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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心经》（上）
《治心经》（上）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湖南长沙府湘乡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所著《治心经》十八篇，暂就分为上、中、下三卷录其内容，以飨读者。上卷包括治心篇、养心篇、暇心篇、诚心篇、殚心篇、名利篇。
治心篇
所谓治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曾益其所不能”的功夫，是“天将降大任”前的首门功课。李鸿章说，我老师之有成，乃善治心也。蒋介石称“曾国藩治心之言，皆阅历之语”。毛泽东说，欲动天下者，先动天下之心。心无定旨，人如浮萍，终将无成。曾国藩积数十年之曲折，独创治心之法，先去其毒，阳毒为忿，阴恶为欲。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日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日暴，柔恶日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日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敬极肃肃，和极雍雍，穆穆绵绵，斯为德容，容在于外，实根于内。动静交养，睟面盎背。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佘与弟为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治心之法，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养心篇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的宁静排却了自然的哗喧。曾国藩早年病弱缠身，成名后“游心于老庄之虚静”。平生以“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世味淡薄，身心无累”为法，终身以“不药”自诩，参以家法，独创养心十四条，日日磨炼，三十年后身体如常。平生服膺苏东坡，欲步其后尘，修炼瑜珈术。
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心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养心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年峻补，疾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则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谓名为爱之其实害之，陆务观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皆此义也。东坡游罗浮诗云：“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下一存字，正合庄子在宥二字之意。盖苏氏兄弟父子皆讲养生，窍取黄老微旨，故称其子为有奇志。
洽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下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假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暇心篇
暇心者，仕途万事缠身，戎旅胜负难定，陶朱锱铢日较。曾国藩说古今能胜大任者，都是身心疲劳之人，因此必有暇心用来调适。苏东坡寄情诗文，西门庆征逐女色，高雅低俗足见他日成败。曾国藩说，暇心游离于本业之外，又关系到事业兴衰，故暇心之寄要厚植根本，积功累行，方有枝繁叶茂，花团锦簇之来日。胡林翼少时喜“冶游”，担大任，顿改前非，时人称他“晚年进德之猛，卒以立功名”。
稍暇则温《周易》而心不与理洽；掩卷时，又忧书自书，我自我。然犹稍胜于悠忽过去也。试观古今来能胜大任者，虽身极劳，心极忙，此心必常有休暇之致。故万汇杂投，应之绰有余裕。盖暇则静，静则明自生；休则通，通则灵机常活。明与灵，吾心所恃以酬万事者也。大抵治兵与治心，事虽异而理则同。少纵即逝，常操乃存。危微之机，所关甚巨。将之以敬，贞之以诚，一有未至，则罅瑕立见，而流弊遂不可胜言，自非常惺惺不可也。天下事，坏于玩怠者固多，坏于张皇者实亦不少。镇静二字，实任重致远、酬酢万变之本。几须沈，乃能观变；神必凝，方可应事。若纷纷扰扰，不惟自损，且负国负民矣。
少年征逐，见朋辈中天分绝高而终无所成，是谓有来历而无积累。积累者，积功累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根本盛大而后发生始繁。然其建功立名，如曾涤生、左季高之成就，又自有因缘。若或使之，若或助之，随所至而机缘巧合，争相拥护，而觌面者景从，闻声者响附，三者合而后功成名立。
余向来虽处顺境，寸心每多沉闷郁抑，在军中尤甚。此次专求怡悦，不复稍存郁损之怀。“晋”初爻所谓“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从裕字上打叠此心，安安稳稳。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刘念台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
诚心篇
曾国藩说，古今英雄“立得住”，如同先有根据地后能打天下一样，必须有诚心实意。荀子说，养心莫善于诚。诚就是不欺。今人讲：信义春常在，心诚则灵。程门立雪、三顾茅庐都深蕴一个诚字。曾国藩以忠诚为天下倡，选将练兵以诚为先，平生不蹈大言，不喜驾空之事，手订“敬、静、纯、淡”诚字四法，终使他群雄影从、“勘平大乱”，功、德、言三并不朽。
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人必虚中，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事上以诚意感之，实心待之，乃真事上之道，若阿附随声，非敬也。
殚心者，全力以赴、鞠躬尽瘁之意也。曾国藩说，人始初奋搏，如初飞之鸟，很有孜孜向上的意境，但功成名就之日，反凭添许多息肩之念，实则进一步高山仰止，退一寸草木皆兵。王安石为相，张居正变法，有殚心而无余勇，皆旋踵而时胡林翼与楚疆共生死，乃有天心大转。纵横家王阊运说：曾国藩实以殚心苦战而成功，读其文集，催人泪下。“马不加鞭自奋蹄”，曾国藩权位越高，责任感越强，平生以“拚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为“坚守之地”。
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天下事患不思耳，何患不可为；天下才患不求耳，何患世无人。弟必扶病强撑，决不告饶。楚疆危，弟德生死以之，当以大担量。必放心放手，然后推位让贤，有一分不安，决不推诿也。人莫患于不智，又莫患于不愚，智与愚合，而力量乃大。一入仕途，总是碰境，古人所谓待罪也。
奉命承乏两江，菲才薄植，本不足以有为，又值精力疲惫之后，大局溃坏之秋，深惧陨越，诒知己羞。所刻刻自惕者，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心念，不敢妒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藉此微诚，少补迂拙。特是从军日久，资望弥深，虚名弥盛，旧交则散如落落之星，新知或视如岩岩之石，用是誉言日多，正言日寡，每一念及，悚怵无地。敢求我兄弟惠直言，并赐危论。如闻弟有用人不详慎，居心不光明之处，尤当随时指示，无俾覆辙相寻，诒辱兰谱。至感至祷。
天下纷纷，吾曹适丁其厄，武乡侯不云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则亦殚其心力，尽其职守，静以待之而已。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舍命报国，侧身修行。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名利篇
《菜根谭》日：名为招祸之本，利乃忘志之媒。”“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豪杰难过名利关。古往今来，有的人好虚名以殒身，有的人贪私利以祸族。面对名利，心将何置？明代陈继儒说“透得名利关，方是小休息”。曾国藩以“不忮不求”淡处名利。他关于“名利”的五条秘笈，读来颇能启人心智。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忲，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余生平略述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息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欲求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日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二者不偏废也，要各有其专胜。好名胜者气必强，其流也揽权怙党，而终归于无忌惮。好利胜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势营私，而终归于不知耻。故明人以气胜，得志则生杀予夺，泰然任之，无敢议其非。本朝以度胜，得志则利弊贤否，泛然听之，无敢任其责。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山林是胜地，一营恋变成市朝；书画是雅事，一贪痴便成商贾。盖心无染著，欲境是仙都；心有系恋，乐境成苦海矣。
译 解
治心篇
治心的方法，应先除去心的毒害，外在的毒恶是忿怒，内在的毒恶是私欲。治身的方法，一定要防备身的恶患。刚烈的恶习是暴躁，柔懦的恶习是散漫。治口的方法，有二者要交互警惕，一是谨慎说话，二是节俭饮食。大凡这数种，用什么药来医治呢?以礼来居守恭敬，以乐来导致和顺。外表刚强的恶习，用和来调适它。内里柔懦的恶习，用敬来把持它。饮食的不节制，用敬来检束它。说话多的过失，用和来收敛它。敬达到完美而表现为肃肃，和达到完美而表现出雍雍。尊敬和睦，这才是有德的容貌，雍容表现在外表，实际根源于内心。动和静交互颐养，温雅润泽就见于面，盎于背，成为有德者的仪态。
肝火上升时，不只是不平和，也不恐惧，确实是这种意境。不只是弟弟年轻气盛是这样，即使我渐渐老了，也经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要强迫控制自己，降服自己的心，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火。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也不仅仅是我和弟弟这样。主要是要稍稍控制，不要让肝火过分高涨。降住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人所说的止息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惩忿，就是伏虎。佛家、儒家方法不一样，但节制血气，没有不同，总是要不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
首先要心安定，然后气才安定；气要安定，然后精神才安定；精神安定以后，身体才会安定。治理身心的最好办法，而以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它，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凡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由于气弱。气弱则精神颓废。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改变。比如贪早睡，如果立志早起，就必然能够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是气疲乏四散。如果端坐而固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怕死，困扰于心，就是做梦，也难以安静。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忘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意味来，寂静之极，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养心篇
庄子曾说：“只听说要让天下的人自在宽舒，没有听说要统治天下的。”苏东坡就摘取这两句话作为养心的办法。你对小学很熟悉，可取“在宥”二字的训诂体会玩味一番，就知道庄子、苏东坡都有顺其自然的意思。个人保养身心是这样，治理天下也是这样。如果吃药而每天更换几种药方，无缘无故而整年猛烈地补养，病情本来轻微而妄加药物强求发汗，那就象商鞅治理秦国王安石治理北宋，完全丧失了自然的妙味。柳宗元所说的“名义上是爱护其实是伤害”，陆游所说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苏东坡《游罗浮》诗说：“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下句一个“存”字，正合庄子“在宥”二字的意思，因苏家父子兄弟都讲究养生，采取黄老之说精微的旨意，所以称赞他的儿子有奇志。
养心修身，理不必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话，就是要守约。古人患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事业进步的时候，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到大磨难的时候，把心放得下，养得灵，有乐观的心胸，坦荡的意境，即使身体受了外感，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文人才士，他们的志向不同，但豁达光明的心胸却大致相当。我们既然办理军务，就处在功利场中，应当时时勤劳，就如忙于收割谷物的农夫，忙于赚钱的商人，撑船下河滩的篙工。白天做事，晚上好好反思，以求把事办好。治理军事之外，其中应当有冲融气象。如果治事与冲融同时并进，则为国勤劳，又淡泊名利，最是意味深长。写字的时候心情刚刚稳定下来，马上就感到安逸轻松了许多，由此可见平时遇事不能忍耐，不能静下心来，必然导致疾病的发生。写字可以检验精力是否专注，从这以后就可以这种方法养心了。把世上一切事物想得非常轻淡，心情才得以安定。由此可见过去的日子里只注重患得患失，怎么才能树立起宏图大志呢。
暇心篇
稍有余暇时间，温习《周易》，但心里所想的与易理不相协和；掩卷读完时，又忧虑书是书，我还是我。虽然如此，也比刚刚过去的时光稍好一些。试观古往今来能胜大任的人，虽然身体极为劳累，心又极为忙碌，但心一定有让它休暇的办法。因此万事一齐缠绕，应付绰绰有余。因为闲暇才会安静，安静就会自然产生聪明，休息则身体各部位相通，相通就会常有灵机。聪明与灵机，是我的心用来应酬万事的东西。大概治兵与治心，事虽不同而道理是一样的。灵机稍似即逝，只有经常操纵它才会存在。危险细微的征兆，关系十分重大。用敬来统帅，用诚来固定，如果达不到，就会错谬立见，而弊病就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必须经常调适不可。天下事因为玩忽怠惰而坏的固然不少，坏于张皇的实际上也不占少数。镇静这二个字，实际是任重致远、应付万变的根本。机兆必须隐藏起来，才能观察变化的端倪；精神必须凝聚集中，才能应付各种事情。如果让心纷纷扰扰，不但有损于自己的身心，而且也辜负国家和百姓的重托。
年轻人在一起嬉戏成长，见友辈中有天分很高而最终无所建树的人，因此说这是有来历而没有积累的缘故。所谓积累，就是积累功德，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行，好象冥冥中厚植根基一样，根基盛大而后枝叶繁茂。然建功立名如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成就，又自有其成功的道理。仿佛有的引诱他们那样做，有的帮助他们做，随便做什么都适逢其机，争相拥护，刚一见面就跟从，听到声音就随声响应，这三个方面相交在一起，而后才能功成名立。
我向来虽处于顺境，心中仍经常郁闷，在军营中尤甚。这次专门寻求快乐，不再存有忧郁之心。即是“晋”初爻所说“裕无咎”，望我弟也从裕字上下功夫，安安稳稳。研究事物变化最初的苗头，是最重要的。颜子对自己的不足未尝不知道，是研究得到的。周子说，善恶之分，在于研究；《礼记·中庸》中说，从细微处观察，就能洞知一切；刘念台说，猜测出他动什么念头，就知道他会干什么。都是说研究的重要性。如果不知道研究事物已经发动或尚未发动的苗头，则就心放难收了。
诚心篇
我们应当永远以诚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气专一，历尽磨难，也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获得圆满结果的一天。虚心，则不会矫揉造作，不挟私见，最终可以为大家所理解。凡是正确的话、实话，多说几句没有关系，久而久之，人们自然能理解你的心意，即使直来直去的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千万不可将攻讦别人的隐私当作直话，尤其不可以在背后诋毁别人的短处。领导将领的艺术，最重要的是推诚布公，而不是玩弄权术。
君子之道，最重要的是以“忠诚’’二字倡导天下。每当天下大乱，无论上下那一等人，都放纵物欲，彼此都使奸诈的手段，相互吞并，以阴谋诡计来争夺胜负。自己则想尽办法谋求尽可能的安全，而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境地。怕难避害，不肯出一点点力来拯救天下的危难。只有忠诚的君子，才奋起匡正时乱，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天下百姓做出贡献。除去天下虚伪的恶习，崇尚朴实。自己历尽危难，而不要求别人也和自己一样。为了国家，不惜抛却自己的生命，视死如归，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于是，感动了大家，都以他们为榜样，以苟且偷生为耻，以避事为羞。所以，我们家乡几个君子，鼓舞了大家，经历九年的奋战，平定了大乱，这岂不是朴实与诚恳的效果吗?!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底坦荡，没有其它私心杂念，然后才能真实无妄。诚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要欺骗别人，心中必然还装着别的东西。有了私心，就不敢告诉别人。于是只得编造假话骗人。如果心中没有丝毫杂念，又何必欺骗人呢?他所以要自己欺骗自己，也是因为心中还有其它杂念。良知在于好德，私心在于好色。如果不能去掉好色的私心，就不能不欺骗自己好德的良知了。所以说，诚，就是不说假话。替上司办事，应当以自己的诚意来感动他，以真心对待他，这才是真正地事奉上司之道。如果阿谀奉承，随声附合，这不是真正地尊敬上司。
一生都在危险的道路上行走，如履薄冰一样，却能够自全其身，保持他的宗旨不变，这也只能归结为尽目，已的努力而听天作主了。天下事怕筹划不到，不怕做不到；天下的人才怕的是不寻求，不怕没有人才。我一定扶病支撑，决不告绕。湖北如果有危急，我愿生死相从，担当大责。一定放心放手让别人做，其后才能谈得上推位让贤。如果一分不安，也决不推诿他人，人害怕不聪明，又害怕不愚笨，智与愚相合，力量就会大起来。一入仕途，总是碰运气，这如同古代所说的待罪之人。
我奉皇帝之命任两江总督高位，才能浅薄，根基不厚，本来不足以有所作为，又恰值我精力疲惫之年，大局溃坏多事之秋，我深深地害怕做错什么，让平生知己蒙上羞辱。时刻自觉的是，不敢怀有偷安之心，不敢妒贤忌能，不敢排斥异己，大概借此微弱无力的诚实，来稍微弥补我的笨拙。只是从军打仗的时间越来越长，资历声望越来越高，虚名越来越盛，原来的朋友已如落星一样七散八落，新结识的人有的把我看做岩石一样不可挑剔，因此说颂扬话的日益增多，讲规谏的话日发少起来。每当想到此，我就惶悚不安，无地自容。请求兄弟您嘉赐直言，并赐高深危疑之论。如果听到我有用人不周详，居心不光明的地方，尤其应当随时指示以其避免覆辙重蹈，令挚友蒙辱。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和祈求。
天下纷乱，我们正当这危难之时，诸葛亮不是说过“成败利钝，不可预料”吗?!我们只有竭心尽力，克尽职守，静待时机而已。凡人心发动，必须一鼓作气，尽力去做；稍有转念，便有疑心，疑心一起，私心也随之而来。要舍命报效国家，就必须戒慎恐惧，养成良好的品行。古时说“服了金丹，就可以成仙”，我认为立下远大志向，就是金丹。
名利篇
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姿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委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份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倚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着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布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我平生略述先儒们的书，发现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总括起来，最关键的一条是不忮不求。所谓的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争宠。就是说，怠惰的人，自己又不能修德进业，忌妒的人，又害怕别人修德进业而超过自己。忮，就是这一类人。所谓的求，就是贪利贪名，安于现状，却又贪利。就是没有得到的东西想方设法去得到，得到了的东西又害怕失去之类的人。忮，并不常见，一般是发生在名望、事业相当，地位相等的人身上；求，也不常见，往往发生在金钱交往、仕途相互有所妨碍的时候。要想造福人间，首先要去掉“忮”心，这样才会充满没有贪欲、没有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欲要立下自己的好人品，则应力去贪心，能去贪心，则不会患得患失，而义不胜用。“忮”心不去，满心里都是荆棘，贪心不去，心灵就会日渐卑污。我对这两种心思，时常加以克制，痛恨自己还未能把这“忮”、“求”二心扫除干净。你们如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方面痛下功夫，并希望子孙后代都不要有此二心。
从汉唐到现在，政教与人心相互冲突，交替的占有优势，我总其概要叫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二者都不偏废，要各自有它们专门强调的一个方面。好名而取得优胜的，其气势必强，世风的潮流就倾向于结党营私，而终归于事无忌惮。好利而取得优胜的，其度量必能容纳，世风的潮流也就会是倚仗权势、营谋私利，而最终归结于不知耻辱。所以，明朝人以气势胜人，得志则生杀予夺，泰然处之，没有敢说他的不是的。本朝以制度取胜，得志则利弊贤否，放任听之，没有敢追究谁的责任的，一代的局面形成而天心亦定了。山川秀丽的林泉本来都是名胜地方，可是一旦沾迷留恋，就会把幽境胜景变成庸俗喧嚣的闹区；琴棋书画本来是骚人墨客的一种高雅趣味，可是一产生贪恋的狂热念头，就会把风雅的事变得俗不可耐。所以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不被外物所感染，即使置身人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也能建立自己内心快乐的仙境；反之一旦内心迷恋声色物欲，即使置身山间的快乐仙境，也会使精神堕入痛苦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