暇心者,仕途万事缠身,戎旅胜负难定,陶朱锱铢日较。曾国藩说古今能胜大任者,都是身心疲劳之人,因此必有暇心用来调适。苏东坡寄情诗文,西门庆征逐女色,高雅低俗足见他日成败。曾国藩说,暇心游离于本业之外,又关系到事业兴衰,故暇心之寄要厚植根本,积功累行,方有枝繁叶茂,花团锦簇之来日。胡林翼少时喜“冶游”,担大任,顿改前非,时人称他“晚年进德之猛,卒以立功名”。
稍暇则温《周易》而心不与理洽;掩卷时,又忧书自书,我自我。然犹稍胜于悠忽过去也。试观古今来能胜大任者,虽身极劳,心极忙,此心必常有休暇之致。故万汇杂投,应之绰有余裕。盖暇则静,静则明自生;休则通,通则灵机常活。明与灵,吾心所恃以酬万事者也。大抵治兵与治心,事虽异而理则同。少纵即逝,常操乃存。危微之机,所关甚巨。将之以敬,贞之以诚,一有未至,则罅瑕立见,而流弊遂不可胜言,自非常惺惺不可也。天下事,坏于玩怠者固多,坏于张皇者实亦不少。镇静二字,实任重致远、酬酢万变之本。几须沈,乃能观变;神必凝,方可应事。若纷纷扰扰,不惟自损,且负国负民矣。
少年征逐,见朋辈中天分绝高而终无所成,是谓有来历而无积累。积累者,积功累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根本盛大而后发生始繁。然其建功立名,如曾涤生、左季高之成就,又自有因缘。若或使之,若或助之,随所至而机缘巧合,争相拥护,而觌面者景从,闻声者响附,三者合而后功成名立。
余向来虽处顺境,寸心每多沉闷郁抑,在军中尤甚。此次专求怡悦,不复稍存郁损之怀。“晋”初爻所谓“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从裕字上打叠此心,安安稳稳。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刘念台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
译 解
稍有余暇时间,温习《周易》,但心里所想的与易理不相协和;掩卷读完时,又忧虑书是书,我还是我。虽然如此,也比刚刚过去的时光稍好一些。试观古往今来能胜大任的人,虽然身体极为劳累,心又极为忙碌,但心一定有让它休暇的办法。因此万事一齐缠绕,应付绰绰有余。因为闲暇才会安静,安静就会自然产生聪明,休息则身体各部位相通,相通就会常有灵机。聪明与灵机,是我的心用来应酬万事的东西。大概治兵与治心,事虽不同而道理是一样的。灵机稍似即逝,只有经常操纵它才会存在。危险细微的征兆,关系十分重大。用敬来统帅,用诚来固定,如果达不到,就会错谬立见,而弊病就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必须经常调适不可。天下事因为玩忽怠惰而坏的固然不少,坏于张皇的实际上也不占少数。镇静这二个字,实际是任重致远、应付万变的根本。机兆必须隐藏起来,才能观察变化的端倪;精神必须凝聚集中,才能应付各种事情。如果让心纷纷扰扰,不但有损于自己的身心,而且也辜负国家和百姓的重托。
年轻人在一起嬉戏成长,见友辈中有天分很高而最终无所建树的人,因此说这是有来历而没有积累的缘故。所谓积累,就是积累功德,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行,好象冥冥中厚植根基一样,根基盛大而后枝叶繁茂。然建功立名如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成就,又自有其成功的道理。仿佛有的引诱他们那样做,有的帮助他们做,随便做什么都适逢其机,争相拥护,刚一见面就跟从,听到声音就随声响应,这三个方面相交在一起,而后才能功成名立。
我向来虽处于顺境,心中仍经常郁闷,在军营中尤甚。这次专门寻求快乐,不再存有忧郁之心。即是“晋”初爻所说“裕无咎”,望我弟也从裕字上下功夫,安安稳稳。研究事物变化最初的苗头,是最重要的。颜子对自己的不足未尝不知道,是研究得到的。周子说,善恶之分,在于研究;《礼记·中庸》中说,从细微处观察,就能洞知一切;刘念台说,猜测出他动什么念头,就知道他会干什么。都是说研究的重要性。如果不知道研究事物已经发动或尚未发动的苗头,则就心放难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