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蜀民俗非遗文化（60）：隔代同姓

川蜀民俗非遗文化（60）：隔代同姓

中国姓氏族群是由血缘组织，源自相同世系的同姓人聚在一起组成的姓氏群体，团结姓氏或族群内的成员，保护和传承家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姓氏族群都要选出一位族长具有德高望重的威望，有一定文化知识、能力和水平负责组织家族活动，解决家族内部纠纷，并为家族成员提供支持和帮助，对外有一些话语权。在四川犍为县等地的一些家族保留着一种“父子不同姓，孙辈随爷爷姓”的奇特现象，比如父亲姓李，儿子只能姓郭，孙子再姓李，曾孙又姓郭，民俗学家把这种习俗称作“隔代同姓”。“隔代同姓”的背后是“湖广填四川”在康熙时期开始，一场历时200多年、浩浩荡荡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开始了世纪悲歌，先民们背上行囊，衣襟上的尘土，匆匆踏上的背井离乡之路，无数涌动在移民路上的人们会声称：从湖广来，要到四川去。放眼全国其他地方尚未有发现，只有四川存在这种隔代同姓的现象，在四川犍为县罗城、定文、寿保等地至今仍有个别家族中保持“隔代同姓”的习俗，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习俗，孩子既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这一带张姓和吴姓中，保留着隔代同姓的习俗，为了使香火不断便采取了隔代同姓的办法。

一、“隔代同姓”习俗现象的形成

元末明初，四川长期战乱后许多土地荒无人烟，临近四川的湖北、湖南、陕西、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云南、贵州等地，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一支支奔赴四川的移民大军陆续出发了。在这场“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抢先回川的部分土著和抢先入川的移民们，只要拿着竹签和木片或随便拿个东西“插占”，就可以圈个几百亩乃至上千亩地，捡到了大便宜。而在一些偏僻的荒山地区，当时新移民甚至“由人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营业”。手指到处比画比画，能看到的土地就是自己的了，这种在今天听来近乎天方夜谭的奇闻，却是康熙中期，大清朝真实存在的四川移民圈地景象。这种任由移民在四川随意“插占”土地的奇观，一度存在数十年之久。在清廷政策鼓励下，整个康熙年间即1662年—1722年，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广西、福建、贵州、云南等地的移民前后达155万人之多。到了雍正时期即1723年—1735年，四川开始丈量土地，限制人口流入，此时移民潮有所降低。但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即1736年—1820 年，清廷再次放开限制，前往四川的移民又增加了420万人。移民剧烈猛增，后来移民已经错过了早期通过“插占”即可大量占有，或廉价购买土地的黄金时机。在乾隆、嘉庆年间，经历千辛万苦抵达四川的移民们尴尬发现，四川早已并非先祖们传说中的天堂。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靠着帮人做佣工，或者租田佃种方式谋生。

（一）乐Handa.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大佛犍为县的“隔代同姓”

据犍为县相关部门调查，犍为县“张吴”双姓的习俗源自族谱上的规定，“张吴”家族的老祖宗吴万一和祖婆婆张秀英于明洪武年间2年即公元1369年，从湖广即今湖北省长江以北地区麻城县筲箕岩启程来川，随他们一块入川的还有张秀英的弟弟，但是他的弟弟却在入川途中病故。吴万一夫妇来到犍为县罗城白鹤林落户后，觉得舅子张某病故断了张家香火。为纪念其弟，夫妻二人决定其后代实行一代姓张，一代姓吴的规定，并写入《族谱》之间，世代相传，一直沿用至今。

孩子跟谁姓”，对每个家庭都是一件大事。按照新颁布的民法典第1015条规定，孩子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隔代同姓氏是习俗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据1990年代《巴蜀史志》所载的《犍为姓氏习俗调查》一文称，在犍为县罗城、定文、寿保等乡镇至今仍有个别家族保持着“隔代同姓”的习俗。比如父本姓张，子却姓吴，孙又回归张姓，但曾孙又姓吴了。当地民间将此种姓氏称为“隔代姓”。这种隔代姓氏现象流行于犍为县罗城、定文、寿保等乡镇。这一带张姓和吴姓中，保留着隔代同姓的习俗。为了使香火不断，便采取了隔代同姓的办法。

（二）成都市大邑县的“隔代同姓”

据1980年代统计，在大邑县294个姓氏、10万余户人家中，有两个家族存在着“隔代同姓”现象。即集居在大邑县安仁镇苏家场的“李郭姓”和寄居在县城晋原镇南郊五龙的“陶徐姓”。

大邑县的“李郭”姓家族聚居在今天安仁镇苏家场郭桥楼子附近，迄今在大邑境内生活了近300多年。这个家族最初定居在苏家场的一世祖李正春，明思宗崇祯年间即公元1628年——1644年出生在郫县酸草河鬼打湾。张献忠绞杀四川后，迁来大邑县苏家场定居，娶妻大邑县的黄氏。黄氏前夫姓郭，丈夫死后才改嫁给李正春。黄氏不愿因改嫁而废止了郭姓的宗脉，对前夫郭某家仍然寄托着深情，而李正春钟情于黄氏。为了娶黄氏为妻，便与黄氏约定，子孙一代姓李、一代姓郭，相互交替沿袭的家规，世代相传，作为家规，谨想遵守。
这种一女嫁二夫，隔代而姓的习俗代代相传，历历可查。直到如今，如果有人呼李姓以郭称、称郭姓以李称，他们一般都应诺。

“陶徐”姓的形成是源于家规和族谱的约定结果。据《陶氏族谱》记载，数百年前，大邑有一位名叫陶宗伯的人，其人幼时父亲与一名徐桂旭乃是莫逆之交，他们的原藉都是湖广麻城县，清朝初年结伴入川 。在入川途中，陶宗伯尚未成年时父亲病故，徐桂旭收陶宗伯为养子，改名徐诸子。徐诸子娶妻生下三个儿子，长子名徐陶麟，次子徐天麟，三子徐石麟。徐陶麟的儿子姓陶名琪华，徐诸子为了兼挑两姓，约定子孙后代一代姓徐、一代姓陶，并定为家规，代代相传。

此外，在四川不少地方还有类似的隔代同姓家族，比如“李王家族”等。

二、隔代同姓的血脉文化

隔代同姓的家规是延续血脉的一种办法，但更多的流露出普通老百姓相濡以沫的艰辛，以及相互扶持的人间温情。

隔代同姓的现象单单会发生在四川，要从“湖广填四川”说起。众所周知，在元末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四川遭遇了战争和瘟疫的严重破坏，导致人口锐减。到了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运动，将湖广等富裕地区的人口分批迁往四川，四川民间称之为“湖广填四川”。湖广填四川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就是这次“湖广→四川人口迁徙”与“山西（洪洞县）→河北山东人口迁徙”一起，共同构成了历史上最有名的“中国人口大迁徙”运动。

当时湖广填四川的道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由长江水路入蜀，第二条是由川北的川陕周边旱路入蜀，第三条是由贵州旱路入蜀。由湖北、湖南入川的移民，最常走的是第一条的水路。由陕西一带入川的移民，喜欢走第二条。贵州本省以及广东、湖南等相对靠近贵州地区的移民，喜欢走第三条路。

在这次大迁徙运动中，交通不畅、信息阻塞，人们进行长途迁移非常不易。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湖北湖南邻近一带入川，最快要一个来月。更远的从广东、福建等地出发，最快要三个多月。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为了移民四川，不惜变卖家产，倾尽家财出行。人们往往以血缘或地缘关系结合而成一个群体，互相依赖，彼此照应，共同应对各种困难。

不同姓氏的移民群体，一路同生共死，患难与共，“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就是移民入川途中“三件宝”：盐、干粮、糠。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结下了极为深厚的情谊，甚至达到了“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的程度。当其中某一个姓氏人家后嗣中断，出现香火无人为继的情况时，另一姓氏家人就会义不容辞地把自己的后裔过继给对方，甚至于干脆把对方的姓氏冠在自己后裔头上。久而久之，便在这些移民人家中形成“隔代同姓”的奇特现象，进而影响到四川本地人开始逐渐接受并形成了“一族二姓”的习俗。

今天四川人融合且激荡着整个中华民族血脉，唇齿相依，自古一系。“隔代同姓”的是“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移对世纪悲歌，而故乡始终是难以忘却的存在。“隔代同姓”现象是中国人口大迁徙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是移民史在姓氏文化上烙下的生动印记。300年之后今天，一切都已远去，只有仍在流传的“隔代同姓”习俗，还在隐约讲述着曾经的心酸、惆怅、艰辛、痛苦、悲壮以及相互扶持的人间温情。族谱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传承，是一个族群的联系纽带。字辈族谱传承历史，但很多人都已不知道自己字辈。随着时代进步和姓氏概念的淡化，“隔代同姓”现象将逐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