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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
淮南子
《淮南子》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以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为中心，综合先秦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认为天地万物是“道”产生的。政治上则主张“无为而治”，但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并提倡变古，对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安招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淮南子》21卷，前三期载卷一至卷八，此期载卷九“主术训”和卷十“缪称训”（部分），其它后续。不进入“子菜单”，感兴趣者注意收存。
淮南子卷九 主术训
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循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是故心知规而师傅谕导，口能言而行人称辞，足能行而相者先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是故虑无失策，谋无过事；言为文章，行为仪表于天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纩塞耳，所以掩聪；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远则所在者迩，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小。夫目妄视则婬，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夫三关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规之，乃是离之；若欲饰之，乃是贼之。
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天道玄默，无容无则，大不可极，深不可测，尚与人化，知不能得。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
末世之政则不然，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报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掸税而狎犬也，乱乃逾甚。夫水浊则鱼脸，政苛则民乱。故夫养虎豹犀象者，为之圈槛，供其嗜欲，适其饥饱，违其怒恚，然而不能终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不直之于本，而事之于未，譬犹扬垛而弭尘，抱薪以救火也。
故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至精为神。
夫疾呼不过闻百步，志之所在，逾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万物归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来，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为之者谁，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诵，辩者弗能形。昔孙叔敖恬卧，而邱人无所害其锋；市南宜辽弄丸，而两家之难无怕关其辞。鞅鞈铁铠，瞋目扼腕，其于以御兵刃，县矣！券契束帛，刑罚斧钺，其于以解难，薄矣！待目而照见，待言而使令，其于为治，难矣！
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简子欲伐卫，使史黯往觌焉。还报曰：“蓬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险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瘖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师旷瞽而为太宰，晋无乱政，有贵于见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视之见，此伏羲、神农之所以为师也。故民之化也，不从其所言而从所行。
故齐庄公好勇，不使斗争，而国家多难，其渐至于崔杼之乱。项襄好色，不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故至精之所动，若春气之生，秋气之杀也，虽驰传骛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犹射者乎！于此豪末，于彼寻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
夫荣启期一弹，而孔子三日乐，感于和：邹忌一徽，而威王终夕悲，感于优。动诸琴瑟，形诸音声，而能使人为之哀乐。县法设赏而不能移风易俗者，其诚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车下，桓公喟然而寤，至精入人深矣！故曰：乐听其音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识远也。作之上古，施及千岁，而文不灭，况于并世化民乎！
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抱质效诚，感动天地、神谕方外，令行禁止，岂足为哉！古圣王至精形于内，而好憎忘于外，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业贯万世而不壅，横扃四方而不穷，禽兽昆虫，与之陶化，又况于执法施令乎！
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 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人主之于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夫权轻重不差蚊首，扶拨在挠不失针锋，直施矫邪不私辟险，好不能枉，谗不能乱，德无所立，怨无所藏，是任术而释人心者也。故为治者不与焉。
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势之自然也。木击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载焉。是故道有智则惑，德有心则险，心有目则眩。兵莫憯于志而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陰陽而抱鼓为小，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
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斡舟而浮于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骡马而服驹駼。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 者入棒薄险阻也。由此观之，则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梁之力，制觡伸钩，索铁歙金，椎移大牺，水杀鼋鼍，陆捕熊罴，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擒之焦门。由此观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智不足以为治，勇不足以为强，则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坎井之无鼋鼍，隘也；园中之无修木，小也。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
夫华骝、绿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鸱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昼日颠越，不能见丘山，形性诡也。夫螣蛇游雾而动，应龙乘云而举，猨得木而捷，鱼得水而鹜。故古之为车也，漆者不画，凿者不斫，工无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职，不得相奸，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职事不嫚。夫责少者易偿，职寡者易守，任轻者易权，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
君人之道，其犹零星之尸也，严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为丑饰，不为伪善，一人被之而不褒，万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为惠。若重为暴，则治道通矣。为惠者，尚布施也。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则守职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进矣。为暴者，妄诛也。无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则修身者不劝善，而为邪者轻犯上矣。故为惠者生奸，而为暴者生乱。奸乱之俗，亡国之风。
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故务功修业，不受赣于君。是故朝廷芜而无迹，田野辟而无草。故太上下知有之。桥直植立而不动，俯仰取制焉；人主静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而军之持麾者，妄指则乱矣。慧不足以大宁，智不足以安危，与其誉尧而毁桀也，不如掩聪明而反修其道也。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处愚称德，则圣人为之谋。是故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
夫人主之听治也，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于是乃始陈其礼，建以为基，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涂。则无由惑矣。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以避奸贼，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天下之物无不通者，其灌输之者大，而斟酌之者众也。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
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夫举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载 之上，弗重也；错之前，弗害也；举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厌。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者，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
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间，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钩之重，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晕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夫载重而马羸，虽造父不能以致远；车轻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是以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聋者可令嗺筋，而不可使有闻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 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则为之者不难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
人主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鸟兽之不可同群者，其类异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敌也，是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朗而鼠之遇狸也，亦必无余命矣。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终身伤。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故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然也。
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瓤者，何也？无得于玉石，弗犯也，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 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灵王好细要，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
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尊显，无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而贤众口之辩也。治国则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国佐治，必参五行之，陰考以观其归，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党一事，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主精明于上。官劝力于下，奸邪灭迹，庶功日进，是以勇者尽于军。乱国则不然，有众咸誉者无功而 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游于辩，修行者竞于往。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者务于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职，而被甲兵，不随南亩，而有贤圣之声者，非所以都于国也。骐骥騄駬，天下之疾马也。驱之不前，引之不止，虽愚者不加体焉。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
权势者，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何也？势有使之然也。
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陽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 三。豫让欲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摘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纣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揖所通，莫不宾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于牧野。岂周民死节，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义厚而号令行也。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臣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是犹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数也。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乱，事勤财匾，万民愁苦，生业 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絺绤绮绣，宝玩珠玉，则赋敛无度，而万民力竭矣。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毁，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岂其奉养不足乐哉？举天下而以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悯，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而脱蹝也。衰世则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于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狂兽熊罴，玩好珍怪。是故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厌刍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人主急兹无用之功，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 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是故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为舟航柱梁，小者以为楫楔，修者以为櫩榱，短者以为朱儒析护。无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犹无可弃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举，乡曲之所不誉，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职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肢也，及其下，牧竖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或任百而尚轻。是故审豪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大数；不失小物之选者，惑于大数之举。譬犹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国，继绝世，志在直道正邪，决烦理挐，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奥窔之间。或佞巧小具，谄进愉说，随乡曲之俗，卑下众 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权，治乱之机。是犹以斧劗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乏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同，群臣辐凑。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是故威立而不废，聪明先而不毙，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是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泽兼覆而不偏，群臣劝务而不怠；近者安其性，远者怀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揖者，不能游而绝江海。
夫人主之情，莫不欲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然而群臣志达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庙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是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暗主则不然，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内，存万方，是犹塞耳而听清浊，掩目而视青黄也，其离聪明则亦远矣。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已出也。夫寸生于秒，秒生于日，日生于形，形生于景，此度之本也，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于本者不乱于未，睹于要者不惑于详。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已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孔子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圣主之治也，其犹造父之御：齐辑之于辔衔之际，而急缓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执节于掌握之间；内得于心中，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是故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恢离车舆之安，而手失驷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舆马不调，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为治。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明分以示之，则蹠、蹻之奸止矣。
夫据除而窥井底，虽达视犹不能见其睛；借明于鉴以照之，则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劳，精神不竭，物至而观其象，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远者治也。是故不用适然之数，而行必然之道，故万举而无遗策矣。
今夫御者，马体调于车，御心和于马，则历险致远，进退周游，莫不如志。虽有骐骥騄駬之良，臧获御之，则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贵其自是，而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夺，毋曰不争。”如此，则人材释而公道行矣，美者正于度，而不足者建于用，故海内可一也。
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公劳而用朋党，则奇材桃长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进。如此，则民俗乱于国，而功臣争于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制于蝼蚁，离其居也。猨狖失木，而擒于狐狸，非其处也。君人者释所守而与臣下争，则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从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转任其上矣。
夫富贵者之于劳也，达事者之于察也，骄恣者之于恭也，势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为之，则智日困而自负其责也。数穷于下则不能伸理；行堕于国则不能专制，智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诛，则无以与天下交也。喜怒行于心者，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在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执政阿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有罪而不诛，则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毁誉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则人主逾劳，人臣逾逸，是犹代庖宰剥牲而为大匠所也。与马竞走，筋绝而弗能及，上车执辔，则马服于衡下。故伯乐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者，乘于人资以为羽翼也。
是故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力而无好也。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昔者齐桓 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虞君好宝而晋献以壁、马钓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乐诱之，是皆以利见制于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胜也。故中欲不出谓之肩，外邪不入谓之塞。中肩外闭，何事之不节！外闭中肩，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后能用之，弗为而后能为之。精神劳则越，耳目婬则竭。故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有司，任而弗诏，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
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卫君役子路，权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眼勇而愚制智，其所托势者胜也。故枝不得大于干，未不得强于本，则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属于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属于大也。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是 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木，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楚庄王伤文无畏之死于宋也，奋袂而起，衣冠相连于道，遂成军宋城之下，权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赵武灵王贝带鵕 ?而朝，赵国化之。使在匹夫布衣，虽冠獬冠、带贝带鵕?而朝，则不免为人笑也 。
夫民之好善乐正，不待禁诛而自中法度者，万无一也。下必行之令，从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内莫不被绳矣，故握剑锋，以离北宫子、司马蒯蒉不使应敌；操其觚，招其未，则庸人能以制胜。今使乌获、藉蕃从后牵牛尾，尾绝而不从者，逆也；若指之桑条以贯其鼻，则五尽童子牵而周四海者，顺也。夫七尺之挠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
夫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得利，威行也，若发城决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风而驰易以远。桓公立政，去食肉之兽、食粟之鸟、系置之网，三举而百姓说。纣杀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断朝涉者之胫而万民叛，再举而天下失矣。故义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风；暴者，非尽害海内之众也，害一人而天下离叛。故桓公三举而九合诸侯，纣再举而不得为匹夫。故举错不可不审。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高台层榭，接屋连阁，非不丽也。然民有掘穴狭庐所以托身者，明主戒乐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寂粟不接于口者，则明主弗甘也。匡床蒻席，非不宁也，然民有处边城、犯危难、泽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惨怛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岁登民丰，乃 始县钟鼓，陈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
故古之为金石管弦者，所以宣乐也；兵革斧钺者，所以饰怒也；觞酌俎豆，酬酢之礼，所以效善也，衰绖菅屦，辟踊哭泣，所以谕哀也。此皆有充于内而成像于外。及至乱主，取民则不裁其力，求于下则不量其积，男女不得事耕织之业以供上之求，力勤财匮，君臣相疾也。故民至于焦唇沸肝，有今无储，而乃始撞大钟，击鸣鼓，吹竿笙，弹琴瑟，是犹贯甲胃而入宗庙，被罗纨而从军旅，失乐之所由生矣。
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踱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无以给上乏征赋车马兵革之费。由此观之，则人之生，悯矣！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之患矣，若贪主暴君，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则百姓无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蕾植；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坂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前，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故先王之法，攸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罕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署不得人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乌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虾螟鸣燕降而达路除道，陰降百泉则修桥梁，昏张中则务种谷，大火中则种黍寂，虚中则种宿麦，昴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应时修备，富国利民，实旷来远者，其道备矣。非能目见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则官自备矣。心之于九窍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动静听视皆以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故尧为善而众善至矣，桀为非而众非来矣。善积则功成，非积则祸极。
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所以心欲小者，虑患未生，备祸未发，戒过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凑而为之毂。智欲员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举动废置，曲得其宜，无所击戾，无不毕宜也。事欲鲜者，执柄持术，得要以应众，执约以治广，处静持中，运于璇枢，以一合万，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于微也；志大者，无不怀也；智员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鲜者，约所持也。
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过若毫厘，而既已备之也。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尧、舜、禹、汤、文、武，皆但然天下而南面焉。当此之时，鼛鼓而食，奏《雍》而彻，已饭而祭灶，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祸，可谓至贵矣。然而战战傈傈，日慎一日。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心小矣。《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其斯之谓钦！武王伐纣，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朝成汤这庙，解箕子之囚，使各处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染纣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问，以应无方。由此观之，则圣人之智员矣。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过于妄宏，勇服于孟贲，足蹑效冤，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约，故举而必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动而必穷矣。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难而必败。凡将设行立趣于天下，舍其易成者而从事难而必败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虽在断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见也；智者虽烦难之事，其不暗之效可见也。内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诸人，由近知远，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诛而大有宁也，唯恻隐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独断也。故仁智错，有时合，合者为正，错者为权，其义一也。
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物之若耕织者，始初甚劳，终必利也众。愚人之所见者寡；事可权者多，愚之所权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备者，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权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后合，愚者始于乐而终于哀。
今日何为而荣乎？旦日何为而义乎？此易言也。今日何为而义？旦日何为而义荣？此难知也。问替师曰：“白素何知？”曰 “缟然。”曰“黑何若？”曰“缟然。”援白黑而示之，则不处焉。人之视白黑 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入孝于亲，出忠于君，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使陈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鲜矣。凡人思虑，莫不先以为可而后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异。
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之以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尽众益也。身材未修，伎艺曲备，而无仁智以为表干，而加之以众美，则益其损。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则狂而操利剑；不智而辩慧怀给，则弃骥而不式。虽有材能，其施之不当，其处之不宜，适足以辅伪饰非，伎艺之众，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
鱼得水而游焉则乐，塘决水涸，则为蝼蚁所食。有掌修其堤防，补其缺漏，则鱼得而利之。国有以存，人有以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治国土使不得与焉；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也。释己之所得为，而责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悦，不信于友。悦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
君主治理天下，应实施无为而治，推行无须说教就能使人明白的原则。君主自身应清静而不浮躁，坚持自然法度而不动摇；以顺循事物固有特性的态度任用下属，充分发挥群臣百官的作用，使他们各尽其责而自己不必亲自操劳和费心。所以根据上述的原则，君主心里明白，藏有韬略却让国师来晓喻开导，能说会道却让行人去陈说，脚腿灵便却让相者引导宾客，耳朵聪敏却由执政官员来转达百官意见或计谋。因而，君主考虑问题便不会失策，行动计划便不会过错；言论合理，行为可作天下之表率；进退适合时宜，动静遵循原理；也不会因事物的美丑而产生好恶之情，更不会因赏罚而喜怒；事物叫什么名称就随它叫什么名称，事物属什么类别就让它属什么类别；事物是什么样子都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由个人意志所决定的。所以，古代帝王君主，带的冠冕前面装饰一串珠玉，这是用来遮挡视线的；冠冕两侧垂悬的绵丸球，这是用来堵塞耳朵的；皇帝宫外设立的屏风，这是用来阻隔自己、远离小人的。因此君主管辖的范围越远，所审察的范围却越近；治理的事情越大，所操持的事情却越小（越简约）。眼睛乱看则易婬邪，耳朵乱听则易迷惑，嘴巴乱说则易搅乱。这三道关口，平时不可不谨慎把持。如果要去规范它，则是离散了它；如果要去修饰它，则是伤害了它。
接受天之陽气的叫魂，接受地之陰气的叫魄；魂魄返聚心体玄房，各自所处自己位置，持守而不散失，人的精神就能上通太一元气。这太一元气是与天道融会相通。天道沉静玄妙、没有形貌也没有常态规则，其大不可极，其深不可测；它常与人一起化育，而人的智慧却无法把握它。
过去神农氏治理天下，精神沉静而不躁动驰骋于胸中，智慧藏匿而不显露于身外，只怀着一颗仁爱真诚之心。因而自然界甘雨及时降落，五谷繁茂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月检查，每季考察，到年底向祖宗神灵汇报丰收成功的喜讯，按季节尝吃新谷，在明堂祭祀祖宗神灵。明堂的建制式样，有天穹一样的圆形顶盖而无四面墙壁，但风雨却不能侵袭，寒暑也不能伤害。每当祭祀祖宗神灵时，怀着公心养育民众的神农氏率领随从胸襟坦荡步履从容地进入明堂。他的民众朴素稳重、正直诚实，不用互相争夺，因为财物富足，不用过分劳累身体而能大功告成。他凭借着大自然的资助，而与天地自然融会一体。所以，他尽管身处威厉地位，但却从不逞威逞凶；制定刑法政令，但却不必动用；法令简略而不烦杂，所以对民众的教化功效神奇。他的管辖范围南到交趾，北到幽都，东到旸谷，西到三危，各处无不听从归附。在这个时候，法律宽厚，刑罚轻缓，监狱空虚，而天下风俗却纯一，谁也不怀奸诈之心。
而晚世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了。君主热衷于索取而没有休止，官吏贪婪得不懂得半点谦让；民众因贫困而被迫互相怨恨争夺，费尽辛劳而不得报酬；智巧奸诈从此萌发兴起，盗贼从此滋生泛滥；上上下下互相怨恨，法规号令不能推行实施；政府各级官员不致力于归依天道，而是违逆治国的根本，只注意修饰枝节、小事；这时德政受到砍削，而刑罚却得到加强增重，而想这样来治理好天下，无异于手拿弹弓却想招引鸟雀，挥动木棍却想与狗玩耍，那只会乱上添乱。水混浊则鱼儿就会浮出水面呼吸喘气，政令烦琐苛刻则民众烦躁不安。所以那些驯养虎、豹、犀牛、大象的人，尽管给这些动物修建了栅栏，供给这些动物喜爱吃的食物，并适时投放不让这些动物挨饿，改变这些动物的暴怒性情，使之驯驯服服，但就是不能使它们享尽自然寿命，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这些动物的身体受到了强制的约束和胁迫。因此，在上的君主多智巧，在下的臣民就多奸诈；在上的君主多事情，在下的臣民易生事；在上的君主好烦扰，在下的臣民必受干扰而不安定；在上的君主多贪欲，在下的臣民好争斗。不立足根本而去追求末节，就好像扬起尘土去制止飞尘、抱着薪柴去救火一样。
所以，圣人简省事务而治理容易，欲求少而容易满足；不需布施而能表示仁爱，不须信誓旦旦反能显示诚实，不需索取就能获得，不用做什么反能收到成效；他安然不动保守纯真，怀抱道德以诚待人；天下人都归顺跟随他，如同回音应和声音，物影跟随形体：这些都在于圣人修养根本的缘故。刑罚不足以移风易俗，杀戮不足以禁绝奸邪；唯有从精神上纯化才是根本，那至精的无为之道才有神奇作用。
大声呼喊只能传到百步之远，而心志精神却能超越千里之外。冬天的陽光、夏天的荫凉，万物都向往和喜欢它，却又没有谁要万物这样子。所以，最纯精的东西，你不用召唤它就会自然到来、不用挥手它就会自然离去；它幽深玄妙，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使事物自然成功；有智慧者无法说清楚，善辩者又无法形容它。以前，孙叔敖安然静卧，使楚国不用刀槍却能称雄天下；楚都城南的勇士宜辽熊面对白公胜举剑威逼，心志不惧泰然自若地转动着手中的球丸，表达自己保持中立的立场，使自己在白公胜和令尹子西两家的战难中免受牵连。披挂着皮革护胸甲和铁制铠甲，怒目扼腕、情绪激愤、立马横刀来抵御敌兵的刀槍，其功效要比以德服人差远了！以钱财笼络、刑法镇慑，这样来解决危难，其作用要比以德感化小得多！凭眼睛观察事物、靠言辞发号施令，这样治理天下比无为而治难得多！
过去蘧伯玉做卫国的丞相，子贡前去拜访他，问：“你是如何治理国家的？”蘧伯玉回答说：“靠不治来治理。”赵简子准备征伐卫国，先派史墨前去侦察。史墨回来报告说：“蘧伯玉担当卫国的丞相，所以不可以出兵。”由此看来，坚固的要塞和险峻的关隘又怎么能起到这种功效呢？所以皋陶尽管聋哑，但就是凭着哑疾而做上了舜帝的司法官，天下没有暴虐的刑罚，哑巴却有着比语言更值得珍贵的地方；师旷眼瞎而当上晋国的太宰，晋国便没有混乱的政局，瞎子有着比明目者更珍贵的东西。所以说，不动嘴说话就能实行政令，不睁眼观看就能明察秋毫，这就是伏羲和神农能成为后人师表的缘故。民众受感化，不是根据君主的言传，而是根据君主的身教。
所以，齐庄公好养武士和穷兵黩武，尽管他并没有要百姓互相争斗，但国家就是多灾多难，致使后来崔杼弑君作乱。楚襄王专婬好色，尽管他并没有公开宣传色情，但民众却婬乱昏昧，最后发展到国土丧失、逃离京城的灾难发生。所以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就像春天生长、秋天肃杀一样，哪怕是驿马传递，都不如它快速。所以，治理国家的君主，大概就像射手一样，瞄准发射时的毫毛之差，都会造成极大误差的后果。所以要慎重地对待精神感化这一事情。
荣启期弹奏一支乐曲，孔子听了快乐三天，这是因为孔子受到了曲调平和之情的感染。邹忌挥手弹拨一曲，齐威王听了悲伤一整夜，这是因为齐威王受到了曲调忧伤之情的感动。人在琴瑟上的弹奏，感情通过乐曲声音表现出来，人听了后就会引起悲哀或快乐。颁布法令、设置奖赏而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是在于实施赏罚制度的人没有随之推行他的诚心。宁戚在牛车下唱起商调歌曲，齐桓公听后感叹醒悟，明白了宁戚的苦衷，终于任他为官，可见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是多么地大啊！所以说，能听懂看懂音乐舞蹈，也就能知道了解这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和风俗习惯，也就明白它所具有的感化作用。孔子向师襄学习鼓瑟弹琴，并从中明白了周文王的志向，这是孔子通过音乐语言而领悟出的主题内涵。同样，延陵季子从聆听欣赏鲁国的传统音乐中了解知道殷商的风俗习惯，这是延陵季子通过今天近世而认知到遥远的过去。这些创作完成于上古的音乐诗篇，流传千年而不磨灭，还能给人以启迪和影响，更不用说这些音乐在当时的感化作用了。
商汤的时候，连续七年干旱，汤王亲自到桑林向神祈祷，以自责来感化天神，因而很快乌云密布四海，大雨降临千里大地。所以说，怀着质朴真诚之心，就能感动天地，神奇般地感化所有一切；所以靠行政命令来规定人们干什么不可干什么，哪有上述如此神奇的功效！古代圣王将最精粹的精神形成保存在内心，又将好憎之情抛到九霄云外；他言论符合真情，号令则阐明仁慈的旨意；他通过礼乐来陶冶民性，用歌谣来讽喻民风；他的这种精神感化功业持续贯通万代而不会停止、横贯跨越四方而不会穷尽；就连禽兽昆虫也随之受到陶育感化，更何况由这样的圣王执法施令，天下谁不听从感化？
所以治理天下，最上策的是从精神上感化，其次是用礼制方法来约束民众使他们不做错事，而用奖赏贤才惩罚暴虐的方法来治理天下是最下策的。秤对于所称之物来说，不会根据自己的私心来改变它们的轻重；墨绳对于所量之物来说，也不会凭自己的私心来决定它们的曲直，所以秤和绳是公平、正直的。君主用法也是如此，不能因爱好、憎恶而改变执法的标准、量刑的尺度，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实施法制政令。权衡轻重，哪怕是蚊子头那么小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矫正枉屈，哪怕是针尖那么大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纠正歪邪，不以私心回避风险；奸诈小人不能使他枉法，谗佞之人不能使他乱法；因为执法公正严明，所以怨恨也不会产生藏匿，恩德也无从谈起：这种凭借法术治国而不重视人心改造的做法，真正治理天下的君主是不采用的。
船航行在水面，车行走在陆地，这是自然之势决定的。行车时由树木撞断车轴、行船时急流暗礁撞破船只，人们不抱怨树木和礁石，而怪罪撑船者和驾车人的拙劣驾御技术，这是因为木石本身不含有像人那样的智巧和心计。所以，人在遵“道”、循“道”中一旦掺杂了智巧心计就会使人惑乱，人在守“德”、行“德”中一旦加掺了心计智谋就会使人陷入危险，总之，人有了小心眼就会迷惑昏乱。心计智谋比兵器还厉害，莫邪宝剑与其比较也就算不了什么；战争中没有比运用战略战术智谋计策更重要的了，与它相比较，临阵击鼓进军冲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现在人们使用的那些权衡规矩，一旦制定就不再变更了，它不因秦、楚强权政治而改变，也不因胡、越地域差异而变化，永远保持一致而不偏斜，公正地度量一切而不走样，一旦定型，便万世传下去，它们就是在无知无觉中为人们做着度量物体的事情。所以，世上会有被废弃的亡国君主，却不会有被废弃的道术；人会有穷困潦倒的时候，而事理却不会有困阻行不通的时候。由此看来，“无为”是道之根本。人能掌握无为之道，就能应对任何变化；只凭个人的才智，是难以实现天下大治的。
汤王、武王都是圣明的君主，但习惯于陆地生活的他们却不能像南方越人那样乘小舟而游泛于江湖；伊尹是贤明的宰相，但生活在中原地方的他却不能像北方胡人那样骑着骏马去驯服野马；孔子、墨子尽管博学多才，却不能像山民那样自由自在出入草莽丛林、高山峻岭。由此看来，人的智能对事物的认知和驾御，是有限的；想以个人的有限智能光照四海、施震海内、保护四方，而不因循道术，只凭一己之能，那么他离走投无路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所以，“智”不足以治理天下。夏桀算得上勇武有力，能徒手折断骨角、拉直铁钩、绞铁成索、揉合金块；桀王手下的推侈、大牺，下水能杀大鳖和鼍龙、上山能擒熊罴；但是一到商汤率兵车三百于鸣条围着夏桀、擒困推侈、大牺于南巢时，这些勇武有力最终有力无用处。由此看来，凭恃个人的勇力是保不住天下的。
智慧不足以治国、勇力不足以逞强，那么个人的才智也不值得依恃，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但反过来说，君主是不出朝廷，却能知道天下大事，这是因为他能以身边的事物推知其他事物，以身边的人推知其他个人，这就是说积集体力量、聚集体智慧，所以能战无不胜，事无不成。井里、小水坳内之所以没有鼋鼍，就在于它们太狭窄；园圃中之所以没有参天大树，就在于园圃太有限。一个人举重鼎，力气小而举不起，但等到众人合力将鼎举起移开，就不一定要等待大力士来完成了。所以千人之中必有栋梁之材，万人聚集没有办不成的事。
骅骝、绿耳这样的骏马，一天跑上千里不在话下，但如果让它们去捕捉兔子的话，那还不如猎犬，这是因为各自的技能不同的缘故。猫头鹰晚上能抓得着蚤子和蚊子，真是明察秋毫，但一到白天，即使两眼圆睁，却连山丘这样的庞大物体都看不清，这是因为猫头鹰的生理特性所决定。这也就像?蛇在游雾中升腾、应龙乘云气上升、猿猴在树林里敏捷跳跃一样，均由这些生物体的生理特性所决定。所以古时候造车子，漆工不管画图、雕匠不管砍削，各类工匠只擅长一种技能，就像士人不兼官职一样，这样各守其职，反而相安无事、互不侵犯、各尽其职；这样人得其宜，物得其安，器具不受损伤，事情不会耽误，职责明确不得懈怠。债少容易还清，职位职责少容易守职尽职，担子任务轻容易完成且大家乐意承担。所以在上的君主持守简约，下在的官吏就容易做好本职事情，这样君臣虽然长处一起，但不会产生厌倦之感。
治理民众的方法，就应当像祭祀灵星时的尸主那样：庄重静默、端坐无言，使祭祀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吉祥受福。所以，得“道”之君不为丑陋掩饰，不为美善隐藏。一个人承受到君主的恩惠，不会觉得太大；万人分享这种恩惠，也不会觉得太小。因此君主慎重对待恩惠和慎重对待惩暴，他不轻易施予人恩惠，就像他不轻易对人惩处一样。这样，使他治国之道畅通无阻。因为施行恩惠，就会热衷于施舍给予，以致使无功者得到奖赏，无劳者得到爵位，这样一来，使轻易得到爵位官职的人会玩忽职守、松懈职责，而那些闲居游荡的士人也会极力谋取爵位官职。同样，施行惩暴，就会随意诛杀惩罚，以致使那些无罪者得以屈死，品行端正的人受到惩罚，这样一来，使那些注重自我修性的人不愿再努力为善，而那些行为不轨者倒反而敢于犯上作乱了。所以轻易广施恩惠容易助长奸邪、轻易施行惩罚容易滋生动乱；而一旦有这种奸邪、动乱，就是亡国的徵兆。
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他不因为国家有受诛罚之事而恼怒，也不会因朝廷有奖赏活动而赞誉高兴。这是因为受诛罚者没有必要怨恨国君，这是他们罪有应得；受奖赏者也没必要感谢国君，这是他们劳动所得、功劳所致。而民众一旦知道明白这赏罚的由来——均取决于自身表现，也就会努力工作，建功立业而不指望君主个人会恩赐什么。这样一来，政府机构——朝廷反而人迹稀少，大家都去从事自己的工作，使开辟出来的荒地都无杂草。这就是远古时代的“无为而治”，现在大家都知道。桔槔的立柱直立而不活动，控制着横木杠杆上下运动汲水取物；君主如同立柱庄重静穆而不躁动，下属百官就能办好政事。这也好像军队中拿指挥旗帜的将领，这旗帜乱挥妄指就会导致部队混乱、阵脚动摇。所以，治国如施以小恩小惠，是不足以使天下得到安宁的；施用智力聪慧也难以使国家转危为安的；与其赞誉尧帝而诋毁桀王，不如现在就收起所谓的聪明而归返到无为而治之道。奉行清静无为的话，连上天都会赐给时运；推行廉俭守节，连大地都会助育生财的；而君主守朴处愚办事合情合理，就连圣人也会为他出谋献策的。所以说处于低处、谦卑自居的人，万物都会归附他，天下也会归他所有。
君主治理天下，清明而不昏昧，心胸虚静而心志温和，这样，群臣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轴一样入朝辅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才的，无不各尽其能、各尽其力。达到这种君臣和谐的境界，才能谈得上君臣之礼节，也才能建立起治理天下的基础。于是，君主凭借众人力量作为车，驾御众人智慧作为马，这样即使是行走在幽暗险要的道路上，也不会使君主迷失方向。君主深居隐处以避开燥热寒湿，室门关闭以避奸佞之徒。他内没有亲眼看到过巷里民情，外没有亲自巡视过山川湖泽；居室以外的地方，他两眼只能看到十里以内的东西，两耳只能听到百步之内的声音，可是天下事物却无所不知、无所不通，这是因为向君主输送信息知识的渠道广宽畅通、与君主一起商讨并出谋划策的人又很多。所以他足不出户而能知天下事、眼不窥牖而能知天象。这就是说充分聚集、发挥众人的智力才能，这天下就不够他治理了；而只凭借个人的智力，就有可能连自己的命都难保。
所以君主用道德来治理天下，而不只运用个人的才智，依顺万民之利益来办事处事，因而他稍抬脚便能让天下人获得利益。这样，百姓即使将君主顶在头上也不会感到压迫、放在眼前也不会感到碍事、举过头顶也不会感到高不可攀、推崇他也不会产生厌恶感。君主治国方法灵活圆通，周而复始而运转不停，孕育万物神妙无比，虚静无为而因循天道，常居后而不争先。而下属大臣办事处事方方正正，言论得体、处事恰当；遇事先行倡导，职责分明而不推诿，以此来建立功绩。所以君行无为之道、臣行有为之道，君臣异道天下太平；反之君臣同道则天下大乱；这就是说君主清静无为，臣则恪守职位，各自处在应处的位置上，这样上下便能默契合作、互相制约和促进。
君主治理天下，心胸虚静而心志温和，清明而不昏昧，这样，群臣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轴一样入朝辅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才的，无不各尽其能、各尽其力。这样君主能充分驾御下属大臣、下属大臣能充分事奉效力君主，治国之道就是这样明了。周文王聪明而且好向别人请教，所以他圣明；周武王英勇而且好向他人讨教，所以他能取得胜利。所以说凭借利用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利用借助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千钧的重量，大力士乌获不能举起来；众人一起用力，那么上百人就够了。所以只用一个人的力量，那么像乌获这样的大力士也不值得去炫耀；而借用众人的智力，那么天下也就小得不够你治理。
大禹疏通长江引导黄河，替天下人兴修水利，然而他却不能使江河西流；后稷开垦荒地，引导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然而他却不能让禾苗冬天生长。这难道是他们还没有将本事全部发挥出来？不是的，而是自然的趋势不允许！如果勉强去做那些自然趋势不允许的事情、不遵循事物客观规律，那么你尽管是圣人神仙也是无法将事情办成功的，又何况你还只是当今的普通君主呢？车载负荷沉重而马又疲弱，这时你就是是高明的驾御手——造父都难以驾车赶路去远方；反过来说，如果车辆轻便、马儿健壮，你就是是一般性的驾御手都能驾车疾驰。所以，圣人办事岂可违背事物规律、乖悖自然本性，将生来弯曲的变为笔直的、将原本卷屈的变为舒展的？他无不依循事物的本性天资而加以利用的。所以积聚众力来办事，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利用众人的智慧来做事，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聋人可以让他去嚼生牛筋，而不能派他去伺听；哑巴可以叫他去看守马圈，而不能派他去传话。这是因为他们生理形体上有缺陷，因而有些功能就不具备。所以有哪种功能的就安排他处在合适这种功能的岗位上，有哪种技能的就让他干合适这种技能的事情。他的能力能胜任这项事情工作，那么他就不会感到压力重；他的能力和他做的这项事情相称，那么他就不会觉得困难。所以，不论能力大小、水平高低，让他们干适宜自己能力和水平的事，那么天下人都可以一样发挥各自的作用，以至于不会有因无法胜任而出现的过失。这就是圣人兼容并蓄使用各种人才，所以天下也就没有什么无用的人。
君主看重和推崇正直忠诚的人，让他们身处高位，担任要职，执政理事，那么谗佞奸邪之徒就无机会往上爬，这就好像方圆不能相合、曲直不能相入。鸟兽不能同群，是因为他们不是同类；虎鹿不能同游，是因为他们力量不等。所以圣人受重视处高位，这谗佞奸邪之徒如果想要干扰破坏，那就像小鸟碰到鹞鹰、老鼠遇到狸猫一样，必定要丧命的。所以君主的每一个举动，都不可不慎。如果君主用人得当，那么国家就能治理得好，上下和洽，群臣亲和，百姓归附；如果君主用人不当，那么国家就有危险，上下乖悖，群臣怨恨，百姓动乱。所以君主一次政策失误，便会终身受害。这国政的得失，关键在于君主。这就好比上面的绳墨取得正，下面的木材就必定直，这并不需要工匠花费多少力气的，只要按拉直的墨线顺势修整就可以了。
所以君主如果诚信正直，那么国家政权也必定由正直人士来执掌，谗佞奸邪之徒就没有活动的市场；反之，君主如果不诚信正直，那么得志者必定是谗佞奸邪之徒，忠贞之士就隐退藏匿。人之所以不去剖裂玉石而去剖裂开瓠瓜做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剖裂玉石没有什么用处，再加上玉石坚硬不易剖裂。如果君主公平正直，就像用绳墨水准测定曲直高低一样，那么大臣中尽管有人敢搞歪门邪道，但这结果必定是像以卵击石、以火投水那样。这就说明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主导作用。正因为这样，所以楚灵王喜欢杨柳细腰，楚国百姓则纷纷效仿缩食减肥；越王崇尚勇武，越国百姓则纷纷处危争死。由此看来，君主的权势，足以产生影响以致移风易俗。当尧还只是一个平头百姓时，他的仁慈感化不了同一巷子里的邻居；而夏桀占居了帝位，便能令行禁止，推行他的一套。再由此看来，贤明倒反而治理不了天下，而权势却能移风易俗，这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尚书》说：“一个人做了善事，万民都依仗着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天下人常常被一些表面的名声所迷惑，而很少去考察这些名声的实际内容。所以那些隐士就常常借着人们对他的称誉而获得尊贵，游士则常常凭着善辩而显达。考察他们之所以尊贵、显达的原由，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只是由于君主没有很好地明察他们的真实本领而一味相信众人的溢美之辞而已。但如果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就不能这么简单了，那就需要君主对谈论国事的说客一定要深究他们的言论是否符合国法，对那些仕人一定要放在官职上来考校他们是否真有才干胜任；君主也一定要以官职的名分来要求下属百官必须名实相符克守本职来奉献功绩；而下属百官也一定要言论符合实际、行为符合法规；这样才能使群臣紧密团结在君主身边，没人敢挟制君主。如果下面官吏所做的事不合常规，但只要于国有利、能辅佐国政，就必须加以反复检验、考校后加以推行，君主还应暗中查访官吏来观察他们的归向，并全面地听取多方意见来观察他们的变化；不偏听偏信片面之辞，也不偏私地根据偶然一事作出结论。因此，君主能够站得中正，看得全面，洞察一切；群臣们都公平正直，不敢做出邪恶事情；百官们都忠于责职，致力于政绩功绩。在上的君主精明审察，在下的百官勉力从事，奸佞之徒灭绝，众人的功业日益进步。这样，有智者勤于职事、有勇者尽力于军事。动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只要是众人称誉的人，没有功劳也受到奖赏；忠于职守的人，反而无罪受到惩罚；君主昏庸糊涂，群臣百官结党营私没有忠心；说客们摇唇鼓舌争辩标榜，仕人们争先恐后追逐名利；君主发布政令，下属官员就开始非议诽谤；法令明禁的东西，下属官员就用歪门邪道加以触犯；凭智谋混饭吃的人就热衷于搞计巧，靠勇力谋职位的人就全力以赴搞争斗；大臣专权，下吏持势，结党拉派，戏弄君主。这时国家表面上掌握在君主手里，但按古人的说法是早已名存实亡了。再说那些不称官职、不能披甲上阵、不懂稼穑而徒有“贤圣”虚名的人，是不能由他们来实施国家教化的。骐骥、 騄駬，是闻名天下的千里马，但如果驱赶它它不前止，勒住它它不停止，那么这种情况下，笨蛋也知道不能去骑它。现在国家治乱的关键像车辙那样清楚地摆着，可是当代君主却不能察觉，这就是治国之道阻塞不通的原因。
权力帝位是君主的车子，爵位利禄是君主驾御人臣的缰绳和嚼头。因此，君主掌握着权势要害和控制着封赏爵禄的权柄，所以能谨慎地把握着处事缓急的分寸、施予剥夺的节奏，因而天下人也能竭尽能力而不倦怠。君臣相处，关系和感情没有像父子那样亲密深厚，也没有骨肉之间的亲情，但下属官员却能竭尽全力、不惜为君主牺牲生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国家君主所利用的权势而导致他们这样做。
以前有个豫让，本是晋国范氏中行文子的家臣。智伯攻打中行氏，吞并了中行氏的领地，豫让背叛了原先的主子中行文子而投奔智伯。后来智伯为争夺土地与赵襄子开战，在晋陽城智伯惨败被杀，由他掌握的晋国也因此分为韩、赵、魏三国。豫让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宠爱之恩，决心向赵襄子报杀主之仇。他用油漆涂满全身，让身上生出恶疮，并吞下木炭改变自己的声音，又敲掉门牙，改变容貌以便能行刺赵襄子。同样是长着一颗心的豫让却先后侍奉两个主子，对先前主子背叛离弃，而对后来主子却甘心奉献生命，难道是豫让根据主子的权势大小厚薄来决定自己的取舍？不是的，而是主子的恩泽决定了豫让的取舍去留。纣王占据整个天下，使诸侯无不对他朝拜，凡有人迹的地方、车舟相通的区域，无不称臣降服。然而，周武王只率三千甲卒就将纣王打败，难道是周朝百姓愿为君主效死、殷朝民众生就背叛的个性所决定？不是的，而是周武王对民众德义深厚导致他们能听从号令并加以执行。风大则波浪自然兴起，林大则鸟雀自然聚集，自然界的现象就是如此。因此，下属官员如果不能从君主身上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君主也就休想从下属官员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君臣之间的施予，就是这样有施有报。所以下属大臣竭尽全力、不惜牺牲生命来事奉君主，那君主就该按功劳大小赐爵封位对待臣下。因此君主就不该赐赏无功臣子，臣子也不会替无德之君拼死卖力，君主的恩泽如果不能遍洒人民群众，却想要他们乖乖听驱使，这就像用鞭子去降服烈马一样，也好比不降雨水就希望庄稼成熟丰收一样，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统御之术的。
统治人民的方法，应用处静以修养身心，以勤俭节约为下属作出表率。君主如果处静以修身则民众就不受騷扰，君主如果勤俭节约则民众就不抱怨。因为民众騷扰不安，政局就混乱；民众怨声载道则说明君主恩德薄浅。接下来就是，政局混乱则贤能人士就不会替君主出谋献策，君主恩德浅薄则勇武之士就不会替君主卖命拼死。所以，君主若是喜好收养观赏猛兽凶禽、收藏怪异奇特之物、性情暴躁、好乐昏乱、不惜民力、驰马打猎、出入不按时节，这样朝政百官必定随之混乱不堪，事务辛苦，财钱贫乏，万民愁苦而生产荒废。君主如果喜好高楼深池、雕琢刻镂及华丽的纹彩、各种精美织物和珍宝珠玉，就必定要想方设法搜刮以致赋敛无度，这时民众就会被弄得财穷力尽、疲惫不堪。尧帝拥有天下，不是为着贪求万民百姓的财富，利用君位来享受安乐的，而是为百姓改变连年征伐战争、以强凌弱、以多欺少的混乱局面的，因此尧帝亲自带头实行节俭、向民众昭示仁爱之心、让人们和睦相处。所以他的住房是茅草盖顶、不加修剪，柞木为梁、不加砍削；乘坐的车子不加绘画，蒲草席垫不镶花边；祭祀用的食物不调五味，吃的主食不舂捣细；巡视狩猎只为推行教化，辛劳地奔波于三山五岳。这些难道是他所应得的奉养还不足以使他享乐而为此辛劳奔波？不是的，是因为尧帝一心为的是国泰民安、天下社稷，他在这当中并未获得任何利益好处。而到他年老衰弱、精力不济的时候，便将整个天下传给舜，这犹如倒退脱鞋一样简单容易。而到衰败时代，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有些君主哪怕是只有一天拥有天下、处在君主位子上，也要竭尽全力来消耗百姓的财力和精力，以供养满足他的声色享乐，一心用在宫殿楼阁、池塘苑林、奇兽怪物、珍宝奇物这些事上。这样导致贫苦百姓连酒糟、谷糠都吃不到，而皇宫里畜养的虎狼熊罴却吃厌了猪羊牛肉。贫苦百姓连粗布短衣都没一件完整的，而宫室里的人却穿的是锦缎。君主忙乎的都是些于社会民事无用的事情，从而使黎民百姓疲于奔命于天下，弄得憔悴不堪、精疲力尽，整个天下人都无法安生。
君主所处的地位，就像天空中发射光明的日月，天底下的人都侧目仰视、侧目恭听、伸长脖子抬起脚跟来眺望。所以，君主只有淡泊才能显示美德，只有宁静才能维持久远，只有宽大才能容纳一切，只有仁慈才能怀拥民众，只有公正才能明断是非。因此贤明的君主任用人才，就像高明的工匠裁取木料一样：大的用来做舟船柱梁，小的拿来做船桨楔子，长的用来做屋檐椽条，短的拿来做短柱斗拱；无论大小长短，都将它们派上用场，规矩方圆都恰到好处。天下毒物，没有比乌头更毒的了，然而良医就是将它装在袋里收藏起来，因为有用得着它的时候和地方。所以，莽莽森林中的野草树木，尚且没有可抛弃的，更何况是人呢！今天那些朝廷不荐举、乡里不赞誉的人，并不是他们无才缺德，而是这些人用非所能。鹿上山时，快得连獐子都赶不上，但等到鹿下山时，牧童都可以追上它。这说明一种能耐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所以有雄才大略者不可用雕虫小技来苛求他，而只能耍小聪明者不可委以大任。人有各种各样的才干，物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人任一份工就嫌太重太累，但有人任多份工都不嫌吃力。所以能计较弄清毫厘小数的人，一定弄不清天下这大数；盘算精明到小数目都不会出差错的人，碰到大数目就会糊涂困惑。这些就像不能让狸猫去与牛搏斗、让虎去捕鼠一样。今天有些人的才能，可以平定九州、兼并域外、挽救危难中的国家、恢复濒临灭绝的世族，这些人的志向在于宏扬正气纠正邪恶、决断处理烦难杂乱的问题，而现在却要他们去管理一些宫内家庭事务；有些人只具备一些小本事，却相当机巧奸诈、善于奉承献媚、讨好主子、追随浅陋习俗、低三下四地哗众取宠，却被交付委任以天下大权，参与治理国家的机要大事：这种大才小用、无才重用的做法，就像是用斧头去剪毛发、用剃刀去砍树木一样，都失 去了它们所适宜的东西。
君主应凭借天下人的眼光观看事物、借助天下人的耳力聆听声音、凭借天下人的智慧考虑问题、依仗天下人的力量争取胜利。因此，君主发布的号令能够向下贯彻，群臣的情况能够上达；百官同心协力，群臣紧密聚集；君主不凭一时喜怒而实施赏赐和诛罚；所以君主树立起来的权威不易废弃，聪明广远不易蒙蔽；法令明察而不苛刻，耳目通达而不闭塞；善恶是非每天出现在眼前而不会弄错。因此，贤能的人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差的也竭尽全力；君主的恩德施予普遍而不偏私，群臣勤奋工作而不懈怠；附近居民安居乐业，边远民众归顺德政。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其原因何在？是在于君主采用了正确的用人选人方法，而不是只靠君主一个人的才能。所以借助车马的人，脚腿不辛苦而能到达千里之外，乘坐舟船的人，不会游泳而能横渡江河大海。
君主在主观思想上，没有一个不想集天下人智慧、用众人力量去处事办事的，然而那些对君主表达效忠之心的人，却很少不使君主产生困惑的。因此，君主对那些言论正确的，即使是役民樵夫，也不能弃之不用、拒之千里；对那些言论错误的，即使是常给朝廷出谋的卿相，也不一定非用不可。是非曲直，不是以地位贵贱尊卑来确定的。所以英明的君主听取群臣意见时，如果他的计策管用，就没有必要因他的地位低微而羞于采纳；如果他的意见可行，就没有必要嫌他嘴笨而不去采纳。但是，昏庸的君王却不是这样。他喜欢那些熟悉的习性相近的人，即使是行为不正派，也装作不看见；而那些他所疏远、被看不起的人，即使是为他竭力效忠努力工作，也只当不知道。或者将那些进善言的人抢白得哑口无言，或者对直言进谏的人套以罪名无辜诛杀。像这样的昏主还想光照四海、抚慰万方，这就像堵塞耳朵听音乐、蒙着双眼看颜色，实际上他离耳聪目明还远着呢！
法是天下社会的度量标准，也是君主手中的准绳。社会制订颁行刑法，是为了依法惩处犯法者；设置实行奖赏制度，是为了奖赏有功之士。这种刑法和制度一经制定，符合奖赏制度的就要嘉奖、触犯法律的就要受罚。尊贵者触犯法律也不得减轻处罚，卑贱者犯了法也不会加重处罚。犯法者尽管贤能也一定严惩，守法者虽然无能也不可无端治罪。所以秉公执法风气盛行，徇私枉法之路就被堵塞。古代设置理官，是用来制约民众，不让他们恣意放纵。设立君主，是用来制约官员，不让他们专行妄为。而宗法礼义的制定，又是用来限制君主的，不让他独断专横。这样，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可以不受限制而放纵专行，那么“道”就占了主导地位、取得胜利，“道”取得胜利，这事理就通畅，于是便可返回到无为而治的境地。这里说的“无为”，不是说什么都凝滞不动，而是说不要任何事情都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而不考虑事物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寸”的度量是根据禾穗的芒长来制定的，而穗的芒又产生于有形的植物，植物生长又离不开陽光，这就是“度”的本原。同样，音乐产生于五音，五音产生于十二律，十二律产生于风，这就是声音的根本原理。法的情况也一样，它产生于公众的道义，这道义产生于公众生活的需要，并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心愿，这就是法治社会的要害。所以，与这些“根本”、“本原”、“要害”相通，就不会被末节搞乱，掌握了这些“根本”、“本原”、“要害”，就不会被繁琐搞糊涂。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人间社会又转过来制约人们使之正派。所以，自己身上有这样的缺点过错，就不要非难他人身上有的同样缺点过错；自己身上没有的优点美德，也就不要要求别人有这种优点美德。由此推出，要求下层民众遵循法律，那么上层君主百官也应遵循法规；禁止百姓民众不能做的事，那么君主自身也不能做。这才叫法制社会。所谓“亡国”，不是说这个国家没有君主，而是说这个国家没有“法”；现在说变更法制，并不是没有法，而是有法不用，有法不用等于没有法。因此，君主立法，首先自己要作出执法守法的榜样，这样法令就能施行于天下。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还是一句话，君主如能用法严格地约束自身，那么法令政令就能够在百姓中施行无阻。
圣明君主治理天下，就好像造父驾御马车：善于控制缰绳、调节辔头来使马儿步伐整齐和谐，通过他平和的吆喝来调节车辆的快慢；驾御马车的法术熟谙于胸中，而竹鞭又紧紧地握在手里；那缰绳的松紧，吆喝声的高低，竹鞭的使用等无不传达他的意旨，而马儿也能领会他的意思。所以马车的进退、转弯都能符合规矩，取道上路多远都能到达，可人马不会感到精疲力竭，这都应当归功于神奇的驾御术。所以说，王位和权力是君主的车辆；而大臣则是君主的驾车马匹。身体还没在车上坐稳，马儿又不听使唤，就开始启动而不出车毁人亡的危险，从古到今好像还没有过。所以车、马不协调，即使是王良也不敢驱车上路；同样君、臣不和谐，即使是唐虞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掌握驾御法术，使管仲、晏婴的才智得以最大限度地施展出来；明确君臣名分，使盗跖、庄 蹻这样的大盗也难以作乱耍奸。
趴在井栏朝着井水照脸，眼睛视力再好也不易看清自己的眼珠子；而用明镜来照脸，脸上的毛孔和斑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英明的君主耳目不劳累，精神不耗竭，物体来到时能看清它们的形象、事情发生了能应对它们的变化，不论远近都能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不靠偶然的机会而遵循必然规律，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有失误。
那优秀的驾御手，使马儿的体形动作和车子协调一致，御手的心思想法又和马儿沟通一致，那么就是经过险阻，到达远方，进退转弯，没有不称心的。反过来说，即使有骐骥、 騄駬这样的良马，但让臧获这样的愚者去驾御，那良马反而变得暴躁放纵起来，没法控制它了。所以治理政务的官吏，不贵在其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而贵在不能做坏事。所以说：“不要助长人的贪欲，但也不要压抑人的正常要求；不要鼓励人争名争利，但也不要人放弃合理的竞争。”这样恰到好处，人欲能合理释放，真正的公正合理之道才得以实行。才德皆佳的人按法度正确使用，才德欠佳的人也应放适当的位置使用，这样，天下就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如果不是根据人的才能是否称职，而是根据他人的非议或赞誉来评品人之优劣，抛弃勤于公职努力工作的人而任用结党营私之徒，那么奇异之才就会躁进跻身处在与他才能不相称的位置，忠于职守的官员反被堵塞而不得提拔晋升。这样一来，全国的民间风气就被搞乱，有功之臣也因不得提拔晋升而争于朝廷。所以法律准则是君主用来控制下面群臣百官民众百姓的，如果放弃不用，就好像不用缰绳嚼子、骑光背马疾驰一样，百官百姓反过来会戏弄君主。所以说君主有法术就可制御群臣百姓，不用法术或无法术就要被群臣百姓控制。吞舟的大鱼，离开水面跳到陆上，就会被蝼蛄、蚂蚁欺侮，这是因为它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水域；猿猴离开树林，就会被狐狸擒获，这是因为它处在它不该处的地方。统御臣民的君主如果放弃君主本应持守之道，去干涉下属官员分内的事，这样使下属官员反而感到不好办，以无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职能范围内的事；而那些忠于职责的官员也只能顺从君主的意愿、看着君主的脸色行动以讨君主欢心；他们也只得收藏起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不用，反将自己分内的事，乃至责任全都推到君主身上。
在这种君主事必亲躬、包揽一切的情况下，那些尊贵的卿相对于勤劳政事，通达事理的官员对于考察事理，骄横放纵的官僚对于恭谨守职，势必不如君主。君主不很好地运用群臣的才能而喜欢每事必亲躬，就会每天伤透脑筋、背着所有的责任包袱无法摆脱。这样，君主原本有限的统御群臣之术就在日常事务中被削弱，办事处事就不能合理有效；君主每天陷于繁琐具体的国务之中，就不能很好地控制掌握天下大事。君主的个人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君主的威严不足以施行惩罚，这样就无法与群臣百官产生交往。还有，君主如果在内心世界产生喜怒情感，就会在外表神态、言语中表现出来，这样使那些忠于职守的人偏离正道而转到逢迎阿附君主，有些官吏就会出于私心破坏法律来顺从不正之风，于是奖赏与功劳不相符合，处罚与罪行不相对称，上下离心离德、君臣互相埋怨。所以执政官员阿附逢迎君主，那么当他们有过失时，君主就无法责备他们；而有罪不加以惩处，百官群臣就会议论纷纷心情烦躁而思想混乱，这时君主再有智慧也无法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当诽谤和吹捧风气一旦滋生，君主再英明也无法照亮人们。不正本清源返回自然无为，那么君主是越辛劳而下属百官是越安逸，这就像代替厨师宰杀牲口，取代木匠斫削木料。你与马赛跑，筋骨跑断也追不上马；但坐上马车手操缰绳辔头，那么马就不得不听你的使唤，以至累死马儿也是相当简单的。所以让伯乐去相马、由王良来驾御，英明君主只须稳坐马车厢里，无须亲手驾御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这就是在于能利用他人的特长才智来作为自己驰骋的羽翼。
所以统御民众的君主就该持清静无为之道而守着根本，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而无个人贪欲偏好。君主要知道，处处想插手表现自我，那么谗佞就会产生；而有个人偏好贪欲，那么阿谀就会兴起。过去齐桓公喜爱美食，易牙就蒸煮了他的长子献给齐桓公以骗取宠信；虞国国君贪好璧玉良马，晋献公就用璧玉良马来满足他的欲望以便能借道进军；西戎国王爱好音乐，秦穆公就用歌女诱惑使之丢失土地。这些均因国君好利贪欲而被人算计。所以只有从内心世界建立起某种信念，只要自我不变质，外界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将此拔去的。反观物质世界：那火虽然热得灼人，但水能泼灭它；金属虽然坚硬无比，但火能销熔它；树木虽然结实，但利斧能砍伐它；水虽然漫溢渗透，但土能堵遏它；只有自然造化的东西才没什么能制服它。所以心中的欲念不外逸，就叫做把住了门户，外界的邪气不能入侵攻心，就叫做守住了关卡。心欲不外逸、邪气不入侵，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节制？什么事情不能成功？那才是不用然后能用，无为然后有力。人的精神劳累就会离散，耳目婬荡精气就会衰竭。所以得道体道的君主是熄灭欲火、抛弃杂意，以清静无为来对付所有一切；他不替任何人说三道四，他不将他人的事务揽于手中；他只是按照各种名分来落实实际事务，使各种官吏完成各自分内的事情。任用他们而不瞎指挥，提出责职权益而不多下指令；以无法规定、无可奈何的“道”作为法宝，这样百官群臣就能各守自己的岗位而尽心尽力了。
君主如果能掌握利用好权势，那么对于教化民众这点来说，就非常容易了。过去，无能的卫国君之所以能役使勇武的子路，就在于他掌握了权力的缘故；而平庸的齐景公和齐桓公能让精明能干的管仲、晏婴做他们的臣子，也是因为景、桓两公身处君位的缘故。这怯懦的制服勇武的、愚庸的制服聪明的，是因为怯懦、愚庸的身处地位要超过勇武聪明的。所以树枝不能大于树干、树梢不能强于树根，这样大的重的就能够制约小的轻的；就像五指属于臂控制，手指的搏拉抓取十分敏捷灵巧，没有不随心所欲的，这就是说小的属于大的控制。正因为这样，谁获得重要位置、有利形势就显得很重要，这样他尽管掌握持有的很小，但所能胜任的却很大；他尽管掌握守持的很小，但所能掌握的却很广。因此，十围粗的木柱，却能支撑千钧重的房屋的重量；五寸长的插销，却能控制大门的开关。这难道是木柱和插销的粗细长短足以胜任房屋重量和大门开关？不是的，而是因为它们处的位置太重要关键了。孔丘和墨翟研究先圣的学问、通晓六艺的理论，但是后来继承传播他们的言论思想、亲身实践他们的志向、仰慕追随他们的义理和风格，并为他们奔走效劳的门徒只不过数十人。假使孔丘和墨翟处在天子的位置，那么天下儒、墨的门徒就不是数十个人了，可能天下到处都是儒、墨的门徒了。楚庄王为文无畏在宋国被害而感到悲伤，并为之挥袖而起，领兵攻打宋国，一路上跟随前往的追随者接连不断，浩浩荡荡攻到宋国都城、并取得胜利，这一切因为楚庄王掌握权势而导致的。楚文王喜好戴獬豸冠，使楚国人都仿效他；赵武灵王佩着贝带、戴着砫砮冠上朝，整个赵国人都被他同化。假如楚文王、赵武灵王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处平民百姓的地位上，即使也戴着獬豸冠、佩着贝带、戴着砫 砮冠而上朝，就不免被人耻笑了。
在整个社会中，能够自觉爱好善良，乐意正派，不靠禁令惩罚而就能遵守法规的老百姓，大概是一万人当中也没有一个。因为这样，所以君主发布法令就应坚决、实行就应坚定，服从者就让他得到好处，违逆者就叫他遭殃，这样，转眼功夫，天下就没有不遵守法规的了。所以如果手握剑锋，将剑倒着迎战敌人，即使是像北宫子和司马蒯蒉这样的勇士恐怕也难以去与敌人交战；而手握剑柄、以剑锋对准敌人，即使是武功平庸的人也能战胜敌人。这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让乌获、藉蕃这样的大力士去牵拉牛尾巴，你就是将牛尾巴拉断，这牛还是不听你的话，原因是在于你违逆了牛的本性；如果你用手指粗细的枝条贯穿牛的牛鼻，这样即使是弱小的五尺牧童也能牵着牛周游天下，使牛服服帖帖，原因是顺应了本性。七尺船桨能够控制船只的左右方向，是由于凭借水的作用力；天子君主发号施令能够令行禁止，是依靠民众的势力。
能够堵塞防止危害民众的事，开发推行有益于民众的事，这样君主的威信，就像挖开池堤池水畅通灌溉田地一样深入人心。所以说顺流而下是很容易到达目的地，背对着风奔跑是容易跑得远的。齐桓公登基执政，下令不许畜养食肉的猛兽和吃粮食的鸟儿，撤除捕捉动物的网罗，仅这三项措施实施就使百姓心悦诚服；而殷纣王残杀王子比干就使骨肉间产生怨恨，斩断早晨趟水过河人的胫骨就引起万民叛乱，仅这二项罪行就使他丢掉了天下。所以君主的义举，用不着使天下所有人同时都获得利益，而其中只要有一人得利获益，就能使天下人从中受感化；纣王的暴行，并没有使天下所有人同时受害，但只要残害了一人，天下人就会离心背叛。所以齐桓公靠办三项事件便九次会合诸侯；殷纣王只做二件蠢事就遭灭亡，此时想做名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所以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不可不慎重。君主要向人民征收赋税，一定要事先盘算一下年成好坏，估计一下人民手中的积蓄，弄清百姓是饥还是饱、有余还是不足，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才酌情征收供君王车马衣食所需的赋税。高耸的楼台、层叠连片的榭屋和宫室，十分壮观漂亮，但是老百姓还挤在土房窄屋里栖身，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住入这些华丽的宫室楼台里为快乐；肥砵醇厚、甘甜酥脆的酒食，也十分味美可口，但是老百姓还过着糟糠粗粮都吃不上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享用这些美味佳肴为甜美；安适的床榻、细软的席垫，也十分舒适，但是老百姓还过着戍守边境、遭受危难、战死野外、尸骨暴露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寝卧舒适为安适。所以古时候的君主，他对百姓的痛苦而担忧、悲伤，只要国家里有挨饿的人，他就不会对食物挑东拣西；只要国家中还有挨冻的人，他就不会身穿裘皮；只有当年成丰收百姓富足时，君主才悬挂钟鼓、陈设干戚，君臣上下与民同乐，国家因此无一人悲哀。
所以，古代制造铜钟、石磬、箫琴，是用来表达快乐之情的；制造兵器、铠甲、斧钺，是用来表示愤怒的；制定祭祀、应酬礼节，是用来传递互相友善、喜悦的；而穿丧服系麻绳着草鞋、捶胸顿足号啕痛哭，是为了表述哀悼之情的。这些喜怒哀乐之情，都是发自内心世界，又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到了乱世昏主，搜刮民脂民膏时不顾百姓的承受力、聚敛财富时不看百姓的家底积蓄，民众从事的男耕女织根本无法供给上面君王的奢求，这样导致民力疲乏，财源枯竭，君臣互相怨恨。因此人民是被弄得唇焦舌燥、心急火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却去撞击大钟、擂击响鼓、吹奏竽笙、弹拨琴瑟，就好像是披戴盔甲进入宗庙祭祀神灵、穿着细软华丽的锦衣出征打仗一样，完全失去了原本制定音乐的目的了。
百姓维持生计主要靠农业生产，一个男性劳动力所耕种的土地不过十亩，中等土质的地一年每亩收获不过四石。妻子儿女老老少少都靠这些收获过日子，有时还要碰到水旱虫灾，就无法缴纳赋税供给政府朝廷的车马军队的费用。由此看来，人民百姓的生活也够令人忧愁的。全国可耕种面积，按三年耕种积余一年粮食来计算，九年只有三年积蓄，十八年则有六年的储备，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储备积累。这样如遇水旱虫灾，人民百姓就不至于陷入困境流亡逃荒。所以，一个国家如无九年的储备积累，就叫不足；一个国家如无六年的积蓄储备，就叫悯急；一个国家如无三年的积蓄，就叫穷乏。正因为这样，有的英明君主，取用民财知道节制，自己消费知道限制，这样就能承受天地的施予和奉养，而不至于会遭受饥寒的灾难。反过来，如果是贪婪残暴的君王，那么他可能是不停地騷扰百姓，侵夺吞没百姓的财物以满足他的无穷贪欲，这时，百姓们就无法承受天恩地德所赐的福利。
食是人民的根本；而人民又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则是君主的根本。知道这道理，治理国家的君主就应上循天时、下尽地财、中用民力，这样万物就能顺利生长，五谷就能繁茂生长。君主还应指导人民养育六畜，按季节种植各种树木植物，致力于农业耕种，发展桑麻业，按各种不同肥沃贫瘠的高原山地来种植相宜的农作物。而对那些丘陵险地及不能种植五谷的地域，则种以竹木，春季可以砍伐枯林，夏季可以摘收瓜果，秋季可以积蓄蔬菜杂粮，冬季可以砍伐薪柴以供民用。因此，活着不会缺少用品，死后不至于抛尸荒野。所以，先王治国的方法是：畋猎时不得杀绝成群的野兽，不捕捉幼小的麋鹿，不放干池湖之水而捕鱼，不焚烧森林打猎。不到能捕杀弱兽的时间，不让在野外设置捕捉的罗网；没到水獭捕捉鱼群的时间，不得在水中撒网；不到老鹰隼鸟捕杀兔等食物的时间，不得在山谷安装罗网；草木还没凋落之前，不许进山林砍伐；昆虫还没开始蛰伏之前，不准放火烧荒。不准捕杀怀胎的母兽，不准掏取孵化着的鸟蛋，不许捕捞长不足一尺的鱼，不得宰杀不满一年的幼猪。正因为这些规定，保护了生态环境，所以草木生长如气一样蒸蒸升腾，禽兽归山如泉水一样奔流，飞鸟入林如烟云聚集，所有这些均归功于君主保护生物的措施得当。所以先王执政理事，雨季将到之时就要农民修整田疆；虾蟆鸣叫燕子归来之时就组织劳力修整道路；陰气降临百川之时就发动民众修建桥梁；黄昏张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植谷物；大火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播种黍豆；虚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好越冬麦子；昂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做好收敛储藏、砍伐薪柴以便过冬。这些政令，上告苍天，祈求保佑，下达万民，令其实施。先王之所以能顺应天时，处事周全，富国利民，使国库民囤财物充盈，让远方异族归顺，是因为他的道性完备的缘故。这道性不能显现目见，但能付之履行；想使百姓得利获益不忘于心，这样这道性的器官功能就自然具备了。人心对于人体的九窍四肢来说，尽管它（人心）不能代替九窍四肢这样具体器官的功能，但手脚的一举一动和耳目的视听都以心为主宰，并不忘心给予它们的主宰作用和好处。所以尧帝心地善良，众人的心地也随之善良起来；夏桀心狠手辣胡作非为，众人也就随之为非胡乱起来。善行积累则功业告成，恶贯满盈则祸害来临。
圣明之人所具备的条件，是这样的：考虑问题要细致，处事要谨慎，同时胸襟要开阔，志向要远大；智谋要圆通灵活而品行要端正；才能要广泛多样而处事要简约。所谓心要细，是说要在祸害尚未发生或形成之前就要有所预见而加以防备，警惕和谨慎地对待可能会出现的过失及萌芽状态中的危险，不敢放松自己的思想。所谓胸襟开阔，志向远大，是说能兼容所有的诸侯国，统一四方边远的异邦，庇护恩及天下百姓，让他们亲密聚合如同一个宗族的人；无论是和你一致的还是和你不一致的人，都要能将他们团结在你的身边，就像车辐聚合在车毂周围一样。所谓智谋圆通灵活，是说智慧如圆环那样反复运转、始终无端；像江河那样到处奔流，四面畅达；又像深渊泉水那样永不枯竭；这样万物因此兴盛，没有不响应随从的。所谓品行端正，是说站得直、不弯腰屈服，朴素洁白而不受污染；穷困时不改变操守，通达时不放纵自满。所谓才能广泛多样，是说文武具备，动静符合法度，举止恰如其分，没有阻碍和抵触，没有不完全适宜的。所谓处事简约，是说掌握权柄、运用权术，以简约驾驭繁琐、以少制多，处静执中，如同璇枢掌握斗柄运转一样，以一合众，就像符节相合。所以心细谨慎者就应将错误禁绝于微细萌芽中，胸襟开阔、志向远大者就应无所不容，智谋圆通者就应无所不知，品行端正者必有所不为，才能广泛者必无事不能，处事简约者必持简要原则。
古代天子上朝听政，有公卿正面进谏，博士朗诵读歌，乐师规劝告诫，平民百姓的街市议论由有关官吏报告君主，史官记载天子的过失，宰臣减少天子膳食以示思过，尽管这样，天子对这些监督仍嫌不足。所以尧设置供进谏者敲击的鼓，舜树立了供人们书写意见的木柱，汤设立了监察官员，武王备用了警戒自己谨慎的摇鼓，哪怕出现细微的过失，他们都已做好了防备的措施。这些圣人明主，对于善事，无论有多小也必定去做；对于过失，不管有多小也一定去改。所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能心胸坦荡而称王拥有天下。在那个时候，君主饭前要先击鼛鼓，饭毕演奏完《雍》乐后再撤席，用过饭后还要祭灶神；他们办事处事时不用巫祝通鬼神，而鬼神却不敢作祟，山川之神也不敢为祸作乱，这可以称得上最可贵的德政了。但是他们仍然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小心。由此看来，圣人君主是多么地小心啊。《诗经》说：“就是这位周文王，言行谨慎小心，心胸光明地事奉上帝，给国家百姓带来很多福利。”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武王讨伐纣王，打开巨桥粮仓将粮食分发给百姓、将鹿台府库里的钱财分发给民众；同时修整忠臣比干的坟墓，在商容的故里表彰商容的贤德，朝拜商汤的宗庙以示敬仰，并解除对箕子的囚禁；让人们都返回家园，耕种自己的田地；没有故旧、新人之分，只要贤能就亲近他们，任命使用的并不都是他自己原有的亲信旧臣，但安然地如同本来就拥有他们一样，使他们能像原有的亲信旧臣一样各安其位。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胸怀是多么地博大啊、志向是多么地远大啊。文王全面考察先王施政的得和失，广泛地研究以往治国的是和非，尧舜之所以昌盛、桀纣之所以灭亡的教训，都记录在册存放明堂以供借鉴。然后广泛求教、集思广益，以便能处理应对所碰到的天下大事。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智谋是多么地圆通啊。周成王、周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恪守祖宗留下的制度成法，研究观察前人存亡的事迹，看清了成败演变的规律，不合乎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做，一言一行都不随随便便，有所选择后才去做。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品行是多么地端正啊。孔子算得上通才，他的智慧超过苌弘，勇力压倒孟贲，腿脚灵敏能追上野兔，力气能举起城门闩门的横木，他的才能够多的了。然而孔子的勇力并不为常人所知，孔子的技艺也并不为人们所了解，他专门推行政教之道，终被人们尊称为“素王”，可见他的处事原则是强调简约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被臣下杀掉的国君有三十六，孔子收集善事、隐去丑事，编写《春秋》以弘扬王道，其中阐述的理论也够广博的。然而孔子在宋国被人围困，却面不改色、弦歌不停，身临死亡境地、遭受患难危险，仍根据义理行事而心无恐惧，这说明孔子对命运的理解也相当透彻的。到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处理案件诉讼总能谨慎决断。著述《春秋》，又不言及鬼神、也不敢专任己意主观臆断。圣人的智慧已经够多的了，再加上他处事简约，所以使他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那些愚蠢的人，智慧本来就少，却又喜欢卷入过多的繁琐事务，处事又不简约，所以一举一动均行不通办不成。正因为这样，所以智慧不如孔子墨子的吴起和张仪，却想使大国君主互相争斗，结果导致自己被车裂肢解。所以，凭着正道实施教化，则容易且一定能成功；以邪道欺蒙世人，则困难且必定要失败。大凡想在天下实施自己志向、却又舍弃容易且一定能成功的简约方法、而选择采用繁琐困难且必要失败的方法的，都是由愚昧惑迷所造成的。这上述讲的六种相成相反的处事原则，不可不察呀。
全面了解万物而不知道社会人情世故，就不能叫做“智”；普遍地爱护各种生物而不爱护人类本身，就不能叫做“仁”。所谓“仁”，就是要爱护人的同类；所谓“智”，就是不可糊涂。仁慈的人，虽然有时不得不割爱，但他那不忍心的神色还是会流露出来。聪慧的人，虽然有时碰到烦难之事，但他那聪慧的心志还是会呈现出来。心地宽厚的人能经常反躬自省，自己所不愿意的，就不会强加给别人；由近而知远，由己而知人。这就是仁智结合运用的结果。对小的毛病加以管教，是为了使他大了有出息，对小的错误加以责罚，是为了使他大了能安宁，只是出于爱护同情之心才推行这种做法的，也就是智者的决断做法。而一味讲仁的人是难以做到这点的。所以仁和智有时是错开有矛盾的，有时又结合相一致的。仁和智结合，就是正道做法，有时仁和智错开不相合，就是权变做法。这两者的含义则是一样的，都是出于知人爱人。
一般官吏遵守法度，而一般君子则受义制约。如果光遵守法度而不讲道义，就像一般的官吏那样，是没有资格主持国家大政的。耕作农田之事是相当辛苦的，纺纱织布之事也是相当麻烦的，但老百姓就是在这辛苦麻烦中也不放弃耕织，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靠耕织才能过日子。吃饭穿衣是人之常情，而要获得衣食的途径只能从事耕织，这道理平民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还知道，这种耕田织布像其他事物一样，开始时是辛苦麻烦，但最终是会获利的，然而在众多蠢人中间能明白这一点的人是很少的。事情可以变通灵活处置的方法很多，然而蠢人能变通灵活处置事情的很少。这也就是愚蠢人之所以多灾多难的原因。事物所具备的物性，聪明人也都具备；事物可以变通，聪明人也都能灵活变通。这也就是聪明人之所以顺顺利利的原因。所以聪明人往往是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如意，愚蠢人常常是开始得意高兴而后悲哀痛苦。
所以你告诉他今天干什么便能成功享受荣华富贵、明天再考虑怎样做合符道义的事，他很能听得进；但你告诫他应该先做些合符道义的事，以后再考虑享受荣华富贵，他就很难听得进你的话。这就是愚蠢人之所以愚蠢的地方。当问盲乐师：“洁白的颜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洁白的丝绸那样。”又问：“黑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熟透的桑葚一样。”但你真的拿出白与黑两种颜色的东西叫他分辨，他就无法分辨了。这是因为分辨白与黑靠眼睛，而说出白与黑则靠口，盲乐师可以用口来描述白与黑色，但无法用眼来辨别白与黑，所以当他用口描述白与黑时，其能力与常人一样；但当他要用眼睛来辨别白与黑时，其能力就与常人不一样。在家孝顺父母，外出做官忠于君王，这道理无论是聪明人愚蠢人、贤德者不肖者都知道是合符道义的，但要他们讲清楚怎样尽孝尽忠、为何要尽孝尽忠，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大凡人们考虑问题，总是首先认为可行的，然后才去实施，但最后的结果是，有人收到预期的效果，有人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这是由于聪明和愚蠢所造成的。
就人的本性来说，没有比仁更珍贵的、没有比智更重要的。将“仁”作为主体，用“智”去实施它；这样以“智”、“仁”作为基础根本，再加上勇力和辩才，处事迅速勤快、灵巧机敏，聪明地审察分析，这样就集中了所有长处，十分完美了。如果自身的才能没有多少，却学会了一些雕虫小技，又没有仁和智来作为主干表现在外，而拥有的上述这些“捷疾、劬录”等，只会增加它的危害性。所以不“仁”却勇武有力、果断敢为，就会像疯子握利剑一样，后果难测；没有“大智”却能言善辩、机敏乖巧，就会像骑着骏马驰骋而漫无目标。所以虽然有才能，但使用不当，所处不适宜，那就会被用来助长虚伪、粉饰错误，这样，所具有的技艺多还不如少些好。所以不仁且有野心者，是不能让他获得有利地位、处有利形势的。而那些天质愚笨者，是不能授予重要权力的。
鱼得到水才能游得快乐；如果池塘决口水干涸，脱离了水的鱼就可能被蝼蛄蚂蚁所吞食。所以要有人负责修理池塘堤防，补好缺口，这样鱼就能得水而获利。国家有赖以生存的东西，人也应有赖以生存的东西。这国家赖以生存下来的东西是“仁义”，而人赖以生存的东西则是“行善”。一个国家一旦到了不讲“仁义”，那即使大国也必亡无疑；一个人一旦没有了“善心”，就是勇武有力也必定会受到伤害。治理国家是上面君主的事，一般人难以参与；而在家孝敬父母、顺从兄嫂、取信朋友这些事却用不着君主发布命令就可去做的。撇开自己所能做、所应做的事，而要求自己去做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自己不应做的事，这实际上是违背了事理。士人处在卑微隐逸的地位时，要想上进有所表现，必须首先从自我修身养性做起。所以进取为官是有门道的，你如果名气声誉不佳，还是不能被选中任用的。同样获取名誉也是有门道的，如果你不能取信于朋友，也是难以获得好声誉的。同样取信于朋友也是有门道的，你在家侍奉孝敬父母都不能让父母愉悦，那又怎么会使你在交朋友中取信于友？能让父母愉悦舒坦也是有条件的，你自身的修养都不真诚，又怎么能侍奉好父母双亲？同样，修身真诚也是有准则的，如果心不专一，就难以做到心性真诚。上述这些做人的道理相当浅易，并且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是做还是不做；但有些人却要到远处去寻找这些道理，所以总是无法得到。
淮南子卷十 缪称训
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乎准，直乎绳，圆乎规，方乎矩，包裹宇宙而无表里，洞同覆载而无所碍。是故体道者，不哀不乐，不喜不怒，其坐无虑，其寝无梦，物来而名，事来而应。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故其心治者，支体相遗也；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黄帝曰：“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岐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乡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积恩之见证也；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故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坏也，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报美，其怨大者其祸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圣人察其所以往，则知其所以来者。圣人之道，犹中衢而致尊邪：过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愿于上，以交其下，谁弗戴？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谁弗喜？《诗》云：“媚兹一人，应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其能善大矣。
君子见过忘罚，故能谏；见贤忘贱，故能让；见不足忘贫，故能施。情系于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后稷广利天下，犹不自矜。禹无废功，无废财，自视犹觖如也。满如陷，实如虚，尽之者也。凡人各贤其所说，而说其所快。世莫不举贤，或以治，或以乱，非自遁，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贤，而求与己同者，而欲得贤，亦不几矣！使尧度舜则可，使桀度尧，是犹以升量石也。今谓狐狸，则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尝见狐者，必未尝见狸也。狐、狸非异，同类也。而谓狐狸，则不知狐、狸。是故谓不肖者贤，则必不知贤；谓贤者不肖，则必不知不肖者矣。
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在下，则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寝关曝纩，不得须臾宁。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物莫无所不用，天雄乌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侏儒鼓师，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备乐。是故圣人制其 剟材，无所不用矣。勇士一呼，三军皆辟，其出之也诚。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诸己也。故上多故,则民多诈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闻也。说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发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势接，而不可以昭誋。戎、翟之马，皆可以驰驱，或近或远，唯造父能尽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贤或不肖，唯唐、虞能齐其美。必有不传者。中行缪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盖力优而克不能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则得百人之力；举千人之所爱，则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树而引其本，千枝万叶则莫得弗从也。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于心；圣人之养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热，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赖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见始，其知终矣。媒妁誉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强饭之，莫之爱也。虽亲父慈母，不加于此，有以为，则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来也；施死者，非专为生也。诚出于己，则所动者远矣。锦绣登庙，贵文也；圭璋在前，尚质也。文不胜质，之谓君子。故终年为车，无三寸之辖，不可以驱驰；匠人斫户，无一尺之楗，不可以闭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结。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导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泽，而不可以昭誋。在混冥之中，不可谕于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乱，盖情甚乎叫呼也。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之闻也。
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故《易》曰：“亢龙有悔。”三月婴儿，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爱谕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旷旷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于外，故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鹰翔川，鱼鳖沈，飞鸟扬，必远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于中，而不能违其难也。故人之甘甘，非正为 跖也，而跖焉往。君子之惨怛，非正为伪形也，谕乎人心。非从外入，自中出者也。义正乎君，仁亲乎父。故君之于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为苟简易；父之于子也，能发起之，不能使无忧寻。故义胜君，仁胜父，则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圣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与！”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诗》曰：“执辔如组。”《易》曰：“含章可贞。”运于近，成文于远。
夫察所夜行，周公惭乎景，故君子慎其独也。释近斯远，塞矣。闻善易，以正身难。夫子见禾之三变也，滔滔然曰：“狐向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见善则痛其身焉。身苟正，怀远易矣。故《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小人之从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义。所求者同，所期者异乎！击舟水中，鱼沈而鸟扬，同闻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负羁以壶餐表其闾。赵宣孟以束脯免其躯，礼不隆，而德有余，仁心之感恩接而よ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则为恩厚，其在责人则生争斗。故曰：兵莫憯于意志，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陰陽，枹鼓为小。圣人为善，非以求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故人之忧喜，非为蹗，蹗焉往生也。故至人不容。故若眯而抚，若跌而据。圣人之为治，漠然不见贤焉，终而后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骐骥不能与之争远。
今夫夜有求，与瞽师并，东方开，斯照矣。动而有益，则损随之。故《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辉，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其消息也，离朱弗能见也。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为日不足也，其忧寻推之也。故《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怀情抱质，天弗能杀，地弗能霾也。声扬天地之间，配日月之光，甘乐之者也。苟向善，虽过无怨；苟不向善，虽忠来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诸人不如求诸己得也。声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无非己者。操锐以刺，操刃以击，何怨乎人？故管子文锦也，虽丑登庙；子产练染也，美而不尊。虚而能满，淡而有味，被褐怀玉者。故两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树兰，美而不芳，继子得食，肥而不泽，情不相与往来也。
生所假也，死所归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闾张掖而受刃，不以所托害所归也。故世治则以义卫身，世乱则以身卫义。死之日，行之终也，故君子慎一用之。无勇者，非先慑也，难至而失其守也；贪婪者，非先欲也，见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见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祸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夺也。人之欲荣也，以为己也，于彼何益？圣人之行义也，其忧寻出乎中也，于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独称；贫贱者多矣，而伯夷独举。以贵为圣乎？则圣者众矣；以贱为仁乎？则贱者多矣。何圣人之寡也。独专之意乐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归乎伯孟，必此积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独梁，不为无人不兢其容。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难。情先动，动无不得；无不得，则无 莙，发莙而后快。故唐、虞之举错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纣非正贼之也，快己而百事废。喜憎议而治乱分矣。
圣人之行，无所合，无所离，譬若鼓，无所与调，无所不比。丝管金石，小大修短有叙，异声而和；君臣上下，官职有差，殊事而调。夫织者日以进，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闻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视之，其母也。艾陵之战也，夫差曰：“夷声陽，句吴其庶乎！”同是声而取信焉异。有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乐，心乐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则是也，其声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言至德之怀远也。输子陽谓其子曰：“良工渐乎矩凿之中。”矩凿之中，固无物而不周。圣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马，医骆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载，诚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 忣于不己知者，不自知也。矜怛生于不足，华诬生于矜。诚中之人，乐而不忣，如鸮好声，熊之好经。夫有谁为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号而哭，叽而哀，而知声动矣；容貌颜色，理顗倨佝，知情伪矣。故圣人栗栗乎其内，而至乎至极矣。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顺，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为武王造之也；崇侯、恶来，天非为纣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泽；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东户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遗，耒耜余粮宿诸[?每]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凡高者贵其左，故下之于上曰左之，臣辞也；下者贵其右，故上之于下曰右之，君让也。故上左迁，则失其所尊也；臣右还，则失其所贵矣。小快害道，斯须害仪。子产腾辞，狱繁而无邪，失诸情者，则塞于辞矣。成国之道，工无伪事，农无遗力，士无隐行，官无失法。譬若设网者，引其纲而万目开矣。舜、禹不再受命，尧、舜传大焉，先形乎小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禅于家国，而天下从风。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无载焉而不胜，大而章，远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于人，斯得诸己也。释己而求诸人，去之远矣。
君子者，乐有余而名不足，小人乐不足而名有余。观于有余不足之相去，昭然远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闻也。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子曰：“钧之哭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则同，其所以哀则异。”故哀乐之袭人情也深矣。凿地漂池，非止以劳苦民也。各从其跖而乱生焉。其载情一也，施人则异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于王，桀、纣日怏怏以致于死，不知后世之讥己也。凡人情，说其所苦即乐，失其所乐则哀。故知生之乐，必知死之哀。有义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惧，如饥渴者不可欺以虚器也。人多欲亏义，多忧害智，多惧害勇。嫚生乎小人，蛮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诱然与日月争光，天下弗能遏夺。故治国乐其所以存，亡国亦乐其所以亡也。金锡不消释则不流刑，上忧寻不诚则不法民。忧寻不在民，则是绝民之系也。君反本，而民系固也。至德小节备，大节举。齐桓举而不密，晋文密而不举。晋文得之乎闺内，失之乎境外；齐桓失之乎闺内，而得之乎本朝。
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齐桓、秦穆受而听之。照惑者，以东为西，惑也；见日而寤矣。卫武侯谓其臣曰：“小子无谓我老而羸我，有过必谒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论者也。人无能作也，有能为也；有能为也，而无能成也。人之为，天成之。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祸福，非我也。故君子顺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于天也；命者，所遭于时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为非，而未能必免其祸。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有道之世，以人与国；无道之世，以国与人。尧王天下而忧不解，授舜而忧释。忧而守之，而乐与贤终，不私其利矣。
道高到没有顶点，深到没有底部；它比水准平，比墨绳直，比规圆，比矩方；它包容宇宙天地无内外之分，混沌覆载万物没有阻碍。所以领悟“道”体的人能不哀不乐、不喜不怒，坐时无思虑、睡时不做梦，物体来到能叫得出名称，事物发生能应对自如。
君主是国家的心脏，心脏健全正常，全身的脉络就畅通安康，心脏功能紊乱，全身的血脉也随之紊乱。所以，一个人的心脏如果正常，肢体也就相安无事；同样，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君臣之间就各守其位，各司其职。黄帝说得好：“至德者纯厚广大，能承顺上天的道德，精气能与上天的元气相通。”所以，至德者其谋略与臣民意见相吻合，办事的旨意与臣民意思相一致，这样君主与臣民同心同德，没有意见上的分歧和偏邪见解，也就能堵塞歪门邪道，开启行善之道，使人民都能朝正道上走。所以《易经》上说：“君主在郊外聚集民众准备出征，由于上下一心，就一定能跋涉山川渡过难关而取得胜利。”
道是万物的先导；德是对人本性的扶助；仁是积聚恩德的见证；义是合和人心、合乎众人的心愿。所以道被泯灭就以德来取代，德衰微了就产生了仁义。因此，远古圣人之治是依靠“道”而不靠德，中古圣王之治是谨守“德”而不怀仁爱之美。近代君王治国是小心谨慎抱持仁义而恐怕失去“仁义”。君子没有了仁义就无法生存下去，丧失了仁义就丧失了生存的条件；小人没有了嗜欲就无法生存下去，丧失了嗜欲就等于要他的命。所以君子害怕失掉仁义，小人则害怕失去利益；观察他们所害怕什么，就知道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了。
《周易·屯卦》说：“追逐鹿而得不到向导的帮助，就是追进深山老林也得不到。君子知道追逐不到手不如舍弃，因为继续追逐深入，危险就在前头。”如果施予别人丰厚，那么得到的别人的回报也丰厚；如果结怨深大，那么招致的祸害也必然深大。施予别人的相当浅薄而得到厚报、积怨深厚却无灾患，从古到今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所以圣人知道自己怎样和人交往，也就知道别人将怎样回报自己。圣人为人处事的方法，就像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央设置酒樽，以酒款待行人，行人喝酒多少，按自己的酒量来决定，喝多喝少以每人的适量为标准。所以能够赢得一个人的心，也就能因此影响百人来拥戴。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他希望上司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下属，那么他的下属谁不爱戴他？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他要求下属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上司，那么他的上司又有哪个不喜欢？《诗经》说：“（周武王）能从爱护每个人做起，所以能够积聚成崇高的功德。”崇高的功德是伟大的，关爱人的善举是微不足道的；但正因为能从积累每一件小的善行开始，才能形成崇高的美德。
君子看到他人的过失就忘掉了批评他人可能会招致责罚，所以他敢于直言进谏；君子看到贤才便忘记举荐贤才可能会使别人地位超过自己，所以他乐意让贤；君子看到衣足不足者会忘记给济别人会穷了自己，所以他能慷慨解囊给予施舍。内心世界维系着真情，就会在外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凡是言行饱含真情、流露真意，即使有过过失，别人也不会怨恨；言不由衷、行为虚假，就是装出一付忠诚的样子，也会招人讨厌、憎恶。后稷为天下人谋利，但却从来不自我夸耀；夏禹治水没有白费民力也没有白用钱财，但他从不自满。他们就是这样在完满中看到缺陷，在充实中看到不足，所以能使自己尽善尽美起来。
一般而言，人们都欣赏自己所喜欢的人，而所喜欢的又是自己感到愉快的人和物。世上没有人不举荐自以为贤能的人，但所举荐出的人，有的能把事办理好，有的却把事办砸了；这些并不是举荐人时自己欺骗自己，而是所举荐的人只求合适自己的口味。可是当你自己的水平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按你自己的水平去寻求人才时，所得的人才就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贤才。这就好比，让尧去鉴识度量舜，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让桀去衡量识别尧，就好像用升去量石一样，是没法量清的。现在一般人都在说“狐狸”，实际上他们既不知道“狐”是什么、也不知道“狸”是何物；他们不是没有见过“狐”，就一定是没有见过“狸”。“狐”与“狸”不是异类，但因习性相近而属同一大类。可是日常中的人混称“狐狸”，可见他们根本不知什么是“狐”、什么是“狸”。所以，把不贤的人称为“贤人”，就足见他一定不明白什么叫“贤”；反过来将贤才说成是“不贤”，那也能知道他一定不明白什么叫“不贤”。
圣人处于上位，那么百姓乐意接受他的管理；圣人即使不在位上，百姓也会仰慕他的思想和志向。而小人占于统治地位，那么百姓就像睡在机器的发动机上、或像穿着棉袄暴晒，没有片刻的安定。所以《易经》说：“骑马徘徊不安，面临血泪淋淋的险境。”是说小人处在他不该处的位置，导致人民百姓日子难过，同时小人也不可能长久处于这种统治地位。
物没有什么是无用的，天雄和乌头尽管是草药中的剧毒药，但良医却能用这种剧毒药来救治人的性命。侏儒和盲人，是人中间最困窘愁郁的人，但君主却用他们作乐官和乐师。所以君主圣人对待人物如同巧匠裁取砍削木材一样，没有什么可以被弃舍不用的。
勇士一声呼喊，三军为之退避，这是因为他的呼喊发自肺腑的真诚。所以，有领唱的人、却没有人应和，上有此意图、却没有人领会执行，这些都必定是因为双方的内心思想感情没有得到交流融洽。所以，舜不离开坐席而能匡正天下，这是因为他自身要求严格。所以，在上的君主大臣喜爱玩弄权术，那么下面的人也必定跟着玩弄智巧、变得狡诈起来。正因为这样，所以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身子弯曲而影子却直的这样事情。
用言辞所不能表达的，却可靠表情动作来表达；用表情动作所不能表达的，却能用至诚的精神来感化别人。内心世界产生了真情，意识随之明智起来，然后必定在外表流露出来，这就是至诚的精神所至；人正是用这种至诚的精神来影响、感化别人，而不是用一种苍白空洞的说教来告诫别人。
戎、翟出产的良马，都是善于奔驰的，不论远近，但只有像造父这样的御手才能让马儿充分发挥出它们全部的力气；三苗族的人民，都是能被教化得忠诚老实，不论贤愚，但只有像尧舜这样的圣主才能使他们具有这样的品德——这说明像造父和尧舜他们必定有着无法言传的奥妙法术。中行缪伯尽管能徒手与老虎搏斗，但是不能驯养老虎，这是因为他只具备力气而不具备驯养老虎的才能。能够运用百人的才能，就能得到百人的力量；办理一件上千人关爱的事，就能得到上千人的拥戴之心；这就好比砍伐大树、拖累到树的根部，这样树的千枝万叶也不得不跟着拖累。
慈父关爱儿子，并非是想得到子女的报答，而是因为无法抛开内心的那颗爱心。同样，圣人养育百姓，并非是想奴役百姓，而是在尽爱民的天职；这就如同火的本性是热，冰的本性是寒的一样，用不着特地加以修炼。等到需要依靠子女赡养、百姓出力时，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尽孝尽忠，这就像江中之舟失火一样，全体船员和乘客都会一起尽力灭火。所以君子在事物的开始就能知道事物的结果了。媒人撮合婚事，婚姻的男女双方都不会感激媒人，因为知道媒人称誉双方撮合婚事只是为了钱财；雇佣农工的东家劝佣工吃饱，不会使佣工感激东家，因为知道东家劝他们吃饱只是为了让他们以后多卖力气多做事情。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父母亲，如在关爱子女过程中充斥了某种私心而不具备真诚的爱心，那么，作为子女也不必一定要牢记养育之恩。所以，赠送厚礼给客人，不能怀有企盼客人某天回赠的想法；同样，对死者加以厚葬，不应只求死者在天之灵能保佑现在活着的人。如果真的出自一颗至诚的心，那么所感化的作用就会相当深远的。
披戴锦绣进入庙堂，这是推重文饰；而摆放圭璋玉器，则是表示内在质朴纯情。不以文饰的东西掩胜过质朴的纯情，这才称得上君子。所以一年的时间来制作一部车子，但又惟独缺少一根三寸长的车辖，那么车就无法正常运行；木匠做门，但到时又惟独缺少一根五寸长的门闩，那么门就无法关闭紧合。所以君子做事就一定要考虑到事情的最终结局。
精诚真心可以用来神妙地感化他人，但不可用来说教他人；明亮精粹的眼睛可以在无形中察知事物，但无法用它来教导告诫他人。心和眼的这种功能既无形迹、也无法把握，不能使人知道这其中的奥妙。所以舜不离坐席而天下大治，桀不下台阶而天下大乱，这些都是由于感情的影响作用所致，并且远远要超过人的呼喊作用。自己无法做到的事，却要求别人做到，这在古今都是闻所未闻的事。百姓赞同你的言论并且说话诚实，是由于你在对百姓作说教前一向说话诚实；百姓服从执行你的命令并且被教化好，是由于你的发号施令也同样出于真诚。圣人处于上位，百姓归顺并被感化，同样是由于圣人对百姓动之真情实意。反过来，君王处在高位发布政令而下面百姓不响应，这是由于君王的真情与政令不一致。所以《易经》会说这样的话：“身处高位的君主为自己的骄傲横蛮带来的恶果而后悔。”三个月大的婴儿，还不知利害关系，但慈母的爱心却能感受到，这是由于母子间的真情相通所致。由此看来，言教的作用真是小之又小，而不言之教的功效却是大之又大！能够亲身践履君子说的话，这叫“信”；能够符合君子的意向，这叫“忠”。“忠”和“信”在内心形成之后，就会对外界产生感化作用。所以禹手执盾牌、大斧在宫廷台阶前跳起古舞，表示为德治而武力征讨，使作乱的三苗很快就臣服。老鹰在江河上空盘旋飞翔，使鱼鳖慌忙沉入水底、鸟也高飞远走，这些都在于它们能感知到老鹰有伤害之心，所以远远地躲避起来。儿子能为父亲去死、大臣能为君主舍命，这些事情每个朝代都有，这当然不是为了以死来邀取名利，而实在是他们内心有感恩之情。所以不怕也不想躲避这种死难。所以，人们情愿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并非是为了实现某种意愿和目的，可这种意愿常常会实现；同样，君子的忧伤悲痛，也并非只是做做样子，因而能够使人理解通晓。这些都在于他们的这种情感不是迫于外力，而是真的产生于内心世界。
“义”的重要性要超过君王的重要性，同样，“仁”的位置应置父亲之上。所以，君王对臣下，可以有权决定他们的生死，但不能让重“义”的臣下迎合君主而改变道义；父亲对儿子，可以呼来唤去使用他们，但不能让讲仁行孝道的儿子不为父母亲忧虑挂念。所以，我们将“义”和“仁”置于君与父之上，由此也导致社会是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
圣人在上位，他的教化应验如神灵。远古的明主说：“我只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治理天下。”以后的德治社会中的五帝说：“没有百姓的拥护，天下哪能治理得如此太平。”所以《诗经》如此说：“手执驾御缰绳，如同丝线织帛。”《易经》上说：“怀有高尚情操，行为就能走上正道。”所以说能够注意自身的修养，就能获得深远的美好结果。也因为这样，周公能在黑夜里省察自己的行为，做到身正影正毫不愧色。这就是君子的“慎独”。反过来说，不注意自身的修养，却想企盼远大目标的实现，这是行不通的。知道行善的道理是容易的，但亲身行善就难了。孔夫子看到庄稼由种子变成禾苗、又长出穗谷的生长过程后，感慨地说：“狐狸头朝着山丘而死，那么人类也不应忘本吧？”所以君子看到善事，就感到自身也应从善去恶。自身如果正直，那么安抚远方的人就容易了。所以《诗经》就这样说：“君主如果不能亲自行正道，那么百姓就不可能信赖他。”
小人办事叫做只求得到好处就行，君子办事则只求符合道义。他们在追求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追求的目标则是不一样的。由船上摇桨击水的响声导致鱼沉入水底、鸟飞往高处，在这里听到的响声是一样的，而躲避的地方则是不同的，但鱼鸟都为了避害则是一致的。春秋时曹国的僖负羁因送一壶饭给晋公子重耳而被重耳立表旌表彰僖负羁的功德；赵盾因送一束干肉救济过灵辄而后却又受到灵辄的保护。僖负羁和赵盾所赠送给他人的物品并不丰厚，但得到的回报却相当厚重，这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出于仁爱之心，并以恩德待人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所以使受恩者刻骨铭心、永不忘记。同样是吆五喝六的大声呼喊，在家中如是长辈对晚辈如此，则被认为是对晚辈的爱护；如果用这种呼喊对待陌生外头人，则有可能会引起争吵并为之争斗殴打。所以说：“兵器锋利所造成的威力比不上以情感化的威力；如此一比，就是莫邪宝剑也显得钝愚不堪了。同样，武力攻打的功效也比不上神奇兵法的功效；如此一比，击鼓进军就真的是小事一桩、不在话下。”
圣人为善行善，并不是为了什么名，但恰恰会使名望随之而来，求名也并不是为了利，但利禄又会自然归于他。所以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忧喜，产生和表现出来后并不希望能感染别人，但感染的作用却会自然而然产生。所以至德的人从来不修饰自己的外表，所以他的表现又像用手下意识地揉搓眯眼一样、又像快要跌倒自然地用手支撑一样。但就是这样，圣人的无为而治，开头看不出有什么能耐、漠然寂静，但到后来就知道了他的伟大。就像太陽运行，骏马都无法和它赛跑。人们在暗夜里寻找东西就像盲人一样，但等到东方旭日升起，就将一切照得光明通亮。任何人的举动都会带来利益，但它的反面——损害也会随之而来。所以《易经》这样说：“事物的衰败剥落不是无尽头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序卦》将代表复生的《复卦》来承接《剥卦》。”薄的积多了可以变厚，低的积多了可以变高。所以君子每天勤勉地行善以成光辉的美德，小人每天因贪心不足而怏怏不乐，以致品德败坏而受辱。这里面变化的道理，就是像离朱那样的人也看不清楚。周文王听到善事可行，唯恐自己赶不上，而对自己的不善之处，如果留宿一晚都会感到不安详，这并不是只为偶然不足而不满意，而是深深忧虑如长此下去将变得不可收拾。所以《诗经》说：“周国虽然是古老之邦，但它的国运却正在新兴。”怀着真情，拥抱质朴，上天不能扼杀，大地无法埋没，声威传播于天地之间，可与太陽、月亮的光辉相比配，这是美好而又快乐的事啊。如果能向善从善，虽然做错事。别人不会埋怨；如果不能向善从善，即使忠诚也会招致祸患。所以怨天尤人不如埋怨自责自己，要求别人不如要求自己。
声音是自己发出来的，容貌模样是自己显示出来的，名声好坏是自己确定下来的，文辞言语也是自己日长势久确定的，没有什么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拿着锐利的刀剑攻击刺伤他人，惹下如此大的祸怎么可以怨别人不避让你的刀剑？所以管子尽管平时有不少不拘小节的丑行，但他胸怀立功名扬天下的壮志，终于能锦衣玉食，政绩被记载在齐国的宗庙里；子产尽管平时仁慈宽厚，但此美德不过被人贬为妇人之心、如人之母，最终自己也享受不到尊严富贵。很多时候，看上去空荡荡，实际上却很充实，咋一口品尝清淡无味，细细品尝却回味无穷，那些身着粗布短衣却怀揣宝玉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心有二心、情不专一的人连一个朋友都难以得到，而那些诚心专一、感情专一的人却能得到上百人的喜欢。男子汉种出的兰草，看似艳丽却无芳香；由后娘养的小孩，看似壮实却无神采，这是因为双方都缺乏内在天生的情分沟通和培育滋润。生命只是人世间的一种寄寓物，死亡才是必然的归宿。所以弘演为了申张仁义而毫不犹豫地站着捐躯牺牲，王子闾为扶助正义而毫无惧色地蒙受刀砍剑刺，他们都不为偷生而妨害到死得其所。所以处于治世则用义来维护自己的洁身自好，处于乱世则用自身来维护正义，乃至不惜牺牲生命。这条原则要坚持到死的那天为止。所以君子在这生死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没有勇气的人，并不是先天就胆怯恐惧的，只是到灾难来临时才丧失了应有的操守；贪婪的人，也并不是生来就欲壑难填，只是看到了利益而忘掉了贪利的危害。虞国国君在看到了晋国送上的垂棘璧石时就忘掉了虢国亡国的灾难将很快会殃及自身这一点。所以只有达到“道”的境界的人，才不会改变，也无法遏止他的信念。一般人都想得到荣耀好处，也都是为了自己，对别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圣人做善事行义事，这忧思出自圣人的内心，所以对他本人有什么好处？所以自古以来做帝王的够多的了，但只有汤王、夏禹、文王受人称颂；社会上贫贱的人够多的了，但只有伯夷被抬举得很高。如果现在我们将凡地位尊贵者都等同于圣人的话，那么天下的圣人就该多得不得了了；如果现在我们将地位贫贱者都等同于仁者的话，那么天下的仁者就该多得不得了了。但实际上圣人、仁者少之又少，这是为何原因呢？这是因为要想成为圣人、仁者，你就得专心致志、全心全意、心甘情愿地行善从善，如滔滔奔流的江河，每天都得有发展、长进和进步，乃至关注行善而忘乎衰老将降临自身，开始时收获不大，最终的成果则很大很多，这种为圣人做仁者的过程也是长期坚持不懈行善从善的积累过程，一般人又谁能做到这点？不欺骗自己，也就不会欺骗别人和被别人欺骗，就像过独木桥，他不会因为没有旁人就不显得谨慎小心的样子。不过让旁人相信自己容易，而蒙上眼睛相信自己困难。
凡人的情感都首先在内心世界形成并活动起来，活动着的情感均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流露出来，流露或宣泄出来以后就不会凝结壅塞在内，心情也就畅快愉悦。所以，尧舜的言行举措，不只是伴以尧舜他们的真情实感，而且还使尧舜他们自己因情感散发心情畅快、民众百姓也因受之感染而达到天下大治。反过来说，怀有罪恶情欲的桀纣并不只是偶然干些伤天害理的事，只要有这种罪恶情欲就会必然地表现出来；但表现出来后，桀纣他们自己是痛快了，而天下的种种事情都被搞乱了。所以说君主帝王的善恶情感的流露、宣泄，决定着天下的治和乱。正因为这样，圣人君主的行为，就不能顽强地以自己的情感意愿去做。它应当是无所迎合，也无所分离。它应当是好比“鼓”，没有什么和它相调和，但也没有什么和它相不合，在鼓点的控制下，琴瑟箫笛、金钟石磬，大大小小、长长短短都能井然有序，各种声音互相协调应和，奏出美妙的乐曲。同样，君主身处上位，群臣自处下位，尽管官职各不相同、事务各有区别，但配合协调得就像一支乐章。这就像织布是向前进展的，翻耕是往后倒退的，劳动的方式不一样，但成功事情是相同的。申喜由听到乞丐的歌而能动了悲情，出门一看，歌唱者竟然是失散多年的母亲。先秦艾陵之战，吴王夫差说：“我们吴军的士气高昂、呼喊声激昂喜悦，吴国准能打胜仗。”同样是声音，但从中获得的信息却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声音中含有不同的情感。所以心情悲哀，这歌声就不欢乐；内心快乐，那么即使哭泣也不哀痛。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当闵子骞在守完三年孝后拿琴弹奏时，孔子会说这样的话：“琴还是这把琴，但弹出的琴声音调却不一样了。”所谓礼仪形式是用来和人交往的，但这外在的礼仪形式必定要有情感系于中。它们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如果只讲礼仪形式忽视内在的情感，就会表现得失情虚伪；如果只讲内在情感忽略礼仪形式，就会显得文雅不足。如果能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即以必要的礼仪形式来表达内在的真情实感，这凤凰和麒麟都会降临庭院；这是说怀有善德的情感能感化远方的人。输子陽对他的儿子说：“高明的匠工应熟习运用矩凿这些技艺”。能掌握这些矩凿技艺，就没有什么事不能办得周全圆满。圣王就是凭着它来管理民众，造父就是靠着它来调理车马，医骆就是根据它来诊治疾病的，他们均是从匠工运用矩凿的技艺中吸取一定的方法和治术的。君王的意图使下面的人很快就接受领会并执行，这是因为发自内心世界的真诚之情感化了大家。还没说什么，就取得了互相的信任；也没有发什么号召，就使人主动前往，这是因为事先就有了感应和默契。有些人总是埋怨人家不了解自己，实际上有这种认识的人首先是缺乏自知之明。所以之所以骄傲，实际上在于自身只是半罐子水；而之所以浮夸虚华又在于自傲骄横。内心真诚的人，他的快乐发自内心自然而然，如同鸮鸟喜欢歌唱、狗熊喜欢树上悬吊一样，它们又哪有故作姿态保持矜持的成分？春女感陽则思春，秋士感陰则悲秋，从中也能知道季节物候的变化；有时嚎啕大哭，有时悲叹而哀，从中也能知道其人的声音和心态间的关系；而某人容颜及身体动作，从中也能反映其人的意识和情感。正因为这样，所以圣人总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毫不松懈，从而使自己修养达到极高的境界。
功成名就，取决于天命；循顺事理，则靠人力。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不是上天专门为武王而造出的；崇侯虎、恶来，也不是上天特意为纣王而生出的；这是在于有那种世道，便有那种人产生。君子的天职是实行教化治理，小人就能承受到他们的恩泽；小人的职责则是生产财富、提供物质利益，能让君子享用。过去君王东户季子的时代，路不拾遗，农具、粮食留在田头过夜也不会遗失，这是在于东户季子让君子、小人各守自己的职责。所以说一国国君秉有美德，亿万国民也就有了依靠。凡君位高贵都以“左”方为尊，所以臣下对君主来说是“辅佐”，这是臣的谦辞；在下位的都以“右”方为贵，所以君主对臣下就说是“佑助”，这是君的谦让。所以，如果君主迁离“左”位，就会失去他的尊严；臣下离别“右”位，就会失去他的贵重。贪图一时的痛快会伤害道义，只图眼前利益会损害原则。子产颁布新法而受到不少流言的责难，但是实行新法尽管案件刑狱增多，却遏止着了邪气。如果在治理国家的措施中丧失了真情慈仁，就会受到舆论的抵制而无法实施。在成功的治国之道下，应该是，工匠不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农夫不惜劳力、努力耕种，士人不隐居避世，官吏不犯法乱纪。这些就好比撒置网，抓着了网绳就能张开所有的网眼。舜、禹不再受天命而登基，是由于尧传位给舜，舜再传位给禹；尧为舜创立了基业，舜又继承宏扬了这基业，而这些基业都是从小的方面慢慢积累起来的。这就像他们在家为正妻做出表率，又示范于兄弟，再影响传播遍整个国家，这样天下也就形成了好风气，好习俗。所以，兵器知道大的，就能推知小的，对人来说则是从小处就可知道他的以后。君子治世之道，看似近处也无法控制，低处也登不上去，可是却无所不能容载，无事不能胜任，越久越显伟大，越远越显崇高。要掌握这种治世之道，不能求助于别人，而只能从自身做起。离开自己而求之于人，那就离它太远了。君子快乐有余而名誉不足，而小人则是快乐不足而名誉有余。看看他们之间的有余和不足，就能知道他们间的差距。内心形成情感而不吐露、有真情而不流露在外，这种情况还没听说过。君子考虑的是义而忽略的是利，而小人贪求的是利而不顾义。孔子说：“子予说同样是哭，有什么不一样。我对他说：‘子予，你这样的问题怎么奈何得了我呢！尽管他们的哭是一样的，但哀哭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呀！’”所以哀和乐触及侵入人的感情是多么地深呀。有些人想池子，另些人又想将池子填上，这些人并不一定存心想折腾百姓、劳役民众，只是各自按自己的意愿去做而搞出的乱子。这就说明每人都具有的意愿和情感是一样的，但给别人造成的影响却是不一样的。所以尧舜每天都孜孜不倦地修养德行，终于达到天下大治；桀纣每天贪心不足郁闷不乐而导致死亡，还不知后世人在讥笑自己。
大凡人之常情是这样的：解脱了痛苦的事便快乐，丧失了快乐的事和物就感到哀伤，所以知道生的欢乐，就一定知道死的悲哀。对于坚守道义的人是不能用利去诱骗他的，对于勇敢的人就别想以恐惧来威胁他，就像对饥渴者不能用空罐子来蒙骗他一样。人的贪望多了，道义就会亏损；忧虑多了就会损害智慧，畏惧多了就会伤害勇气。傲慢蛮横产生在小人身上，不开化的蛮夷都是这样做的；善良仁慈产生在君子身上，这些美德可与日月争光辉，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遏止改变它。所以达到大治的国家的国君喜欢的是使国家赖以长治久安的美德，亡国的国君喜爱的是致使国家灭亡的东西。铁矿物不能溶化成液态，就不能浇入模子，君主的忧思不诚恳就无法规范民众。忧思的不是广大百姓的事，也就无法和民众取得联系。君主如能返归到治国的根本，那么与民众的联系就牢固了。君主最好的德行是既注重大节，也不忽略任何小节。齐桓公注重大节而不注意小节，晋文公与此相反，是不注意大节而注重小节。所以晋文公宫内的事处理得很好，但和各国的国际关系处理得不好；齐桓公对内宫的事处理失误，但对本朝朝政治理得很好。水朝低处流而越积越浩淼，君王如能谦恭下问便能聪明。君王不争抢下属大臣职责分内的事，这治国的道路就通畅了。管夷吾和百里奚策划国家大事成功，是在于齐桓公和秦穆公能听取采纳他们的主张。告诉迷路者时将东当成西，因为自己还没弄清楚，到太陽出来才醒悟过来。卫武侯对他的下属大臣们说：“年青人不要看我年迈而以为我不中用，就让我这样衰败下去。你们还是要发现我的过错，并给我指明。”这说明卫武侯虽然被大家普遍认为是年迈了，但他却不认为自己老迈力衰，还能做到年老而不放松对自己的德行修养；而能做到年老不松懈修养自己的德行，也就离通晓生存和死亡道理不远了。
人不能从无中创造出些什么，但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但没有能力决定最终事情的成功。人只能顺应天理做事，并由天来决定成功。人一辈子为善行善，但没有天时条件就行不通；人一辈子为恶行恶，但没有天时条件就不会灭亡。所以行善行恶，取决于人本身；但是福是祸，则不是由人所能决定的。因此君子非常谨慎地对待自己所能做的事罢了。人本性秉赋于天；而命运，就要与你所逢的世道时运一致起来。有才能而遇不上好世道，这就是天命。姜太公有何力量？比干又有何罪过？他们都由各自秉赋的特性而实行自己的志向，但一个得利、一个遇害。追求实现自己的志向是各有各的做法，而能否达到自己的理想则在于天命。所以君子能为善行善，但却不能一定得到幸福；同样，不忍心做恶事坏事，但也不是一定能避免灾祸。君王是根本，群臣是枝叶。根不健壮而枝叶却繁茂，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有道之世，是将人给予国家；无道之世，是将国家“送”给他人。尧统治天下时忧虑没有解除过，后来将政权平安移交授给舜后，忧虑才解脱。忧虑缠身时尧毫不松懈地坚守君位，最后又乐于将君位传授给贤人，始终不将天下的利益占为私有。凡物都是有用的，没有什么东西因小而不能用的；如果不懂得它的用处，那么碧玉也会成粪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