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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
淮南子
《淮南子》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以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为中心，综合先秦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认为天地万物是“道”产生的。政治上则主张“无为而治”，但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并提倡变古，对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安招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淮南子》21卷，前六期载卷一至卷十二，此期载卷十三“氾论训”和卷十四“诠言训”，其它后续。不进入“子菜单”，感兴趣者注意收存。
淮南子卷十三 氾论训
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夺。天下不非其服，同怀其 德。当此之时，陰陽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岂必褒衣博带，句襟委章甫哉！
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掞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诔耜鉏，斧柯而樵，桔皋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揉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古之制，婚礼不称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礼也。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三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殡于阼阶之上，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周人殡于西阶之上，此礼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槨，周人墙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于闇，殷人祭于陽，周人祭于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彟之所周者也。
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死为之练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未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 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基全也。诵先王之收《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武 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不能中权亦明矣。
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
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 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橜策錣而御馯马也。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訽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时人辞官而隐处，为乡邑之下，岂可同哉！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幨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
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耳不知清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心不知治乱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独闻之耳，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
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为学者循先袭业，据籍守旧教，以为非此不治，是犹持方枘而周圆凿也，欲得宜适致固焉，则难矣。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
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陰陽调、日 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陰则沉，积陽则飞，陰陽相接，乃能成和。
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唯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所生也。郑子陽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陽，此刚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见柔懦者侵，则矜为刚毅；见刚毅者亡，则矜为柔懦；此本无主于中，而见闻舛驰于外者也，故终身而无所定趋。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 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易道，遇小人则陷沟壑，何则？目无以接物也。故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湣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无术以御之也。文王两用吕望、召公奭而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有术以御之也。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也。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凿 之各有所施也。
禹之对以五音听治，县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谕寡人以忧者击磐，有狱讼者摇鞀。”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则才不足也。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稾，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当此之时，于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谿壑，出百死而给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行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旋，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此见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响者，则无所不通。
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征。德有盛衰，风先萌焉。故得王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形者，虽成必败。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王， 期年而纣乃亡。故圣人之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也，非待鸣条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妇皆能论之。
赵襄子以晋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湣王以大齐亡，田单以即墨有功。故国之亡也，虽大不足恃；道之行也，虽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言去殷而迁于周也。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二君处强大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己者，而反备之于人，天下 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纣之所以处强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夺，是趋亡之道也。
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迴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夺也，周公可谓能持满矣。
昔者，《周书》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此存亡之术也。唯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直而证父，信而溺死，虽有直信，孰能责之？夫三军矫命，过之大者也。秦穆公兴兵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将西贩牛，道遇秦师于周、郑之间，乃矫郑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宾秦师而却之，以存郑国。故事有所至，信反为过，诞反为功。何谓失礼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战于陰陵，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相与篡之，恭王惧而失体，黄衰微举足蹴其体，恭王乃觉，怒其失礼，夺体而起，四大夫载而行。昔苍吾绕娶妻而美，以让兄，此所谓忠爱而不可行者也。是故圣人论事之局曲直，与之屈伸偃仰，无常仪表，时屈时伸。卑弱柔如蒲苇，非摄夺也；刚强猛毅，志厉青云，非本矜也，以乘时应变也。
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礼也。至其迫于患也，则举足蹴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礼不足以难之也。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奉带运履。至其溺也，则捽其发而拯，非敢骄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不然也，此权之所设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舛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也。故礼者，实之华而伪 之文也，方于卒迫穷遽之中也，则无所用矣。是故圣人以文交于世，而以实从事于宜，不结于一迹之涂，凝滞而不化，是故败事小而成事多，号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猩猩知往而不知来，干鹄知来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苏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盖，经营万乘之主，服诺诸侯，然不自免于车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然而身死国亡，子孙无类。大夫种辅翼越王勾践，而为之报怨雪耻，擒夫差之身，开地数千里，然而身伏属镂而死。此皆达于治乱之机，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苌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苏秦知权谋而不知祸福，徐偃王知仁义而不知时，大夫种知忠而不知谋。圣人则不然，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寻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乱，礼义绝，纲纪废，强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无差，贵贱无序，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属臾之貌、恭俭之礼，则必灭抑而不能兴矣。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而乃始立气矜，奋勇力，则必不免于有司之法矣。是故圣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行而无所困。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为而难成者，有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趋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伪诈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策者，圣人之所独见而留意也。誳寸而伸尺，圣人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杀弟之累，齐桓公有争国之名，然而周人以义补缺，桓公以功灭丑，而皆为贤。今以人之小过，揜其大美，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的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胜数，犹之为易也。水激兴波，高下相临，差以寻常，犹之为平。昔者曹子为鲁将兵，三战不胜，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足不旋踵，刎颈于陈中，则终身为破军擒将矣。然而曹子不羞其败，耻死而无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战所亡，一朝而反之，勇闻于天下，功立于鲁国。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可谓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难，不可谓勇；束缚，桎梏，不讳其耻，不可谓贞。当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躯，不顾后图，岂有此霸功哉？
今人君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故人有厚德，无间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鳣鲔，而蜂房不容鹄卵，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若其大略非也，虽有闾里之行，未足大举。夫颜 喙聚，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而为文侯师。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宁其危，解其患。景陽婬酒，被发而御于妇人，威服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者，其略得也。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湾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不能存亡接绝者何？小节伸而大略屈。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于众；体大者节疏，蹠距者举远。
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过亨，利贞。”言人莫不有过，而不欲其大也。
夫尧、舜、汤、武，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汤、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是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责。求于一人则任以人力，自修则以道德。责人以人力，易偿也；自修以道德，难为也。难为则行高矣，易偿则求澹矣。夫夏 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颣；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贤乎天下，则难矣。
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宁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众人见其位之卑贱，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为不肖。及其为天子三公，而立为诸侯贤相，乃始信于异众也。夫发于鼎俎之间，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累绁之中，兴于牛颔之下，洗之以汤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内不惭于国家，外不愧于诸侯，符势有以内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贤者，尧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为是释度数而求之于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则？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
夫物之相类者，世主之所乱惑也；嫌疑肖象者，众人之所眩耀。故狠者类知而非知，愚者类仁而非仁，戆者类勇而非勇。使人之 相去也，若玉之与石，美之与恶，则论人易矣。夫乱人者，芎?之与藁本也，蛇床之与糜芜也，此皆相似者。故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能名其种；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暗主乱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故蛇举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见其牙，而大小可论也；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而利钝识矣；臾儿易牙，淄渑之水合者，尝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圣人之论贤也，见其一行而贤不肖分矣。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刀钩；许由让天子，终不利封侯。故未尝的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烧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由此观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而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故论人之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视其更难以知其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论其仁，振以恐惧以知其节，则人情备矣。
古之善赏者，费少而劝众；善罚者，刑省而奸禁；善予者，用约而为德；善取者，人多而无怨。赵襄子围于晋陽，罢围而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左右曰：“晋陽之难，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陽之围，寡人社稷危，国家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礼”，故赏一人，而天下为忠之臣者莫不终忠于其君，此赏少而劝善者众也。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而数无盐令曰：“子之誉日闻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芜，仓廪虚，囹圄实，予以奸事我者也。”乃烹之。齐以此三十二岁道路不拾遗。此刑省奸禁者也，秦穆公出游而车败，右服失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者，伤人。吾恐其伤汝等。”遍饮而去之。处一年，与晋惠公为韩之战。晋师围穆公之车，梁由靡扣穆公之骖，获之。食马肉者三百余人皆出死为穆公战于车下，遂克晋，虏惠公以归。此用约而为德者也。齐桓公将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朝，有轻罪者赎以金分，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说，乃矫箭为矢，铸金而为刃，以伐不义而征无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无怨者也。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故圣人守约而治广者，此之谓也。
天下莫易于为善，而莫难于为不善也。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适情辞余，无所诱惑，循性保真，无变于己。故曰为善易。越城郭，逾险塞，奸符节，盗管金，篡弑矫诬，非人之性也，故曰为不善难。今之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嗜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 执政之所司也。夫法令网其奸邪，勒率随其踪迹，无愚夫意妇皆知为奸之无脱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胜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后，司寇之徒继踵于门，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何则？惑于财利之得而蔽于死亡之患也。夫今陈卒设兵，两军相当，将施令曰：“斩首拜爵，而屈挠者要斩！”然而队阶之卒皆不能前遂斩首之功，而后被要斩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祸福之接，不可不审也。
事或欲之，适足以失之；或避之，适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风者，波至而自投于水。非不贪生而畏死也，惑于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犹此也。齐人有盗金者，当市繁之时，至掇而走，勒问其故曰：“而盗金于市中，何也？”对曰：“吾不见人，徒见金耳。”志所欲则忘其为矣。是故圣人审动静之变，而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夫动静得，则患弗过也；受与适，则罪弗累也；好憎理，则忧弗近也；喜怒节，则怨弗犯也。故达道之人，不苟得，不让福，其有弗弃，非其有弗索，常满而不溢，恒虚而易足。今夫霤水足以溢壶榼，而江河不能实漏巵。故人心犹是也。自当以道术度量，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若无道术度量而以自俭约，则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矣。孙叔敖三去令尹而无忧色，爵禄不能累也。荆佽非两蛟夹绕其船而志不动，怪物不能惊也。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
夫醉者，俯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也；超江淮，以为寻常之沟也，酒浊其神也。怯者，夜见立表，以为鬼也；见寝石，以为虎也；惧揜其气也。又况无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为刍，毛者为驹犊，柔者为皮肉，坚者为齿角，人弗怪也。水生蚘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为燐，人弗怪也。山出枭陽，水生罔象，木生毕方，井生坟羊，人怪之，闻见鲜而识物浅也，天下之怪物，圣人之所独见；利害之反复，知者之所独明达也。
同异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见不可布于海内，闻不可明于百姓。是故因鬼神擎祥而为之立禁，总形推类而为之变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軵其肘，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于法令，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夫飨大高而彘为上牲者，非彘能贤于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飨之，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绨绵曼帛温暖于身也。世以为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也，而不可传于后世，无益于死者，而足以养生，故因其资以詟之。相戏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戏，必为过失，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无涉血之仇争忿斗，而以小事自内于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户橉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则不待户牖之行。若循虚而出入，则亦无能履也。夫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陰陽相捔角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凡此之属，皆不可胜著于书策竹帛而藏于官府者也，故以?祥明之，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所由来者远矣。而愚者以为?祥，而狠者以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
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是故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绝流，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马免人于难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车为荐。牛马有功犹不可忘，又况人乎！此圣人所以重仁袭恩。故炎帝于火，死而为灶；禹劳天下，死而为社；后稷作稼穑，列而为稷；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 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而谏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于难，而不知所以无难。论事如此，岂不惑哉？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于以复嫁易。”其子听父之计，窃而藏之。若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计。知为出藏财，而不知藏财所以出也。为论如此，岂不勃哉！
今夫僦载者，救一车之任，极一牛之力，为轴之折也，有如辕轴其上以为造，不知轴辕之趣轴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为走而破其玦也，因佩两玦以为之豫，两玦相触，破乃逾疾。乱国之治，有似于此。
夫鸱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众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众不若少者。及至夫强之弱，弱之强，危之安，存之亡也，非圣人，孰能观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论也，唯道之在者为贵。何以明之？天子处于效亭，则九卿趋，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齐。当此之时，明堂太庙，悬冠解剑，缓带而寝。非郊亭大而庙堂狭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贵也，非特天子之为尊也，所在而众仰之。夫蛰虫鹊巢，皆向天一者，至和在焉尔。帝者诚能包禀道，合至和，则禽兽草木莫不被其泽矣，而况兆民乎！
远古时代，君王尽管衣冠不整齐，但却能治理好天下，他的德政使百姓生活得好且有尊严，他给予百姓财富而不聚敛民财，所以天下也无人来讥笑非议他的服饰，而纷纷被他的思德所感化而归服。在那时候，陰陽二气平和，风调雨顺，万物繁衍生息，乌鸦喜鹊低处筑巢也不会有人去掏窝伤害它们，禽兽驯服得只须用绳系着就可牵走，那时候的人哪需要袍衣宽带，穿曲襟衣、戴章甫帽！
古时候人住在水乡泽国，于堤岸山崖上打洞栖身，冬天难以忍受霜雪雾露的侵袭，夏天难以忍受暑热和蚊虫的叮咬。于是圣人就为百姓筑土构木建成房舍，这样上有瓦梁，下有屋檐可以用来遮风挡雨、躲避寒暑，百姓从此得以安定。伯余开始制作衣服、搓麻绳、捻麻线，手缠指绕编结成像罗网那样粗糙的衣服；后来又发明了织布机，这样就方便人纺织布帛，使百姓得以遮体御寒。古时候人们磨利石头当犁来耕地，又磨快蛤蜊当锄头来除草，用木钩刀来砍柴，抱着瓦瓮来汲水，这时的人既劳累辛苦又获利微薄；后来发明了耒耜锄头来耕翻土地播种，又制造出斧头砍柴，利用桔皋来汲水，人既轻松又获利丰厚。古时候河流深谷阻绝交通道路，人们交往不方便，于是人们挖空树木，拼合木板做成舟船，使各地的人和物产得以运输，互通有无。又因为人们到千里之外全靠徒步行走，肩挑背驮非常劳累，于是发明了车子，用马牛拉拖，这样人坐车到远方也不显得劳累；还因为猛兽凶禽伤害人，无法防御抵抗，于是人就熔铸金铁，铸成兵器、刀具，这样凶猛的禽兽就不再危害百姓了。所以人是被迫逼艰难就会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被祸害困扰就会发明防备的器具，人们是各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避开有害的东西，趋于有益的东西。既然常规不可遵循，器械不能因袭，那么先王留下的法度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按照古代的各种礼制，子女婚姻是由父母作主、媒人牵合，虞舜不禀报父母就娶了娥皇和女英，这是不符合古礼的；确立嗣子要立长子的制度，文王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为嗣子，这是不符合古制的；同样，古代规定男子三十岁才能娶妻，文王十五岁就生下了武王，这是不符合古法的。夏后氏时代的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堂屋的东阶上，而殷朝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厅堂的楹柱之间，周朝人死后则将灵柩停放在西阶上，这些都是殡礼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时人死后用瓦棺，夏后氏时代人死后用土棺，而殷朝人死后用椁，周朝人死后用的灵柩还需用布帐装饰成?扇的形状，这些都是葬礼不同的地方；夏后氏时代人在黄昏祭祀，殷朝人在中午祭祀，而周朝人则在早晨祭祀，这些都是祭祀习俗的不同。尧帝时用《大章》，舜帝时用《九韶》，夏禹时用《大夏》，商汤时用《大瞉》，武王时用《武象》，这些都是音乐舞曲上的不同。所以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的德泽都能遍及天下，三王治理政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都能名扬四海流传百世，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来制定礼乐，就好像师旷调整瑟柱、上下移动时没有尺度来衡量，却无不符合音律。所以能通达礼乐情理的人制作出恰当的礼乐，这是说他内心世界有一个谱作主宰，因而能对规矩法度掌握得非常恰当合适。
鲁昭公有位奶妈，昭公十分敬爱她，奶妈去世以后，昭公破例为她守孝，所以就有了为奶妈守孝的礼节。陽陵国侯杀死了蓼侯，并抢走了蓼侯的夫人，所以从此以后举行大飨祭典时废除了由夫人执豆的礼仪。由此看来，先王的制度，不适宜的就废除它；而近代的处事方法，如果是好的，就加以继承发扬。所以是礼乐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礼乐是圣人制定的，并不是圣人受礼乐限制的；治理国家虽有常规，但必须以便利民众为根本；政令教化虽有常法，但必须以切实有效为最好。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适合实际情况，就不必一定要遵循旧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纣不改变陈法导致了灭亡；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因袭旧法却兴旺发达而称王。所以圣人的法度是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礼节随着习俗的不同而改变；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制度各自适合时宜。所以改变古法无可非议，因循守旧不值得赞美。
百川源头各不相同，但最后都归于大海。百家学说事业各不一样，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会为目的。“王道”残缺才产生了《诗》；周王室衰微、礼义崩溃才有《春秋》产生。《诗》和《春秋》虽然是学问中的极品，但却都是衰世的产物，儒家用它们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来教育世人！如果认为《诗》《春秋》是讲古代的道理而推崇它们，那么还有没产生《诗》和《春秋》的远古时代呢！与其称颂王道破残时代产生的《诗》和《春秋》，不如称颂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时代。与其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他们的言论；与其听他们的言论，不如了解他们说这些言论的根据理由；而这些言论的根据和理由，又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
周公侍奉文王的时候，行动不擅自决定，办事不自作主张；他在文王面前柔顺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说话轻言细语好像没有发出声音，每当有东西要捧给文王时，总是相当柔顺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着重物力不胜任，生怕有所闪失，这真可谓能尽孝之之道啊！武王去世后，成王尚年幼，周公为了继承文王的事业，履行天子的职责，以摄政王的身份处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乱，诛杀惩处了谋反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诸侯的朝拜，诛杀赏赐、处置决断都由他亲自做出，不必请示成王和不必与他人商量，这样威风震动天地、声势慑服四海，这真可谓威武刚毅啊！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将政权归还给成王。以臣礼面北恭谦地侍奉成王，遇事必报告请示成王后才去执行，没有任何擅断专横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居功骄傲的神态，这真可谓能行臣之道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后三次改变身份和为人作风，这都是为了顺应时势啊！何况同一君王多次变化治政方法，同一国家多次改换君王。凡人都凭借着他的地位来做他所喜欢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恶的事，以便借助他的威势来满足自己的嗜好欲望。然而却想用一定的礼法来应对千变万化的时势，这种不符合权变的原则，是明摆着的。
所以圣人所遵循的原则叫道，所做的叫事。这道就好比金钟石磬，一旦定了调就无法改换；而事就好比琴瑟，每根弦的音都可以随时调整。所以法制礼义这些东西，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方法，而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最终的东西。所以以“仁”为经，以“义”为纪，这倒是万世不变的。至于说考察人才，以省察他们的行为来决定对其使用与否，对于这类的事情，即使每天有变动也是可以的，天底下哪有一成不变的常规法度！只要符合世事，适合情理，顺应天地，协祥鬼神，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
古时候，人们淳朴忠厚，工匠制作的器具坚固耐用精致美观，商贾诚实不欺诈，女子纯真稳重，因此教政容易感化，风俗容易改变。如今社会道德日益衰败，民风习俗日益浅薄，想用质朴纯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败的民风，就像不用马嚼子和马鞭去驾御烈马那样困难。过去神农氏时代没有法令制度而民众却自觉服从，唐尧虞舜时代尽管制定了法令但无人触犯刑罚；夏朝人说话守信用，殷朝人通过发誓、周朝人通过歃血为盟来达到守信。而到今天这世道，人反而习惯忍受耻辱，为贪得财物而不顾廉耻，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用神农时代的方法来治理，那就必定要乱套。过去伯成子高不愿做官，拒绝封为诸侯，情愿归乡隐居种田，天下人都称赞他；如今的人如果拒绝做官，就会被乡里人瞧不起，这哪能相提并论啊！古代兵器，只是弓和剑，木矛没有铁槍头，长戟没有锋尖。而近代的兵器，冲车做得高又大以备攻城，沟堑和幨帐用来防御，连发的机弩用来射杀，装有尖刀的战车用来战斗。古时候征讨别的国家，不杀小孩、不捉老人，这被认为是那时候的人道主义，而现在这样做就会被人嘲笑。古时候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古时候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乱套。
神农伏羲不实施赏罚，人民也不会去做坏事，而现在的执政者就不可能去废除法令来治理百姓；虞舜执干戚而舞使有苗族臣服。但现在带兵征伐的将领却哪能可以放弃武器去制止暴乱。由此看来，制定法度，是用来反映百姓的习俗，应当宽严缓急适度；器械用具同样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使之适宜使用。
圣人制定法令制度，使普通人受到制约；贤人确立礼节，使无能的人拘泥于礼节。受法制约的人是不可能有远大行为的；拘泥于礼节的人是难以适应变化的。耳朵听觉不能分辨清浊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调整音律的；内心不明白国家治乱根源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制定法令的。具有能听别人难以听到的声音的听觉和能看别人难以看到的东西的视觉的人，才能随心所欲择道前进。
殷朝改变了夏朝的礼法，周朝改变了殷朝的礼法，春秋各国又改变了周朝的礼法，三代的礼法各不相同，哪还有什么古礼法可以遵从呢！如果遵从古礼法，就像长辈立法、晚辈遵从照搬。如果知道法治产生的缘由，那么就有可能应时而变法；如果不明白法治产生的根源，那么因循守旧，套用古礼古法，就有可能最终导致大乱。现在的法典已经根据时势变化而变化了，礼仪也已经随习俗变化而变化了。而那些学者还是因袭旧业，死守法典旧教，以为离开这些就无法治理天下，这实在是像拿着方榫头去装圆榫眼，还想套装牢固适宜，那就难了。现在的儒、墨、言必称三代、文武二王的一套，可自己又不实施，这无疑是在宣扬一套根本行不通的东西。现在的儒、墨，非议眼前的现实，但又不去改变它，这实际上是听任不合理的东西存在下去。这真是称赞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做的却是他们认为错误的事，因此整天用尽心思伤透脑筋却对治国毫无益处，劳损形体竭尽智力，如此却无补于时。如今的那些画匠总爱画鬼怪而讨厌画狗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鬼怪不可能在世上出现，而狗与马倒是能天天见到，画鬼容易画狗（马）难啊！挽回危局、治理乱世，没有聪明才智是无法做到的；但只是复述古人、称道古代，即使让笨蛋来做也是绰绰有余。所以无用的方法和法规，圣王是不采用的；不符合实际的言论和事情，英明君主是不听取的。
天地之间的气，没有比中和之气更珍贵的了。所谓中和之气，就是陰陽协调，昼夜分明，这样万物才能生长。万物是在春分时节生长、秋分时节成熟，这生长和成熟都离不开这精纯的中和之气。所以圣人的处事原则是：宽松而又坚决，威严而又温和，柔软而又刚直，威猛而又仁慈。因为如果太刚硬则容易折断，如果太柔软则容易卷曲，所以圣人是处刚柔之间，为得道之根本。积陰过多则沉，积陽过多则飞，只有陰陽交融才能达到融和状态。
墨绳作为一种尺量的器具，既可以卷曲起来怀抱一团，又可以牵直伸长来测直瞄准。所以圣人亲身体现这种墨绳能伸能曲的特性。虽长但不横阻，虽短但不穷尽，虽直但不刚坚，长久但不被遗忘，这大概就是墨绳的特性吧？所以只用恩德来治政便显得懦弱了些，因为懦弱就没有了威信；只靠严厉来治政便显得凶猛了些，因为凶猛就没有了和睦；只以仁爱来治政便会放纵，因为放纵就无人听从命令；只用刑罚来治政便显得暴虐了些，因为暴虐就无人来亲附归顺。过去齐简公放弃了国家的权柄，而一味宠信大臣将领，以致使他们形成威势，结党营私，而导致国家的正式条令无法贯彻下去，让陈成常、鸱夷子皮能够实现了篡政的陰谋，使太公吕望传下来的齐国断了继嗣、亡了国家，吕氏的齐国变成了陈氏的齐国。这正是齐简公柔弱懦怯造成的后果。郑国子陽刚毅而好刑罚，他实施刑罚，非常坚决，一旦抓获该惩罚时从不宽赦。子陽门客中有一人将弓折断了，他惧怕因这过错而被处死，就趁街市人们追杀疯狗的机会将子陽杀死了。这正是刚毅凶猛造成的悲剧。如今一些人不知道处刚柔之间为得道根本的道理，看到柔弱懦怯会被人侵凌，就追求起刚毅凶猛来；看到刚毅凶猛导致灭亡，就强调起柔弱懦怯来。这实际上是这些人内心根本没有这种处刚柔之间为道之根本的观念，让外界的所见所闻支配自己的思想，所以是一辈子都摇摆不定，无固定的归宿。这就好比不懂乐理的人唱歌，唱低音时沉浊滞凝而不婉转悠扬，唱高音时脆弱枯涩而不圆润激亮。但像韩娥、秦青、薛谈、侯同、曼声这些歌手，他们无论是随便的哼吟，还是合乐的歌唱，都能在内心积聚着感情，这种充盈于内心的感情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因此没有不合音律、不和谐动人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着一个根本的东西作主宰来确定音调的高低清浊，而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能自成标准法度。现在那些盲人在路上行走，别人叫他往右走他便往右，别人让他往左走他便往左；情况好些的话，碰到君子引路会引他走上平坦安全的路，情况不好的话，碰到小人引路会引他走进深沟陷阱中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外界事物。所以是，魏国两用楼瞙、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土地，齐湣王专用淖齿一人而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这些都在于没有权术来驾驭下属大臣；周文王同时任用姜太公和召公奭而天下得以治理，楚庄王专用孙叔敖一人而称霸天下，这些都在于有权术驾御下属大臣。
以弹琴唱歌击鼓跳舞算作“乐”，用回旋周转作揖谦让来讲“礼”，用丰厚陪葬长期服丧来送别死者，这些都是孔子所提倡的，但墨子是反对的；互相亲爱、推崇贤能、敬崇鬼神、不信天命，这些都是墨子所提倡的，但杨子是反对的；保全本性的真纯，不以外物拖累形体，这些都是杨子所提倡的，但孟子是反对的。这真是各人的取舍各不相同，每人只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心思。所以确定是与非是离不开一定条件和环境的，处在一定条件和环境里是对的，离开了一定条件和环境就变得错了。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这些九州之外的国家，他们的是非观念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也都按一定的礼节相处、支使。在这里是正确的，到那里就可能是错误的；在这里是错误的，到那里就不一定是错误的。这就好像斧刀椎凿各有各的用处一样。
夏禹的时代，依据五音来处理政务，悬挂钟鼓磬铎、设置鞀鼓来接待四方之士，并发布命令说：“拿道来指教我的请击鼓，用义来教诲我的请敲钟，有事情要告诉我的请摇铎，有忧愁事想告诉我的请击磬，有官司诉讼的请摇鞀鼓。”在那时，夏禹吃一顿饭有可能被打断十次，洗一次澡有可能三次拧干头发起来处理事务，他就是这样劳累、忧虑为人民服务；这样做还不足以为人民行善效忠的话，那就是才能不足的问题了。秦始皇时代，垒筑高高的台榭，修建大型的苑圃，驰道通向四方远道，铸造金属铜像，调派囚徒戍守边疆，强行收缴草料供部队使用，征收人头税来搜刮民财，运进皇帝私库以供享用。被征调服役、守边防的青壮年，西到临洮、狄道，东到会稽、浮台，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飞狐、陽原，一路上死去的服役青壮年多得可以填满沟壑。当时，尽忠进谏的人被看成扫帚星，讲仁义的人被当成疯子。而到汉高帝起兵时，使将衰败的东西得以保存，使将绝嗣的族种得以延续，发扬了天下正义，手执兵器，振臂高呼，为百姓向皇天请命。在这个时候，天下英雄豪杰，风餐露宿于荒原野外，冲杀时冒着迎面而来的利箭和飞石，撤下后退时冒跌落深沟的危险，这真是经历了百次的死亡才换得一次生存的机会，以争取夺得天下的统治权，奋发勇武精神，激励忠诚之情，豁出生命以决一死战。在这样的时代，那些穿着丰衣博带，谈论儒、墨的人，是被认为无能之辈的。等到暴虐的秦朝灭亡后，天下安定下来后，汉高帝继承文治的事业，建立了雄伟勇武的功绩，登上了天子宝座，当年的委貌冠以“刘氏冠”而风靡天下，聚集起邹、鲁的儒墨学者，贯彻古代圣人的遗教，树立起天子大旗，乘坐天子的大车，建置九旒旗，撞击大钟，敲响鸣鼓，演奏《咸池》乐曲，举着盾牌大斧起舞。在这个时候，谁要是继续提倡武力，会被人怀疑居心叵测。这期间，文治、武功交替主宰时局，这是根据时势的变化而采用的不同策略。而现在的尚武派非议文治者，或文治者非议尚武派，他们之间的文武互相指责非议，实在是不懂文与武各适宜于一定时局。这些人只看到一个角落中的一小部分，而根本不知道四方八极之天下广大。所以是朝东看，就不知西墙；朝南望，就不见北方；只有不偏倚某一方，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知。
国家之所以能长存，是在于得道；国家之所以灭亡，是在于悖理。尧原先都没有百户人家的城郭，舜原先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但后来却拥有了天下；禹原先连十个人的势力都没有，汤原先也没有哪怕是七里大的封地，但后来还是称王于诸侯。周文王原先处在的岐周一带，土地方圆也不过百里，可是最终立为天子。诸如此类都是因为“得道”和实施“王道”。夏桀、殷纣原本十分强盛，凡是人的踪迹所到之处、车舟所通之地，没有不成为他们的郡县属地的。但是最终他们却死在别人手里，还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因为他们行不仁而造成的后果。所以圣人是通过观察细微迹象来知道事物变化的徵兆的。德政的兴盛和衰败，最先的变化苗子是从社会风气中显露出来的。因此，实施王道德政的尽管开始弱小，但最终会强大起来；有灭亡迹象的尽管暂时成功，但到头来必定失败。当夏朝将要灭亡的时候，朝中的太史令终古就事先投奔了商汤，三年后夏桀果然灭亡；殷朝将要破败的时候，朝中的太史令向艺事先就归顺了周文王，一年之内殷纣王果真灭亡。所以圣人总是能在存亡、成败转变之际就能发现衰败的迹象了，而不是像夏桀、殷纣王那样，非得等到出现了鸣条之野、甲子之日时才知道身处绝境、大祸临头。现在有人认为强大的就必定会胜利，于是就一门心思盘算着怎样扩地增人；认为富有的必定会获利，于是就醉心于积粮聚钱；如按这样的逻辑来说，那么千乘小国将永远无法称王称霸了；万乘大国则永远不会灭亡了；国家的存亡道理如果是这样简单的话，那么社会上的笨男蠢女都可成为理论家了。
赵襄子只是凭借着晋陽小城就称霸于天下，而智伯拥有三晋却被俘虏消灭；齐湣王并不因为有偌大的齐国而不死于非命，田单并不因为只有一座即墨城而不立大功。所以说，一个国家要灭亡，即使国家再大也无法挽回灭亡的命运；反之一个国家实施王道，即使国家再小也不可轻视它的变化发展。由此看来，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得道，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广大；国家的灭亡取决于失道，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狭窄。《诗经》上说：“天帝顾视西方岐山，这里周人居住最适宜。”这是说连上天也要将气数已尽的殷王朝抛弃而转向周朝。所以乱国的国君只追求对领土的扩张而不谋求施行仁义，只追逐提高自己的权位而不谋求实施道德，这就是抛弃了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据而制造了国家走向灭亡的条件。所以到夏桀被关押在南巢时，还不能否定过去的所作所为，而只是后悔当初没有在夏台将汤杀死；殷纣王被围困在宣室，也不知道反省过去所做的坏事，而只是后悔没有将周文王杀死在羑里。假如这两位君王能处在势力强大之时，实施或遵循仁义之道，那么商汤、周武弥补自己的过错都来不及，哪还有功夫图谋什么！反之，如果上乱日月星辰的光明，下失民众之心，即使没有商汤、周武王，谁个不能夺取天下呢？现在夏桀、殷纣王非但不审察自己身上的责任，还反而防备别人夺取天下。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商汤和周武王，杀掉了商汤和周武王，还必有人接踵而起，继承他们的事业。况且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处在弱下地位而最终称王于天下，是在于他们手中有道义。夏桀、殷纣王之所以处在强势地位而最终天下被人夺取，是在于他们无道。今天有人不效仿采纳前人之所以称王于天下的经验，反而变本加厉地增加可能导致自己灭亡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在走向灭亡。
武王消灭殷王朝后，想在太行山上修建宫殿，周公马上说：“不可。这太行山区是固塞险阻之地，如果我们能够实施德政，那么天下各地来朝拜进贡的人就要走很多迂回曲折的路，不利于他们前来；如果我们实施暴政，那么就使讨伐我们的正义之师难以完成他们的使命。”这就是周王朝延续三十六代而不被侵夺的根本原因。而周公也真可谓是一个能正确处理盈满而不覆的人。
以前，《周书》上有这样几句话：“经典之言，为臣下采用；权变之言，为君王采用。这经典之言说的是正常的道理；而权变之言说的是权变的道理。”这些关乎到国家的生存灭亡的学问，只有君子圣人才知道权变的道理。说话一定要恪守信用，约定的事一定要履行约言并付诸行动，这是天下公认的高尚品行。直躬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直躬检举证实了父亲的偷盗行为；尾生和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但女子失约，而尾生为了守信约，站在桥下任上涨的河水淹死。正是直躬为正直而检举父亲、尾生为守信而被河水淹死，他们虽然正直和守信，但又有谁来推崇看重他们的行为？作战中伪造命令、假传军令，这是错误中最大的一种。但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时，经过东周向东进发，郑国的商人弦高恰往西去贩牛，在途中碰到了秦军，于是弦高假托郑国君的命令，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礼待秦军，使秦军以为郑国已知道这次偷袭计划而不敢贸然前进，只得撤退，从而保存了郑国，使之不至于沦为秦国的“殖民地”。所以说，当紧急事情来临的时候，你不知道权变，忠厚老实，反而会酿成大错，而像弦高那样欺诈一下倒能立下大功。什么叫失礼却反有大功劳？过去楚恭王在鄢陵与晋国交战，被晋将吕瞡射伤眼睛后被俘，这时楚国的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冒死冲入敌军中将恭王抢出；而这时的恭王已吓得瘫在地上失去威仪，黄衰微为使恭王不失去君王的威仪，情急之中狠踢恭王一脚，恭王猛然清醒，并被黄衰微的失礼行为所激怒，挣脱了众人的搀扶而站立起来，于是四大夫簇拥着恭王上了战车逃了回来。还有，以前的苍吾绕娶了个漂亮的妻子，就将妻子让给了兄长哥哥。这种“爱兄”方法和上进“忠君”的做法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但是知道权变的圣人就能根据事情实际情况，能随之伸缩俯仰，没有一定的可做不可做的框框，时而屈曲时而伸展。当应该柔弱时，他就柔弱得像蒲苇一样，但他这柔弱并不是慑于威势；而当应该刚强猛毅时，他就刚强猛毅得能气冲云天，但他这刚强猛毅也绝对不是狂妄骄暴。他的这两种态度均是为了应对时势的变化。
通常情况下，君臣相见，臣屈膝下拜，这是为了表示尊敬和遵守君臣之礼；而到特殊情况下（如恭王面临祸患时），黄衰微抬腿踢君王的身体，天下人就不必非议他了。因此，真正有忠心的人，礼法是不能阻止他尽忠的。孝子侍奉父亲，真正是做到神情和悦，体态谦卑，为父亲穿衣系带、提鞋穿鞋；但一旦碰到父亲溺水的时候，他为了救父亲性命，顾不了这么多，就直接揪住父亲的头发将其拉上岸来，这种揪发硬拉就不能算骄横侮辱父亲，他实在是为了救父亲性命。所以这种将溺水父亲揪发拉上岸和祭奠亡父时称父为“君”是一样的，是情势所迫不得不这样。这也就是“权变”的地方。所以孔子说：“可以在一起学习的人，不一定可以一同获得真理；可以一同获得真理的，不一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的，不一定可以一样知道通达权变。”通达、运用权变，只有圣人才具有的独到胆识。所以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合意的，叫做懂得权变；反之先是一切顺利而后接连不断的倒霉的，叫做不懂得权变。不知权变的，好事也会被他做坏。所以礼仪形式就像果实之花一样，是人为的修饰，当人们处在紧急困窘的情况下，这礼仪形式是一点都没用的。所以圣人只是将礼仪形式用于一般的人际交往，而以实际的态度来做该怎样就怎样的事，不拘泥于条条框框，不凝固呆板，所以是失败的事少，成功的事多，政令通行于天下而不被人非议。
猩猩知道过去而无法预见未来，干鹄能预见未来而无法记起过去的事，这是它们的长短优劣的区别。过去苌弘是周王室执掌历数的官员，天地之气、日月运行、风雨变化、律历度数，苌弘他无所不知，然而他却就是不能预见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最终还是死于非命，被人斩于刀下。苏秦原是一个出门只靠步行的平民百姓，经常是脚蹬草鞋、肩背行囊，周旋游说在诸大国之间，想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诸国采纳他的合纵策略，但最终还是难免车裂的祸害。徐偃王亲自推行实施仁义慈爱，天下朝拜他的国家多达三十二个，然而最终还是身死国亡、子孙灭绝。越国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为越国报仇雪耻，还生擒吴王夫差，使越国的疆域扩大了数千里，但最终还是死在属镂利剑之下。应当讲，这些人都是通晓国家治乱的计谋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却不懂怎样保护自己。所以可以这样讲，苌弘是只知天道而不懂人道，苏秦是只懂权谋而不知避祸，徐偃王是只懂仁义而不知时宜，文种是只知尽忠而不知谋退、留生路。而圣人就不是这样，他能分析世上各种事情，权衡这其中的利和弊，然而才决定权谋计策，所以能做到施展开来可以充塞天下而不显得空旷，紧缩起来可以身处窄狭而不显得壅塞。假若到天下荒乱、礼义弃绝、纲纪废弛、以强凌弱、武力征讨、君臣倒置、贵贱无序、甲胄生虱、燕雀处帷幄而兵卒无休息之时才想起实施恭谨俭朴的儒家学说，那么必定会被压抑消灭而不得兴盛。如果天下安定、政教平和、百姓恭顺和睦、君臣王相亲善，在这时你如果显露骄横气焰、展示蛮横暴力，那么也必定难逃法律的制裁。因此，所谓圣人是既能陰又能陽，既能弱又能强，顺随时势而动静，根据资源而行事；同时圣人还能在事物一运动起来就能知道事物的转向，事物稍有萌芽苗子就能察觉事物的变化；变化了的事物，圣人能知道它的变化形象，运动了的事物，圣人有办法应对它。因此圣人是终生顺利而无困窘。
所以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但不能说的，有些事情是可以说但不能做的，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难以成功的，有些事情是既难做成又相当容易做坏的。这里所谓有些事情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的，是指取舍；有些事情可以说而不能做的，是指欺诈；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难以成功的，是指事业；有些事情既难做成又相当容易做坏的，是指名声。这四方面的策略，只有圣人有独到的见解并且时刻留意。小事委曲、大事伸张，圣人是这样的处事原则；小处可以弯曲，大处必须站直，圣人是这样的行事原则。周公有杀害亲兄弟管蔡的精神负担，齐桓公有和公子纠争夺国政的恶名，但是周公以匡扶周室的正义行为弥补了杀害兄弟的缺憾，齐桓公用称霸天下的功绩抵消了他的丑事恶名，所以两位还都算是圣贤者。假使因为其人有些小的过失而抹杀了他的优点，那么天下就再也难以有圣王和贤相了。所以，眼睛稍有疵点，但只要不妨碍看东西，就不必用火炙烤；咽喉稍有不适，只要不妨碍呼吸，就不必凿开喉管。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尽管小土丘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但这一地带仍不失平坦；水流急得会激起波浪，有时浪头高达数尺之高，但河水仍不失平静。过去曹沫为鲁国带兵打仗，屡战屡败，丢失国土数千里。假使曹沫不作长远打算，不转身往后撤退，拔剑刎颈自杀，那么他就永远是个败军中的败将。然而，曹沫并不为一时的失败而害臊，他所感到的耻辱是不能很好地建立功绩。于是他在后来的齐鲁柯地会盟中，拿着三尺宝剑，逼着齐桓公归还夺走的土地，这样使他在多次战争中丧失的土地于片刻之间便收了回来。他的大智大勇也传遍天下，并为鲁国立下了功绩。管仲辅佐公子纠并不成功，是不能说他聪明的；管仲又在公子纠和小白争权斗争失败后自顾逃命，不能为公子纠而敢于牺牲性命，这就不可以称他为勇敢的；管仲在被小白关押期间，并不感到这是耻辱，这就不能称他为贞节的。有了这上述三种行为，一般的平民都不愿意与他交朋友。君子更不愿意以他为臣子了。但管仲却能使自己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并受到齐桓公的重用，执掌了齐国大政，九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假使管仲在当初身处绝境，身陷囹圄之时就献出了生命，不从长计议，那就哪会有以后助桓公称霸天下的功绩！
今天如果君王评价他的下属，不考虑他的功绩，不看到他的主要优点，而只是计较他的小节问题，这便是失去贤才的做法。所以其人只要有大德，就不必非议计较他的小节；如果有他的可称赞的地方，就不必对他的不足之处吹毛求疵。牛蹄踩出来的水塘是长不出鱼来的，蜂巢里是容不下鹅蛋的，这说明狭小的东西是容不下大东西的。人之常情是谁人没有短处？如果他的大处主流是好的，即便有些小错误，也不应成为他的累赘。反之如果他的主流大处不好，就是有一些被乡邻称赞的品行，也不值得重用。颜喙聚曾是梁父山中的大盗，但最终却成为齐国的忠臣。段干木原是晋国的一名市侩，后来却成为魏文侯的老师。孟卯娶嫂子为妻，还生下了五个小孩，但后来却做了魏相，替魏国排除了不少危难。景陽一生好饮，沉溺于酒色之中，常蓬头散发混迹于女人群中，但后来却率领楚军救助燕国，声望威震天下。以上这四人，都有着短处和不足，可就是功名留传后世，这是因为他们的好的长处得到了施展。季襄、陈仲子品行高尚，坚守节操、行为清高，不肯混迹于污浊的朝廷，还不肯吃乱世的粮食，结果却活活饿死，不能拯救衰亡的社会、延续将要断绝的宗祀，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只注意了小节的保持而将大的才干忽略了。所以在小事上处处谨慎的人是不会有大作为的，而那些专爱对别人吹毛求疵的人也大都不为众人所容；身体魁梧的人骨骼自然大，腿长脚大的人步子也必定大。
从古到今，三王五帝，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易经》上说：“小的过失无伤大体，照样吉利亨通。”是说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只是不要将小错铸成大错就可。
尧、舜、汤、武是君王中的杰出者，齐桓公、晋文公则是春秋五霸中的英豪。然而尧有不慈爱儿子的名声，舜因贬抑父亲而遭人非议，汤和武有放逐、弑君的反叛行为，春秋五霸则要负起以暴力挑起战乱的责任。所以人无完人，君子就不可以对人求全责备。君子端正耿直但不锋芒毕露，有棱有角但不刻薄尖切，博学多才但不嘲讽讥刺，文武双全但不因此苛求别人。他委以别人的任务时是根据其人的能力大小来决定的，而对自己则是以道德修养上来要求的。根据别人的能力来委以任务，别人就容易完成；而要求自己具有道德修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做的事而去做，就显出品行的高尚，容易完成任务，也就使要求得到满足。那夏朝的璜玉是不可能无瑕斑的，就连明亮的夜明珠也不可能无疵点斑痕，但天下人就是十分珍贵它们，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这些小毛病无损于它们整体的长处和美感。假若老记着别人的缺点而忘记别人的优点长处，要想求得天下贤才是相当难的。过去百里奚喂过牛、伊尹曾做过厨师、姜太公操过屠刀、宁戚为谋官而唱过悲切的歌，但他们身上都有着更美好的品质。但一般性人只看到他们地位低微，又干过不光彩的事，认为他们都是无能之辈而没看到他们身上的美好品质。而等到他们做了天子的三公，担任了诸侯的贤相时，人们才知道他们与众不同。伊尹实在是从砧板、灶边锅旁发迹的，姜太公是从屠宰场显身的，管仲是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后立下功绩的，百里奚从牛棚中兴起的，在用香汤沐浴洗尽身上的污垢，举行祓除仪式消除身上的晦气后，被提拔到朝廷，封给三公高位，委以重权，对内无愧于国家，对外无愧于诸侯；他们之所以能在卑贱低微时被人看中，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些品质的显露正合君王的心意和时代的特征。所以能在尚未显山露水之时就被人发现识别是贤才，尧发现舜就是这种类型；如果等贤人显山露水、建功立业后才被识别是贤才，这就像市民百姓认识舜一样。如果按上面说的贤才大都出自民间、出身低微，我们也就放弃评判识别人才的标准，一头钻到街市小巷、深山野林中去寻找贤人，那会失掉更多的选才机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只是摹仿君王寻找贤才的做法，而不知道选贤才的标准和原则。
事物中的相似性，使世上的君王迷惑不解；有些事物彼此酷似、疑惑难明，令一些人眼花缭乱。有些刚愎自用的人，貌似聪明，实际上并不聪明；愚昧的人好像仁慈，实际上并不仁慈；戆头戆脑的人看似勇敢，实际上是鲁莽。假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像石头和美玉、葵菜和苋菜那样明显，那么识别评判人的优劣就容易得多了。使人迷惑不清的是，好像芎?和藁本、蛇床和蘼芜，都是那样地相似。所以普通的铸剑工匠都因宝剑像莫邪宝剑而感到困惑，而只有欧冶这样的工匠才能识别出它们的不同种类；普通的玉工又常将一般的玉当成碧庐美玉，而只有专家猗顿才能不混淆它们之间的差别；同样，昏庸的君主也常常把伪装成君子的小人奸臣当成君子，而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不被蒙骗，并能从细微的迹象中看清真相。所以根据蛇抬起头的高度，可以推知它的长度；根据象牙的长短，可以推知它的大小。薛地的烛庸氏之子，只要看到爪甲那么长的短剑，就能知道其剑的利纯情况。淄河与渑水混在一起，臾儿和易牙只要尝一口水，便能根据河水的甜苦来分辨出哪是淄河水、哪是渑河水。所以圣人也能根据人的行为表现，知道人的贤与不贤。孔子连廪丘封邑都推辞了，那么据此可以认定孔子不可能会去偷刀钩一类的小玩艺；许由连天子都不要做，据此可以断定许由绝不会稀罕封侯之类的事。所以，不曾被火灼伤的人是不敢去抓火的，是因为他看到过火是会伤人的；不曾被刀剑伤过的人是不敢去抓刀刃的，是因为他看到过刀刃是会伤人的。由此看来，可以从已经知道的现象中推知还未显露发生的事，以观察小节来推知大体。所以识别评判人的方法是：对地位等贵者是观察他怎样兴办事情的，对富有者是观察他怎样施害人家的，对穷困者是观察他不受什么，对卑贱者是观察他不愿意做什么，对贫穷者是观察他不拿取他人的什么。将他处于危难的时候，就能观察到他的勇气如何；用他喜好的东西去打动他，就能观察到他的操行如何；将货物钱财交付给他，就能观察到他的仁爱如何；用恐惧的事物来触动他，就能观察到他的气节如何；这样从多方面来对一个人的反复观察考查，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大概情况了。
古代善于奖赏的君王，花费少但激励的人多；善于惩罚的君王，刑罚简省而能禁止奸邪；善于赐予的君王，费用不多而感受恩德的人多；善于获取的君王，收得多而没有人怨恨。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陽城内，突破包围后赏赐五位有功之臣，第一位就是高赫。身边的人说：“晋陽危难之时，高赫并没有立下什么大功，现在他却奖赏得最多，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陽之危难的时候，国家、社稷处在危险关头，大臣们无不对我流露出骄纵轻侮之意，而只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之礼节。”所以赵襄子赏赐高赫，就是要使他手下的大臣无不对他们的君王尽忠到底。这就是叫奖赏少数、激励多数。齐威王在厅堂前摆了一只大鼎，列举数落无盐县令的罪状：“称赞你政绩的好话每天都能传到我的耳朵里，但去视察你的政绩却见到田野荒芜、仓廪空虚，而监狱牢房人满为患。你这是在用奸诈之术欺骗我。”于是下令烹了无盐县令。这样使齐国在以后的三十二年中真的是“路不拾遗”，社会清平安定。这就是叫刑罚简省而奸邪禁绝。秦穆公外出游玩，马车坏了，右边的服马挣脱了缰绳跑了，被山里人捉去。穆公带人随后追到岐山南边，山里人正把那匹马杀了煮着吃。穆公对他们说：“吃这种骏马的肉，如果不喝酒，是会伤身子的。我特地赶来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吃伤了身体。”说完就让随从人员拿酒给他们一一喝过以后才离开。过了一年，秦穆公和晋惠公在韩源交战，晋军包围了穆公的指挥车，晋国大夫梁由靡已经牵住了穆公指挥车两边的马，正要活捉秦穆公。这时，去年吃穆公骏马的一伙人率着三百多号人，都冒死为保卫秦穆公而在指挥车周围拼杀，终于战胜了晋军，保卫了秦穆公并俘虏了晋惠公凯旋而归。这真可谓是费用不多而得到的回报却不少。齐桓公准备出兵征伐诸侯中的叛乱者，但一时铠甲兵器不足，于是发布命令，让犯重罪的人每人出一副犀牛皮铠甲和一支戟抵罪，让犯轻罪的人按犯罪轻重程度拿出不同分量的铜铁赎罪，而让输了官司的人出一束箭。这一命令发布后，百姓们都很高兴，纷纷将箭竹加工成箭，将铜铁熔化后铸成各种兵器；齐桓公就用这些武器征讨了不义之君和无道之国，终于称霸了天下。这就是叫征收得多却没有人怨恨。所以英明的君主是根据民众的喜好来劝他们向善从善的，依据民众的憎恨来禁绝奸邪的，所以能奖赏一人而天下人都称赞、惩罚一人而天下人都惧怕。所以说最有效的赏赐是不浪费的，最有效的惩罚是不泛滥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孔子杀少正卯而堵塞了鲁国的歪门邪道，子产杀邓析而禁绝了郑国的奸邪活动；他们都能够由近喻远、由小知大。所以圣人是掌握要领持守简约，但却能收到广泛的效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没有比做善事更容易的了，而做坏事却很难。所谓做善事，只要清静无为便能做到；所谓做坏事，是说躁动而多欲。性情安适，去除多余的欲望，不受诱惑，依循本性，保存纯真，不让自己变异，就能为善，所以说做善事容易。而做坏事要翻越城墙，穿过险要的关卡，偷盗符节、印章、钥匙，又要篡位杀人、伪托君命、编造谎言，这些事情都不是人的本性，所以说做坏事也不易。现在有人之所以被关押或蒙受刑罚的磨难，是因为这些人欲望无限膨胀、不知节制的缘故。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天下颁布的国法是：“盗墓的处死，偷盗的判刑。”这些是执法的范围。这法令针对着奸邪之徒，法网随时追寻着这些奸邪之徒的踪迹，即使是愚昧的男女都懂得触犯刑法是逃脱不了法律制裁的，违反禁令是不能免除惩罚的。但就有一些不成器的人，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冒着有可能被判死罪的危险去干坏事，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蒙受刑罚的耻辱。因而每年在立秋以后，司法机关执法人员会接连不断地来
到牢房提取死囚，将其处死，以致使被处死的人血流满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这些死囚被利欲之心冲昏头脑，因而看不到死亡的祸患正等着他呢！现在假设战场上两军对阵，两方将交战，将领于是下军令：“冲上前去斩下敌首的授予爵位，后退逃跑的腰斩。”但是阵营中的士兵都不冲锋前进争立斩敌首的功劳，却后退蒙受腰斩的惩处，这是害怕冲上前去被敌人杀死，却往往忽视违反军法也是要处死这点。所以说利和害是相反相成的，祸与福是互相承接的，这个道理不能不弄清楚啊！
事情有时就是这样，你本想得到它，但恰恰因此而失去了它；有时你想避开它，但恰恰因此而碰到了它。楚国有个人在乘船过江时遇上了大风，波涛汹涌，此人十分惊恐，为了避开劈头打来的浪头竟自己跳入了江中。他并不是不贪生和怕死，但在一时怕死的念头冲昏头脑时反而忘了怎样活命这一点。所以说人的嗜欲也如同这样。有个齐国人偷金子，在街市正繁华热闹的时候，看到金子拿着就走，被捉住后问他：“你怎么敢在集市里偷金子？”那人回答说：“我没看到人，只看到金子。”这正是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忘了自己到底是什么和在干什么。所以圣人是明察动与静的变化，恰如其分地掌握接受和给予的分寸，理顺爱与憎的情感，调和喜与怒的情绪使之有节制。如果动静得当，祸患就不会降临；接受和给予适度，罪孽就不会来纠缠；爱憎理顺，忧虑就不会产生；喜怒节制，怨恨就不会侵犯。所以通达于道的人，是不随随便便捞取好处的，也不会无故推辞应得的福利；自己该有的不放弃，不该有的不索取；这样永远充实而不溢出，恒常虚空而易满足。因为有满足感，所以屋檐漏下的水就足够装满盆盂酒壶；因为没有满足感，所以就是有江河之水也不足以装满盆盂酒杯。人心就是这样。人并要自觉地用道术来衡量：只求吃饱穿暖就足以怡养你的七尺之躯了；反过来说，你如不用道术来衡量、检束自己，那么即使给你万乘之国的权势，你也会嫌不尊贵；即使给你天下所有的财富，你也不会感到高兴。孙叔敖三次失去令尹的官职而没有忧伤的神色，这是因为爵禄不能拖累他；荆佽非在两蛟龙挟持缠绕他所坐的船的危急情况下，神志不动摇，这是因为怪物不能吓倒他。所以圣人是心志平静，精神内守，外物不能惑乱他的神志。
喝醉酒的人，会低着头走进城门，他还以为走进了七尺高的房门呢！而渡过长江淮河，他还以为是过一条几尺宽的小水沟呢！这些表现都因为他醉得不省人事而造成的。胆小的人，晚上看见立着的圭表，还以为是鬼；看见地上躺着的石头，还以为是老虎。这些都因为恐惧吓散了他的魂魄，何况这种人真的碰上天地间的怪物呢！雌雄相配、陰陽交迫，羽翼类的生成雏鸡、小鸟，毛类的生成驹犊，柔软的是皮肉，坚硬的是齿角，这些人们见了并不感到奇怪；老槐树会发天火，人死后血气会发出磷光，这些人们见了也不感到奇怪。但山里出现山精枭陽，水中出现水精罔象，树木中产生木精毕方，井里生出土精坟羊，人们就会感到奇怪了，这是因为平时看得少、听得少，对这方面事物的认识比较浅薄。天下的怪异之事物，只有圣人能认识；利害之间的转化，只有聪明的智者能看透。
而那些似同似异，难以分辨清楚的事物，真把世俗的平庸人给弄糊涂了。在这个社会中，有些事情不便公布于海内外，有些消息对老百姓来说又不是十分明确，因此就借助于鬼神吉凶祸福等迷信的观念来定出种种禁戒，并汇合各种情形，加以类推，为民众提供解释现象、传闻的徵兆依据。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例如世俗社会说：“祭祀祖先神灵的牺牲，猪是上等的祭品；安葬死者时不可将裘皮随着陪葬；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祖宗神灵会推拉开他的臂肘；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他的脑袋。”这些说法在法令中都没有记载，但在圣人间倒有口传。祭祀祖先神灵以猪为上等祭品：并不是说猪就一定比麋鹿之类要好，但神明偏偏享用它，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猪这样的牲畜为一般人家普遍饲养，并容易得到，所以是因其方便易得而提高了猪的尊贵地位。同样，裘皮不可以随死者埋葬于地下，并不是它没有丝绵帛绢那样的保暖性，而是世人认为裘皮是难以得到的昂贵物品，可以世代相传，它对死者毫无益处，倒可以用来给生者保养身体，所以根据它的作用而订出忌讳它作随葬衣服。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祖宗神灵会推开他的臂肘：这是因为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难免失手伤人，因失手而互相伤害，这样的祸患就大了；再加上双方都无血海深仇而要争斗，只因闹着玩这样的小事而陷于刑杀之中，实在不应该。而愚昧的人却不懂这个道理，不忌讳这种事，于是就搬出祖宗神灵来吓唬他们，让他们有所禁忌。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他的脑袋：假若鬼神能变化莫测，那它就不必一定要通过门窗而进来；如果鬼神是循空虚而入，也就不会踩着门槛上的你。那么为什么要订出这样的忌讳呢？这是因为门窗过道是风所通过的必由之路，而风又是陰陽激荡冲突的，遭门风吹袭就要生病，所以人们借助鬼神踩头的说法来达到告诫的目的。凡此种种说法，当然不可能载入法典书策而收藏在官府之中，所以利用吉凶观念来解释它们，为的是愚昧的人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危害性，于是借助鬼神的威严神圣来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实际上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而愚昧的人却又以为真有鬼神致吉凶福祸的事，那些根本不信鬼神的人又认定这是假的而加以否定。只有得道的人才能了解它的意义。
如今世上人们祭祀井神、灶神、畚箕扫帚神、门户神、杵臼神等，并不是这些神真能享受到祭祀，只是平时过日子的人们每天要没完没了地麻烦辛苦它们，所以碰到过年过节，人们就会感念它们的好处，用这种祭祀的方式来表示不忘它们的功德而已。高山地带的空气接触冰凉的岩石就会凝成水珠，并形成云气产生雨带，用不了多少时间这雨就会降临大地，这种情况只有像泰山这样的高山地带才会发生；大旱三年都不会断流，泽水灌溉百里滋润着大地草木，这只有长江、黄河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天子将天下的山川都列入祭祀范围。按照这种观念，凡在危难中挽救过主人的战马，其死后人们就用被褥蒙裹后埋入地下；同样，耕牛一生为人们勤劳耕作，所以牛死后人们用大车拖着掩埋掉。牛马有功劳，人们尚且能不忘怀，更何况人本身呢！这就是圣人为什么要人注重仁爱恩德的原因。所以炎帝因教会人们使用火，所以他死后被尊为灶神；大禹为天下操劳，所以他死后被尊为土地神；后稷因教会人们种庄稼，所以他死后被尊为谷神；羿为人们除掉了害人精，所以他死后被尊为宗布神。以上这些便是产生鬼神观念的原因。
北楚有位行侠义的人，他的子孙多次劝他不要再做行侠的事了。他不听。有一次县里发生了盗贼偷盗事件，官府彻底搜查了他的住宅，他和盗窃案有牵连的事被察觉，于是这位侠士吓得连夜逃跑。官府的差吏追踪搜捕他，在半路上追赶上了他，但那些平时接受过这位侠士恩德的人都为他抗拒追捕，使他免遭逮捕，安全地返回了家里；到家后的侠士对他的子孙说：“你们多次阻止我行侠，现在有了灾难，果然靠那些受过我接济的人免去了祸患，说明你们平时劝我的话是不能听从的。”这位侠士正是只知道怎样免除灾祸，而不知道怎样从根本上不发生灾祸。像他这样看问题，怎么会不迷惑呢？
宋国有一个人嫁女儿，他对女儿说：“这桩婚事我看未必能保持长久，假若夫家把你遗弃，赶你出门，你就不能不早点作准备多私藏些钱财。私藏的钱财多了，到时候被赶出门后再去嫁人也容易些。”他女儿果然听从了父亲的计谋，在婆家经常偷窃夫家的钱物藏起来。后来这女子的公公发现了这媳妇的偷盗行为，就将她赶出了家门。而她的父亲非但不觉得这件事做错了，反而自以为得计。这位父亲只知道为防女儿被遗弃而教其偷藏财物，却不知道正是偷藏财物才导致被遗弃这点。像这位父亲那样考虑问题，哪能不荒谬呢？现在有人租用车子来运货，他将货车装得满满的，想最大限度地使用车子和牛的气力，还为了怕压断车轴，专门备了一副车轴和车辕放在车上，但这样一来，更加重了车的重量；他不知道正是这加上去的一副车轴和车辕加重了车的重量而导致车轴折断。楚国国君身佩戴着一块玉玦去追赶兔子，在追赶兔子过程中碰碎了玉玦；以后他为了防备奔跑中碰碎玉玦，就佩戴两块玉玦来预备其中一块破碎，谁知因为是两块玉玦，所以在奔跑中两块玉玦互相碰撞，碎得更快。使国家混乱不堪的做法，就像这种情况。
那鸱鸟的眼睛很大，但视力不如老鼠；盚虫的脚很多，但不如无脚的蛇走得快。事物本来就有大的不如小的，多的不如少的情况。至于说到从强变弱，由弱变强，危转为安，存变成亡的这些情况，不是圣者，谁能看得清！大小尊卑，是不能笼统而论的，只有道的存在才是最珍贵的。怎么说明这一点呢？天子处在郊外行宫的时候，九卿、大夫都为此奔走忙碌着，坐着的人就得为天子到来而趴伏在地，而原本可斜靠一会的人也不得不赶紧站得整整齐齐，毕恭毕敬。而这个时候，留在朝廷值班的官员们倒可挂上宫帽，解下佩剑，放松衣带而安舒躺下。这不是说郊外的行宫比朝中的明堂太庙更大、更尊贵，而是因为至尊的天子在那里居住。这道的尊严，不只是像天子尊严那样只当天子出现的时候民众才敬仰他。这道的尊严能使蛰伏着的昆虫和巢穴中的喜鹊都向着它，这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和调啊！帝王君主如果能禀受到天道，融合和谐，那么禽兽草木就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泽的，更不用说千千万万的广大民众了。
淮南子卷十四 诠言训
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方以类别，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于有。隔而不通，分而为万物，莫能及宗，故动而谓之生，死而谓之穷，皆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万物之中。
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谓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圣人不为名尸，不为谋府，不为事任，不为智主，藏无形，行无迹，游无朕。不为福先，不为祸始，保于虚无，动于不得已。欲福者或为祸，欲利者或离害。故无为而宁者，失其所以宁则危：无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则乱。星列于天而明，故人指之；义列于德而见，故人视之。人之所指，动则有章；人之所视，行则有迹。动有章则词，行有迹则议，故圣人掩明于不形，藏迹于无为。王子庆忌死于剑，羿死于桃棓，子路菹于卫，苏秦死于口。人莫不贵其所有，而贱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贵，而极其所贱，所贵者有形，所贱者无朕也，故虎豹之强来射，蝯貁之捷来措。人能贵其所贱，贱其所贵，可与言至论矣。
自信者不可以诽誉迁也，知足者不可以势利诱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通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调。詹何曰：“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为方；规不正；不可以为员；身者，事之规矩也，未尝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似欲用害性，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为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胜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则五无殆，五见则德无位矣。故得道则愚者有余，失道则智者不足。渡水而无游数，虽强必沉；有游数，虽羸必遂；又况托于舟航之上乎！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 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亏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故广成子曰：“慎守而内，周闭而外亲，多知为败，毋亲毋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胜不若己者，至于与同则格；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善游者，不学刺舟而便用之；劲坺者，不学骑马而便居之。轻天下者，身不累于物，故能处之。泰王亶父处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币珠玉而不听，乃谢耆者而徙岐周，百姓携 幼扶老而从之，遂成国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无以天下为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杀万物，天无为焉，犹之贵天也。厌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无事焉。犹尊君也。辟地垦草者，后稷也；决河濬江者，禹也；听狱制中者，皋陶也；有圣名者，尧也。故得道以御者，身虽无能，必使能者为己用。不得其道，伎艺虽多，未有益也。方船济乎江，有虚船从一方来，触而覆之，虽有忮心，必无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谓张之，一谓歙之，再三呼而不应，必以丑声随其后。向不怒而今怒，向虚而今实也。人能虚己以游于世，孰能訾之！
释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数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无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乱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于失宁。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忧，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 有授而无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者弗德，所杀者非怨，则几于道也。
圣人不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誉之德，不求人之誉己也。不能使祸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来，信己之不攘也。祸之至也，百其求所生，故穷而不忧；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祸福之制不在于己也，故闲居而乐，无为而治。圣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无，则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则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治国者，先为不可夺，以待敌之可夺也。舜修之历山而海内从化，文王修之歧周而天下移风。使舜趋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犹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于不乱，而事为治者，必危；行未固于无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无祸，利莫美不丧。动之为物，不损则益，不成则毁，不利则病，皆险也，道之者危。故秦胜乎戎而败乎骰，楚胜乎诸夏而败乎柏莒。故道不可以劝而就利者，而可以宁避害者。故常无祸，不常有福；常无罪，不常有功。
圣人无思虑，无设储，来者弗迎，去者弗将，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故处众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独不离其坛域。故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不求所无，不失所得，内无祸，外无福，祸福不生，安有人贼？为善则观，为不善则议；观则生贵，议则生患。故道术不可以进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离害。故圣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见誉。法修自然，己无所与。虑不胜数，行不胜德，事不胜道。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穷，而道无不通，与道争则凶。故《诗》曰：“弗识弗知，顺帝 之则。”有智而无为，与无智者同道；有能而无事，与无能者同德。其智也，皆之者至，然后觉其动也；使之者至，然后觉其为也。有智若无智，有能若无能，道理为正也，故功盖天下，不施其美；泽及后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伪灭也。
名与道不两明，人受名，则道不用，道胜人则名息矣，道与人竞长。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则危不远矣。故世有盛名，则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为善。货欲为善者必生事，事生则释公而就私，货数而任己。欲见誉于为善，而立名于为质，则治不修故，而事不须时。治不修故，则多责；事不须时，则无功。责多功鲜，无以塞之，则妄发而邀当，妄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责，事之败也，不足以獘身。故重为善若重为非，而几于道矣。
天下非无信士也，临货分财必探筹而定分，以为有心者之于平，不若无心者也。天下非无廉士也，然而守重宝者必关户而全封，以为有欲者之于廉，不若无欲者也。人举其疵则怨人，鉴见其丑则善鉴。人能接物而不与己焉，则兔于累矣。公孙龙粲于辞而贸名，邓析巧辩而乱法，苏秦善说而亡国。由其道则善无章，修其理则巧无名。故以巧斗力者，始于陽，常卒于陰；以慧治国者，始于治，常卒于乱。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胜则质掩，邪巧则正塞之也。
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虽有圣贤之宝，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汤、武之王也，遇桀、纣之暴也。桀、纣非以汤、武之贤暴也，汤、武遭桀、纣之暴而王也。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民诣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无为而自治。善有章则士争 名，利有本则民争功利二争者生，虽有贤者，弗能治。故圣人掩迹于为善，而息名于为仁也。
外交而为援，事大而为安，不叵内治而待时。凡事人者，非以宝币，必以卑辞。事以玉帛，则货弹而欲不餍；卑体婉辞，则谕说而交不结；约束誓盟，则约定而反无日；虽割国之锱锤以事人，而无自恃之道，不足以为全。若诚外释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内之事，尽其地力以多其积，厉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与之守社稷，教死而民弗离，则为名者不伐无罪，而为利者不攻难胜，此必全之道也。
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为义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执一则治，无常则乱。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患，可谓无为矣。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 则暴强，老则好利。一身之身既数变矣，又况君数易法，国数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径衙不可胜理，故君失一则乱，甚于无君之时。故《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此之谓也。
君好智，则倍时而任己，弃数而用虑。天下之物博而智浅，以浅搪博，未有能者也。独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穷术也；好勇，则轻敌而简备，自偩而辞助。一人之力以御强敌，不杖众多而专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术也。好与，则无定分。上之分不定，则下之望无止。若多赋敛，实府库，则与民为仇。少取多与，数未之有也。故好与，来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观之，贤能之不足任也，而道术之可修明矣。
圣人胜心，众人胜欲。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婬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一置一废，故圣人损欲而从事于性。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接而说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宁于体，听之不合于道，视之不便于性。三官交争，以义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饮毒药非不苦也，然而为之者，便于身也。渴而饮水非不快也，饥而大飱非不澹也，然而弗为者，害于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观之，欲之不可胜，明矣。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使在己者得，而邪气因而不生，岂若忧瘤疵之与痤疽之发，而豫备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蝇蚋弗敢入，昆山之玉滇而尘垢弗能污也。圣人无去之心而心无丑，无取之美而美不失。故奈把思亲不求福，飨宾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
处尊位者，以有公道而无私说，故称尊焉，不称贤也；有大地者，以有常术而无铃谋，故称平焉，不称智也。内无暴事以离怨于百姓，外无贤行以见忌于诸侯，上下之礼，袭而不离，而为论者然不见所观焉，此所谓藏无形者。非藏无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时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则人与之讼，在力则人与之争。未有使人无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己者也；未有使人无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于己者也。此两者常在久见。故君贤不见，诸侯不备；不肖不见，则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则民用可得，诸侯弗备则天下之时可承。事所与众同也，功所与时成也，圣人无焉。故老子曰：“虎无所措其爪，兕无所措其角。”盖谓此也。鼓不灭于声，故能有声；镜不没于形，故能有形。金石有声，弗叩弗鸣；管萧有音，弗吹无声。圣人内藏，不为物先倡，事来而制，物至而应。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无须臾忘为质者，必 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
天有明，不忧民之晦也，百姓穿户凿牖，自取照焉。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动，行者以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为人赣，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宁而能久。天地无予也，故无夺也；日月无德也，故无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夺。唯灭迹于无为，而随天地自然者，唯能胜理，而为受名。名兴则道行，道行则人无位矣。故誉生则毁随之，善见则怨从之。利则为害始，福则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故国以全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寄也，能不以天下伤其国，而不以国害其身者，焉可以托天下也。不知道者，释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也。苦心愁虑以行曲，故福至则喜，祸至则怖，神劳于谋，智遽干事；祸福萌生，终身不悔，己之所生，乃仅愁人。不喜则忧，中未尝平；持无所监，谓之狂生。
人主好仁，则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好刑，则有功者废，无罪者诛。及无好者，诛而无怨，施而不德，放准循绳，身无与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载。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诛之者法也，民已受诛，怨无所灭，谓之道。道胜，则人无事矣。圣人无屈奇之眼，无瑰异之行，眼不视，行不观，言不议，通而不华，穷而不慑，荣而不显，隐而不穷，异而不见怪，容而与众同，无以名之，此之谓大通。升降揖让，趋翔周游，不得已而为也。非性所有于身，情无符检，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构耳，岂加故为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胜，平心定意，捉 得其齐，行由其理，虽不必胜，得筹必多。何则？胜在于数，不在于欲。驰者不贪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乎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载，马力必尽矣。何则？先在于数，而不在于欲也。是故灭欲则数胜，弃智则道立矣。贾多端则贫，工多技则穷，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条，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无术，虽钻之不通；有百技而无一道，虽得之弗能守。故《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也。其仪一也，心如结也。”君子其结于一乎！
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周公骰蠕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悬，以辅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逞启处，无所移之也。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使人为之也。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后，虽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为祝，无害于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为仆，无害于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张琴，小弦虽急，大弦必缓。
无为者，道之体也；执后者，道之容也。无为制有为，术也；执后之制先，数也。放 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今与人卞氏之壁，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虽怨不逆者，后也。三人同舍，二人相争，争者各自以为直，不能相听，一人虽愚，必从 而决之，非以智，不争也。两人相斗，一赢在侧，助一人则胜，救一人则免，斗者虽强，必制一赢，非以勇也，以不斗也。由此观之，后之制先，静之胜躁，数也。倍道弃数，以求苟遇，变常易故，以知要遮，过则自非，中则以为候，暗行缪改，终身不瞎：此之谓狂。有祸则础，有福则赢，有过则悔，有功则矜，遂不知反：此谓狂人。
员之中规，方之中矩，行成兽，止成文，可以将少，而不可以将众。萝菜成行，瓶瓯有堤，量粟而春，数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国，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馈，可以养家老，而不可以飨三军。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易故能天，简故能地。大乐无怨，大礼不责，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能帝也。
心有忧者，筐床袄席，弗能安也，菰饭刍牛，弗能甘也，琴瑟鸣芋弗能乐也。患解忧除，然后食甘寝宁，居安游乐。由是观之，生有以乐也，死有以哀也。今务益性之所不能乐，而以害性之所以乐，故虽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而不免为哀之人。
凡人之性，乐恬而憎悯，乐佚而憎劳。心常无欲，可谓恬矣；形常无事，可谓佚矣。游心于恬，舍形于佚，以俟天命，自乐于内，无急于外，虽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概日月廋而无溉于志，故虽贱如贵，虽贫如富。大道无形，大仁无亲，大辩无声，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无弃，而几乡方矣。
军多令则乱，酒多约则辩。乱则降北，辩则本贼。故始于都者常大于鄙，始于乐者，常大于悲，其作始简者，其终本必调。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飨，卑体婉辞以接之，欲以合欢，争盈爵之间反生斗，斗而相伤，三族结怨，反其所憎，此酒之败也。《诗》之失僻，乐之失刺，礼之失责。徵音非无羽声也，羽音非无徵声也。五音莫不有声，而以徵羽定名者，以胜者也。故仁义智勇，圣人之所以备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陰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陰陽之始，皆调适相似，日长其类，以侵相远，或热焦沙，或寒凝水，故圣人谨慎其所积。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野而藏于凛，见所始则知终矣。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酒，沮之先生鱼，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适于口腹，而先王贵之，先本而后未。圣人之接物，千变万轸，必有不化面应化者。夫寒之与暖相反，大寒地诉水凝，火弗为衰其暑；大热烁石流金，火弗为益其烈。寒暑之变，无损益于己，质有之也。
圣人常后而不先，常应而不唱；不进而求，不退而让；随时三年，时去我先；去时 三年，时在我后；无去无就，中立其所。天道无亲，唯德是与。有道者，不失时与人；无道者，失于时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时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无以为而天下远，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志；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乐，静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自身以上至于荒芒尔远矣；自死而天下无穷尔滔矣，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龟三千岁，浮游不过三日，以浮游而为龟忧养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身之治者，可与言道矣。君子为善不能使福必来，不为非，而不能使祸无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祸之来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内修极而横祸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积其德；狗吠而不惊，自信 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忧。万乘之主卒，葬其骸于广野之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
天地浑然未分，整个地呈现出未分的混沌整体，当时还没有形成生出有形的万物，这种状态称之为“太一”。万物都出自于这个“太一”状态，成形以后各不相同，有飞禽、走兽、游鱼，这就称之为“分物过程”。以后又可根据不同的种类将它们区分开来，它们的物种、群体和生命形态也各不相同，但表现为有形这点上是一致的。各类物种因种类不同而互相阻隔不贯通，于是显示出它们的千差万别，并再也无法返回到它们原本那种混一的状态。所以万物均处于它们的生命运动状态，这也就有了“生”，而“死”便是万物生命运动的终结。这些物种无论处在何种生命状态下都属有形物体，而不是虚无的物质，创造物的东西，造物者似乎已消失在万物之中了。
考察天地未分的时候，人类从无中产生，表现为有形，一旦有了形体，就受物质的制约。如果能够再返回到产生人的根本境地，就像没有形体的人那样，这样的人就叫“真人”。真人是尚未与“太一”分离。圣人不做名誉的承受者，也不做谋略的储藏者，不做事情的执行者，更不做智谋的主人；他隐蔽时没有形体，行动时没有影迹，遨游时没有徵兆。他不为福先也不为祸始；他保持着无形状态，行动完全出于自然。想要获得幸福的人有时却获得了灾祸，想要获得利益的人有时却遭受了损害。所以不如“无为”，“无为”倒能使人安宁，失去“无为”倒反而危险。这就像无事治理天下，有事天下混乱一样。星辰排列在天空上闪闪发光，所以人们能够对它指指点点；义通过品行道德表现出来，所以人们总关注着它。人们所指点的星辰，运行有它的轨迹；人们所关注的行义，行动有它的规矩。因为星辰运行有它的轨迹，所以就引起人对星辰的评论；因为行义有它的规矩，所以就引起人对行义的议论。而圣人则将自己的光辉掩藏在无形之中，将形迹隐藏在无为之中。王子庆忌因勇武死于刀剑之下，后羿因喜猎而被桃木棍子打死，子路则因勇忠而被人剁成肉酱，苏秦因摇唇鼓舌被人杀害。人没有不是推重张扬他的长处，而掩盖看轻他的短处的；因而常常沉醉得意于他自以为的长处和优点，而掩饰遮盖自以为低贱的短处和缺点。那些值得推重张扬的长处往往因表现出来而显得有具体特征，而那些短处缺点因被掩饰遮盖而不为人所见。然而正是由于推重张扬长处，显得有具体特征而导致祸害：虎豹就因具有勇猛强大的长处和特征而招致射猎，猿猴就因具有敏捷灵巧的长处和特征而招致捕捉。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能推显他的短处而不张扬他的长处优点，就可以和他谈最高深的“道”的理论了。
自信的人是不能用诽谤赞誉来改变他的志向的，知足的人是不能用权势利益来诱发他的欲望的。所以通达天性的人是不会追求天性所做不到的事情的，懂得命运的人是不会担忧命运本身所无法左右的事情的，通晓道体的人是没有外物能够搅乱他的内心和平的。詹何说过：“还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好而国家治理得很差的事，也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差而国家治理得很好的事。”矩尺不正就不能划出方形，圆规不标准就无法画出圆形来。自身的修养就像上述说的矩尺圆规，没听说过自身不正而使别人端正的事。溯源天性、端正心术、理顺好憎感情、调适情性，那么治国之道就通畅了。溯源天性就不会被祸福迷惑，端正心术就不会喜怒无常，理顺好憎感情就不会贪求那些于本性无用的东西，调适情性这欲念就不会没有节制。不被祸福所迷惑则行为就能动静循理，不喜怒无常这赏罚就不会出偏差，不贪求于本性无用的东西就不会因物欲而伤害本性，欲念有节制就可怡养天性而知足。这四个方面，都不能从外界求得，也不必借助别人的力量，只须立足自身就能得到。天下的事情是不能单凭智力就能做成的，也不能单靠聪明就能认识清楚的，更不能只靠人的本事能办成的，同样不能只以仁术就能使人归顺的，单凭强力取胜更不可能。这智力、聪明、本事、仁术、强力五项都归属人的才能范畴，但如果只有这些才能而德行不高，就不能做成每一件事情。只有德行修养好了，这五项才能也就随之能发挥作用；反之只强调突出这五项才能，那么德行修养也就被忽略了。所以只有获得了“道”，就会使愚笨无能的人都会感到力量无穷；反之失去了“道”，就会使聪明者都感到力不从心。这就好像泅渡江河而没有游泳技术，即使身强体壮也一定会沉没；而有了游泳技术，即使身体瘦弱也一定会顺利渡过，更何况托身于舟船之上呢！
治国的根本，务必要使人民安定；安定人民的根本，在于衣食充足；衣食充足的根本方法，在于不失农时；使人民不失农时的根本，在于减少徭役；减少徭役的根本，在于节制物欲；节制物欲的根本，在于归返虚静平和的天性；归返天性的根本，在于抛弃内心世界那些多余的精神压力；去掉抛弃了这些精神压力，心胸就会虚静；心胸虚静就平和；平和是道的基本素质，虚静则是道的居所宅舍。能够拥有天下的天子，必定不会失去诸侯国；能够拥有诸侯国的诸侯王，必定不会失去他的家族；而能够治理好自己家族的，也必定不会不注意自身的修养的；能够自身修养的人，也必定不会忽略自身的心性；而能够使自己心体返归本原的，必定不会亏损本性；不亏损本性的人，必定不会迷失“道体”的。所以广成子说：“谨慎地持守着你的内心，周密地封闭与外界的接触，智慧过多不是一件好事情；不要看不要听，以虚静平和的心态拥有精神，那么形体就会自然端正。”不能把握自身的虚静平和而能通晓道体，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易经》说：“收束口袋，没有过错也不会有赞誉。”能够称霸成王的人，一定是获得胜利的人；能够战胜敌人的人，一定是个强大的人；而能够强大，一定是利用了民众的力量；能利用民众的力量的人，也必定是得人心的；能得人心，也一定自身修道得道的；而能够得其道的，一定是以柔弱处世处事的。强硬尽管能胜过不如自己的人，但碰上力量与之相等的人就互相抗衡而难以取胜了。而柔弱可以胜过比自己强大的人，它的无形的柔性之力是无法计算的。所以能从多次失败中转变为大胜利，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善于游泳的人，不学撑船技术，只须运用游泳术便能渡河了；脚力强健的人，不学骑马技术，凭着强健脚劲便能行走了；看轻天下的人，因不受外物的诱惑，所以能安然处之。泰王亶父居住在邠地，狄族人常来騷扰，亶父拿出皮革、帛币、珍珠玉器来进贡给狄人，但狄族人照样不断地侵扰。亶父于是辞别了邠地的父老长者迁移到岐周，百姓们扶老携幼跟随他，终于在岐周建立了国家。由亶父这种志向意愿推论，经过四代人的努力终于拥有了天下，这不是也相当合时宜的事吗？这也说明不将占有天下作为目的的人，就必定能治理好天下。霜雪雨露，它使万物生长死亡，这些并不是上天有意而为，只是一种自然过程，而人民照样尊重上天。操持日常事务，主持执行法令，管理百官民众，这些是具体官员、有关部门做的事，君王并没有做这些事，但人们还是尊崇君王。拓垦荒地、开辟耕地的是后稷，挖决黄河、疏导长江的是大禹，审理刑狱、裁决公正的是皋陶，但是有圣王之名的却是尧帝。所以掌握道术，以此来驾御天下的君王，他自己即使没有才能，但一定能使有才能的人为他服务、使用；而没有道术的人，技能就是再多也无济于事。乘着筏船渡江，有条空船随风飘来，把筏船撞翻，这时筏上的人尽管恼怒万分，但也没法向人泄愤怒。现在假设那空船上有人，这情况就不同了，筏上的人有的会喊那船上的人赶快撑开，避免相撞，有的会叫那船上的人往一边靠，让出河道来，如那船上的人毫无反应，这时筏上的人必定会骂出难听的话来。这前一种情况无处发怒，后一种情况发怒谩骂，这是因为前一种情况是空船，后一种情况是船上有人。那么现在设想人如果虚无缥缈地在世上遨游，又有谁能诋毁他？
放弃道而依靠智慧那是危险的，抛弃术数而单凭才能是会窘迫的；所以，只有因欲念多而灭亡的，没有因无欲而危险的；只有以欲治国而乱天下的，没有因守常道而亡天下的。因此，智慧不足以免除祸患，愚蠢倒不足以致使失去安宁。持守本分，遵循事理，失去了不忧虑，得到了不兴奋。所以成功并不是所要做的，获得并不是所追求的，收入的只是接受而不是索取，付出的只是施授而不求回予；万物因春天而生长，随秋天而死亡，所生育的万物不因此而感激春天的恩德，所死亡的万物不因此而怨恨秋天的刑杀，这就接近“道”了。
圣人不做那些能让人非议的事，但不憎恨他人对自己的非议；修养值得赞誉的品德，但不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赞誉；他不能使祸不来到，但相信自己是不会去惹祸的；他不能使福必定会降临，但相信自己也不至于会排斥降临的福。灾祸的产生，不是他招惹产生的，所以陷入困境也不忧虑；幸福的降临，不是他刻意追求得到的，所以即使顺利、显达也不自傲。知道祸福的临界不在于本人，所以能悠闲自在快乐生活，无所作为地处置各种事情。圣人是守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正去追求他尚未得到的东西。如果去追求尚未得到的那一份，就有可能连原有的那一份也会失去；保持着已有的一份，那么所希望的东西自然会来到。所以用兵打仗就是这样，先做出不能打赢的样子，以等待可战胜敌人的机会；治国也是这样，首先要做出不想夺取他国的姿态，然后等待敌国可被夺取的机会。舜在历山修养德行，天下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化归顺，周文王在岐周修养德行，天下风气随之被他改变。如果舜只顾追求天下的利益而忘掉修养德性，那么连他自身都难以保住，哪还会有尺寸的地盘可占有！所以，当天下未必不乱时而去人为治理，必定是危险的；当品行还招非议时而急于去追求名声，一定是要受到挫折的。什么是“福”，没有祸就是最大的幸福；什么是“利”，不丧失既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有为”这个东西，常常导致不是有益而是有损，不是成功而是毁坏，不是有利而是有害，都充满着危险，如果按“有为”去做的人也会危亡。所以秦穆公战胜西戎但却在崤山败于晋军之手，楚昭王战胜中原诸国却在栢莒被吴国打败。因此“道”是不能用来规劝那些追逐名利者的，而倒可以安宁那些想避害躲祸者的。所以，应当是崇尚无祸而不是崇尚有福；应当是崇尚无罪而不是崇尚有功。
圣人没有思虑，没有储备。对到来的他不迎接，对离开的他不送别。人们处东南西北，而他却独个站在中央。所以他能在大家都曲膝的环境之中不丧失他的正直；他能在大家都随流的趋势之下不偏离他的立足点。所以不有意显美为善，不有意掩避丑陋，只是遵循着天道自然；他不首先创造，不独断专行，只是遵循自然之理；他不预先策划，不错失时机，与自然天道和合；不求获得，不辞让幸福，只是顺从自然法则。他不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也不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使内没有意外的祸害，外没有意外的福利。祸福都不产生，哪会有人来伤害你！行善事则引起人们的注意，做坏事则引起人们的非议；在人们的注意中必定会有责备的言论，而人们的非议一多必定会产生祸患。所以道术是不能用来进取求得功名的，而只可以用来隐退修身的；不能用来获取利益的，而只能凭它来避害的。所以圣人是不用品行去求功名的，不靠智慧去获取赞誉的；他是遵随自然，不加干预。思虑不胜术数，行为不胜“德”，行事不胜“道”。做事有不成功的，追求有得不到的。有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而“道”无处不通，与“道”争抗争则凶险。所以《诗经》上说“无知无觉，顺随天的法则”。有智慧而无所作为，与无智慧的人“道”相同；有才能而无所作为，与无才能的人“德”一样。这样的“智者”，呼喊他他才过来，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活动；这样的“能人”，指使他他才来到，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行动。有智慧就像无智慧，有能耐好像无能耐，“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尽管功盖天下，却从不夸耀自己的美德；恩泽传及后代，却从不拥有名声。所以是“道”的理通达了，人为做作的事就灭绝了。
名声与“道”不能同时彰显，人如爱名声，这“道”就不被重视；“道”战胜人的欲望，这“名声”就消失。“道”与名声竞相争长，人如显身扬名，这“道”就被止息。所以人名彰显，“道”就止息，这样离危险也就不远了。因此，世上到处张扬名声的时候，也就是“道”衰败之日将到来。想要获取名声的人，就一定要去做善事，而一做善事也就必定会生出事端来，事端一旦滋生，就会放弃公道而迁就私情，背理而自私。想通过做善事来获取赞誉，想通过表现贤能来树立名声，这样办事中因渗透了私心就不会遵循事理，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因为办事不遵循事理，被人指责就会多起来；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就会徒劳无功。指责多而功劳少，没有办法解决，于是就任意乱来以求得成功。但以乱来而取得的成功，也不足以改变所遭受的责难和非议；如果乱来而使事情没有成功，那就会使自己身败名裂。所以要谨慎地对待行善和谨慎地对待行恶，如能明白这点，就离“道”不远了。
天下并不是没有诚实的人，但面临分配钱财、货物时就一定要用筹码来确定份额，因为人们总认为人心公平总不如无心客观的筹码来得公平。天下并不是没有廉洁的人，但看管重宝的人总将门窗关好，并加上密封条，因为人们总认为人不管怎样廉洁总不如原本就没有物欲的门窗封条来得廉洁。别人如指出这人就毛病，这人就会怨恨人家，但镜子如能清楚地照出这人的毛病，这人就会认为这镜子是一面好镜子。人如果在和外物接触时能像对待镜子的态度一样不掺杂一丝一毫的私心成见，那就能免却很多麻烦。公孙龙善于辩说而扰乱了名实关系，邓析辩说乖巧而搞乱了法律问题，苏秦善于游说而丧身。所以遵循“道”，那么就不会张扬特长；遵循“理”，那么巧诈就不会显示。所以，用巧诈来斗力的，常常是始于善、终于恶；以智慧来治国的，常常是始于治、终于乱。让水往低处流，你不用干涉它，它就能做到。但要使水激扬而往上喷涌，不用机械、巧妙的技术是做不到的。所以也说明一旦文采、花头花脑的东西占上风，那么质朴也就被掩盖了；奸邪机巧被施用，那么正直也就被阻塞了。
德可以用来自我修养，而不能用来使人暴虐；道可以用来治理自身，而不能用来使人昏乱。即使有做圣贤的资质，但如没遇上残暴动乱的世道，道与德也只能用来保全自身，而不能靠它们称霸称王。汤、武之所以能称王天下，是因为碰上了桀、纣的残暴。桀、纣不是因为汤、武的贤圣而残暴的，汤、武倒是碰上了桀、纣的暴政才称王的。所以即使是圣贤，也必须等待一定的机遇才行。机遇就是指遇到时机能把握它，这不是靠智能的追求所能做到的。君子修行而不谋求善名，施舍而不张扬仁爱，所以做到士人行善而不知“善”是从哪里来的，民众得到了利而不知“利”从何处出的，所以是“无为而自治”。反过来说，谋求善名就容易导致士人们争夺名声，知道“利”之本源就容易引起民众间争夺功劳；争名夺利的风气一旦形成，就是有贤明的君王也是不容易治理好社会的。所以明白这种道理的君王大多是行善不留痕迹、施仁不留名声。
对外交好以求得援助，事奉大国以求得安定，不如将国内的事治理好以待时机到来。大凡侍奉别国，不是送去珍宝钱财，就是对人家低三下四。用珍宝钱财侍奉别国，就是将钱财耗尽也未必使人家的欲望得到满足；低三下四、态度谦卑、好话说尽也未必能和别国建立友好关系；就是签订条约、立誓结盟，但说不定哪一天毁约撕盟。即使只拿出极少的钱财侍奉别国，但如果自身没有可依赖的基础，也还是不足以保全自己的。如果放弃对外交结的策略，一心一意治理好国内的事务，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挖掘土地潜力，增加国家积累，勉励人民不怕牺牲以巩固城防，上下一心，君臣同一志向，团结广大民众保卫社稷国家，人民效死力也不离弃，那么想张扬名誉的不必去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想获得利益的不必去攻打难以取胜的对手，这才是保全国家的较好方式。
人民有了前进的道路便会一齐走在这道路上，有了法规就会一同遵守。当然单靠义理不能使人民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同样单凭威势也不能使人民紧密地集聚在一起，所以要设立君王来使民心统一。君王掌握“一”就能治理好天下，如没有常规天下就大乱。君王治理国家之道，不是靠有所作为，而是靠无为。那么，什么是“无为”？即是聪明的人不借用权位来生事，勇武的人不凭靠权势来施暴，仁慈的人不利用地位来施恩惠，这些可以称为“无为”。做到这种“无为”，就算得到“一”。“一”是万物的根本，所向无敌的法宝。大凡人的禀性是年轻时浮躁妄为，年壮时凶狠逞强，而到年长就追求起私利钱财来。这可说人一生中是经历多次性格改变，又何况一个君主多次改更法令、一个国家多次更换君主呢！每人都是从自己的地位立场出发来表达自己的爱憎，这种爱憎观因社会的错综复杂而变得五花八门，是难以一一理顺清楚的，所以君王失去了“一”就会乱套，这种乱套比没有君主时的混乱更厉害。因此，《诗经》上这样说：“不出差错，不忘过去，按照老规矩行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王如果喜欢运用智术，就会违背时令而放任自我，抛弃道理而运用心计。但实际上天下的事情广博而人的智术浅薄，用浅薄的智术去应对广博的事情，是不可能做好事情的。只想依靠个人的智慧来办事，失误必定不少。所以“任智”、“崇智”，是死路一条。同样崇尚勇武，就会轻视敌人而忽视防备，只凭自身力量而拒绝相互间的帮助。用一个人的力量去抵抗强大的敌人，不凭借众人的力量而只凭自身力量，必定不能胜任。所以崇尚勇武，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喜欢施舍，但无一定的标准，上面的分配没有标准，下面的奢望就没有止境。如果多施舍而增加赋税以充实国库，这实际上是与百姓过不去。但如果是赋税收得少，施舍却又多，这国库里的财钱数量就不足以开销。所以喜欢施舍，是一种招致怨恨的做法。因此，仁、智、勇、力虽说是人的美好才能，但不足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贤能是不值得依靠利用的，而道术却是可以遵循和发扬广大的。
圣人凭心处事，众人以物欲行事。君子施行正气，小人施行邪气。内心观念符合本性，外在行为符合义理，遵循事理而行动，不受外物的牵累，这就叫“正气”。热衷于滋味、沉溺于声色，喜怒无常，行动不考虑后果，这就叫“邪气”。邪气与正气互相伤害，物欲与本性互相损伤，二者不可并立，一方树立，另一方必废弃，所以圣人是抛弃物欲而依顺本性。眼睛喜看美色、耳朵喜听音乐、嘴巴爱尝美味，接触这些东西就喜欢上它们，这就是不懂嗜欲的害处；贪吃暴食不利于身体安宁，听婬声不合于大道，看美色不利于天性。这口、耳、眼三种器官争着接受物欲，而能制约它们的是义理，即“心”。割除毒疮不是不痛，喝下有毒性的药汤不是不苦，但是病人愿意忍受，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渴了喝下生水也很痛快，饿了大吃一顿也很惬意，但是人们不这样做，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以上四种情况，耳、目、鼻、口这些器官是不知取舍的，只有用“心”才能够控制它们，让它们适可而止，各得其所。由此看来，欲望不可任用，以物欲行事是不行的，这十分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大凡调养身体保养天性，就要做到调节起居、适量饮食、平和喜怒、劳逸结合，让这种养生之道始终落实贯彻，这样邪气就很难入侵到你的身体中来，哪像因担心肿瘤产生、毒疮发作而预防着那样伤神费心！那能够盛下整头牛的沸腾大鼎，蚊蝇是不敢靠近的；那昆仑美玉纹理精细，尘埃是无法污损的。圣人丑不内萌而心灵纯洁、美不外致而心灵善美。所以祭祀只是为了思念亲人而不是为了祈求神灵降福，宴请只是为了对宾客表达敬意而不是为了回报，唯有不汲汲追求才能够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处在尊贵地位的人，因为有公道而没有私见，所以称他为尊，而不称为贤。拥有大地的人，因为遵循常规而不玩权谋，所以说他公平，而不说他聪明。对内没有残暴的事情招来百姓的怨恨，对外不以贤能的行为招致诸侯的猜忌，上下礼节遵循而不偏离，想评说的人因为看不到想看到的形迹而无法评头品足，这就叫做藏匿于无形之中。如果不是藏匿于无形之中，谁不能知道他的情况呢？夏商周三代君王所遵循的道路，就是因顺。所以大禹疏导江河，是因顺水性；后稷种植谷物，是因顺地力；汤武平定暴乱，是因顺时势。所以天下可以得到但不是靠强力来夺取，霸王的地位可以接受但不可强求。任用智慧则容易导致与人争讼，任用武力则容易导致与人竞争。不能使他人没有智慧，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智慧；不能使他人不崇尚武力，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武力。这两种情况崇尚的就是无形不现。所以君王的贤能不显露则使诸侯不戒备；不贤的事情不显露则使百姓怨恨无从产生。百姓不怨恨，那么民众的力量你就可以利用、得到，诸侯不戒备，那么夺取天下的时势就可以利用。事情是与众人一起做的，功业是靠时势运用而生的，而圣人就要在这其中销声匿迹，看不出他参与了什么、做了什么。所以《老子》说“老虎用不上它的利爪，犀牛用不上它的尖角”。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鼓不藏身于声，所以敲击时会发出声音；镜不没形于其中，所以外物照镜时会映出影像。金钟石磬可以发声，但不叩击它就不会鸣响；管箫可以发音，但不吹奏它就不会有乐音。圣人深藏不露，不做倡导的事，事物来到时才加以控制，外物降临时才作出应对。修饰外表会伤害内质，放纵情感会伤害精神，表现文采会遮蔽质朴。一刻都不忘掉表现贤能，这必定会困扰本性；走一百步路一直注意自己的步态仪容，这必定会劳累他的身体。所以羽毛翅翼美丽的飞鸟，因善飞而伤损它的骨骸；枝叶繁茂的树木，因枝叶消耗而损害它的根部，能够两全其美的，整个天下都难以找到。
天本有明，不忧虑百姓在黑暗中生活，而百姓也自会开门户、凿牖窗，从天上采光照亮房屋；地本有财，不忧虑百姓的贫穷，而百姓自会伐木砍草，从大地获取财物丰富生活。得道的人就像山丘、巍然不动，而行路人将它作为目标来攀登。这巍然不动的山丘只是自然而然地自给自足，它也不对人有过什么有意的施与，取用山丘财货的人也不必以为受了山的恩德而要去回报它，所以这山能安宁长久。天地也是这样不赐予，所以也就无剥夺；就像日月那样无恩施，故也不招惹怨恨。喜欢施恩的必定多怨恨，喜欢施予的必定会剥夺。唯有在无为中隐匿自己踪迹、顺随天地自然的人，才能理解这个道理而不爱名。名誉兴盛起来这道就行不通，道行得通则人就无须名位。所以称誉产生，这诋毁也就随之而来；善行显示，这恶恨也就跟着而至。利是害的开始，福是祸的先导；唯有不追求利的人没有害，唯有不追求福的人没有祸。是诸侯却要去谋求当霸主，就会连诸侯都保不住；是霸主却要想统治天下当天子，就会连霸主的位子都保不牢。所以国家以保全自己为长久之计，称王称霸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人生也以活命为长久之计，大贵大富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能够不因为拥有天下而伤害国家，能够不因为拥有国家而伤害身体，这样的人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不懂“道”的人，放弃自己已拥有的，而去追求自己所没有得到的，煞费苦心玩弄智巧邪行，幸福来临就高兴，灾难临头就恐怖，策划计谋弄得疲劳不堪，事务纠缠得智困虑苦，灾祸由此产生也终身不悔，一切是自作自受，却反而埋怨人家。不是沾沾自喜，就是忧心忡忡，心里总是不平衡，行为没有原则标准，这就叫做“狂妄之徒”。
君主如果喜好仁慈，就会对无功者奖赏、将有罪者释放；君主如果喜爱刑罚，就会废弃有功者，诛杀无罪者。而没有偏好的君主，如施行刑罚就没有人怨恨，如施舍恩德就没有人感戴；因为他效法水准，遵循墨绳，自身不参与事情本身；就像天地一样，什么事物不被覆盖和承载？所以将万物融合起来使之平平和和是君主的职责，制裁和诛杀罪犯是法律的功能。人如受惩罚而不表示怨恨遗憾，这就说明事情处理得合乎天道。道能占上风，这人间社会省却不少麻烦事。圣人不穿奇异服装，没有怪异行为；他的服饰不引起众人的议论，他的行为不引起众人观察，他的言论不引起众人的评论；通达时不浮华，困窘时不沮丧，荣贵时不炫耀，隐逸时不困窘，超凡脱俗而不被人感到怪诞，仪容和普通人一样。难以用名称来命名他，就叫做“大通”。升阶下堂的举止，拱揖谦让的礼节，小跑疾走，盘绕周旋，都是不得已而去做的，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内心的情绪并不同这些举止行为符合。做到这种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一定要这样做的，哪里是特意这样安排的？所以不得已而唱歌的人，是难以表露悲情的；不得已而跳舞的人，是不会努力展示优美舞姿的。唱歌、跳舞不能表露悲情，展示优美舞姿，都是由于内心没有真情。善于博弈的人，不一心想赢，他不担心不会赢，只是平心定意，投箸落子符合心意，行走棋子遵循规则，虽然不一定最后胜利，但得到的筹码一定不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博弈的胜负取决于术数技艺，而不取决于人主观愿望。同样，善于赛马的人，不贪求跑在最前边，他也不害怕单独落在最后，只是通过双手调节快慢，驾御者的意图和马匹协调，虽然不一定跑在最前面，但马匹的能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跑马领先，是在于技巧而不在于主观愿望。因此，消除欲念这技术就能发挥出来，同样抛弃智慧这道术就能确立起来。商人多方钻营就会失败、工匠技艺太繁就会困窘，这是因为他们心不专一。所以树木粗大妨碍它的高度，水流阔广影响它的深度。有智慧而没有权术，即使钻营也不能通达；有百种技艺而没有纯一之道，即使获得了也不能持守。所以《诗经》上说：“贤人君子，他们的仪态总是一定不变的。仪态不变，因此诚心坚定不渝。”君子的诚心大概就是这样专一坚定的。
舜只需弹奏五弦琴吟诵《南风》诗歌，就能治理好天下了；周公则进餐时还要忙于政务，钟鼓悬挂着不解下来，辛勤地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平民百姓一家子守着百亩土地，没有空暇时间，也无法摆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君王一人执掌天下，时间还有剩余，政事不够他处理，因为他将事情分派给百官去办了。处于尊位的君王就像尸主，处在官位上的百官就像祝宰。尸主虽然会扎刍狗烧猪，但他不去做这些归他人的事，即使不会做这些事也没有什么损失；俎豆摆放顺序、黍稷上供先后，尸主尽管知道也不去指指点点，即使不懂这些规矩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一定要做到，不懂“祝”的人，不能让他担任祝者，但并不妨害他做尸主；不会驾车的人，不能让他担任御手，但并不影响他处于主位。所以地位越尊贵就越安逸，身份越高杂事越少。这就像弹琴，小弦虽然音调急迫，而大弦声音一定舒缓。
无为是道的本体；处后是道的功能。无为驾驭有为，叫做“术”；处后制约占先，叫做“数”。效仿“术”就强大，审察“数”就安宁。现在将卞氏之璧给人，不能接受这一点的，是先得到它的人；寻求才得到它，虽然埋怨却不反悔，是最后得到它的人。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两人为事争吵起来。争吵双方都认为自己正确，听不进对方的话。另外一人虽然愚钝，也一定会从旁判定谁是谁非，这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没有卷入这其中的争吵。同样，两人斗殴，另一瘦弱者站在旁边，如果他帮其中的这个人忙，这个人就必定会获胜；如果他将两人中的一人拉开，这场相打就此平息。参加斗殴的双方都十分强壮，但却都受这一瘦弱者制约，不是因为瘦弱者骁勇，而是因为瘦弱者本身没有参与这场相打斗殴。由此看来，后来的制约着居先的，文静的胜过躁动的，这是一种规律。背道弃数而寄希望于偶然，改变常规更易旧俗，凭小聪明来碰运气机会，有了过失就责难自己，侥幸碰中机会就认为是掌握了时机，行动愚昧且又荒谬更改，一辈子都不醒悟：这就叫做“狂妄”。有了灾祸就屈服，有了一点福就自满，有了过失就追悔，有了功劳就骄傲，始终不知返回心意，这就叫做“狂人”。
圆阵符合圆规，方阵符合方矩。行军排成兽阵，站立形成列队，这样可以率领少量人马而不能统率千军万马。蓼菜长成行，瓶瓯有底座，量粟而舂，数米而炊，这样的人可以管家务而不能治理国家。洗净杯盘进食，洗好爵来饮酒，洗涤干净以后侍候长辈用饭，这样的人可以在家赡养长者，但不能管理三军的伙食。不平易不能办大事，不简约不能聚合众人。大型的音乐必定平易，重大的礼仪必定简略。平易简约能成天地。大型音乐平易而没有怨伤，重大礼仪简略而不受责难，四海之内都能统领，所以这样的人能成为天子皇帝。
心里有忧愁的人，即使有安适的床榻松软的垫席也不能让他安睡；即使有菰米饭牛羊肉吃也不能使他感到甘甜；即使有琴瑟竽的吹奏也不能使他快乐。而一旦内心的忧愁消除，就吃得香甜、睡得安稳、住得舒适、玩得快乐了。由此看来，活着有它的乐趣，死去有它的哀伤。现在有些人致力于增加人本性所不乐意的东西，而损害了本性快乐的东西，因此即使富有得拥有天下，尊贵到做了天子，但还是免不了成为悲哀的人。
大凡人的天性，喜欢恬愉而讨厌忧虑，喜欢安逸而讨厌辛劳。内心始终保持无欲，可称为恬愉；身体保持无事，可称为安逸。身心处于恬愉舒适之中，身体处于安逸闲适之中，等待天命的安排，内心自寻快乐，不着急身外的琐事，虽天下之大也不足以变易他的生活模式，日月隐藏也不能干扰他的生活态度。所以虽然低贱但他觉得尊贵，虽然贫寒他觉得富足。大道无形象，大仁无偏爱，大辩无声音，大廉无贪心，大勇无矜夸，这五者被保存下来，就差不多接近正道了。
军令多变或不统一就会导致部队混乱，酒令太多或混乱就会导致酒席吵闹发生争执。部队混乱就容易临阵败逃或投降，酒席吵闹发生争执就容易互相伤害。所以事情常常是开头美好，最终却变得丑鄙；事情常常是开头快乐，最后以不高兴收场。简简单单的事，最终变得繁琐不堪。现在有人准备好美酒佳肴宴请宾客，以卑恭的态度和委婉的言辞接待客人，想以此来交结朋友欢聚一场，但在饮酒过程中却以饮酒多少而发生了争执，并打斗起来造成伤害，为此双方族人结下仇怨、变成仇人，出现了原本不想见到的局面，这就是酗酒在坏事。《诗》的偏差在于后来的邪僻，《乐》的失误在于后来的怨刺，礼的偏差在于后来的苛责。徵音中并不是没有羽音掺杂，羽音里也并不是没有徵音掺杂，五音中没有哪种声音不掺杂，但仍然以“徵”、“羽”等等来给五音定名，因为五音分别以本音调为本体来确定的。所以仁义智勇四种品质，圣人都具备，然而对具体某个圣人用一种名号命名，是针对他身上的那种品质特别突出而言的。陽气在东北方产生，到西南方消失；陰气在西南方形成，到东北方衰弱。陰气和陽气在产生之初都是协调和适的，又非常相似的。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各自增长本身的成分，以至渐渐拉大它们的差距，或者陽气极盛时热得沙石烤焦，或者陰气极盛时冷得河水结冰。因此圣人是谨慎地对待事物量的积累。河水发源于高山而最终流注大海，庄稼生长于田野而最终收入粮库，这就是看到它们的开始便知道它们的归宿了。祭祀时，崇尚草编的席垫、装在樽中的玄酒、放在俎上的生鱼、盛在盘中的肉汁，这些物品是既不赏心悦目，也不合人胃口，但先王们就是看重它们，这是因为先王们重视的是祭祀之根本而不看重一些枝末的东西。圣人与外界事物打交道，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圣人一定掌握着能应付千变万化的不变之道。那寒与暖正相反，当大寒冻裂大地滴水成冰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不因此降低它的热度；当大暑高温热得能使金属熔化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也不因此增加它的热度。寒暑的变化对火本身没有影响，这是因为火有它自己的特质。
圣人常处后而不争先，常应和而不倡导；既不前进追求，也不退后谦让。跟随时间三年，时去我走；离开时间三年，时在我后。没有离开也没有趋就，居中站于应处的地位。天道没有偏心私情，它只帮助有德之人。有道之人，不失时机地去帮助他人；无道之人，丧失时机被人剥夺。自身正直而等待天命，时机来到不能迎上去而违逆它；拦截时机而强求合时；时机离去不能追上去而拉住它。所以一般不说我无所作为天下离我这么远，也不说我不想得天下天下不会落在我手里。古代那些会保存自我的人，乐于道德而忘却贫贱，所以名誉不能改变他的志向。乐于道体而忘掉贫寒，所以利益不能改变他的心性。名利就是充斥天下，都不足以牵动他的心，所以清廉而能快乐，虚静而能知足。所以这样修心养性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道体的。从自身现在往上推算到上古时代，时间是够久远的了；又从自身死后往下推算世界，无穷无尽也够遥远的了。以一个几十年仓猝的一生，去忧虑天下的治乱，就像担心黄河水会减少、以泪水去增加它的水量一样。神龟寿长三千年而蜉蝣不过活三天，以短命蜉蝣去替神龟养生条件担忧，这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嘲笑。所以不必要忧虑天下的治和乱，只以自身颐养为乐事就够了；如能这样，便可与他谈论道体了。君子行善，不一定能使福必到；君子不做坏事，也不一定能使祸不降临。福的到来，不是靠自己追求的，所以得到幸福也不夸耀自己的功劳；祸的降临，不是自己招惹的，所以遭受不幸也不后悔自己的行表。内在的心性修养遵循一定的准则，如横祸降临，那就是天意了，不是人为的。所以应时常内心静漠恬淡，不要因外物牵累对德的修养；做到狗吠而不惊，对自己纯真的性情充分相信。所以懂得道的人不迷惑，知晓命运的人不忧虑。万乘大国的君主死后，人们将他的尸骸埋在旷野地里，而在庙堂上祭祀他的神灵，这是因为精神比形体贵重。所以精神处于制约地位，形体就服从精神，如形体制约精神，精神就会耗尽。聪明虽然管用，但还必须返归到精神上来，达到这种虚静中和境界的叫做“太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