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心经》(下)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湖南长沙府湘乡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所著《治心经》十八篇,暂就分为上、中、下三卷录其内容,以飨读者。下卷包括意志篇、品格篇、学养篇、胸襟篇、机缘篇、笃行篇。
意志篇
心如鼎镇,志如磐石。《论语》曰:空手与猛虎搏斗,徒步而涉深水,表面是勇气,内在是意志。曾国藩说,危难时可以验证平素之道力。祁门帅营,四面临敌,曾国藩帐悬长刀,言退一步即入地狱,弈围棋如故。梁启超说,功成业定后,人说苍天独厚曾国藩,实皮相之论,使其意志稍有摇动,他一定是一位大失败者。
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之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
日慎一日,以求事之济,一怀焦愤之念,则恐无成。千万忍耐千万忍耐,“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处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语云:“登山耐侧路,踏雪耐危桥。”一耐字极有意味。如倾险之人情,坷坎之世道,若不得一耐字撑持过去,几何不堕入榛莽坑堑哉?
凡事当有远谋,有深识。坚忍于一时,则保全必多;一渐之不忍,而终身渐乎!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一胜之功而误大局。盖侥幸而图一胜之功,不如坚忍以规远大之谋。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可复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德慧术智日即消亡,冥然顽然。遇不如意事,见不如意人,斯可以验平素之道力。至成败利钝,在我者不能不明辨深思,在天者不敢参也。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品格是一个人能否立世的内在素养。曾国藩说: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提升人格方能使人行为高尚,生活更有意趣。曾国藩以“八德自勉”来造就品格。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闵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作大吏宜引天下之正人志士为手足腹心,作小官亦宜引一府一州一县之正人志士为耳目手足腹心。今日之廷臣与凡一切官吏,皆亡国之人与彼处耳。所以愿与彼处,不愿与师友处,何也?好谄佞、好柔媚、恶冷、恶淡、恶方严耳。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前以八德自勉日:勤、俭、刚、明、孝、信、谦、浑,近日于勤字不能实践,于谦浑二字尤觉相违,悚愧无已。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廉、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孝以施诸上,信以施诸同列,谦以施诸下,浑则无处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
学养篇
曾国藩说:学习是弘扬事业的载体,进德的极佳捷径,学业进一分,如家财增一分,德业长一分,日积月累,终成“巨富”。毛泽东说,欲动天下之人,先动天下之心,曾文正得大本大源,故愚于近人,独服之。
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坐右为联语,以自箴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古来圣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惟是尽心养性,保全天之所以赋于我者。若五事则完其肃、义、哲、谋、圣之量。五伦则尽其亲、义、序、别、信之分。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足;充无穿窬之心则义足。此则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人生著力之处,当自占七分者,黾勉求之,而于仅占三分之文学、事功,则姑置为缓图焉。庶好名争胜之念可以少息,徇外为人之私可以日消乎?老年衰髦,百无一成。书此聊自警。
胸襟篇
襟怀宽广,能容天下之物。曾国藩说,喜怒形于色,“乃无涵养之力,是薄福之人,涵养冲虚,便是身世学问”。军机大臣张廷玉胸中有泾渭,处世圆通而浑厚,周瑜无量叹诸葛,夏言刚断恨严嵩。曾国藩取法圣贤,指腹为戏言:古今多少闲气,皆付一囊。
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济。盖容则恕人,忍则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违,即愤然而发;一善之长,即为炫暴;一言之誉,即为动容。皆无涵养之力,薄福之人也。昔人谓量随识长,闻事不喜不惊,乃可以当大事。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有盖宽饶、诸葛丰之劲节,必兼有山巨源、谢安石之雅量,于是乎言足以兴,默足以容。否则,峣峣易缺,适足以取祸也。雅量虽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惟以圣贤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闳深矣。
机缘篇
《易经》日:阴阳互动,顺厄可变。机缘者,时机、运气之统称。曾国藩抱定“可高可卑,可大可小”之念,平生“不信书,信运气”,并让他的心腹幕僚郭嵩焘将这两句话作为墓志铭,并自信“公之言”能流传后世。
于往年未了之事概无甚愧悔,可东可西,可生可死,襟怀甚觉坦然,吾弟尽可放心。行事则不激不随,处位则可高可卑,上下大小,无人不翕然悦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阶亦由之而晋。或者前数年抑塞之气,至是将畅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顺,如此名位岂可限量?
贤达之起,其初类有非常之撼顿,颠蹶战兢,仅而得全,疢疾生其德术,荼蘖坚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乐而不荒。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无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
每当盘根错节,掣肘违心之会,益叹民情之易与,而信王道之可行。抚躬内疚,窃恨世不我负,我自负世。然则无可逭,何敢以自弃者弃人。凡分所当为者,勉而行之,以求尽夫力之所能至焉。庄子有言:“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可奈何。”假如目下武汉江西倏有大变,是虽知之而无可奈何者也。假如吾辈三日不汗,溘先朝露,是虽知之而无可奈何者也。愿于人力所能为者则略加思虑,于天命之无可奈何者则冥然不顾。
笃行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笃行者,执着如一地实践也。“天下事必须躬自入局”,日修身,夜慎独,学不止,死不畏,这是曾国藩的笃行。李鸿章说,我老师成功的原因很多,但不为浮言所动,执理甚明是重要一条。不难看出:成功,先要有笃行,笃行先要有“笃心”。因此,曾国藩的治心经在此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一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从前水师之设,创议于江忠烈公;安庆之围,创议于胡文忠公(胡林翼)。其后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江,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而就陆,坚忍维持而后再振;安庆未合围之际,祁门危急,黄德糜烂,群议撤安庆之围,援彼二处,坚忍力争而后有济。至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张之覆辙,即本部堂亦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撑,竟以地道成功。
游心如老庄之虚静,治身如禹墨之勤生,齐民如管商之严整,而持之以不自是之心。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若恐天意难凭,而广许神愿;若恐人谋未臧,而多方设法,皆无识者之所为。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源之流,钻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审机审势,犹在其后,第一先贵审力。审力者,知己知彼之切实工夫也。目前之患在内乱,长久之患在西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译 解
意志篇
神明好比太阳的升起,人的身体则如同鼎立地不动。这两句话应当遵循。只是心到静极时,毫无喜怒哀乐,身体寂然不动,但还毕竟没体验出真正的意境,只有封闭潜藏到了极点,才曲曲折折地逗引出来一点生气,如同冬至时节的一阳初动。坚贞不移,是为了有始有终,等春雷一响再开启出土,谷类的坚实,是为了作始播的种子,不能为种子的谷,不能说是坚实的谷。此中并无满腔的生意,如果万物的循环终始都放在心中,就不可以说到至静的境界。然而,静极生。阳,似乎是生物的一点仁心吧。气息静极,天地生物之心不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个月不违仁,则可以说是洗心退藏到静极的境界中真正快乐的人了。
一日比一日谨慎,以求办事成功。如果只是忧心如焚,恐怕一事无成。总之,即使有不顺意的事,也要逆来顺受,千万忍耐。常常存着敬重的心,不仅仅是对朋友这样,无论什么事都应该这样。俗语说:“爬山要耐得住斜坡上的险径,走雪路要耐得起过桥梁的危险。”可见这一个“耐”具有极深长的意义,正像是险诈奸邪的人世情,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假如没有这一个“耐”字苦撑下去,有几个人会不堕落到杂草丛生的险恶深沟里呢?
所有事情都应该有长远考虑,有深刻认识。如果坚忍一时,那么就会保全很多;如果有一不顺就不能忍耐,那么一生都不会顺畅。作为下级军官必须争胜立功,但作为统筹全局的将帅应该力戒争一胜之功而贻误大局。因为侥幸而谋一胜之功,不如按兵不动,以坚忍而规划全局的胜利。人的习惯总是沉溺于安乐,当事情未发生之前,觉得没有可以忧虑的,耳目口体的欲求日益旺盛,而德存在术智却日渐消失,但人还没有感觉,麻木不仁。遇不如意事,见不如意人,这正是检验人平常的约制能力的时候。至于成败利害,对于我们而言必须明辨深思,因为上天不会给我们办法。
做人立志,应当有以全人类为同胞,并以他们的需要为奉献对象的胸襟度量,应当有精通事业,对内振兴民族,对外领先于世界,开创伟大业绩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恩情,不愧为世界上高尚的人。这样说来,值得忧虑的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以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而忧虑。于是,便会忧虑社会腐败势力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惠帮助,这就是俗话说的忧国忧民,怜悯贫弱的品质。以上就是值得人们所忧虑的事情。与此相反,比如那一已的成败,一家的温饱,现实生活中的荣辱得失、名誉地位等等,真正有事业心的人是顾不上为这些事而忧虑费神的。
居高位者应当把天下的正人志士作为手足腹心,做亲居的州县官也应该把一州一县的正人志士作为手足腹心。今天的所有军机大臣与官吏,都是一些亡国小人在包围着。大臣们之所以愿意与奸佞小人相处而不愿与师友在一起,道理在哪?是因为大臣们喜好阿谀奉承、喜好柔媚顺从之人,而厌烦冷淡、严正的君子的缘故。现今天下大乱,人人怀有苟且心理,越出正轨范围之外,但也没人过问管束了。我们应该立一个准绳,自己约束、遵守,并邀请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切不可让私心破坏了规矩。当今天下大乱,人人都怀有苟且之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应当立个标准,身体力行,并且联合志气相投的人共同遵守,千万不要让心中不好的想法,破坏了心中的堤防。
从前以八德来自我勉励。八德是:勤、俭、刚、明、孝、信、谦、浑。近日来,在“勤”这个字上不能踏实去做,对于“谦、浑”二字尤其觉着相违背了,恐惶惭愧,不能自止。“勤、俭、刚、明”四字都是求之于自己去做的事;“孝、信、谦、浑”四字都是施之于别人的事。“孝”用来施在父母等上辈人,“信”施用于同列,“谦”施用于下属,“浑”则不管什么事情都是适用的。如与别人产生纠纷争执,不可自认为什么事情自己全都对;辨别他人的是非,不可以过于武断,这是“浑”字的最切近于实用的地方。
学养篇
读书的志向在于,必须用刻苦勤勉的功夫,去了解品德高尚、志趣高远的先哲们留下的学问。我的座右铭是一幅对联,是自己所做:“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我想到朱熹说过做学问好比熬肉,先必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我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也是从悟境得来。偶尔用功,亦不过是兴趣来了而已。就好比未开锅的汤,用慢火温着,会愈煮愈不熟。
我们只有增进道德、进修学业两件事靠得住。增进道德,就是孝悌仁义;进修学业就是诗文书法。这二件事由我自己把握,增进一尺我有一尺的收获,增进寸我有一寸的收获。今天增进一分德业,就像积累了一升谷米一样;明天增长一分学业,如同积蓄了一文钱,这二件事齐头并进,一起增长,如同家产越来越多一样。至于功名富贵,完全是命中注定,我们丝毫不能作主。
自古以来圣哲名儒在宇宙间光彩焕发的原因,无非是在文学、事功两个方面有成就。然而文学,人的天资禀赋占它的七分,人的努力不过占三分;事功,则是运气占它的七分,人力也不过占三分。只有尽心养性,保全天赋予我的这部分才是最现实的。如果将肃、义、哲、谋、圣这五事尽量完备,将亲、义、序、别、信这五伦尽自己的情分,充满而没有想害人的心,那么就是仁足;充满而没有偷窃的心,那么就是义足。这些都是人可以把握得了的,可以自占七分。人生用力的地方,应当在这自占的七分,努力素求它,而对于仅占三分的文学、事功姑且搁置一下慢慢地实现它。也许这样好名争胜的思想就可以稍微少一些,使外表为人处世的自私行为可以逐日消除了吧?我到了年老发衰的时候,还百事没有一件成功,书写出这些,权当用来自我警戒。
胸襟篇
涵养深有容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事情才能成功。这是因为,容量大就能原谅他人,有忍耐就会好事多磨。有一点不满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小事违背自己的意愿就愤然发作;有一点优于他人的长处就向众人炫耀;听到一句赞颂的话就为之动容,这些都是没有涵养的表现,也只是小有福份的人啊。古人说器量随见识而增长,遇事不喜不惊,才可以担当大事业。
我读邵子的诗,领会了恬淡冲融的情趣,这自然是胸怀有长进的地方。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文人才士,他们的志向不同,但他们豁达光明磊落的胸怀却基本相同。用诗来讲,必须首先具备豁达光明的见识,而后才能有恬淡冲融的情趣。例如李白、韩愈、杜牧的诗就有许多豁达之处,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以冲淡诗居多。杜、苏二位的诗无美不备,而杜的五言律诗最为冲淡,苏的七言古诗最为豁达。邵尧夫虽然不是正宗诗人,但是豁达、冲淡兼而有之。我喜欢读《庄子》,其中的豁达足以使人的胸襟受益。去年所讲的生而美一段,仿佛知道,又仿佛不知道,好像听说又好像没听说一段,最为豁达。由此推论,就连舜禹有天下而不与,也同样是这种襟怀。
有盖宽饶、诸葛丰的宽宏大量,同时兼有山巨源、谢安石的雅量,才能与他谈话足以让高兴,与他沉默也足以取得谅解。否则,高峻不可攀,都足以自取祸端啊。雅量虽由于人的秉性所产生,但也依靠学力以培养。这方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圣贤来严格要求自己,修养深厚而不责备菲薄别人,那么度量胸襟就日加广大了。
机缘篇
我对于往年未了之事已无甚愧悔了,可东可西,可生可死,襟怀甚觉坦然,我弟尽可以放心。行事不激进不随波,处位可高可卑,上下大小,无入不全然悦服。因此凡事无不如意,而官阶也因此得以晋升。或许前几年抑闷堵塞之气,至今将畅然舒畅了吗?《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如能常常履信思顺,那功名岂可限量?
自古以来,有贤德、声望的人,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都经历了许多磨难,在艰难困苦中增长了自己的才识。患难使他们有了崇高的品德和渊博的学识,艰苦的环境使他们更加坚强。因此,能够居安思危,欢乐而不荒淫。世道衰微,风俗又不淳朴,一般的人都崇尚“中庸”之道。听说谁有激烈的行动,便诋毁说太过了,有的以不能成功的借口加以阻止。如果真的没有成功,则奸诈的小人就会说,果然不出他的预料。其实,作为忠臣、孝子,何必要求每件事都会成功呢?形势所迫,义无返顾,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罢了。事情成功了,可见是天命如此。失败了,自己的心头也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
每当诸事缠绕、盘根错节时,又逢诸事受到干涉,只能委屈求全的情况发生,我便更加慨叹民情是很重要的,坚信王道能够行得通。我反躬自问,为时机不负我,而我有负机缘感到内疚。过去的事已无可挽回,我又岂能自暴自弃呢!凡应当作的,一定竭尽全力去尝试,以尽人力所能来挽回天心。庄子曾说:对于命运的事情最好不要知道,知道也没有办法改变”。像眼下武汉、江西突然有变,也是知道但又无可奈何的事。愿于人力所能做到的略加思虑,对于天命中无可奈何的就要置之不理。
笃行篇
凡实施一项谋略,办一件事情,一定不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世人的议论。从前建立海军,首先提议的是江忠源;安庆之围一事,提议的是胡林翼。在那以后,我办理海军,第一次败在靖江,第二次败在湖口,将士们都愿放弃水战而去陆战,坚忍维持之后再求振发;安庆没有合围的时候,祁门、黄德那里也危急,大家建议撤安庆之围,救援那两处,坚忍力争之后才有所改变大家的意见。孤军合围金陵这一百里之城时,大家的议论都是惟恐重蹈和春、张国浊的覆辙,反对这一做法唯有本人不以为然,其后坚忍支撑,终于用挖地道的战术取得了成功。
心的悠闲像老子庄子那样的虚静,身体的运动像大禹墨翟那样勤劳,百姓的治理象管仲商鞅那样的严整,同时保持一种不自是的心态。心灵虚静,做事笃实,没多久就可以成道了。天下的事情在局外呐喊议论是没什么好处,必须亲自深入实践,担当敢为,才有成事的希望。如果害怕天意难以凭信,而多次向神许愿;如果担心到已的谋划不成功,而临时抱佛脚,想方设法这都是识见不明的人所做的事。
近代乾隆、嘉庆之际,名学士们所研习的学问十分浩瀚广博。惠栋、戴震之辈,钻研文字考证之学,依据河间献王的实事求是的宗旨,轻视宋代先贤的空洞。人们所说的事,难道不就是实在的物吗?人们所说的是,难道不就是事物的机理吗?实事求是,不就是朱熹所说的根据事物来探究它的内在规律吗?审察时机和形势,仍然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客观估计自己的实力。所谓审力,就是知己知彼的切实工夫。眼前的祸患在于内乱,长远的忧患在于西洋人,因此,购买西洋船炮是今天拯救时局的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