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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全文
今传《荀子》一书，凡20卷，32篇，此前已载“劝学、修身、不苟、荣辱、非相、非十二子、仲尼、儒效、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士、议兵”，此期载“强国、天论、正论、礼论”，其它后续，不进入子菜单。
强国
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劙盘盂，刎牛马，忽然耳。彼国者，亦强国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彼国者亦有砥厉，礼义节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礼义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礼乐则不修，分义则不明，举错则不时，爱利则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诛不服也审，其刑罚重而信，其诛杀猛而必，黭然而雷击之，如墙厌之。如是，百姓劫则致畏，嬴则敖上，执拘则最聚，得间则散，敌中则夺，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诛杀，则无以有其下，夫是之谓暴察之威。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而日为乱人之道，百姓讙敖，则从而执缚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贲溃以离上矣，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谓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
公孙子曰：子发将西伐蔡，克蔡，获蔡侯，归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归之楚；舍属二三子而治其地。”既，楚发其赏，子发辞曰：“发诫布令而敌退，是主威也；徙举相攻而敌退，是将威也；合战用力而敌退，是众威也。臣舍不宜以众威受赏。”
讥之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主之举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发独不然：反先王之道，乱楚国之法，堕兴功之臣，耻受赏之属，无僇乎族党，而抑卑其后世，案独以为私廉，岂不过甚矣哉！故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
荀卿子说齐相曰：处胜人之埶，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埶，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之埶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夫主相者，胜人以埶也，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今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相国之于胜人之埶，亶有之矣。然则胡不驱此胜人之埶，赴胜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如是，则国孰敢不为义矣！君臣上下，贵贱长少，至于庶人，莫不为义，则天下孰不欲合义矣！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相国舍是而不为，案直为是世俗之所以为，则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争夺贪利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国乎？今巨楚县吾前，大燕吾后，劲魏钩吾右，西壤之不绝若绳，楚人则乃有襄贲开陽以临吾左，是一国作谋，则三国必起而乘我。如是，则齐必断而为四、三，国若假城然耳，必为天下大笑。曷若两者孰足为也！夫桀纣，圣王之后子孙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内千里，人之众数以亿万，俄而天下倜然举去桀纣而奔汤武，反然举恶桀纣而贵汤武。是何也？夫桀纣何失？而汤武何得也？曰：是无它故焉，桀纣者善为人所恶也，而汤武者善为人所好也。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譬称比方则欲自并乎汤武，若其所以统之，则无以异于桀纣，而求有汤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胜者，必与人也；凡得人者，必与道也。道也者，何也？礼义、辞让、忠信是也。故自四五万而往者，强胜非众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数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今已有数万之众者也，陶诞比周以争与；已有数百里之国者也，污漫突盗以争地；然则是弃己之所安强，而争己之所以危弱也；损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余。若是其悖缪也，而求有汤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犹伏而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愈务而愈远。为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冲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为也。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歾颈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亡一焉而亡。诗曰：“价人维藩，大师维垣。”此之谓也。
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力术止也。曷谓乎威强乎汤武？汤武也者，乃能使说己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国举焉，负三王之庙，而辟于陈蔡之间，视可司间，案欲剡其胫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雠人役也；此所谓威强乎汤武也。曷谓广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踰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山，是地遍天下也。威动海内，强殆中国，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广大乎舜禹也。然则奈何？曰：节威反文，案用夫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听咸陽，顺者错之，不顺者而后诛之。若是，则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若是，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殆可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务也。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县日也博，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县日也浅，其为积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时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胜日志也。财物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积微者速成。诗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此之谓也。
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贵义，不敬义也。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今上不贵义，不敬义，如是，则天下之人百姓，皆有弃义之志，而有趋奸之心矣，此奸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师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故为人上者，不可不顺也。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
铸剑的模子平正，铜、锡的质量好，铸剑工匠的技艺高明，火候恰到好处，这样，打开模子宝剑就铸成了。但是，如果不把剑淬火，不磨砺它，它就连绳子也不能斩断；经过淬火和磨砺，即使用它切割铜器，宰杀牛马也是轻而易举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就像一个刚从模子里拿出来的剑一样。但如果不进行教育，不使他们协调一致，那么，对内不能依靠他们守卫国土，对外就不能用他们进行征战；如果教育他们，使他们协调一致，这样就会兵力强劲，城防牢固，敌国不敢来侵犯。国家也需要磨砺，礼义法度就是国家的磨刀石。人的命运取决于上天，国家的命运则取决于礼义。如果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如果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如果喜欢财利，诡诈多端，就会危险了；玩弄权术、陰暗狡诈，就会遭到灭亡。
有三种威严：道德的威严，严酷督察的威严，放肆妄为的威严。这三种威严，是不可不仔细考察的。
礼乐制度完善，道义名分明确，各种措施切合时宜，爱护人民和造福人民的都表现出来了。这样，百姓就会敬重上帝一样敬重君主，敬重上天一样敬重君主，亲近父母一样亲近君主，敬畏神灵那样敬畏君主。所以不用奖赏人民就勤奋努力，不用刑罚而君主的权威就能行使天下。这就叫做道德的威严。
礼乐制度不完善，道义名分不明确，各种措施不合时宜，爱护人民和造福人民都不能表现出来，但是他禁止暴乱很明察，他惩处不服的人很审慎，他施行刑罚从重而守信用，他处决犯人严厉而坚决，突然地就像雷电闪击他们一样，就像墙壁倒塌压死他们一样。这样，百姓受到胁迫就畏惧，宽松时就会傲视君主，强行集中就聚在一起，得到机会就逃跑，敌人一攻打，就被敌人夺走，不用权势胁迫他们，不是用惩罚震慑他们，君主那就无法统治臣民。这就叫做严酷督察的威严。
既不爱护人民，也不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而是整天干扰人民，百姓稍有不满，就把他们逮捕起来，施加酷刑，而不去调解民心。这样，人民就会背离君主，国家的灭亡，就会随时到来。这就叫做放肆妄为的威严。
这三种威严，是必须仔细考察的。道德的威严是国家安定强盛，严酷督察的威严使国家危险衰弱，放肆妄为的威严使国家灭亡。
公孙子说：“楚国令尹子发带兵向讨伐蔡国，攻克了蔡国首都，俘获了蔡圣侯，回国向楚王汇报有关情况说：‘蔡侯已经把蔡国献给楚国了，我已嘱咐了几个人去治理了。’不久，楚王向他颁发奖赏。子发推辞说：‘刚一发布告示，敌人就退却了，这是君主您的威严啊；进军攻打，敌人就退却，这是将帅们的威严啊；奋勇交战，敌人退却，这是战士们的威严啊。我不能凭借战士们的威力受到奖赏。”
荀子谴责这件事说：“子发汇报情况谦恭有礼，他推辞奖赏却未免固执。推崇贤良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奖赏有功的人，惩罚有罪的人，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独特做法，这是古代圣王的政治法则啊，是统一人民行动的措施，这是爱好善良，厌恶凶恶的反应，治理国家，必须这样做，古今是一致的。古时候英明的帝王在举办大事、建立大功的时候，大事已经完成，大功已经建立，那么君主就享有它的成果，群臣就分享它的功劳，士大夫晋升爵位，官吏增加俸禄，普通士兵增加粮饷。因此，做好事的受到鼓励，做坏事的受到制止，上下团结一心，三军共同努力，因此各种事情能办成而功业名声伟大卓著。如今，子发偏偏不是这样，他违反了古代圣王的治国法则，扰乱了楚国的法制，打击了有功的臣子，使受到奖赏的人惭愧，虽然他没有侮辱他的家族，却压制了他的后代，而独自的以为这是个人最大的廉洁，他不是大错特错吗？所以说：子发汇报情况谦恭有礼，他推辞奖赏却未免固执。”
荀子对齐国的相国说：拥有制服别人的权力地位，推行制服别人的措施，而天下没有人怨恨，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拥有制服别人的权力地位，不推行制服别人的措施，那么，曾经富裕得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势，但现在要求做一个平民百姓也不可能办到，夏桀、商纣王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看来，那么得到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远远及不上实施制服别人的法则。
君主和相国用权势来制服别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有才能的就认为有才能，没有才能的就认为没有才能，屏弃自己的好恶，必定要实行公道，这就是制服别人的办法。现在，相国，您上能得到君主的宠信，下能独揽国家的大权，相国已经拥有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不驾驭这制服别人的权势，实行制服别人的办法，寻找品德高尚、通晓事理的君子推荐给君主？您和他一起参与国家政事，端正是非，如果这样，国内还有谁敢不按礼仪去做呢？君臣上下，贵贱长幼，一直到普通百姓，没有不按照礼仪做的，那么天下的人谁不想使行动符合礼义？贤良得人都愿意在相国的朝廷里做事，能干的人都愿意在您手下做官，喜好利益的人民没有不愿意归顺齐国的，这样就可以统一天下了。可是相国却抛弃了这制服别人的方法不用，只是采用这世上普通人所采用的方法，那么君主的后妃作乱宫廷，奸诈的臣子作乱于朝廷，贪官污吏就会在官府捣乱，群众百姓都会把贪图私利互相争夺作为习俗，难道像这样就可以维持国家了吗？现在庞大的楚国摆在我们的前面，强大的燕国紧逼在我们的后面，强劲的魏国牵制了我们的西面，西面的领土虽然没有断送，也危险得像根细绳一样了，楚国则还有襄贲、开陽两个城监视着我们的东面。这样，如果有一个国家图谋进攻我们，那么齐国就必然四分五裂，国家就像使借别国的城池一样，肯定会被天下的人耻笑。怎么办呢？实行制服别人的措施和不实行制服别人的措施，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可行呢？
“那夏桀、商纣，是圣明帝王的后裔子孙，是拥有天下人的后代，是权势帝位的占有者，是天下的宗主；土地广大，方圆上千里，人口众多，要用亿万来计数；但不久，天下人便都离开了夏桀、商纣而投奔商汤、周武了，很快地都憎恶夏桀、商纣而尊崇商汤、周武王了，这是为什么呢？那夏桀、商纣为什么失败而商汤、周武王为什么成功呢？这并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夏桀、商纣喜欢做人们所厌恶的事情；而商汤、周武喜欢做人们所喜欢的事情。人们所厌恶的是什么呢？是互相欺诈、争抢夺取、贪图私利。人们所喜欢的是什么呢？是崇尚礼仪、讲求谦让、忠诚守信。现在的君主，常常把自己比作商汤、周武；如果看看他们统治人民的方法，却和夏桀、商纣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人想求得商汤、周武那样的功名，可能么？
所以凡是获得胜利的，必须利用人民；凡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必须遵从了正确的法则。这正确的法则是什么呢？是崇尚礼仪，讲求谦让、忠诚守信。所以，拥有的人口在四五万以上的国家，能够强大取胜，这不是人口众多的力量，就贼于崇尚忠信啊，拥有的领土在方圆几百里以上的国家，能够安定稳固，并不是靠了国土宽广的力量，重要的在于搞好政治啊。现在已经拥有了数万人的国家，却还要用谎言欺诈、结党营私去争取盟国；已经拥有了方圆数百里的国家，却还要用欺诈、侵犯去争夺土地。这样就是抛弃让自己安定强大，争取使自己危险衰弱办法；这是在损害自己的守信用和搞好政事等不足的方面，而在增加自己所多余的东西。他们这样错乱荒谬，却还想追求商汤、周武那样的功名，可能吗？这就好像是趴在地上去舔天，挽救上吊的人却拉他的脚一样，这样的主张肯定行不通，只会越走越远。
做臣子的，不顾自己的德行不好，只是苟且得到利益就行了，这就如同用攻城的大车去钻地道来求利一样，仁人以此为耻，是不去做的事情。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没有什么比安定更快乐；但用来保养生命、取得安乐的途径，没有比遵行礼义更重要的了。人们知道珍重生命、喜欢安定而抛弃礼义，这就好像是想长寿而割断脖子一样，没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
所以君主爱护人民，国家就能安宁，喜欢士人，就获得荣耀，这两者一样都不具备，就会灭亡。《诗经》上说：“贤良才能之士就是那屏障，大众百姓就是那围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停止使用强力的方法，而实行礼义的方法。这说的是什么呢？这说的是秦国。它的威势超过商汤、周武，土地广大超过舜、禹，然而它的忧虑祸患数不胜数，常常提心吊胆，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攻打自己，这就是所说的要停止使用强力的方法。
为什么说威势超过商汤、周武？商汤、周武，只能驱使拥护自己的人。现在楚怀王死在秦国，国都郢也被秦国攻克，楚王背着三个先王的神主牌位，躲避在陈、蔡之间，寻找可乘之机，总想跨着大步去践踏秦国的腹地；然而，现在秦国让他向左他就向左，让他向右他就向右，被自己的仇敌任意驱使。这就是所说的威势超过商汤，周武。
怎么说是比舜、禹还要广大？
古时候，各个帝王统一天下，臣服诸侯，领地没有超过千里的。现在的秦国，南有沙羡及其周围一带，这是长江以南了；北与胡、貉相邻；西边占有巴、戎；东边占有楚国的土地和齐国交界。在韩国境内，已经越过了常山，占有了临虑；在魏国，已经占据了围津，距离大梁只有一百二十里了；在赵国，已经占有了灵丘，盘踞在松柏丛中的要塞上，背靠西海，东面以常山作为屏障，这就是土地遍及天下啊。这就是所谓的比舜、禹还要广大。秦国的威势足以震慑天下，它的强大足以打败了中原各国，但是忧虑祸患数不胜数，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攻打自己啊。
这样的话，那秦国该怎么办呢？节制武力而回到文治上来，然后任用正直诚实、德才兼备的君子来治理天下，并同他们一起参与国家政事，辩证是非，处理曲直，听政于咸陽，顺从秦国的就不干涉，不顺从的就去讨伐它。如果这样，那么秦国的军队就不需出征国外，而政令也能实行天下了；如果这样，那么即使在国境以外修筑明堂而使诸侯来朝拜，也差不多可以办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努力扩张领土不如增加信用啊。
应侯问苟子：“到秦国看见了什么？”荀卿说：“秦国边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河流，非常美好，自然资源丰富，这是地形上的优越。进入境内，观察它的风俗，百姓朴实，音乐不婬荡卑污，服装不轻佻妖艳；人们非常畏惧官吏而很驯服，就像是古代的人民一样。到了大小城镇的官府，那里的各种官吏都是严肃认真的样子，无不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粗疏草率，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官吏啊。进入它的国都，观察那里的土大夫，走出自己的家门，就走进公家的衙门，走出公家的衙门，就回到自己的家里，没有私下的事务；不互相勾结，不拉党结派，卓然超群地没有谁不明智通达而廉洁奉公，就像古代的官吏一样。观察它的朝廷，退朝前，所有事情都必须处理完毕，安闲的好像没有事情办理一样，真像古代的朝廷啊。所以秦国四代强盛，并不是因为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所以说：安闲而又治理的很好，政令简约而周详，政事不烦乱而有功绩，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秦国就类似这样。虽然如此，却仍有所畏惧啊，上述三个方面都具备了，但是它和王者的功名相衡量，那还相差得很远哩。”
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他们没有儒者吧。所以，纯粹地崇尚道义、任用贤人的就能称王天下，驳杂地义利兼顾、贤人亲信并用的就能称霸诸侯，这两者一样都没有，就遭到灭亡。这也是秦国的短处啊。
积累微小，每月胜不过每天，每个季度胜不过每个月，每年胜不过每个季度。一般人喜欢怠慢小事，大事来了，才努力去做。这样，就常常不如那些努力去处理小事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小事来得频繁，办理小事的时间就多，它积累起来的成果大；大事到来得稀少，办理大事的时间就少，它积累起来的成果小。所以珍惜每一天的君主就能称王天下，珍惜每一季度的君主就能称霸诸侯，出了漏洞再去补救的君主就危险了，一切时间都荒废掉的君主就会灭亡。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慎重地对待每一天，称霸诸侯的君主重视每一个季度，勉强存在的国家陷入危险以后君主才为它担忧，亡国的君主到了国家灭亡以后才知道会灭亡，临死的时候才知道要死。亡国的君主造成的祸害和破坏，多到悔不胜悔。称霸天下的人所作的好事是明显可见的，可以按季度来记录；称王天下的人的功名，就是每天记录都记不完。财物宝贝以大为贵，政教功名却与此相反，能积累微小事情的人会很成功。《诗经》上说：“道德轻得像毛发，可是很少有人能举起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般说来，奸邪之人之所以能兴起，都是由于君主不推崇道义，不尊重道义的缘故。道义，就是限制人们作恶和行奸的。如今，君主不推崇道义，不尊重道义，这样，老百姓就会有放弃道义而趋附奸邪了，这就是奸邪之人产生的原因。况且，君主是臣民的表率。臣民附和君主，就好像是回声应和声音，影子类似本体一样。所以做君主的，一定要慎重地对待道义。道义，对内适合于人，对外适合于万物；对上可以使君主安定，对下可以调和民众，内外上下都能调节，这是道义的实质啊。这样，凡是治理天下的关键，道义是最根本，其次是守信。古时候，夏禹、商汤立足道义、努力守信，天下大治；夏桀、商纣抛弃道义、不讲信用，因而天下大乱。所以，君主必须要慎重地对待礼义，务求忠诚守信，然后可以安定天下。这是做君主的根本原则。
如果厅堂还没有打扫，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余暇去铲除郊外的野草了，锋利的刀锋触到胸口，那么眼睛就顾不上看飞来的箭了；利矛砍向头顶，那么就顾不上十只手指会被砍断的危险，而去抵挡了。这并不是不看重郊外的杂草、暗箭、手指，而是因为痛痒缓急之间的先后差别。
天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陰陽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陰陽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
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
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楛耕伤稼，楛耨失岁，政险失民；田薉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祆。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谓人祆。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婬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祆。祆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尔，其菑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亦可畏也。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之谓也。
大自然的规律永恒不变，它不为尧而存在，不为桀而灭亡。用导致安定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吉利，用导致混乱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凶险。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而节约费用，那么天就不能使他贫穷；衣食给养齐备而活动适时，那么天就不能使他生病；遵循规律而不出差错，那么天就不能使他遭殃。所以水涝旱灾不能使他挨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他生病，自然界的反常变异不能使他遭殃。农业这个根本荒废而用度奢侈，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富裕；衣食给养不足而活动又少，那么天就不能使他保全健康；违背规律而恣意妄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吉利。所以水涝旱灾还没有来到他就挨饿了，严寒酷暑还没有迫近他就生病了，自然界的反常变异还没有出现他就遭殃了。他遇到的天时和社会安定时期相同，而灾祸却与社会安定时期不同，这不可以埋怨上天，这是他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所以明白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区分，就可以称作是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了。
不做就能成功，不求就能得到，这叫做自然的职能。像这种情况，即使意义深远，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思考；即使影响广大，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干预；即使道理精妙，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审察，这叫做不和自然争职能。上天有自己的时令季节，大地有自己的材料资源，人类有自己的治理方法，这叫做能够互相并列。人如果舍弃了自身用来与天、地相并列的治理方法，而只期望于与自己相并列的天、地，那就糊涂了。
布列于天空的恒星互相伴随着旋转，太陽月亮交替照耀，四季轮流控制着节气，陰陽二气大量地化生万物，风雨普遍地施加于万物。万物各自得到了陰陽形成的和气而产生，各自得到了风雨的滋养而成长。看不见陰陽化生万物的工作过程而只见到它化生万物的成果，这就叫做神妙。人们都知道陰陽已经生成的万物，却没有人知道它那无形无踪的生成过程，这就叫做天。只有圣人是不致力于了解天的。
自然的职能已经确立，天生的功绩已经成就，人的形体也就具备而精神也就产生了，爱好与厌恶、高兴与愤怒、悲哀与欢乐等蕴藏在人的形体和精神里面，这些叫做天生的情感。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身体，就其功能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感受对象而不能互相替代，这些叫做天生的感官。心处于身体中部空虚的胸腔内，用来管理这五种感官，这叫做天生的主宰。人类能够控制安排好与自己不是同类的万物，用它们来供养自己的同类，这叫做天然的供养。能使自己的同类顺从自己叫做福，使自己的同类反对自己叫做祸，这叫做天然的政治原则。搞昏了那天生的主宰，扰乱了那天生的感官，抛弃了那天然的供养，违反了那天然的政治原则，背离了那天生的情感，以致丧失了天生的功绩，这叫做大凶。圣人清醒自己那天生的主宰，管理好自己那天生的感官，完备那天然的供养，顺应那天然的政治原则，保养那天生的情感，从而成全了天生的功绩。像这样，就是明白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了、明白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了，天地就能被利用而万物就能被操纵了，他的行动就能处处有条理，他的保养就能处处恰当，他的生命就能不受伤害，这就叫做了解了天。
所以最大的技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做，最大的智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考虑。对于上天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天象中那些可以测定气候变化的天文资料罢了；对于大地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适宜条件中那些可以便利种植庄稼的地文资料罢了；对于四季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规律中可以安排农业生产的节气罢了；对于陰陽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和气中可以治理事物的因素罢了。圣人任用别人来掌握这些自然现象而自己所做的只是去掌握治理国家的原则。
社会的安定或混乱，是由上天决定的吗？回答说：太陽月亮、行星恒星、祥瑞的历书，这在禹与桀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由上天决定的。那么，是季节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季、夏季纷纷发芽、茂盛地生长，在秋季、冬季积蓄、收藏，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季节造成的。那么，是大地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了大地就生长，失去了大地就死亡，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大地造成的。《诗》云：“天生高大的岐山，太王使它大发展；太王已经造此都，文王使它长平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上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冬季，大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废除宽广，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叽里呱啦就中止行动。上天有经久不变的规律，大地有经久不变的法则，君子有经久不变的规矩。君子遵行那常规，而小人计较那功利。《诗》云：“礼义上我错误不犯，何必担忧人说长道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楚王外出时随从的车子有上千辆，并不是因为他聪明；君子吃豆叶、喝白水，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这种情况是时势命运的制约造成的。至于思想美好，德行敦厚，谋虑精明，生在今天而能知道古代，这些就是那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所以，君子慎重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君子慎重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进步；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退步。所以君子天天进步的原因与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道理是一样的。君子、小人相差悬殊的原因，就在这里。
流星坠落、树木发响，国内的人都害怕，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啊。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陰陽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那太陽、月亮发生日食、月食，旋风暴雨不合时节地突然袭击，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这些现象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在同一时代都出现，也没有什么妨害；君主愚昧而政治黑暗，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样都没出现，也毫无裨益。那流星的坠落、树木的发响，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陰陽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
在已经出现的事情中，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才是可怕的。粗放地耕种而伤害了庄稼，粗放地锄草而妨害了年成，政治险恶而失去了民心，田地荒芜而庄稼长不好，米价昂贵而百姓挨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政策法令不明确，采取措施不合时宜，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生产不加管理，发动劳役不顾农时，那么牛就会生出像马似的怪胎、马就会生出像牛似的怪胎，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的现象，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礼义不加整顿，内外没有分别，男女婬荡混乱，而父子互相猜疑，君臣离心离德，外寇内乱同时到来，这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人事上的反常现象实产生于昏乱。上述这三类反常现象交错发生，就不会有安宁的国家了。这种人事上的反常现象解说起来道理很浅显，但它造成的灾难却很惨重。这是可怕的，但不值得奇怪。古代解释经文的书上说：“各种事物的怪现象，经书上不作解说。”没有用处的辩说，不是急需的明察，应该抛弃而不加研究。至于那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相亲，夫妻之间的区别，那是应该每天切磋琢磨而不能丢掉的啊。
祭神求雨就下雨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它就像不去祭神求雨而下雨一样。太陽、月亮发生了日食、月食就营救它们，天气干旱了就祭神求雨，占卜算卦然后决定大事，古人并不是认为这些做法能得到所祈求的东西，而只是用它们来文饰政事罢了。所以君子把这些活动看作为一种文饰，但老百姓却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把它们看作为一种文饰就吉利，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就不吉利了。
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陽、月亮更明亮的了，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物品之中没有什么比珍珠、宝玉更明亮的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灿烂的了。太陽、月亮如果不高挂空中，那么它们的光辉就不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那么火的光辉、水的光泽就不大；珍珠，宝玉的光彩不显露于外，那么天子、诸侯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宝贝，礼义不在国内施行，那么功业和名声就不会显著。所以人的命运在天，国家的命运在礼义。统治人民的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喜欢财利、多搞欺诈，就会危险；玩弄权术、坑人害人、陰暗险恶，那就会彻底灭亡了。
认为大自然伟大而思慕它，哪里及得上把它当作物资积蓄起来而控制它？顺从自然而颂扬它，哪里及得上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盼望时令而等待它，哪里及得上因时制宜而使它为我所用？依靠万物的自然增殖，哪里及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们根据人的需要来变化？思慕万物而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物，哪里及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去它们？希望了解万物产生的原因，哪里及得上占有那已经生成的万物？所以放弃了人的努力而寄希望于天，那就违背了万物的实际情况。
各代帝王都没有改变的东西，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政治原则的常规惯例。国家有时衰微有时兴盛，但君主都凭这种常规惯例去应付它。治理好这种常规惯例，国家就不会混乱。如果不了解这种常规惯例，就不知道如何应付变化。这种常规惯例的主要内容从来没有消失过。社会的混乱，产生于这常规惯例的实施出了差错；社会安定，全在于这种常规惯例的实施十分周详。所以，政治原则中那些被一般人看作为好的东西，如果符合这种常规惯例，就可以依从；如果偏离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不可以实行；如果违反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会造成极大的迷惑。在水中跋涉的人用标志来表明深度，如果这种标志不明确，就会使人陷入深水淹死；治理民众的君主用标准来表明政治原则，如果这种标准不明确，就会造成混乱。礼制就是治理民众的标准。违反了礼制，就是昏暗的社会；昏暗的社会，就会大乱。所以，政治原则没有照不亮的地方，它对外对内都有不同的标准，对隐蔽之事或显露之事都有永久不变的规定，那么民众的陷阱就可以除去了。
万事万物只体现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某一种事物只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愚昧的人只认识了某一种事物的一个方面，就自以为知道了自然规律，实在是无知。慎子对在后服从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在前引导的一面却毫无认识；老子对委曲忍让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积极进取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墨子对齐同平等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等级差别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宋子对寡欲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多欲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只在后服从而不在前引导，那么群众就没有继续前进的门径；只委曲忍让而不积极进取，那么高贵和卑贱就不会有分别；只有齐同平等而没有等级差别，那么政策法令就不能贯彻实施；只求寡欲而不见多欲，那么群众就不易被感化。《尚书》上说：“不要任凭个人的爱好，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道；不要任凭个人的厌恶，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路。”说的就是这个。
正论
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
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治辨则易一，愿悫则易使，易直则易知。易一则强，易使则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偏曲，则下比周矣。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比周则难知。难一则不强，难使则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
是不然。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圣王没，有埶籍者罢不足以县天下，天下无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谓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汤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弒，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为君，则天下未尝合于桀纣也。然则以汤武为弒，则天下未尝有说也，直堕之耳。
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桀纣者、其志虑至险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为至乱也；亲者疏之，贤者贱之，生民怨之。禹汤之后也，而不得一人之与；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国亡，为天下之大僇，后世之言恶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数也。故至贤畴四海，汤武是也；至罢不能容妻子，桀纣是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有天下，而臣汤武，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犹伛巫跛匡大自以为有知也。
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可以夺之者可以有国，而不可以有天下；窃可以得国，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婴，共、艾毕，剕、枲屦，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
是不然。以为治邪？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
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
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善禁令。”曰：“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
是不然。汤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汤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
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制也。
彼楚越者，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必齐之日祭月祀之属，然后曰受制邪？是规磨之说也。沟中之瘠也，则未足与及王者之制也。语曰：“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智，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
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震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夫有恶擅天下矣。
曰：“死而擅之。”
是又不然。圣王在上，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子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为难。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
曰：“老衰而擅。”
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
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
是又畏事者之议也。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尊无上矣。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怪，期臭味，曼而馈，伐皋而食，雍而彻乎五祀，执荐者百余人，侍西房；居则设张容，负依而坐，诸侯趋走乎堂下；出户而巫觋有事，出门而宗祝有事，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侧载睪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以养耳，三公奉軶、持纳，诸侯持轮、挟舆、先马，大侯编后，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夹道，庶人隐窜，莫敢视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持老养衰，犹有善于是者与？不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
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
是不然也：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然而朱象独不化，是非尧舜之过，朱象之罪也。尧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不怪朱象，而非尧舜，岂不过甚矣哉！夫是之谓嵬说。羿蜂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拨弓曲矢中微；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驭者也，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琐化。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学者受其殃，非者有庆。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太古薄背，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
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盗也，必以有为，不以备不足，则以重有余也。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厚优犹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故盗不窃，贼不刺，狗豕吐菽粟，而农贾皆能以货财让。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取于涂，而百姓羞拾遗。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虽珠玉满体，文绣充棺，黄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为树，琅玕、龙兹、华觐以为实，人犹莫之抇也。是何故也？则求利之诡缓，而犯分之羞大也。
夫乱今然后反是。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若是，则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财物诎，而祸乱起。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餧羸瘠于下。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安禽兽行，虎狼贪，故脯巨人而炙婴儿矣。若是则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虽此裸而薶之，犹且必抇也，安得葬薶哉！彼乃将食其肉而龁其骨也。
夫曰：太古薄背，故不抇也；乱今厚葬，故抇也。是特奸人之误于乱说，以欺愚者而淖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谓大奸。传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谓也。
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于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
应之曰：然则以人之情为不恶侮乎？
曰：“恶而不辱也。”
曰：若是，则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斗也，必以其恶之为说，非以其辱之为故也。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知见侮之为不辱哉。然而不斗者，不恶故也。今人或入其央渎，窃其猪彘，则援剑戟而逐之，不避死伤。是岂以丧猪为辱也哉！然而不惮斗者，恶之故也。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虽知见侮为不辱，恶之则必斗。然则斗与不斗邪，亡于辱之与不辱也，乃在于恶之与不恶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恶侮，而务说人以勿辱也，岂不过甚矣哉！金舌弊口，犹将无益也。不知其无益，则不知；知其无益也，直以欺人，则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将以为有益于人，则与无益于人也，则得大辱而退耳！说莫病是矣。
子宋子曰：“见侮不辱。”
应之曰：凡议必先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辨讼不决，故所闻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而圣王之分，荣辱是也。
是有两端矣。有义荣者，有埶荣者；有义辱者，有埶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埶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荣。流婬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借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辱。是荣辱之两端也。
故君子可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埶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有埶辱无害为尧，有埶荣无害为桀。义荣埶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埶辱，唯小人然后兼有之。是荣辱之分也。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万世不能易也。
今子宋子则不然，独诎容为己，虑一朝而改之，说必不行矣。譬之，是犹以砖涂塞江海也，以焦侥而戴太山也，蹎跌碎折，不待顷矣。二三子之善于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将恐得伤其体也。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
应之曰：然则亦以人之情为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
曰：“人之情，欲是已。”
曰：若是，则说必不行矣。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则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欲者罚邪？乱莫大焉。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君主的统治措施以周密隐蔽为有利。”这种说法不对。
君主，好比是民众的领唱；帝王，好比是臣下的标杆。那臣民们将听着领唱来应和，看着标杆来行动。领唱沉默，那么民众就无从应和；标杆隐蔽，那么臣下就无从行动。臣民不应和、不行动，那么君主和臣民就无法相亲善了。像这样，那就和没有君主一样，不吉利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君主，是臣民的根基。君主公开明朗，那么臣民就能治理好了；君主端正诚实，那么臣民就老实忠厚了；君主公正无私，那么臣民就坦荡正直了。臣民治理得好就容易统一，老实忠厚就容易役使，坦荡正直就容易了解。臣民容易统一，国家就会强盛；臣民容易役使，君主就能建立功业；臣民容易了解，君主就会明白清楚。这是安定得以产生的缘由。君主隐蔽不露，那么臣民就疑惑迷乱了；君主陰暗险恶，那么臣民就虚伪欺诈了；君主偏私不公正，那么臣民就紧密勾结了。臣民疑惑迷乱就难以统一，虚伪欺诈就难以役使，紧密勾结就难以了解。臣民难以统一，那么国家就不会强盛；臣民难以役使，那么君主就不能建立功业；臣民难以了解，那么君主就不清楚。这是祸乱产生的根源。所以君主的统治措施以明朗为有利而以陰暗为不利，以公开为有利而以隐蔽为不利。君主的统治措施公开明朗，那么臣民就安逸；君主的统治措施陰暗不明，那么臣民就危险。臣民安逸，就会尊重君主；臣民危险，就会鄙视君主。君主的措施容易被了解，那么臣民就亲爱君主了；君主的措施难以被了解，那么臣民就害怕君主了。臣民亲爱君主，那么君主就安逸；臣民害怕君主，那么君主就危险。所以君主的统治措施没有比难以被了解更坏的了，没有比使臣民害怕自己更危险的了。古书上说：“憎恨他的人众多，他就危险了。”《尚书》说：“能够彰明贤明的德行。”《诗》云：“彰明美德在天下。”古代的圣王也彰明自己，难道只是使自己幽深难知就算了吗？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夏桀、商纣拥有天下，商汤、周武王把它篡夺了。”这种说法不对。认为夏桀、商纣曾经有过统治天下的势位，那是对的；认为他们亲自占有过统治天下的势位，那就不对了；以为天下都掌握在夏桀、商纣手中，那也是不对的。
古代天子有上千个官吏，诸侯有上百个官吏。依靠这上千个官吏，政令能推行到中原各诸侯国，就可称作为统治天下的帝王；依靠这上百个官吏，政令能推行到国境之内，国家即使不安定，还不致于被废黜撤换垮台灭亡，就可称作为诸侯国的国君。圣明帝王的子孙，是拥有天下的后代，是权势的占有者，是天下人所尊崇的帝王之家，但是如果没有才能又不公正，内则百姓怨恨他，外则诸侯背叛他，近处是境内不统一，远处是诸侯不听从，政令不能在境内实行，甚而至于诸侯侵略分割他，攻打讨伐他；像这样，那么他即使还没有灭亡，我也要说他已经失去天下了。
圣明的帝王死了，那些拥有权势的后代没有德才，不能够用来掌握天下，天下等于没有了君主。诸侯中如果有人能够德行贤明威信崇高，那么天下的人民就无不愿意得到他让他做自己的君长；然而暴君统治的国家偏偏奢侈放纵，怎么能杀掉暴君呢，一定不伤害没有罪过的民众，那么杀掉暴虐之国的君主就像杀掉一个孤独无依的人一样。像这样，就可以说是能够使用天下人民了。能够使用天下人民的就叫做帝王。
商汤、周武王并不是夺取天下，而是遵行那正确的政治原则，奉行那合宜的道义，兴办天下人的共同福利，除去天下人的共同祸害，因而天下人归顺他们。夏桀、商纣并不是丢了天下，而是违背了夏禹、商汤的德行，扰乱了礼义的名分，干出了禽兽般的行为，不断行凶，无恶不作，因而天下人抛弃了他们。天下人归顺他就叫做称王，天下人抛弃他就叫做灭亡。所以夏桀、商纣王并没有拥有天下，而商汤、周武王并没有杀掉君主，从这个角度就能证明它。商汤、周武王，是人民的父母；夏桀、商纣王，是人民的仇敌。现在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把夏桀、商纣王当作君主，而认为商汤、周武王是杀君，这样的话，那就是在谴责人民的父母，而把人民的仇敌当作君长，不吉利的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如果认为天下归附的人才是君主，那么天下人从来没有归附过夏桀、商纣王，这样的话，那么认为商汤、周武王是杀君，就是天下人从来没有过的说法了，这只不过是在毁谤他们罢了！
所以天子一定要有理想的人选来担任。治理天下，那任务是极其繁重的，不是最强劲有力的人是不能够担负它的；那范围是极其广大的，不是最明辨的人是不能够分辨它的；那人民是极其众多的，不是最英明的人是不能够协调他们的。这三个最，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具备，所以不是圣人就没有谁能称王天下。圣人，是道德完备、十全十美的人，他就像挂在天下的一杆秤。
夏桀、商纣王，他们的谋虑极其险恶，他们的思想极其愚昧，他们的行为极其昏乱。亲近的人疏远他们，贤能的人鄙视他们，人民怨恨他们，他们虽然是夏禹、商汤的后代却得不到一个人的帮助。商纣王将比干剖腹挖心，囚禁箕子，结果自身被杀、国家灭亡，成为天下最可耻的人，后世说到坏人，就一定要拿他作例证。这就是他们不能保住妻子儿女的道理。所以极有德才的人能囊括天下，商汤、周武王就是；极无德才的人不能庇护妻子儿女，夏桀、商纣就是。现在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认为夏桀、商纣王拥有了天下而把商汤、周武王作为他们的臣子，难道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驼背的巫婆、瘸了腿的残疾人狂妄地自以为有见解一样。
所以可以有夺取别人国家的事，却不可能有夺取别人天下的事；可以有窃取国家政权的事，却不可能有窃取天下统治权的事。夺取政权的人可能拥有一个国家，却不可能拥有整个天下；窃取政权可以得到一个国家，却不可能得到整个天下。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国家是个小器具，可以让德才低劣的小人占有，可以依靠歪门邪道来取得，可以凭借较小的力量来维持；天下是个大器具，不可能让德才低劣的小人占有，不可能依靠歪门邪道来取得，不可能凭借较小的力量来维护。国家，小人可以拥有它，但是不一定就不灭亡；天下，是极其庞大的，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占有它。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治理得很好的古代社会没有肉刑，而只有象征性的刑罚。用黑墨画脸来代替脸上刺字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用系上草制的帽带来代替；阉割生殖器的宫刑，用割去衣服前的蔽膝来代替；砍掉脚的剕刑，用穿麻鞋来代替；杀头的死刑，用穿上红褐色的衣服而不做衣领来代替。治理得很好的古代社会就像这样。”这种说法不对。
以为当时已经治理好了么？那么当时的人根本就没有谁再会犯罪了，那就不但用不着肉刑，而且也用不着象征性的刑罚了。以为当时的人有的还是犯罪了而只是减轻他们的刑罚么？这样的话，那就是杀人的不会被处死，伤人的不会被惩罚。罪行极重而刑罚极轻，平常人就不知道憎恨犯罪了，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大凡惩罚人的根本目的，是禁止暴行、反对作恶，而且防范那未来。杀人的不被处死，而伤害人的不受刑罚，这叫做优惠暴徒而宽恕强盗，不是反对作恶。所以象征性的刑罚恐怕并非产生于治理得很好的古代，而都是产生于混乱的现代。治理得好的古代并不是这样的。凡是爵位、官职、奖赏、刑罚都是一种回报，与行为的类别相应的。一件事情赏罚失当，那就是祸乱的开端。德行和地位不相称，能力和官职不相称，奖赏和功劳不相当，刑罚和罪过不相当，不吉利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王朝，惩罚商纣王，砍下了他的头，把它挂在大红旗的飘带上。这征伐暴君惩治元凶，是政治上的丰功伟绩。杀人的被处死，伤人的被惩罚，这是历代帝王所相同的，没有人知道它是从什么时代传下来的。刑罚和罪行相当，社会才能治理好；刑罚和罪行不相当，社会就会混乱。所以社会治理得好，刑罚就重；社会混乱，刑罚才轻。因为在治理得好的时代犯的罪，本来就重；在混乱的时代犯的罪，本来就轻。《尚书》上说：“刑罚有的时代轻、有的时代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商汤、周武王不能实施禁令。”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他们说：“因为楚国、越国不受他们的制约。”这种说法不对。
商汤、周武王，是普天下最善于实施禁令的人。商汤居住在亳邑，周武王居住在鄗京，都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地方，但天下被他们统一了，诸侯做了他们的臣子，凡交通能到达的地方，人们无不惊恐颤动听从归服以至于被感化而依顺他们，为什么楚国、越国偏偏不受他们的制约呢？那些王者的制度，根据各地的情形来制造器械用具，衡量远近来规定进贡的等级差别，哪里一定要整齐划一呢？所以鲁国人用碗，卫国人用盂，齐国人用整块皮制作的器皿。土地环境风俗习惯不同的地方，器械用具设备服饰不能不有差别。所以中原各国同样服事天子而礼节规范相同。南蛮、东夷、西戎、北狄等国家同样服事天子而习俗不同。天子直接管辖的领地内以交纳农作物来服事天子，天子直接管辖的地区外围以守候放哨来服事天子，再向外负责守望保卫的地区则以宾客的身份按时进贡来服事天子，南蛮、东夷等少数民族地区以接受约束来服事天子，西戎、北狄等少数民族地区以不固定的进贡来服事天子。以交纳农作物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负责供给祭祀祖父、父亲的物品，以守候放哨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负责供给祭祀曾祖、高祖的物品，以宾客身份按时进贡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负责供给祭祀远祖、始祖的物品，以接受约束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负责供给祭祀天神的物品，以不固定的进贡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要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每天要祭祀一次祖父、父亲，每个月要祭祀一次曾祖、高祖，每个季度要祭祀一次远祖、始祖，每年要祭祀一次天神，每一代天子死了就要朝见一次即位的新天子以承认他的统治地位。这就是所谓的根据各地的情形来制造器械用具，衡量远近来规定进贡的等级差别，这就是王者的制度。那楚国、越国，不过是进贡每季祭祀、每年祭祀的祭品以及一代天子死了以后要来承认新天子一类的国家，难道一定要使他们与那些供给每天祭祀、每月祭祀的祭品一类的国家一样，然后才说他们“受制约”了吗？这是有差错的说法啊。这种人真像山沟中的僵尸，不值得和他谈及圣王的制度。俗话说：“浅陋的人不值得和他测度深刻的事，愚蠢的人不值得和他商量智巧的事，废井中的青蛙不能和它谈论东海中的乐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尧、舜把王位禅让给别人。”这种说法不对。
天子权势地位至高无上，在天下无与伦比，他又和谁推让呢？尧、舜道德美好完备，智慧非常发达，朝南坐着治理天下，所有的民众，都惊恐颤动听从归服以至于被感化而依顺他们，天下没有被埋没的人才，没有被遗忘的好人好事，和尧、舜相同的言行才是正确的，和他们不同的言行就是错误的，他们又为什么要把天下让掉呢？
有人说：“是等他们死了以后再把王位禅让给别人的。”这又不对。
圣明的帝王处在君位上，考虑德行来确定等级，衡量才能来授予官职，使人们全部能担负起自己的职事而各人又都能得到适宜的安排；如果不能用道义来制约私利，不能通过人为的努力来改造本性，那就统统让他们当老百姓。圣明的帝王已经死了，天下如果没有圣人，那么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接受禅让了。天下如果有圣人而又出在圣明帝王的后代之中，那么天下人就不会离心离德，朝廷上就不会改变各人的官位，国家也不会改变制度，天下就安安稳稳地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这是用尧一样的圣王来继承尧，那又会有什么改变呢？如果圣人不出在圣明帝王的后代子孙之中而出在辅佐大臣之中，那么天下人随从归附他，就像恢复国家而振兴它一样了，天下也会安安稳稳地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这是用尧一样的圣王来继承尧，那又会有什么改变呢？只有那改朝换代、变更制度才是困难的。所以圣明的天子活着，那么天下人就专一地尊崇他，极其顺从而有秩序，评定德行来确定各自的等级位次；圣明的天子死了，那么能够担负起治理天下重任的继承人，一定会有的。礼义的名分全部落实了，哪里还用得着禅让呢？
有人说：“是他们年老体衰才把王位禅让给别人的。”这又不对。
人的血脉气色筋骨体力倒是有衰退的，至于那智慧、思考能力、判断抉择能力却是不会衰退的。
有人说：“年老的人不能忍受那劳累才退下来休息的。”这又是怕做事者的议论。
天子权势极大而身体极安逸，心情极愉快而志向没有不能实现的，所以身体不会因为当了天子而劳累，而他的尊贵则是至高无上的了。穿着嘛，便是穿五色的上衣，再配上杂色的下衣，加上有花纹的刺绣，再用珠玉加以装饰。吃喝嘛，便是牛、羊、猪齐全的宴会一个连一个，珍贵奇异的佳肴样样具备，各种香气美味应有尽有，在音乐声中送上食物，在击鼓声中进餐，奏起《雍》曲而把宴席撤回到灶上祭祀灶神，端菜的人有上百个侍候在西厢房。呆在天子的位置上听政，就设置了帷帐和小屏风，背靠大屏风而坐，诸侯在堂下有礼貌地奔走前来朝见。要出宫门，巫觋就有事情了，要出王城大门，大宗伯、大祝就有事情了；坐上宽阔的大车、踩着柔软的蒲席来保持身体的安稳，旁边放置湖岸上生长的香草来调养鼻子，车前有画着交错花纹的横木来调养眼睛，车铃的声音在车子慢行时合乎《武》《象》的节奏、在车子奔驰时合乎《韶》《护》的节奏来调养耳朵，三公扶着车轭、握着缰绳，诸侯有的扶着车轮、有的护在车厢两侧、有的在马前引路，大国诸侯排列在车后，大夫跟在他们的后面，小国诸侯与天子的高级文官再跟在大夫的后面，士兵们穿着铠甲而在道路两旁警卫，百姓们隐藏躲避而没有人敢观望。天子坐着像大神一样尊严，行动像天帝一样自如，扶持老年的生活、保养衰退的身体，还有比这更好的吗？老年人要休息，那休息还有像这样安定快乐宁静愉悦的吗？所以说：诸侯有告老退休的，天子没有告老退休的；有诸侯传让国家的，没有天子禅让天下的。这是古今都一样的。
所谓“尧、舜把王位禅让给别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假话，是知识肤浅者的传闻，是孤陋寡闻者的胡说。他们是一些不懂得是否违背世道人情的道理，不懂得国家与天下、至高无上与不至高无上之间的不同的人，是一些还不能和他们谈论天下的大道理的人啊。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尧、舜不能教育、感化人。”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他们说：“因为丹朱、象都没有被感化。”这种说法不对。
尧、舜，是普天下最善于进行教育感化的人，他们朝南坐着治理天下，所有的民众无不惊恐颤动听从归服以至于被感化而依顺他们。然而唯独丹朱、象不能被感化，这不是尧、舜的过错，而是丹朱、象的罪过。尧、舜是天下的英杰，丹朱、象是天下的怪物、一代的庸人。现在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不责怪丹朱、象而非议尧、舜，岂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这叫做奇谈怪论。羿、逢蒙，是天下善于射箭的人，但不能用别扭的弓和弯曲的箭去射中微小的目标；王良、造父，是天下善于驾驭马车的人，但不能依靠瘸腿的马和坏车子到达远方的目的地；尧、舜，是天下善于进行教育感化的人，但不能使怪僻鄙陋的人转化。哪个社会没有怪僻的人？哪个时代没有鄙陋的人？从太皞氏、燧人氏以来没有什么时代没有过。所以那些创立学说的人不善，学习的人就受到了他们的毒害，非难他们的人才有幸福。《诗》云：“民众的灾难与不幸，并非从天来降临；当面唠叨背后恨，主要作祟在于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远古时代葬礼节俭，棺材板只有三寸厚，衣服只有三套，被子只有三条，埋在田底下而不妨碍种田，所以不会被挖掘。混乱的今天葬礼奢侈，用珍宝来装饰棺材，所以会被盗挖。”这是对治国的道理还没有达到通晓的程度而对盗墓不盗墓的原因又不清楚的人所说的话。
大凡人们的盗窃，一定是有原因的，不是为了使自己不足的东西能齐备，就是为了使自己绰绰有余的东西进一步富余。而圣明的帝王养育民众，使他们都富足宽裕而懂得满足，不可以有多余的财物，不可以超过规定的标准。所以窃贼不会来偷窃，强盗不会杀人抢劫，狗猪会不吃粮食，而农夫商人都能把财物让给别人；风俗是那样的美好，男女自然不在路上相会，而百姓都以拾取别人遗失的东西为羞耻。所以孔子说：“社会政治清明，盗贼大概会首先转变吧！”像这样，即使珍珠宝玉挂满了尸体，绣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塞满了内棺，黄金塞满了外棺，用朱砂涂刷它，用曾青粉饰它，在墓穴中用犀牛角和象牙雕刻成树，用琅玕、龙兹、华觐做成树上的果实，人们仍将没有去盗挖它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们求取私利的诡诈之心松懈了，而违犯道义的羞耻感增强了。
混乱的今天这才与古代相反。君主不根据法度役使人民，臣民不根据法度去办事，有才智的人不能去谋划国家大事，有能力的人不能去治理国家，有德行的人不能在位役使人。像这样，那么上面就会错失农时，下面就会丧失土地所产生的利益，中间就会失掉人民的同心合力；所以各种事情被废弃，财物紧缺，而祸乱也就产生了。天子诸侯在上面忧虑财物不足，老百姓则在下面受冻挨饿疲弱消瘦；于是桀、纣似的暴君成群地占据在各国的君位上，而盗贼也就打家劫舍以至于危害到他们的君主了。于是像禽兽一样横行，像虎狼一样贪婪，所以也就把大人做成肉干来吃而把婴儿做成烤肉来吃了。像这样，那么又为什么要指责盗掘死人的坟墓、挖死人的嘴巴来求取利益的行为呢？像这样，即使是赤身裸体来埋葬死人，也一定会被挖掘的，哪能埋葬呢？因为他们将会吃死人的肉而啃死人的骨头。所谓“远古时代葬礼节俭，所以不会被挖掘；混乱的今天葬礼奢侈，所以会被盗挖”，这只是奸邪的人被谬论所迷惑了，却又用它来欺骗愚蠢的人而坑害他们，以便从中苟且捞取好处，这叫做最大的奸邪。古书上说：“使别人危险以便使自己安全，使别人受害以便使自己得利。”说的就是这种人。
宋钘先生说：“宣明了被人侮辱而不以为耻辱，就能使人们不争斗。人们都把被侮辱当作为耻辱，所以会争斗；如果懂得了被侮辱算不上是一种耻辱，就不会争斗了。”
回复他说：“这样的话，那么先生也以为人之常情是不憎恶被人侮辱的吗？”
他说：“虽然憎恶被人侮辱，但并不把被侮辱当作是耻辱。”回复他说：“像这样，那就一定达不到先生所追求的目标了。大凡人们的争斗，一定是把自己憎恶受侮辱当作辩解，而不是把自己感到耻辱作为理由。现在那些滑稽演员和唱戏的优伶、供人取乐的矮子、被人戏弄的奴仆，受到辱骂欺侮却不争斗，这哪里是因为他们懂得了被人侮辱算不上是一种耻辱的道理呢？然而他们不争斗，是因为他们不憎恶被人侮辱的缘故啊。现在如果有人进入人家的沟中，偷了人家的猪，那么失主就会拿起剑戟去追赶窃贼，甚至不避死伤，这哪里是因为他把丢失猪看作为耻辱呢？然而他不怕争斗，是因为憎恶窃贼啊。所以，即使把被侮辱看作为一种耻辱，但如果不憎恶它，就不会争斗；即使懂得了被侮辱算不上是一种耻辱的道理，但如果憎恶它，就一定会争斗。这样看来，争斗不争斗，不在于感到耻辱还是不感到耻辱，而在于憎恶还是不憎恶。现在宋先生不能消除人们对被人侮辱的憎恶，而致力于劝说人们别把受侮辱看作为耻辱，岂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即使是能言善辩的铁嘴巴把嘴皮都磨破了，仍将毫无裨益。不懂得这种劝说毫无裨益，那就是不明智；知道它毫无裨益，却故意要用它来骗人，那就是不仁慈。不仁慈不明智，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要认为宋先生的说法有益于人吗？但全都无益于人，只落得个极大的耻辱而退场罢了！学说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回复他说：“凡是议论，一定要树立一个最高的准则才行，没有一个最高准则，那么是非就不能区分而争辩也无法解决。我过去听到的话说：‘天下最大最高的准则，判断是非的界线，分掌职务、名物制度的起源，就是古代圣王的制度。’所以，凡是发言立论或约定事物的名称，它们的是非标准都要以圣王作为榜样；而圣王的道德原则，是看重光荣耻辱的。这光荣耻辱各有两个方面，有道义方面的光荣，有势位方面的光荣，有道义方面的耻辱，有势位方面的耻辱，志向美好，德行淳厚，智虑精明，这是从内心产生出来的光荣，这叫做道义方面的光荣。爵位尊贵，贡品俸禄优厚，权势地位优越，高一点的做了天子诸侯，低一点的做了卿相士大夫，这是从外部得到的光荣，这叫做势位方面的光荣。行为放荡、丑恶，违犯道义、扰乱伦理，骄横凶暴、唯利是图，这是从内心产生出来的耻辱，这叫做道义方面的耻辱。受人责骂侮辱、被揪住头发挨打，受杖刑被鞭打、受膑刑被剔去膝盖骨，被砍头断手、五马分尸并弃市，被五花大绑、被反绑吊起，这是从外部得到的耻辱，这叫做势位方面的耻辱。这些就是光荣耻辱的两个方面。所以君子可能有势位方面的耻辱而不可能有道义方面的耻辱，小人可能有势位方面的光荣却不可能有道义方面的光荣。有势位方面的耻辱不妨碍他成为尧，有势位方面的光荣不妨碍他成为桀。道义方面的光荣、势位方面的光荣，只有君子才能同时拥有它们；道义方面的耻辱、势位方面的耻辱，只有小人才会同时占有它们。这就是光荣和耻辱方面的道理。圣王把它当作法度，士大夫把它当作原则，一般官吏把它当作守则，老百姓根据它形成习俗，这是千秋万代也不会改变的。
“现在宋先生却不是这样，他独自用委曲容忍来整饬自己，想一个早晨改变历来的道德原则，他的学说一定行不通。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用捏成团的泥巴去填塞江海，让三尺长的矮人去驮泰山，跌倒在地粉身碎骨也就用不着等待片刻了。诸位中与宋先生相好的，恐怕还不如去制止他，否则，将来恐怕会伤害自己身体的。”
宋钘先生说：“人的本性，要得很少，但现在的人却都认为自己的本性是想要很多，这是错误的。”所以他率领他的弟子们，把他的言论学说说得动听有理，把他的比喻称引说得明白清楚，想要使人们懂得人的本性是要求很少。
回复他说：“这样的话，那么先生也认为人的本性是眼睛不想看最美丽的颜色、耳朵不想听最悦耳的音乐、嘴巴不想吃最好的美味佳肴、鼻子不想闻最好的气味、身体不想追求最大的安逸？这五种极好的享受，先生也认为人们的本性是不想要的吗？”
回复他说：“如果这样，那么先生的说法就一定行不通了。认为人的本性是想要这五种极好的享受而又并不想要很多，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认为人的本性是想富贵的但又不要钱财、是喜爱美色的但又讨厌西施一样。
“古代的人做事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想要多而不希望少，所以用财富来奖赏，用减少财富来处罚，这是各代帝王所相同的。所以上等的贤才以天下的税收作为俸禄，次一等的贤才以一国的税收作为俸禄，下等的贤才以封地内的税收作为俸禄，忠厚老实的百姓能保全穿的吃的。现在如果宋先生认为古代这些人的本性也是想要少而不想要多，那么古代的圣王是用人们所不想要的东西来奖赏而用人们想要的东西来处罚吗？混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现在宋先生一本正经地珍爱自己的学说，聚集门徒，建立了师生教学关系，写成了文章，但是他的学说不免把治理得最好的情况看成是最混乱的情况，岂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
礼论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睪芷，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蛟韅、丝末、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为安，若者必危；苟情说之为乐，若者必灭。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贵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于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别积厚，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
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飨，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饭稻粱。祭，齐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大一，夫是之谓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尝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发齐也，太庙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敛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丧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丧，哭之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唱而三叹也，县一钟，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也，一也。
凡礼，始乎梲，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以有别，至察以有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小人不能测也。
礼之理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诚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说入焉而丧；其理诚高矣，暴慢恣孳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故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故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无穷者，广之极也；圣人者，人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无方之民也。
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墨，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厉鹜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坛宇宫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其中焉，方皇周挟，曲得其次序，是圣人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
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谷，犹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亲乎！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饰之，使生死终始若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大夫之丧动一国，属修士；修士之丧动一乡，属朋友；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不得饰棺，不得昼行，以昏殣，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无亲疏月数之等，各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
礼者，谨于吉凶不相厌者也。紸纩听息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闵矣，然而殡敛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惧，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辍也。卒矣，然后作具之。故虽备家必踰日然后能殡，三日而成服。然后告远者出矣，备物者作矣。故殡久不过七十日，速不损五十日。是何也？曰：远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节大矣，其文备矣。然后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后葬也。当是时也，其义止，谁得行之？其义行，谁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设饰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义也。
丧礼之凡，变而饰，动而远，久而平。故死之为道也，不饰则恶，恶则不哀；尒则翫，翫则厌，厌则忘，忘则不敬。一朝而丧其严亲，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则嫌于禽兽矣，君子耻之。故变而饰，所以灭恶也；动而远，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优生也。
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故文饰、麤恶，声乐、哭泣，恬愉、忧戚；是反也；然而礼兼而用之，时举而代御。故文饰、声乐、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恶、哭泣、忧戚，所以持险奉凶也。故其立文饰也，不至于窕冶；其立麤恶也，不至于瘠弃；其立声乐、恬愉也，不至于流婬、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于隘慑伤生，是礼之中流也。
故情貌之变，足以别吉凶，明贵贱亲疏之节，期止矣。外是，奸也；虽难，君子贱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带之，相高以毁瘠，是奸人之道，非礼义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将以有为者也。故说豫、娩泽，忧戚、萃恶，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颜色者也。歌谣、謷笑、哭泣、谛号，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声音者也。刍豢、稻梁、酒醴，餰鬻、鱼肉、菽藿、酒浆，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食饮者也。卑絻、黼黻、文织，资麤、衰绖、菲繐、菅屦，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衣服者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属茨、倚庐、席薪、枕块，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居处者也。两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断之继之，博之浅之，益之损之，类之尽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终始，莫不顺比，足以为万世则，则是礼也。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陰陽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诗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此之谓也。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始卒，沐浴、鬠体、饭唅，象生执也。不沐则濡栉三律而止，不浴则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设瑱，饭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术矣。设亵衣，袭三称，缙绅而无钩带矣。设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书其名，置于其重，则名不见而柩独明矣。荐器：则冠有鍪而毋縰，瓮庑虚而不实，有簟席而无床笫，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内，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张而不均，舆藏而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适墓，象徙道也。略而不尽，貌而不功，趋舆而藏之，金革辔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圹垄、其貌象室屋也；棺椁、其貌象版盖斯象拂也；无帾丝歶缕翣，其貌以象菲帷帱尉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阏也。故丧礼者，无他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杀生而送死谓之贼。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终始莫不称宜而好善，是礼义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故曰：无适不易之术也。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礼以是断之者，岂不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踰时，则必反铅；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犹有啁焦之顷焉，然后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将由夫愚陋婬邪之人与，则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纵之，则是曾鸟兽之不若也，彼安能相与群居而无乱乎！将由夫修饰之君子与，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故先王圣人安为之立中制节，一使足以成文理，则舍之矣。
然则何以分之？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无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则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为隆，缌麻、小功以为杀，期、九月以为间。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也，古今之所一也。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乳母、饮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备之者也，三年毕乎哉！得之则治，失之则乱，文之至也。得之则安，失之则危，情之至也。两至者俱积焉，以三年事之，犹未足也，直无由进之耳。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
三月之殡，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亲也，将举措之，迁徙之，离宫室而归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须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备，曲容备物之谓道矣。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诡唈僾而不能无时至焉。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动也；案屈然已，则其于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于礼节者阙然不具。故先王案为之立文，尊尊亲亲之义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故钟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护武，汋桓箾简象，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喜乐之文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哀痛之文也。师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称罪，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敦恶之文也。卜筮视日、斋戒、修涂、几筵、馈荐、告祝，如或飨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尝之。毋利举爵，主人有尊，如或觞之。宾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状乎无形，影然而成文。
礼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人生下来就有欲望，如果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就会有所索求，如果索求无度，没有标准，就会发生争斗。有争斗就会产生混乱，混乱就会导致穷困。古代的圣王厌恶混乱，就制定礼仪，划分等级，节制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不会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而物资也不会因为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消耗殆尽，为了物资和欲望两者相互制约，保持长久的协调发展，这就是礼的起源。
所以礼，就是用来满足人们的欲望的。肉类和粮食，五味调和，这是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各种香木、香料，是用来满足人门的嗅觉需要的；精美的器物和华丽的服装，是满足人们视觉的需要的；各种乐器奏出动听的音乐，是满足人们听觉的需要的；各式各样的房屋，这是满足人们身体的需要的。所以，礼是用来满足人们的欲望的。
君子需要各方面的给养，又要区别给养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什么呢？贵与贱有一定的等级，长幼的有一定的次序，贫与富、卑与尊各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天子乘坐宽阔的大辂车，那蒲席，是用来舒适身体的；放置的各种香草，是满足嗅觉需要的；涂金的横木，是满足视觉需要的；那铃声，车子慢行时，合乎《武》、《象》的节奏，车子快行时，合乎《韶》、《护》的音律，这是满足听觉需要的；天子龙旗挂有九根飘带，是显示天子神气的；车轮上的卧犀、蹲虎，鲛鱼皮制做的马肚带，丝织的车帘，车耳上龙图，是显示天子威势的。所以，天子乘坐的大辂车的马匹必须是训练有素，而且一定要非常驯服，这是为了保护天子的安全。谁懂得那舍生以求名节的人正是用来保养生命的呢？谁懂得花费钱财正是为了保养钱财的呢？谁懂得恭敬谦让正是用来为了实现安定不乱的呢？谁懂得那礼义规范和仪式是用来培养情操的呢？所以，如果人们只看见生，这样的人就一定会死；如果只贪图私利，这样的人—定会遭到祸害；如果只是喜欢松懈懒惰，这样的人一定会有危险；如果只喜欢纵情享乐，这样的人一定会遭到灭亡。因此，如果人用礼义规范自身，那么，礼义与性情二者就能兼得。如果随性而为，那么两者都会丧失。所以，儒家可以使人两者兼得，而墨家则会使人两者兼失，这就是儒家和墨家的区别了。
礼有三个根本：天地是生存的根本；先祖是宗族的根本；君主是治国的根本。没有天地，人怎么生存？没有先祖，人从哪里来？没有君主，天下怎么太平？这三者缺少一个方面，天下就无法安宁。所以，礼上用来祭天，下用来祭地，尊崇先祖而推崇君主，这是礼的三个根本。
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把开国之君与天一起祭祀，诸侯不敢毁坏始祖的祀庙，士大夫有永恒的宗法，这是用来尊重各自宗族的始祖的。尊重始祖，是道德的根本。郊外祭天是天子的权限，社祭只有诸侯以上的才能奉行，祭祀路神则是向下延及到士和士大夫，这是用来区别尊贵卑贱的，只有尊贵的才能祭祀尊贵的，卑贱的只能祭祀睥贱的，应当大的就大，应当小的就小。所以拥有天下的君主祭祀七代祖先，诸侯可以祭祀五代祖先，拥有五十里封地的大夫可以祭祀三代的祖先，拥有三十里封地的士可以祭祀两代的祖先，靠双手维持生活的普通百姓不能建立祖庙祭祀祖先。这是为了区别功绩大的，他流传给后人的恩德大，功绩小的流传给后人的恩德小。
在太庙祭祀祖先，要在樽里盛上清水，俎上放置生鱼，献上不加调味的肉汤，这是尊重饮食的本源。四季时的祭祖，以清水樽为最高祭品，供上清水，再献上薄酒，先献上五谷杂粮，而后再供上熟米饭；每月的祭祀，进献不加调味的肉汤，供上各种美味的食品，这既尊重饮食的本源，也是便于祖先食用。尊重饮食的本源叫做礼的形式，便于食用叫做合乎常理，把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礼仪制度，从而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这就叫做最隆重的礼。所以，酒杯里供上清水为酒，俎上放置生鱼，豆中先献上不加调味的肉汁，这都是上等的祭品，这种做法与太古时代的情况是相一致的。祭祀完毕，樽里的酒不倒尽；丧礼结束后，俎上的生鱼不品尝；三餐之后，不进食；这也是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举行大婚还没有去迎亲时，祭祀太庙而尚未使代表死者受祭的人还没有进入太庙时，人刚刚死去还没有换上寿衣时，这些都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天子祭天时大车上素色的丝帘，郊祭时用的麻布帽，丧服中腰间系的麻带，这也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三年服丧，哭声没有曲折，唱《清庙》颂歌，—个人领唱而三人和唱，奏乐时悬挂一口钟，也崇尚使用拊、膈、瑟等乐器，还在瑟底通孔，使瑟音低沉。这也合乎太古时代的情况。
一切的礼，开始时简略，以后逐渐比较完备，最后达到令人称心如意的地步。所以，最完备的礼，能够使感情和礼的仪式发挥的淋漓尽致；其次的是，或者感情胜过仪式，或者仪式胜过感情；再其次，就是又回到了太古时代的情况，它就只注重质朴的感情了。天地由于它而和谐，日月由于它而明亮，四季由于它而更替有序，星辰由于它而运行正常，江河由于它而奔流不息，万物由于它而繁荣昌盛；人的喜好憎恶由于它而有节制，喜怒由于它而表现适宜；用它来治理臣民，就可以使臣民顺从，用它来规范君主，就可以使君主通达英明；世间万物怎么变化也不会混乱。但违背了它就会丧失一切。礼的作用难道不是最高的准则吗？建立完备的礼制，作为最高的准则，天下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对它进行损益。这种礼制的根本原则和具体规定之间互不抵触，礼的终结和开始互相呼应；礼义制度十分完备，但也有明确的贵贱等级差别，礼义制度极其细密而又合情合理。这样，天下的人顺从它，国家就治理的好，就能安定，不顺从它，国家就会陷入混乱；顺从礼的人，就能平平安安，不顺从礼的人就会有生命危险；遵循礼的国家就能安定，得以保全，不顺从礼的国家就会危险，将会灭亡。礼的这些作用，小人是不能深刻理解的。
礼的道理实在太深奥了，那些“离坚白”“合同异”的诡辩，遇到了礼，就把它淹没掉了；礼的道理确实太伟大啊，那些擅自编造的法制和邪僻浅陋的学说，遇到了它消亡了；礼的道理确实是崇高啊，那些傲慢、放荡不羁，把轻视习俗当作高尚的人，遇到了它就要失败。所以真正把绳墨放在面前，就不能用曲直来欺骗人了；把秤悬挂在那里，就不能以轻重行欺骗了；把圆规曲尺放置在那里，就不能以方圆欺骗人了；君子如果明察礼的内容，就不能用欺诈虚伪的手段来骗人了。所以绳墨是取直的标准；秤是取平的标准；圆规曲尺是方圆的标准；礼，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不遵循礼，不实行礼，就叫做没有原则人；遵循礼，又实行礼，就叫做有原则的士人。用礼指导思考，这叫做能谋虑；能够坚持礼不动摇，这就叫坚定。既能谋虑，又能坚定，又爱好礼，这就是圣人了。所以，天是最高的；地是最低的；无穷无尽，是宽广的极点；圣人是道德的极点。所以求学的人，原本就是为了做个圣人，而不是要学做不走正道的人。
礼，以财物作为行礼的费用，用贵贱的不同作为礼仪制度，以祭物的多少不同区别上下，把隆重和简省作为要领。礼节仪式繁多复杂，表达的情感欲望和所要起的作用简约，这是隆重的礼。礼节仪式简单，表达的情感丰富和欲望繁多，这是简约的礼。礼节仪式和表达的情感相互配合，并行不悖，这就是礼适中的表现。所以，君子隆重大礼，简省小礼，中等的礼适中。不论是行走、疾飞还是奔跑，君子的一切行动都不应超出礼的范围，这是君子的范围界限。如果人的活动都符合礼的要求，就可以称为士君子了；超越了礼的范围，就只是普通民众；如果遵循礼而又能随意地活动，又都符合礼的要求，就是圣人了。因此，君子品德敦厚，是靠了礼的积蓄；君子心胸宽广，是靠了礼的深广；君子品德高尚，是靠礼的高大；英明的君子，是因为礼的透彻。《诗经》中说：“礼义完全合符法度，言行就能适当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礼，对待生死是很严谨的。生，是人生的开端；死，是人生的终结；能够按礼正确的对待生和死，那么为人之道也就完备了。所以，君子严谨的对待生与死，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原则，这是礼义的具体规定。重视人的生存但轻视人的死亡，这是尊重他有知觉，而懈怠人没有知觉，这是邪恶的人的原则，这是一种背叛。如果用这种行为来对待奴仆和小孩，君子尚且感到羞愧，更何况是侍奉君主和父母呢！死亡，只有一次而不能再来一次，臣下所以敬重君主，子女敬重父母，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所以，活着的时候，侍奉不忠厚、不恭敬有礼，这叫做粗野；死去后，丧葬不忠厚、不恭敬有礼，这叫做轻薄。君子鄙视粗野，而以轻薄为耻辱。天子的棺椁有七层，诸侯的五层，大夫的三层，士的二层；其次，他们的衣服被子的多少、厚薄都有明确的规定，棺材上的装饰也都有所差别，用这些恭敬的装饰死者，使其生死始终如一，一切都适合人的愿望，这就是先王的原则，忠臣孝子的准则。天子的丧事惊动天下，诸侯都来参加丧礼。诸侯的丧事惊动友好国家，大夫都来参加丧礼。大夫的丧事惊动同朝的官吏，士人中的上层人物都来参加丧礼。土人中上层人物的丧事惊动整个乡里，朋友们都来参加丧礼。普通百姓的丧事，惊动本地方的人，本族的人来参加丧礼。受到刑罚制裁而受赦免的人的丧事，不准聚集同族亲属来送葬，只准许妻子儿女来治丧，棺木只能三寸厚，衣被只用三件，棺材也不能装饰，只能在黄昏时候埋葬，而不准在白天，下葬时候，亲属的穿戴要和平常一样，返家，没有哭泣的礼节，也不穿粗麻布丧服，也不按亲疏关系进行守丧，埋葬后，他的亲属都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埋葬完毕，就好像没有丧事一样，这就是最大的耻辱。
礼，谨慎地对待吉凶，两者互不混淆。当人垂危的时候，用新棉絮在他的鼻子前试探是否还有气息，就是忠臣孝子也就能确定人的生命垂危了，但这时候，还不能去准备敛葬的物品；虽然他们流着眼泪惊慌害怕，但是仍然希望他能活下来，侍奉活人的准备也没有停止；人死了，然后才开始准备。所以，即使有准备的人家，也一定要过一天才能入棺，到第三天才能穿丧服服丧。然后就可以去远方报丧，办理治丧的物品了。所以，停柩最长不能超过七十天，最短也不能少于五十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远方奔丧的人才能赶到，许多需要才能得到满足，各种事情才能够完成。这样人们的孝心就尽到了，也表达了子女的孝节，礼节仪式也就完备了。然后，白天通过占卜确定安葬的日期，晚上确定葬地，然后就可以安葬了。在这个时候，那道义上推行的事，谁又能禁止它呢？如果适宜这样做，谁又能要求停止不做呢？所以，三个月期限的葬礼，它是用三个月的时间仿效生前的陈设来装饰死者，这并不是为了留下死者来安慰活着的人，而是为了表达尊重怀念的意思。
丧礼要注意：人死以后，就要对他加以整饰，从殡殓到下葬，死者放的地方越来越远，时间长了，心情就会逐渐恢复。所以对于死者，如果不加整饰，尸体就会变得丑陋难看，这样人们就不会哀痛了，距离死者近了，人们就会漫不经心，漫不经心就会产生厌弃，厌弃了就会怠慢，怠慢了就会不敬重。君主或父母死了，送葬的人既不哀痛也不恭敬严肃，那就近似于禽兽了，君子认为这种是可耻的。所以，整饰尸体，是为了避免变形难看；从殡殓到下葬，死者放的地方越来越远，就是为了表达尊敬的；丧礼时间长，哀痛的心情才能逐渐平复，这是用来协调活着的人的。
礼，是要做到取长补短，减少多余的，弥补不足的，既表现出爱慕崇敬的仪式，又养成按礼行事的美德。所以，礼节的隆盛与简略、音乐与哭泣、安详愉悦与忧伤哀戚，这些都是相反的，但是礼仪能够同时采用他们，并能随时变换使用。所以处理平安吉祥的事情，就仪式隆盛、演奏音乐、安详愉悦；处理险恶凶灾的事情的时候，仪式就简略、哭泣、忧伤哀戚。所以，礼仪隆盛但不流于妖冶，简略但不刻薄，音乐礼仪使人安详愉悦但不放荡懈怠，哭泣哀伤但不伤害身体。这样的礼仪就恰到好处。所以，人们情感脸色的变化，能够区别吉祥凶险，辨别贵贱亲疏的差异就可以了；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奸邪的人的行径了。即使做起来很困难，君子也瞧不起他。这样就好象要根据饭量吃东西，根据腰的粗细扎腰带。通过毁伤自己的途径追求更多的名利，这不是君子所为的，不符合礼义的仪式，不是孝子的真实情感，奸邪的人这样做，只是另有所图罢了。所以高兴欢乐时候，就容光焕发，忧伤悲苦时候就面色难看，这些都是吉凶喜怒哀乐的情感外在的表现。歌唱时候就欢笑，哭泣的时候大声啼号，这些声音反映的是吉凶哀乐的情感。各种食品、饮料的不同，这是饮食所反映的吉凶哀乐的情感。各种衣服、服饰的不同，这都是衣着反映的吉凶哀乐的情感。敞亮的房子、深远的宫室、各种居住设施，这些都是人们居处反映的吉凶哀乐的情感。吉凶哀乐这些情感，是天生的，至于取长补短，持续它，发展它，增加他，削减它，同类事情，按照惯例尽量办好，使丰盛完美，使文理情感协调一致，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千秋万世的法则，这就是礼。如果不是精心的整饬它，学习它，实行它的君子，是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的。
所以说，人的天性，是自然的材质；后天的行为，是隆盛的礼法条文。如果人没有质朴的天性，那么人为的加工就没有地方施加，没有人为加工，人的天性就不能自行完美。人的天性与人为加工相互结合，然后才能成就圣人的名声，这样就可以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所以，天与地相配合就产生了万物，陰陽二气相结合就有了千变万化，人的天性与人为加工结合就能治理好天下。上天能产生万物，却不能治理万物；大地能养育人类，却不能治理人类；世间万物和人，必须依靠圣人才能安排好。《诗经》上说“安抚所有的百神，以及大河与高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丧礼，就是按照活人的情形来装饰死者，大致模仿他的生前来为他送别。所以，对待死亡就像对待出生，侍奉死者就像侍奉他还活着一样，都是遵循礼的规定的。在刚刚死去的时候，要给他洗头、洗澡、束发、剪指甲，嘴里放着贝、玉等，就像他活着时所做的那样。如果不洗头，就要用沾湿的梳篦梳发三次，如果不洗澡，就要用沾湿的毛巾擦拭三次。在耳朵里塞上新棉，把生米、贝壳放进死者的嘴里，这些做法与他活着的时候相反。给死者穿好内衣，再加三套外衣，身上系着插笏的腰带，但不再用钩束带。用绢帛盖住死者的面目，用黑丝巾蒙上死者的眼睛，束起头发来，是男的不戴帽子，是女性就不插簪了。把死者的名字书写在旌旗上，放在木做的神主牌前，那么死者的名字在别处看不见，仅出现在灵柩前。陪葬的有帽子，但没有包头发的丝巾，陶制的器皿里不放东西，棺内有席子，但不设床垫，木器不雕刻完全，陶制器物不作成成品，竹苇器物也不能使用，笙竽具备，但不能发出声音；把丧车埋掉，把马要牵回，表示这些东西都不再使用。准备生前用的器具送到墓地，就像活着时搬家一样。那些器具都很简略，且不齐备，只具粗略的形貌，不需要精细加工，赶着车把这些器物送去埋掉，但拉车的马及其它东西不埋，这表示那些随葬的物品不再使用。就像活着的时候搬家一样，也表示不再使用，这些都是为了加重哀悼之情的。所以，这些器物只起礼仪作用而没有实际功用，随葬品只是貌似而不实用。凡是礼仪，侍奉生者，是为了表达欢乐之情；送别死者，是为了表示哀痛之情；祭祀，则是为了表示恭敬之意；军事礼仪，是为了显示威武之势，这些都是历代帝王都相同，古今一样，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什么时代传下来的。所以坟墓外看像房屋；棺椁就像乘坐的车子；棺木上和丧车的装饰物就像死者生前使用的门帘帷帐；抗折的外貌，就像人的墙壁、屋顶、篱笆和门户。因此，丧礼并没有其他的含义，它是用来彰明生死的意义的，它是用悲哀恭敬的心情送别死者的，最终把死者周全的埋葬。所以，埋葬是为了更好的掩藏死者的躯体；祭祀是为了恭敬地侍奉死者的灵魂；那些铭文悼词、家谱世系，是为了恭敬地传送他的名声。侍奉生者，是为了表示生的开始；送别死者，是为了表示生命的终结。人的生命的开始和终结都侍奉好了，那么孝子应该尽的义务就算完毕了，这样也就具备了成为圣人的条件了。
对死者刻薄而厚待生者，就叫做昏暗不明，对生者刻薄而厚葬死者，就叫做惑乱，用活人陪葬，就叫做残害。大致模拟他的生前来祭送他的死，使人的生与死、终结和开始没有不尽善尽美的，这就是礼义的标准，儒者就是这样做的。
要服丧三年，这是为什么呢？丧礼的规定是由哀情的轻重决定的，区别人们等级，亲疏贵贱的礼节，是不能随意更改的。所以，这是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能更改的原则。创伤巨大的，服丧的时间就要长一些；哀痛更大的，服丧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服丧三年，就是根据哀情的轻重来制定的，它是用来给极其悲痛的感情所确立的最高期限。身穿丧服、手拄丧杖、陋屋守丧、喝稀饭、柴草为席、土块为枕，这些都表示心情哀痛到了极点。服丧三年，实际只有二十五个月，但哀痛并没有随之结束，仍会思念死者，但丧事就要到此而止了。这难道不是因为送别死者要有个终结，活着的人的生活要恢复正常吗？天地间的万物，凡是有血气的，—定都有知觉；然而，有知觉的生物，没有不爱他的同类的。那些大的飞禽走兽，如果丢失了同伴或是配偶，在一段时间里，必然会反复寻找，经过旧地，就会在那里徘徊不前，鸣叫不休，然后才离开那里。小的如同燕雀也会有悲伤的鸣叫一会，才舍得离去。有血气的生物，没有再比人聪明得了，所以人对自己父母的感情是不会穷尽的。要依从那些愚蠢、鄙陋、邪恶的人吗？他们的父母早上死去，晚上就忘掉了；如果放纵他们，那就连禽兽都不如了，他们同人在一起，哪能不发生混乱呢？要依从那些注重道德修养的君子吗？那么服丧三年二十五个月就完毕了，时间快得好像快马从空隙中飞跑过去—样，可是按照心愿去做，服丧就没完没了了。所以，古代圣王规定了服丧年月的限制，只要人们合乎礼的规定，就可以除去丧服了。
既然这样，为什么有的丧期只有三年的一半呢？对于最亲近的父母本来就是以周年作为终止丧礼的时间的。这是为什么呢？一周年后，天地已经变迁了，四季也循环一次了，天地间万物都开始重新生长了，所以古代的圣王就以周年来象征它。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还要服丧三年呢？这是为了使丧礼更加隆重，因而使丧礼加倍，所以就过了两周年了。然而，还有服丧少于九个月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表示这些丧礼不如父母的丧礼隆重。所以最隆重的礼就是服丧三年；其次是中等的丧礼，服丧一年，九个月；三个月或五个月是简省的礼。上等的礼取法于天，下等的礼取法于地，中等的礼是取法于人的情感，这样不同等级的人所以能和谐相处的道理就完全体现出来了。所以服丧三年，是为人之道的最高的礼仪。这叫做最隆重的礼义，这是历代帝王所共有的，也是古往今来都一致的。
君主的丧期是三年，这是为什么呢？君主是治理天下的主宰，是礼义的本源，是真挚感情和恭敬礼貌的最高的典范，人们都互相遵循而极其推崇他，这难道不可以吗？《诗经》中说：“和蔼可亲的君主，就是百姓的父母。”那些君主本来就有为民父母的说法了。父亲能生子，但不能养育自己；母亲能哺育自己，但不能教诲自己；君主既能养育自己，又善于教诲自己，所以为君主举行三年的丧礼是很周到的啊！乳母，是喂养自己的人，因此可以为她服丧三个月；养母，是保护自己的人，可以为她服丧九个月；这些君主都已具备，所以要享受三年的丧礼啊！如果这样去做，国家就能治理好，就会安定，不这样做，国家就会混乱，这是最完美的礼法制度。这样去做，国家就会平安，不这样做，国家就会危险，这是最充分的表达了情感。如果这两者都具备了，服丧三年来侍奉君主还不满足，但也无从增加了。所以，社祭就只是祭祀土神；稷祭就只祭祀谷神；郊祭则是把历代帝王和上天合并在—起进行祭祀。
入殓后要停柩三个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使丧礼盛大、隆重，以此表达最真挚的感情，同时还要安放死者，迁移死者，使他离开宫室而埋葬到陵墓中去，所以先王恐怕行事匆忙不符合礼仪，因此延长出殡的时间，这样就会时间充足。所以，天子停柩为期七个月，诸候停柩为期五个月，大夫停柩为期三个月，这样在他们待葬期间，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办理相关的各种事务，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办好丧事了，从而各方面都很完备，礼仪周全。那么，丧事各方面完备周到就叫做丧礼的原则。
祭祀，是人门思慕感情的真实表达。心情郁闷不舒畅，又不能随时抒发。所以，在欢欣团聚的时候，那些忠臣孝子就会感动起来，思念君主，想念亲人就会表露出来。他们这种思君念亲的感情非常强烈，可是由于没有祭祀礼仪，那它的饱满的真情就要惆怅地表现不满足；这样，他们的心意和思慕的情感就会悲哀而不愉快，他们在礼节方面也是欠缺而不完备。所以，古代的圣王就为此制定礼仪，于是尊敬君主，孝敬父母的礼义就产生了。所以说，祭祀就是人们思慕感情的真实表达，是忠诚信爱的极点，是礼仪制度的最高表现。如果不是圣人，是不能懂得这一点的。圣人明确地了解它，士君子安心地实行它，百官把它作为职守，百姓把它形成风俗。君子，把它作为治国之道；百姓，用它侍奉鬼神。所以，钟鼓管磐，琴瑟竽笙等乐器和《韶》、《夏》、《护》、《武》、《沟》、《桓》、《箭》、《象》等古乐、古歌，这是君子用来表达感情变化的礼仪形式。穿丧服、拄丧杖、住陋屋、喝稀饭、柴草为席、土块为枕，这是君子用来表达感情变化和悲痛的礼仪式的形式。军队中有一定的制度，刑法有一定的等级，没有不与罪名相称的，这是君子被他所憎恶的事情感动了从而用来表达这种感动的礼法制度。占卜算卦，观察日期的吉凶，整洁身心，摆好祭祀的席位，献上牺牲的祭品，向神灵祷告诉愿，好像鬼神真来享受一样。各种物品都取一点来奠祭死者，好像鬼神真的在品尝一样。不让助食的人举杯向受祭者敬酒，主人亲自劝受祭者敬酒，好像鬼神真的在喝酒一样。宾客离去，主人拜送，返回后换上丧服，归回原位，哭泣起来，就如同鬼神真的离去了一样。悲哀啊，恭敬啊，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一样，侍奉亡者如同侍奉活着时一样，所祭祀的虽然无形无影，但是这就是礼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