一样的斗士转型。支持昆明的学生运动，参加教授会为学生和共产党的事业振臂高呼。虽然书籍介绍刺杀并非蒋介公本人所愿，可是一个倒下的闻一多毕竟给了当世全国学子和后世我们足够的精神力量。

鲁迅的相忘于记性和闻一多的转型，激发自己扭转近期萦绕于心的念头，那就是大胆假设既往已经尘飞，对现在充分理解，对未来充分期望。再用古语阐述，那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看待，那就是要历史、辩证。

可是，既然相忘于记性，何以还要历史地增长心智？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栩栩如生地观摩鲁迅讲此话的心情和表情，相信批判国人之劣根性的同时，他应该更多地希望我们走出混沌的自我，迎取中华文明的灿烂繁荣。梳理即便这么短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他言及的俊杰式的拥有坏的记性，针对的是人类和民族的苦痛，黑暗和扭曲的世俗。天天念叨和缅怀的如果全是让人沮丧的反面，人心都是肉长的，必然带来斗志的丧失和玩物的丧志。之所以相忘于过去的苦痛，就是要着眼于未来的前程，前程的光明。走出黑暗，才可能沐浴阳光。

历史并非等价于记性。历史就在那里，客观地曾经发生着；记性在脑里心里，主观地开闭着。打开门历史就跑出来活跃一番，关上门就重归平寂。开门还是关门，就是看你的记性好坏。人总要活着，决定了记性应该好还是坏的。历史是个平行的地尺，从古往丈量到后远；辩证是个纵竖的天尺，从云端丈量至地心。历史观的作用，并非看看曾经发生什么，而在于梳理和认清内在逻辑和规律，徜徉过往惊心动魄同时，更好地走未来的路。历史不是一要直线，从那头直接通向这头。中间可能会有拐角，可能有起伏，可能有反复。历史之发挥作用，就是立足于历史长河基本趋势不会改变，又要艺术处理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随机。艺术的代价，可能是金钱，可能是生命，根本的还是时间。所以，坚持就是胜利。

识时务者作俊杰的，虽然活着，可是未必开心。生理地活着，还要精神地享受着，要享受就要充满信心。信心的来源，就是身体力行地参与着、革命着、活跃着。设想闻一多甘做学斋的学者，似乎无法关联起其跳跃的诗人气质的心灵，自然不会有投身革命、在台上振臂高呼的畅快淋漓。甘做共产党的旗手，甘愿接受自己教授学生的指令，甘愿拿自己学者的身份在教授会上发表共产党人的声音，这该是多么爽快的一个过程。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不象刘垣那样以79 岁高龄光荣入党，可是要么革命地活跃于学堂，要么洒脱地牺牲于敌特的枪下，虽死而无憾。

而郭沫若、夏鼐等人鲜活地告诉我们，历史地看待问题，才能走上新生活；辩证地看问题，才能在骨气不足的情况下依然浩荡着才气。崇尚自由民主之气的胡适，何尝又不是历史地、辩证地立命安身。滞留大陆是个历史，远迁孤岛台湾也是历史。左看右看皆成史，是谓辩证。

                               （2011年6月17日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