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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全文
荀子是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汉族，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县）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令。荀子于五十年始来游学于齐，至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被逸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在此期间，他曾入秦，称秦国“治之至也”。又到过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面前。最后老死于楚国。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说”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其实他是战国末期儒家最后的一位大师，又评判和综合了道、法、墨、名等百家学说，形成表里内法、礼法结合的政治观。其学生儒法分流，浮邱伯、大毛公、张苍和韩非皆为其著名弟子。今传《荀子》一书，凡20卷，32篇，劝学、修身、不苟、荣辱、非相、非十二子、仲尼、儒效、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士、议兵、强国、天论、正论、礼论、乐论、解蔽、正名、性恶、君子、成相、赋、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多为其所著，仅《大略》以下6篇，为其弟子所论述。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与孟子看法相反，提出性恶论，认为人性是恶的，即：“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否认了人的所谓先验道德，强调通过后天的教育、环境，通过礼仪法治来改造和约束人性。因而强调教育“化性起伪”的重要作用。主张以培养士、君子、圣人为教育目的，“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以士为最低目标，以圣人为最高目标。主张用人应根据儒者的德才而任之，大才大用，小才小用，无才不用。在教育内容上，重视读经，认为儒家诸经各有不同特点，在培养人才方面，亦各有不同作用，但重点应放在学《礼》上。他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是学习的总纲。荀子隆礼，已有重法的一面，他说：“学也者，礼法也”，把礼与法结合。在教学上，认为求知过程包括闻、见、知、行四个环节，特别强调知对行的依赖，强调学以致用，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重视专一有恒、积渐除蔽，择善而从，强调学思兼顾、参验反省。尤其是强调教师的重要作用，提倡尊师，认为教师的作用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法制的存废、人心的善恶好坏。把教师提高到与天、地、君、亲并列的地位。荀子也对教师提出了严格要求，认为“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这四者就是：尊严而惮、艾而信、诵说而不陵不犯和知微而论，只有具备这四个条件，才可以为师。
荀况很重视加强人们的教育，提高人口质量。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发生争夺而不谦让，彼此相害而无忠信，行为淫乱而没有礼仪，都是起因于“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性恶》）。要想改变人们这种“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 （《性恶》）的状况，提高他们的道德风尚，就必须加强教育，“不教无以理民性”（《大略》）。其次，也只有加强教育，才能提高人们的生产技能。因农民会察看地势来安排种植作物；商人会“通财货，相美恶，辨贵贱”；工人会“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儒效》）；君子会“积文学，正身行”（《王制》），均“非天性也”（《儒效》），而是后天受到教育的结果。荀况从“性恶”论出发，主张加强人们的教育，与孟轲从“性善”论出发一样，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就他强调教育这一点来说，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风尚和生产技能，进而提高整个人口的素质，是有积极意义的。
荀子在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不过因为其哲学上的唯物论和性恶论多与后儒不合，故遭贬抑。然其思想影响，则有其积极意义。
劝学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蹞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
问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君子说：学习不能够停止不前。靛青是从蓼蓝中提取而来的，但比蓼蓝更青；冰是由水凝固而成的，但比水还要寒冷。木材挺直的如同木工的墨线，但用火烘烤，就可使它弯曲，进而做成车轮，它的曲度就像与圆规画的一样，即使再经过烈火的烘烤，太陽的暴晒，它也不能再恢复原样了，这是熏烤弯曲使它变成这样的啊。所以木材经过墨线加工才能取直，金属刀剑在磨刀石上磨过才能锋利，君子学习广泛，而又能每天检查反省自己，那就会见识高明而行为不会犯错误了。
所以，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的高远；不亲临深溪，就不知道大地的厚度；没有听到过前代圣王的遗言，就不知道学问的渊博。干国、越国，夷族和貊族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们的哭声是一样的，但长大后习俗却不同了，这是因为后天的教化而使他们这样的啊。《诗经》上说：“你们这些君子啊，不要总是贪图安逸，要安守你的职位，爱好正直的德行。上帝知道了，就会赐与你极大的幸福。”融化于圣贤的道德的精神修养就是最高明的，没灾没祸的幸福就是最持久的。
我经常整天思考，但不如学习片刻所获得的教益；我曾经踮起脚远望，但不如登上高处看得广阔。登上高处招手，手臂并没有加长，但远处的人就能看见。顺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加强，但听的人却听得很清楚。利用车马远行的人，并不是双脚善于走路，但能够到达千里之外；借助船桨渡河的人，并不是善于游泳，却能够横渡江河。君子的生性并非与别人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善于借助外物，帮助自己罢了。
南方有一种鸟叫蒙鸠，它用羽毛做窝，再用毛发编织起来，系结在芦苇穗子上，大风吹来，苇穗就会折断，窝里的鸟蛋跌破，幼鸟就会被摔死。这并不是它的窝做得不好，而是窝所系的地方使它这样的。西方有一种草，名叫射干，茎长四寸，生长在高山上，就能俯临百丈深渊。这并不是由于它的茎能长这么高，而是它生长的位置使它这样的。蓬草生在丛麻当中，不需要扶持它也能长得挺直；白沙混入黑土中，会变得跟黑土一样黑。兰槐的根，就是白芷，如果沾上尿水，君子不愿接近它，普通百姓也不再佩带它。这并不是它的本质不美，只因为沾上尿液才使它这样的。所以君子居住要选择好的地方，交游要接近贤士，这样才是防止自己误人邪途而接近正道的方法。
各种事物的发生，一定有它的原因；荣辱的到来，必定和他德行相适应。肉腐烂了，就要生蛆，鱼枯死了，就要生虫。行为怠慢，忘记了自身，就要闯祸。凡是坚硬的东西，人们用作支柱，柔软的东西，人们用来捆束东西。邪恶污秽的东西存在于自身，就会为人憎恶。铺开的柴好像一样，火总是朝着干燥的一方烧去；土地好像一样平整，水总是向潮湿的一边流淌。草木总是丛聚生长，禽兽总是成群居住，万物都各自依附它们的同类。所以箭靶一旦张设，弓箭就向这里射来；森林的树木一旦茂盛，伐木者就拿着斧头来砍伐；树木一旦成荫，群鸟就会来这里栖息；醋发酸了，蚊子就飞来聚集。所以说话有时会招致灾祸，做事有时会招致耻辱，君子要谨慎地立身处世啊！
土堆积起来就成了山，风雨就会在这里兴起；水汇积起来成为深潭，蛟龙就会在这里生长出来；不断积累善行，就能成为有道德的人，自会心智澄明，就具备了圣人的思想境界。所以不一步一步的积累，就无法达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不汇集众多的小溪流，就不能形成江海。骏马的一跳，不能超过十步；劣马跑十天也可以达到千里。因此，成功就在于不停顿地向前走。用刀子刻东西，如果半途放弃，即使是腐烂的木头也不能刻断；如果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就连金属和石头都能雕空。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也没有强壮的筋骨，但它能吃到地上的泥土，喝到地下的泉水，这是因为它用心专一的缘故啊；螃蟹有八只脚两只螯，但如果没有蛇或鳝所居住的洞穴，它就无处安身，这是因为它用心浮躁的缘故。所以一个人要是没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不能明辨事理；不专心致志地工作，就不可能有显赫的成绩。只在歧路上徘徊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同时侍奉两个君主的人，是不能为双方所接受的。这就像眼睛不能同时看清楚两件东西，耳朵不能同时把两种声音全都听明白的道理一样。媵蛇没有脚却能飞行，鼫鼠虽有五种技能而不免于困窘。《诗经》说：“布谷鸟居住在桑树上，精心喂养着七个雏儿；那些善人君子啊，始终坚持道义；坚持道义非常的专一，专一的就像思想打了结。”所以君子学习时总是把精神集中在一点上。
从前瓠巴弹瑟时，就连水底深处的鱼儿都浮出水面来听；伯牙弹琴时，就连拉车的马儿被琴声所吸引，仰着头咧着嘴听。所以不管声音怎样小，没有听不到的，不管行为怎样的隐蔽，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山中藏有宝玉，山上的草木都会滋润；深潭里生有珍珠，潭岸上就不显得干枯。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怎么会不被世人知道的呢？
学习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终结呢？回答是：如果从学习的科目顺序来说，是从诵读《诗经》、《尚书》开始，到读《礼经》为结束；就学习的意义而言，是从做一个有知识的人开始，到成为圣人为止。真心诚意，日日积累，力能持久，才能学而有成，学到老死后才停止。所以，从学习的科目来说是有终结的，但若从学习的意义上说，是片刻也不能停顿的。做到了这样，人成为人；半途放弃学习，就成了禽兽了。《尚书》记载的是古代的政事；《诗经》收集了的是有和谐乐律的诗歌；礼是法制的前提、事物的规范。所以学习到礼义就算达到尽头了。这就是达到了道德的顶点。《礼经》的恭敬节文，《乐经》的中正和谐，《诗经》、《尚书》的广博，《春秋》的微言大义，这些典籍囊括了天地间一切事物。
君子学习知识，要把所学听入耳中，牢记在心，融会贯通到整个身心，并表现在一举一动上；哪怕是极细微的言行，都可以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小人学习，只不过是从耳中听进去，从口中说出来。嘴巴与耳朵间的距离不过四寸而已，这样怎么能使自己七尺之躯的品德得到修养呢，又怎么能使自己变得完美呢？古时候的学者，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现在的学者，学习是为了给别人看。君子的学习，是用它来修正自己的身心；小人的学习是为了向人卖弄，讨人欢心。所以别人不问，自己却去告诉他，这叫做急躁；别人问一件事，却告诉他两件事，这叫做唠叨。急躁不对，唠叨也不对，君子回答别人，问一答一，如同回声回应本声一样。
学习的途径没有比接近良师更便捷的了。《礼经》、《乐经》规定了法度典章，规章而未详细说明原理，《诗经》、《尚书》记载了古时的事情，却不切近现实，《春秋》词旨隐约而晦涩，难以让人理解。仿效良师而学习君子的学说，那就能养成崇高的品德并获得广博的知识，也就周知世事了。所以说学习没有比接近良师更便捷的途径了。
学习的途径，没有比向良师请教更有效更迅速的了，其次是尊祟礼法。如果既不请教良师，又不尊崇礼法，仅仅读一些杂家的书，读诵《诗经》、《尚书》，那么即使到死，也只不过是一个学识浅薄的读书人罢了。而且，要追溯先王的道德，寻找仁义的根本，那么学习礼法正是那四通八达的途径。就像提起皮衣的领子，用弯曲的五个手指去条顺它一样，它的绒毛就很容易被理顺了。不遵循礼法，而仅仅学习《诗经》、《尚书》，这就像用手指去测量河的深浅，用长矛之类的兵器舂米，用锥子代替筷子吃饭一样，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所以尊崇礼法，即使对其精义理解的不够透彻，也不失为一个崇尚礼法的学士；不遵祟礼法，即使学士渊博，也不过是一个散漫士人。
问的事不合礼法，不要告诉他；告诉你的事不合礼法，不要去追问他；谈论的事不合礼法，不要去听他；那态度蛮横的人，不要和他争辩。所以，只有是按照礼义之道来请教的人，才可接待他，反之，就回避他。所以来请教的人礼貌恭敬，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论道义的学习方法；言辞和顺，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道义的条理；乐于听从，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道义的精义。因此，和那些不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交谈了，这叫做浮躁；不和那些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交谈，这叫做隐瞒；交谈时，不观察对方的表情，这叫做眼瞎。所以君子不急躁、不隐瞒、不眼瞎，而是谨慎地对待前来请教的人。《诗经》说：“对人不过于急躁，也不有意怠慢，这是天子所赞许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射一百支箭，只要有一支没有射中，就不能说是擅长射箭；驾车走了一千里的路程，只要有半步不到，就不能叫做善于驾车；对事理不能融会贯通，对仁义之道不能专一奉行，就不能称之为善于学习。学习，就应一心一意，一会儿学，一会儿不学，那是乡下普通人行为，他们之中不好的多，好的少，夏桀、商纣、盗跖就是这样的人；能够劝勉理解路你规范和仁义道德，尽心尽力地学习，这样才称得上是个真正的学者。
君子知道，做学问不全面、不纯正是不足以称之为完美的，所以要反复理解以求融会贯通，用心思索以求领会通晓，效法贤师良友来实践它，排除有害的事物来培养它。不正确的东西，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嘴巴不说，内心不去思考它。等到极其爱好学习时，就像眼睛喜爱看五色，耳朵喜爱听五声，嘴巴喜爱吃五味，心里追求拥有天下一样。因此权势再大不能压倒他，人多势众不能改变他，天下任何事情不能使他动摇。活着是这样，死了也是这样，这叫做道德操守。具备了这样的道德操守，意志才能够坚定不移，意志坚定不移，就能够应付自如。能坚定操守，能够正确对待事物，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有成就的人。天显现它的光明，地显现出它的广阔，君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重视品德、操守完美。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虽欲无进，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谀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诗曰：“嗡嗡呰呰，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此之谓也。
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窃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定谓之无常。保利弃义谓之至贼。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少见曰陋。难进曰偍，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秏。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照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
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体倨固而心埶诈，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辟违而不悫，程役而不录：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非渍淖也；行而俯项，非击戾也；偶视而先俯，非恐惧也。然夫士欲独修其身，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也。
夫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则亦及之矣。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其折骨绝筋，终身不可以相及也。将有所止之，则千里虽远，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识步道者，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意亦有所止之与？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难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学曰迟。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厌其源，开其渎，江河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致，是无它故焉，或为之，或不为尔！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矣。
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之谓也。
端悫顺弟，则可谓善少者矣；加好学逊敏焉，则有钧无上，可以为君子者矣。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加愓悍而不顺，险贼而不弟焉，则可谓不详少者矣，虽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壮者归焉，不穷穷而通者积焉，行乎冥冥而施乎无报，而贤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虽有大过，天其不遂乎！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埶也；安燕而血气不衰，柬理也；劳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
见到善良的行为，一定认真地检查自己是否有这种行为；见到不善的行为，一定要严肃地检讨自己；自己身上有了好的德行，就要坚定不移地珍视它；自己身上有不良的品行，就如会因此而被害似的痛恨自己。所以，指出我的缺点而批评又中肯的人，就是我的老师；肯定我，而赞赏又恰当的人，就是我的朋友；谄媚我的人，就是害我的寇贼。所以君子要尊重老师，亲近朋友，而极端痛恨那些谄媚自己的贼人。追求好的德行永远不满足，受到劝告能够警惕，这样即使不想进步，可能吗？小人则与此相反，自己胡作非为，却痛恨别人批评自己；自己极其无能，却期望别人说自己贤能；自己心肠狠毒，行为如同禽兽，却又憎恨别人说妨害自己。他们亲近阿谀奉承自己的人，疏远直言规劝自己改正错误的人，把纠正自己错误的话当作讥笑自己，把极端忠诚的行为当作损害自己，这样的人即使不想灭亡，可能吗？《诗经》说：“胡乱吸取，乱加诋毁，实在是非常可悲啊。本来计划做好事，结果却违反，本来计划不好，反而一一依从。”就是说的这样的小人。
使人无往而不善的法则是：用调理血气来保养身体，那么自己的寿命会仅次于彭祖；用善行来洁身自好，那么自己的名声可与尧、禹媲美。既适宜于用来处守显达的顺境，也有利于处守困窘的境遇，这全在于礼法和信义。凡是使用血气、意志，智慧和思虑的时候，遵循礼法就通达顺利，不遵循礼义就产生谬误错乱，行为就会迟缓怠惰；在吃饭、穿衣、居处及活动的时候，遵循礼义的行为就会和谐适当，不遵循礼义就会触犯禁忌而生病；人的容貌、态度、进退、行走，遵循礼义就温雅可亲，不遵循礼义就显得傲慢、固执、邪僻，粗野。所以，人没有礼义就不能生存，做事情不讲礼义，事情就办不成，国家没有礼义就不能安宁。《诗经》说：“礼仪完全符合法度，一言一笑完全得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用善行引导别人叫做教导，用善行去附和别人叫做顺应，用不良的言行引导别人叫做谄媚，用不好的言行去附和别人叫做阿谀。以是当是，以非当非，就叫做明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就叫做愚蠢。用言论中伤善良，就叫做谗言，用言论陷害良士，就叫做虐害。以是为是，以非为非，就是正直。窃取财物，就叫做偷窃，隐瞒自己的行为，就叫做欺骗，信口开河，就叫做虚妄，对追求是进取还是放弃犹豫不决，就叫做无常，为了保住利益而背信弃义，就叫做大贼。听到的事情多叫做广博，听到的事情少叫做浅薄，见多识广叫做僴，见识少叫做孤陋寡闻。难于进取叫做废弛，学过的经常遗忘叫做遗漏。事情少但井井有条叫做治理、管理，事情多但繁多而杂乱无章叫做昏乱不明。
调理血气，修养思想的方法是：对血气刚强的，就用心平气和使其顺服；思想深沉而不明朗的，就用坦率、平易的方法去同化他；勇猛乖张的，就用疏导的方式辅助他；对性急嘴快的，就用动静相辅相成的方式去节制他；对心胸狭窄的，就用宽宏大量来开导他；对于卑下、迟钝、贪图小利的，就用高尚的志向去提高他；对庸俗散漫的，就用良师益友去改造他；对怠慢、轻薄、自暴自弃的，就用招致灾祸后果使他明了；对于愚钝、朴实、端庄、拘谨的，就用礼仪音乐去协调他，用深思熟虑去开导他。凡是调理血气、修养思想的方法，最直接的就是遵循礼义，得到好的老师的指导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专心一致更神妙的了。这就是所说的调理血气、修养思想的方法。
志向买好就能傲视富贵，看重道义就能鄙薄王公贵族；内心省察自己，就觉得外来的财物轻微了。古书上说：“君子支配外界事物，小人则被外物所支配。”说得就是这个道理。身体劳累，但内心感到安适的事，就去做它；利益少但意义重大的事，就去做它；侍奉暴君违背礼仪而显达，不如侍奉穷困的君主而按照礼仪治理国家。所以好的农民不因为遭到水灾、旱灾就不再耕种，好的商人不因为亏本就不再做买卖，有志向和学问的人不因为贫穷而怠慢道义。
外貌恭敬，内心忠诚，遵循礼义并且性情仁爱，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困顿在边远地区，也没有人不敬重他的；劳累辛苦的事抢先去做，有利可图、享乐的事却能让给别人，诚实守信，谨守法度而又明察事理，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困顿在边远地区，也没有人不信任他的。外表傲慢固执，内心陰险狡诈，滥用慎到和墨翟的学说，并且性情肮脏，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显贵四方，没有人不轻视他的；遇到劳累辛苦的事就逃避，遇到有利可图、得以享乐的事就用花言巧语地谄媚，毫不谦让地迅速抢夺，邪僻恶劣又不忠厚，轻贱而不善良，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显贵四方，没有人是不摒弃他的。
走路时小心谨慎，不是因为怕陷于泥沼；走路时低头俯视，不是因为怕碰撞着什么；与别人对视而先低下头，不是因为惧怕对方。读书人这样做，只是想独自修养自己的身心，而不愿去得罪世俗之人。
千里马一天能奔跑千里，劣马跑十天也可以达到。但是，如果用有限的气力要去穷尽无尽的路途，追赶起来没完没了，那么即使劣马跑断了骨头，走断了脚筋，一辈子也不能赶上千里马啊！如果有个终点，那么千里的路程虽然很遥远，也不过是快点、慢点，早点、晚点而已，怎么不能到达目的地呢？不知道走小路的人，是用有限的力量去追逐那无限的目标呢？还是也有个一定的范围和止境呢？对那些“坚白”、“同异”、“有厚无厚”等命题的考察、辨析，不是不明察，然而君子不去辩论它们，是因为有所节制啊。那些怪异的行为，并不是不难做到，但是君子并不去做，也是因为有所节制啊。所以学者说：“当别人停下来等待我的时候，我就努力赶上去，这样或慢或快，或早或晚，怎么不能一同到达目的地呢？”所以只要一步一步地走个不停，那么即使瘸了腿的甲鱼也能走千里；土堆积起来没完，山丘也能够堆成；堵塞水源，开通沟渠，即使是长江、黄河也会枯竭；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就是六匹千里马拉车也不能到达目的地。至于人的资质，即使相距悬殊，难道会像瘸了腿的甲鱼和六匹千里马那样悬殊吗？然而瘸了腿的甲鱼能够到达目的地，六匹千里马拉的车却不能到达，这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有的去做，有的不去做罢了！路程即使很近，但如果不走就不能到达；事情虽然很小，但不做就不能完成。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是不可能超过别人的。
遵守法度，而且尽力遵行的，是学士；意志坚定，而又亲身实践的，是君子；思虑敏捷而智慧又永不枯竭的，是圣人。人没有礼法，就会无所适从；有礼法，却不知其意义，就会局促不安，遵循礼法而又深明事类，精确把握它的具体规则，然后才能温和可亲，得心应手。
礼法，是用来端正自身的行为的；老师，是用来正确解释礼法的。没有礼法，怎么能够端正身心呢？没有老师，又怎能知道礼义是正确的呢？礼法怎样规定就怎样去做，这就是性情习惯于按照礼的要求去做；老师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是理智顺从老师。性情习惯于遵礼而行，理智顺从老师，这就是圣人了。所以，违背了礼法，就是无视法度；违背了老师，就是无视老师。不遵照老师的教导，违背礼法，喜欢自以为是，这就好像用盲人去分辨颜色，用聋子去分辨声音，除了胡说妄为是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的。所以，学习就是学礼法，老师要以身作则，而且又要安心于这样做。《诗经》说：“不知不觉，顺应天帝的法则。”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端正谨慎而顺从兄长，就可以称为好少年了；如果还好学上进，谦虚敏捷，那就没有人能超过他了，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君子了。苟且偷安，懒惰怕事，没有廉耻而又贪图吃喝，就可以称为坏少年了；如果还放荡凶暴，不顺从长者，险恶害人，这就叫做凶险的少年了，这样的人即使遭受刑杀，也毫不可惜。
尊敬老人，那么青壮年便会归附；不轻侮处境艰难的人，因而明通事理的人便都会来聚集；暗中做好事，施惠不图报答，这样贤人和不贤的人都会归向你，人有这三种好德行，即使有天大的过失，恐怕上天也不会让他大祸临头吧。
君子对利益的追求不斤斤计较，他能较早的避开祸害，惶惧不安的避免耻辱，他对于道义的奉行是勇往直前的。
即使身处贫困，君子志向是远大的；即使身处富贵，体态容貌却非常恭敬；即使生活安逸，但精神并不松懈懒惰；即使劳累疲乏，但容貌依然端庄；发怒的时候也不过份地处罚人，高兴时也不过份地奖赏人。君子虽然受到贫穷，但志向是远大，这是因为他要尊重仁德；虽然得到富贵，可是容貌是谦恭的，这是因为他不依势作威；虽然安逸，但精神并不松懈懒惰，这是因为他明通道理；虽然身体劳累，但容貌依然端庄，这是因为他爱好礼仪，注重礼节；发怒时、高兴时的赏罚不过度，这是因为礼法战胜了私情。《尚书》说：“不要有所偏好，要循古代圣王的正道；不要有所偏恶，遵循古代圣王的正路。”就说的是君子能用公理正义战胜个人的欲望。
不苟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投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盗跖贪凶，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诗曰：“物其有矣，惟其时矣。”此之谓也。
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谓也。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婬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儑。传曰：“君子两进，小人两废。”此之谓也。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治之为名，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为修而不为污也。
君子絜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知也，其埶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其谁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虑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不如盗也。
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所以怀里抱着石头而投河自杀，这是难以做到的行为，但申徒狄却能够这样做；然而君子并不推崇，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高山和深渊高低相等，天和地高低一样，齐国、秦国相毗连，从耳朵中进去从嘴巴里出来，女人有胡须，蛋有羽毛，这些都是难以把握的学说，但惠施、邓析却能论证它们；然而君子并不赏识，是因为它们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盗跖的名字常挂在人们嘴边，名声就像太陽、月亮一样无人不知，和舜、禹等一起流传而永不磨灭；然而君子并不珍重，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所以说：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诗》云：“既要有其物，又要得其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君子容易结交，但难以勾搭；容易恐惧，但难以胁迫；害怕祸患，但不逃避为正义而牺牲；希望得利，但不做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与人结交很亲密，但不勾结；言谈雄辩，但不玩弄辞藻。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是和世俗有所不同的。
君子有才能也是美好的，没有才能也是美好的；小人有才能也是丑恶的，没有才能也是丑恶的。君子有才能，就宽宏大量平易正直地来启发引导别人；没有才能，就恭恭敬敬谦虚退让来小心侍奉别人。小人有才能，就骄傲自大邪僻背理地来傲视欺凌别人；没有才能，就嫉妒怨恨诽谤来倾轧搞垮别人。所以说：君子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把向他学习看作光荣；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乐意地告诉他知识。小人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把向他学习看作为卑鄙；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不愿意告诉他什么。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宽宏大量，但不懈怠马虎；方正守节，但不尖刻伤人；能言善辩，但不去争吵；洞察一切，但不过于激切；卓尔不群，但不盛气凌人；坚定刚强，但不粗鲁凶暴；宽柔和顺，但不随波逐流；恭敬谨慎，但待人宽容。这可以称为最文雅最合乎礼义的了。《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种人了。
君子推崇别人的德行，赞扬别人的优点，并不是出于谄媚阿谀；公正地议论、直接地指出别人的过错，并不是出于诋毁挑剔；说自己十分美好，可以和舜、禹相比拟，和天地相并列，并不是出于浮夸欺骗；随着时势或退缩或进取，柔顺得就像香蒲和芦苇一样，并不是出于懦弱胆怯；刚强坚毅，没有什么地方不挺直，并不是出于骄傲横暴。这些都是根据道义来随机应变、知道该屈曲就屈曲该伸直就伸直的缘故啊。《诗》云：“该在左就在左，君子在左无不可；该在右就在右，君子在右也常有。”这说的是君子能根据道义来屈伸进退随机应变的事。
君子，是小人的反面。如果君子心往大的方面用，就会敬奉自然而遵循规律；如果心往小的方面用，就会敬畏礼义而有所节制；如果聪明，就会明智通达而触类旁通；如果愚钝，就会端正诚笃而遵守法度；如果被起用，就会恭敬而不放纵；如果不见用，就会戒慎而整治自己；如果高兴了，就会平和地去治理；如果忧愁了，就会冷静地去处理；如果显贵，就会文雅而明智；如果困窘，就会自我约束而明察事理。小人就不是这样，如果心往大的方面用，就会傲慢而粗暴；如果心往小的方面用，就会邪恶而倾轧别人；如果聪明，就会巧取豪夺而用尽心机；如果愚钝，就会狠毒残忍而作乱；如果被起用，就会高兴而傲慢；如果不见用，就会怨恨而险恶；如果高兴了，就会轻浮而急躁；如果忧愁了，就会垂头丧气而心惊胆战；如果显贵，就会骄横而不公正；如果困窘，就会自暴自弃而志趣卑下。古书上说：“君子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进步，小人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堕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子整治有秩序的国家，而不整治混乱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符合礼义叫做有秩序，违背礼义叫做混乱。所以君子整治符合礼义的国家，而不整治违背礼义的国家。这样的话，那么国家混乱了就不去整治吗？回答说：国家混乱而去整治它，并不是说在那混乱的基础上去整治它，而是要除去混乱，再给它加上有秩序。就像人的外表或思想肮脏了而去整治他一样，并不是说在那肮脏的基础上去整治他，而是要除去肮脏而换上美好的外表或思想。除去混乱并不等于整治混乱，除去肮脏并不等于整治肮脏。整治作为一个概念，就等于说，君子只搞有秩序的而不搞混乱的、只搞美好的而不搞肮脏的。
君子整洁自己的身心，因而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就聚拢来了；完善自己的学说，因而和他观点相同的人就来响应了。所以马鸣叫就有马来应和它，牛鸣叫就有牛来应和它，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懂事，而是那客观情势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洗过澡的人总要抖一下自己的衣服，刚洗过头的人总要弹一下自己的帽子，这是人之常情啊。有谁能让自己的洁白蒙受别人的玷污呢？
君子保养身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做到了真诚，那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只要守住仁德，只要奉行道义就行了。真心实意地坚持仁德，仁德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仁德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显得神明，显得神明，就能感化别人了；真心实意地奉行道义，就会变得理智，理智了，就能明察事理，明察事理，就能改造别人了。改造感化轮流起作用，这叫做天德。上天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高远，大地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深厚，四季不说话而百姓都知道春、夏、秋、冬变换的时期：这些都是有了常规因而达到真诚的。君子有了极高的德行，虽沉默不言，人们也都明白；没有施舍，人们却亲近他；不用发怒，就很威严：这是顺从了天道因而能在独自一人时也谨慎不苟的人。君子改造感化人之道是这样的：如果不真诚，就不能慎独；不能慎独，道义就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道义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那么即使发自内心，表现在脸色上，发表在言论中，人们仍然不会顺从他；即使顺从他，也一定迟疑不决。天地要算大的了，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圣人要算明智的了，不真诚就不能感化万民；父子之间要算亲密的了，不真诚就会疏远；君主要算尊贵的了，不真诚就会受到鄙视。真诚，是君子的操守，政治的根本。只要立足于真诚，同类就会聚拢来了；保持真诚，会获得同类；丢掉真诚，会失去同类。保持真诚而获得了同类，那么感化他们就容易了；感化他们容易了，那么慎独的作风就能流行了；慎独的作风流行了再紧抓不放，那么人们的真诚就养成了。人们的真诚养成了，他们的才能就会完全发挥出来，永远地使人们趋向于真诚而不回返到他们邪恶的本性上，那么他们就完全被感化了。
君子地位尊贵了，而内心仍很恭敬；心只有方寸之地，但心怀的理想却很远大；能听到、能看到的很近，而听见、看见的东西却很远。这是为什么呢？是君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才能这样。因为那千千万万个人的心情，和一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天地开辟时的情况，和今天是一样的；上百代帝王的统治之道，和后代帝王是一样的。君子审察了当代帝王的统治之道，从而再去考查上百代帝王之前的政治措施，就像端正身体拱着手来议论之从容不劳。推究礼义的纲领，分清是非的界限，总揽天下的要领，用来治理海内的民众，就像役使一个人一样。所以掌握的方法越简约，能办成的事业就越大；就像五寸长的曲尺，能够画出天下所有的方形一样。所以君子不用走出内室厅堂而天下的情况就都聚集在他这里了，这是因为掌握了一定的方法才使他这样的啊。
有通达事理的人，有公正无私的人，有耿直爽快的人，有拘谨老实的人，还有小人。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抚民众，事情来了能应付，事件发生了能处理，像这样就可以称为通达事理的人了。不在下面互相勾结去愚弄君主，不向上迎合君主去残害臣民，在一些事情中有了分歧争执，不因为个人的利益去陷害对方，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公正无私的人了。本身的长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将它瞒过君主；本身的短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靠它骗取奖赏；长处短处都不加掩饰，将真实的情况主动地暴露无遗，像这样就可以称为耿直爽快的人了。说一句平常的话也一定老老实实，做一件平常的事也一定小心谨慎，不敢效法流行的习俗，也不敢干他个人特别爱好的事，像这样就可以称为拘谨老实的人了。说话经常不老实，行为经常不忠贞，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就没有不使他倾倒的，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小人了。
公正会产生聪明，偏私会产生愚昧；端正谨慎会产生通达，欺诈虚伪会产生闭塞；真诚老实会产生神明，大言自夸会产生糊涂。这六种相生，君子要谨慎对待，也是禹和桀不同的地方。
是追求还是厌恶、是摄取还是舍弃的权衡标准是：看见那可以追求的东西，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可厌的一面；看到那可以得利的东西，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两方面权衡一下，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决定是追求还是厌恶、是摄取还是舍弃。像这样就往往不会失误了。大凡人们的祸患，往往是片面性害了他们：看见那可以追求的东西，就不考虑考虑它可厌的一面；看到那可以得利的东西，就不去反顾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行动起来就必然失足，干了就必然受辱，这是片面性害了他们而造成的祸患啊。
别人所厌恶的，我也厌恶它。对那富贵的人一律傲视，对那贫贱的人一味屈就，这并不是仁人的感情，这是奸邪的人用来在黑暗的社会里盜取名誉的做法，用心再险恶没有了。所以说：“欺世盜名的不如偷窃财物的。”田仲、史鰌还不如个贼。
憍泄者，人之殃也；恭俭者，偋五兵也。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故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无所履者，凡在言也。巨涂则让，小涂则殆，虽欲不谨，若云不使。
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残者、忮也，博而穷者、訾也，清之而俞浊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辩而不说者、争也，直立而不见知者、胜也，廉而不见贵者、刿也，勇而不见惮者、贪也，信而不见敬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也。
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圣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触虎，乳狗不远游，不忘其亲也。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
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与小人相贼害也，忧以忘其身，内以忘其亲，上以忘其君，岂不过甚矣哉！是人也，所谓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将以为智邪？则愚莫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害莫大焉；将以为荣邪？则辱莫大焉；将以为安邪？则危莫大焉。人之有斗，何哉？我欲属之狂惑疾病邪？则不可，圣王又诛之。我欲属之鸟鼠禽兽邪？则又不可，其形体又人，而好恶多同。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牟牟然惟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牟牟然惟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鯈魾者，浮陽之鱼也，胠于沙而思水，则无逮矣。挂于患而思谨，则无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
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职也。孝弟原悫，軥录疾力，以敦比其事业，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暖衣饱食，长生久视，以免于刑戮也。饰邪说，文奸言，为倚事，陶诞突盗，惕悍憍暴，以偷生反侧于乱世之间，是奸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虑之不深，其择之不谨，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是故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曰：“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夫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则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埶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为尧禹则常安荣，为桀跖则常危辱；为尧禹则常愉佚，为工匠农贾则常烦劳；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埶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礼义？安知辞让？安知廉耻隅积？亦呥呥而嚼，乡乡而饱已矣。人无师无法，则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尝睹刍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为睹，则以至足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刍豢稻梁而至者，则瞲然视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嗛于鼻，尝之而甘于口，食之而安于体，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为相县也，几直夫刍豢稻梁之县糟糠尔哉！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则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则汤武在上曷益？桀纣在上曷损？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流长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远矣，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广之而可通也，虑之而可安也，反鈆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则利，以为名则荣，以群则和，以独则足，乐意者其是邪！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埶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诗曰：“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蒙。”此之谓也。
骄傲轻慢，是人的祸殃；恭敬谦逊，可以屏除各种兵器的残杀，可见即使有戈矛的尖刺，也不如恭敬谦逊的厉害。所以和别人说善意的话，比给他穿件衣服还温暖；用恶语伤人，就比矛戟刺得还深。所以磅礴宽广的大地，不能踩在它上面，并不是因为地面不安稳；踮着脚没有地方可以踩下去的原因，都在于说话伤了人啊。大路很拥挤，小路又危险，即使想不谨慎，又好像有什么迫使其非谨慎不可。
痛快一时却导致死亡的，是由于忿怒；明察一切而遭到残害的，是由于嫉妒；知识渊博而处境困厄的，是由于毁谤；想要澄清而愈来愈混沌，是由于口舌；供养款待别人而交情越来越淡薄，是由于待人接物不当；能言善辩而不被人喜欢，是由于好争执；立身正直而不被人理解，是由于盛气凌人；方正守节而不受人尊重，是由于尖刻伤人；勇猛无比而不受人敬畏，是由于贪婪；恪守信用而不受人尊敬，是由于喜欢独断专行。这些都是小人所干的，是君子所不干的。
斗殴的人，是忘记了自己身体的人，是忘记了自己亲人的人，是忘记了自己君主的人。发泄他一时的忿怒，将丧失终身的躯体，然而还是去搞斗殴，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家庭立刻会遭到摧残，亲戚也不免受刑被杀，然而还是去搞斗殴，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亲人；斗殴是君主所厌恶的，是刑法所严格禁止的，然而还是去搞斗殴，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君主。就可忧虑的事来说，是忘记了自身；从家庭内部来说，是忘记了亲人；对上来说，是忘记了君主；这种人是刑法所不能放过的，也是圣明的帝王所不容的。哺乳的母猪不去触犯老虎，喂奶的母狗不到远处游逛，这是因为它们没忘记自己的亲骨肉啊。作为一个人，就可忧虑的事来说，忘记了自身；从家庭内部来说，忘记了亲人；对上来说，忘记了君主；这种人啊，就连猪狗也不如了。
凡是斗殴的人，一定认为自己是对的而认为别人是错的。自己如果真是对的，别人如果真是错的，那么自己就是君子而别人就是小人了。以君子的身份去和小人互相残害，就可忧虑的事来说，是忘记了自身；从家庭内部来说，是忘记了自己的亲人；对上来说，是忘记了自己的君主；这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么？这种人，就是平常所说的用狐父出产的利戈来斩牛屎。要是看作聪明吧，其实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要是看作有利吧，其实没有比这更有害的了；要是看作光荣吧，其实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要是看作安全吧，其实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人们有斗殴的行为，到底为了什么呢？我想把这种行为归属于疯狂、惑乱等精神病吧，但又不可以，因为圣明的帝王还是要处罚这种行为的；我想把他们归到鸟鼠禽兽中去吧，但也不可以，因为他们的形体还是人，而且爱憎也大多和别人相同。人们会发生斗殴，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很丑恶的。
有狗和猪的勇敢，有商人和盗贼的勇敢，有小人的勇敢，有士君子的勇敢。争喝抢吃，没有廉耻，不懂是非，不顾死伤，不怕众人的强大，眼红得只看到吃喝，这是狗和猪的勇敢。做事图利，争夺财物，没有推让，行动果断大胆而振奋，心肠凶猛、贪婪而暴戾，眼红得只看见财利，这是商人和盗贼的勇敢。不在乎死亡而行为暴虐，是小人的勇敢。合乎道义的地方，就不屈服于权势，不顾自己的利益，把整个国家都给他他也不改变观点，虽然看重生命、但坚持正义而不屈不挠，这是士君子的勇敢。
白鲦，是喜欢浮在水面上晒太陽的鱼儿；但搁浅在沙滩上再想得到水，就来不及了。困在灾祸之中再想小心谨慎，就毫无裨益了。有自知之明的人不怪怨别人，懂得命运的人不埋怨老天；怪怨别人的人就会走投无路，埋怨老天的人是没有见识。错误在自己身上，却反而去责求别人，岂不是绕远了吗？
光荣和耻辱的主要区别、安危利害的一般情况是：先考虑道义而后考虑利益的就会得到光荣，先考虑利益而后考虑道义的就会受到耻辱；光荣的人常常通达，耻辱的人常常穷困；通达的人常常统治人，穷困的人常常被人统治：这就是光荣和耻辱的主要区别。有才能而又谨慎的人常常安全得利，放荡凶悍的人常常危险受害；安全得利的人常常快乐舒坦，危险受害的人常常忧愁而有危机感；快乐舒坦的人常常长寿；忧愁而有危机感的人常常夭折：这就是安危利害的一般情况。
自然界造就了众人，都有取得各自生存条件的缘由。思想极其美好，德行极其宽厚，谋虑极其英明，这是天子取得天下的缘由。政令合于法度，措施合乎时宜，料理决断政事公正，上能顺从天子的命令，下能安抚百姓，这是诸侯取得国家的缘由。思想行为美好，当官善于管理，上能顺从国君，下能恪守自己的职责，这是士大夫取得田地封邑的缘由。按照法律准则、尺度量器、刑法、地图户籍来办事，即使不懂它们的旨意，也严格地遵守具体条文，小心谨慎地不敢删减或增加，父亲将它们传给儿子，用来扶助王公；所以夏、商、周三代虽然都灭亡了，但政策法制仍然保存着，这是各级官吏取得俸禄的缘由。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老实谨慎，勤劳卖力，以此来从事自己的事业，而不敢懈怠轻慢，这是平民百姓取得丰衣足食、健康长寿而免受刑罚杀戮的缘由。粉饰邪恶的学说，美化奸诈的言论，干怪诞的事，招摇撞骗、强取豪夺，放荡凶悍、骄横残暴，靠这些在混乱的社会之中苟且偷生，不安其位，这是奸邪的人自取危险、耻辱、死亡、刑罚的缘由。他们考虑问题不深入，他们选择人生道路不谨慎，他们确定自己的取舍时粗疏而漫不经心，这就是他们危亡的原因。资质、本性、智慧、才能，君子、小人是一样的。喜欢光荣而厌恶耻辱，爱好利益而憎恶祸害，这是君子，小人所相同的，至于他们用来求取光荣、利益的途径就不同了。小人嘛，肆意妄言却还要别人相信自己，竭力欺诈却还要别人亲近自己，禽兽一般的行为却还要别人赞美自己。他们考虑问题难以明智，做起事来难以稳妥，坚持的一套难以成立，结果就一定不能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光荣和利益，而必然会遭受他们所厌恶的耻辱和祸害。至于君子嘛，对别人说真话，也希望别人相信自己；对别人忠诚，也希望别人亲近自己；善良正直而处理事务合宜，也希望别人赞美自己。他们考虑问题容易明智，做起事来容易稳妥，坚持的主张容易成立，结果就一定能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光荣和利益，一定不会遭受他们所厌恶的耻辱和祸害；所以他们穷困时名声也不会被埋没，而通达时名声就会十分显赫，死了以后名声会更加辉煌。小人无不伸长了脖子踮起了脚跟而羡慕地说：“这些人的智慧、思虑、资质、本性，肯定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啊。”他们不知道君子的资质才能与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君子将它措置得恰当，而小人将它措置错了。所以仔细地考察一下小人的智慧才能，就能够知道它们是绰绰有余地可以做君子所做的一切的。拿它打个比方来说，越国人习惯于越国，楚国人习惯于楚国，君子习惯于华夏；这并不是智慧、才能、资质、本性造成的，这是由于对其资质才能的措置以及习俗的节制之不同所造成的啊。
奉行仁义道德，是常常能得到安全的办法，然而不一定就不发生危险；污秽卑鄙强取豪夺，是常常会遭受危险的办法，但是不一定就得不到安全。君子遵循那正常的途径，而小人遵循那怪僻的途径。
大凡人都有一致相同的地方：饿了就想吃，冷了就想暖和些，累了就想休息，喜欢得利而厌恶受害，这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它是无需依靠什么就会这样的，它是禹、桀所相同的；眼睛能辨别白黑美丑，耳朵能辨别音声清浊，口舌能辨别酸咸甜苦，鼻子能辨别芳香腥臭，身体皮肤能辨别冷热痛痒，这又是人生下来就有的资质，它是不必依靠什么就会这样的，它是禹、桀所相同的。人们可以凭借这些本性和资质去做尧、禹那样的贤君，可以凭借它去做桀、跖那样的坏人，可以凭借它去做工匠，可以凭借它去做农夫、商人，这都在于各人对它的措置以及习俗的积累罢了。做尧、禹那样的人，常常安全而光荣，做桀、跖那样的人，常常危险而耻辱；做尧、禹那样的人常常愉悦而安逸，做工匠、农夫、商人常常麻烦而劳累。然而人们尽力做这种危辱烦劳的事而很少去做那种光荣悦逸的事，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浅陋无知。尧、禹这种人，并不是生下来就具备了当圣贤的条件，而是从改变他原有的本性开始，由于整治身心才成功的，而整治身心的所作所为，是等到原有的恶劣本性都除去了而后才具备的啊。
人生下来的时候，本来就是小人，如果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法度约束，就只会看到财利罢了。人生下来的时候，本来就是小人，又因为碰上了混乱的社会、接触了昏乱的习俗，这样，就在渺小卑鄙的本性上又加上了渺小卑鄙，使昏乱的资质又染上了昏乱的习俗。君子如果不能得到权势来统治他们，那就没有办法打开他们的心窍来向他们灌输好思想。现在这些人的嘴巴和肠胃，哪里懂得什么礼节道义？哪里懂得什么推辞谦让？哪里懂得什么廉洁和羞耻、局部的小道理和综合的大道理？也只是知道慢吞吞地嚼东西、香喷喷地吃个饱罢了。人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法度约束，那么他们的心灵也就完全和他们的嘴巴肠胃一样只知吃喝了。假如人生下来后从来没有看见过牛羊猪狗等肉食和稻米谷子等细粮，只见过豆叶之类的蔬菜和糟糠之类的粗食，那就会认为最满意的食物就是这些东西了；但如果一会儿显眼地有个拿着肉食和细粮的人来到跟前，他就会瞪着眼惊奇地看着它说：“这是什么怪东西呀？”他闻闻它，鼻子里闻不出什么不好的味道；尝尝它，嘴巴里甜甜的；吃了它，身体感到很舒服；那就没有谁不抛弃这豆叶糟糠之类而求取那肉食细粮了。现在是用那古代帝王的办法和仁义的纲领，来帮助人们合群居住，帮助人们得到保养，帮助人们得到服饰，帮助人们得到安全和稳定呢？还是用那桀、跖的办法？这两种办法是相悬殊的，它们难道只是那肉食细粮和糟糠的悬殊么？然而人们竭力搞桀、跖的这一套而很少去搞古代帝王的那一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浅陋无知。浅陋无知，实在是天下人的通病，是人们的大灾大难啊。所以说：讲究仁德的人喜欢把道理告诉给别人、做榜样给别人看。把道理告诉给他们，做榜样给他们看，使他们顺从，使他们明智，使他们遵循仁义之道，向他们反复重申，那么那些闭塞的人很快就会开窍，孤陋寡闻的人很快就会眼界开阔，愚蠢的人很快就会聪明了。这些事情如果不干，那么商汤、周武王这样的贤君处在上位又有什么好处？夏桀、商纣王这样的暴君处在君位又有什么损害？商汤、周武王在，那么天下随之而安定；夏桀、商纣王在，那么天下便跟着混乱。出现像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因为人们的性情原来就可以像这样、也可以像那样的么？
人之常情：吃东西，希望有美味佳肴；穿衣服，希望有绣着彩色花纹的绸缎；出行，希望有车马；又希望富裕得拥有绰绰有余的财产积蓄；然而他们一年到头、世世代代都知道财物不足，这就是人之常情。所以现在人们活着，知道畜养鸡狗猪，又畜养牛羊，但是吃饭时却不敢有酒肉；钱币有余，又有粮仓地窖，但是穿衣却不敢穿绸缎；节约的人拥有一箱箱的积蓄，但是出行却不敢用车马。这是为什么呢？这并不是不想要啊，这岂不是他们作长远打算、顾及以后而怕没有什么东西来继续维持生活的缘故么？于是他们又节约费用、抑制欲望、收聚财物、贮藏粮食以便继续维持以后的生活，这种为了自己的长远打算、顾及今后生活，岂不是很好的么？现在那些苟且偷生、浅陋无知之辈，竟连这种道理都不懂；他们过分地浪费粮食，不顾自己以后的生活，不久就消费得精光而陷于困境了。这就是他们不免受冻挨饿、拿着讨饭的瓢儿布袋而成为山沟中的饿死鬼的原因。他们连怎样过日子都不懂，更何况是那些古代圣王的思想原则，仁义的纲领，《诗》、《书》、《礼》、《乐》的道理呢！那些原则、纲领之类本来就是治理天下的重大规划，是要为天下所有的人民从长考虑、照顾到以后的生计从而保住子孙万代的；它的流传已很长久了，它的蕴积已根深厚了，它的丰功伟绩已很遥远了，如果不是顺从它、精通它、学习它、实行它的君子，是不能够理解它的。所以说：短绳不可以用来汲取深井中的泉水，知识不到家的人就不能和他论及圣人的言论。那《诗》、《书》、《礼》、《乐》的道理，本来就不是平庸的人所能理解的。所以说：精通了其一，就可以精通其二；掌握了它们，就可以长期运用；将它们推而广之，就可以触类旁通；经常想想它们，就可以平安无事；反复遵循它们弄清楚它们，就更喜欢它们。用它们来调理情欲，就能得到好处；用它们来成就名声，就会荣耀；用它们来和众人相处，就能和睦融洽；用它们来独善其身，那就能心情快乐；想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高贵得做天子，富裕得拥有天下，这是人心所共同追求的；但如果顺从人们的欲望，那么从权势上来说是不能容许的，从物质上来说是不能满足的。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给人们制定了礼义来区别他们，使他们有高贵与低贱的等级，有年长与年幼的差别，有聪明与愚蠢、贤能与无能的分别，使他们每人都承担自己的工作而各得其所，然后使俸禄的多少厚薄与他们的地位和工作相称，这就是使人们群居在一起而能协调一致的办法啊。
所以仁人处在君位上，那么农民就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用在种地上，商人就把自己的精明全都用在理财上，各种工匠就把自己的技巧全都用在制造器械上，士大夫以上直到公爵、侯爵没有不将自己的仁慈宽厚聪明才能都用在履行公职上，这种情况叫做大治。所以有的人富有天下，也不认为自己拥有的多；有的人看管城门、招待旅客、守卫关卡、巡逻打更，也不认为自己所得的少。所以说：“有了参差才能达到整齐，有了枉曲才能归于顺，有了不同才能统于一。”这就叫做人的伦常关系。《诗》云：“接受小法与大法，庇护各国安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非相
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
盖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昔者卫灵公有臣曰公孙吕，身长七尺，面长三尺，焉广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动天下。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长左，轩较之下，而以楚霸。叶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将不胜其衣然。白公之乱也，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皆死焉，叶公子高入据楚，诛白公，定楚国，如反手尔，仁义功名善于后世。故事不揣长，不揳大，不权轻重，亦将志乎尔。长短大小，美恶形相，岂论也哉！且徐偃王之状，目可瞻马。仲尼之状，面如蒙倛。周公之状，身如断菑。皋陶之状，色如削瓜。闳夭之状，面无见肤。傅说之状，身如植鳍。伊尹之状，面无须麋。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从者将论志意，比类文学邪？直将差长短，辨美恶，而相欺傲邪？
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议论之卑尔。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然而中君羞以为臣，中父羞以为子，中兄羞以为弟，中人羞以为友；俄则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伤其今，而后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议论之卑尔！然则，从者将孰可也！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穷：为上则不能爱下，为下则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穷也；乡则不若，偝则谩之，是人之二必穷也；知行浅薄，曲直有以相县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穷也。－－人有此三数行者，以为上则必危，为下则必灭。诗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屡骄。”此之谓也。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状亦二足而无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
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审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
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传也？妄人者，门庭之间，犹可诬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上乎？圣人何以不可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
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匽檃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诗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谓也。
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驩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夫是之谓为能贵其所贵。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此之谓也。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吶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应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
观察人的相貌来推测祸福，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
古时候有个姑布子卿；当今的时世，魏国有个唐举。他们观察人的容貌、面色就能知道他的吉凶、祸福，世俗之人都称道他们。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
观察人的相貌不如考察他的思想，考察他的思想不如鉴别他立身处世的方法。相貌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立身处世方法重要。立身处世方法正确而思想又顺应了它，那么形体相貌即使丑陋而思想和立身处世方法是好的，不会妨碍他成为君子；形体相貌即使好看而思想与立身处世方法丑恶，不能掩盖他成为小人。君子可以说是吉，小人可以说是凶。所以高矮、大小、美丑等形体相貌上的特点，并不是吉凶的标志。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
据说帝尧个子高，帝舜个子矮；周文王个子高，周公旦个子矮；孔子个子高；冉雍个子矮。从前，卫灵公有个臣子叫公孙吕，身高七尺，脸长三尺，额宽三寸，但鼻子、眼睛、耳朵都具备，而他的名声哄动天下。楚国的孙叔敖，是期思地方的乡下人，发短而顶秃，左手长，站在轩车上个子还在车箱的横木之下，但他却使楚国称霸诸侯。叶公子高，弱小矮瘦，走路时好像还撑不住自己的衣服似的；但是白公胜作乱的时候，令尹子西、司马子期都死在白公手中，叶公子高却领兵入楚，杀掉白公，安定楚国，就像把手掌翻过来似的一样容易，他的仁义功名被后人所赞美。所以对于士人，不是去测量个子的高矮，不是去围量身材的大小，不是去称量身体的轻重，而只能看他的志向。高矮、大小、美丑等形体相貌方面，哪能用来评判人呢？
再说徐偃王的形状，眼睛可以向上看到前额；孔子的形状，脸好像蒙上了一个丑恶难看的驱邪鬼面具；周公旦的形状，身体好像一棵折断的枯树；皋陶的形状，脸色就像削去了皮的瓜那样呈青绿色；闳夭的形状，脸上的鬓须多得看不见皮肤；傅说的形状，身体好像竖着的柱子；伊尹的形状，脸上没有胡须眉毛。禹瘸了腿，走路一跳一跳的；汤半身偏枯；舜的眼睛里有两个并列的瞳人。信从相面的人是考察他们的志向思想、比较他们的学问呢？还是只区别他们的高矮、分辨他们的美丑来互相欺骗、互相傲视呢？
古时候，夏桀、商纣魁梧英俊，是天下出众的身材；他们的体魄敏捷强壮，足可对抗上百人。但是他们人死了、国家亡了，成为天下最可耻的人，后世说到坏人，就一定会拿他们作例证。这并不是容貌造成的祸患啊。信从相面的人见闻不多，所以谈论起来才是这样的不高明。
现在世上犯上作乱的人，乡里的轻薄少年，没有不美丽妖艳的，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像妇女那样装饰打扮自己，神情态度都和女人相似；妇女没有谁不想得到这样的人做丈夫，姑娘没有谁不想得到这样的人做未婚夫，抛弃了自己的亲人、家庭而想私奔他们的女人，比肩接踵。但是一般的国君羞于把这种人作为臣子，一般的父亲羞于把这种人当作儿子，一般的哥哥羞于把这种人当作弟弟，一般的人羞于把这种人当作朋友。不久，这种人就会被官吏绑了去而在大街闹市中杀头，他们无不呼天喊地号啕大哭，都痛心自己今天的下场而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这并不是容貌造成的祸患啊。信从相面的人见闻不多，所以谈论起来才是这样的不高明。说到这儿，那么在以相貌论人与以思想论人两者之间将赞同哪一种意见呢？
人有三种不吉利的事：年幼的不肯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不肯侍奉尊贵的，没有德才的不肯侍奉贤能的，这是人的三种祸害啊。人有三种必然会陷于困厄的事：做了君主却不能爱护臣民，做了臣民却喜欢非议君主，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一种情况；当面不顺从，背后又毁谤，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二种情况；知识浅陋，德行不厚，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又与别人相差悬殊，但对仁爱之人却不能推崇，对明智之士却不能尊重，这是人使自己必然陷于困厄的第三种情况。人有了这三不祥、三必穷的行为，如果当君主就必然危险，做臣民就必然灭亡。《诗》云：“下雪纷纷满天飘，陽光灿烂便融消。人却不肯自引退，在位经常要骄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什么呢？我要说：因为人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饿了就想吃饭，冷了就想取暖，累了就想休息，喜欢得利而厌恶受害，这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它是无须依靠学习就会这样的，它是禹与桀所相同的。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人，并不只是因为两只脚而身上没有毛，而是因为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现在那猩猩的形状与人相似，也是两只脚，只是有毛罢了，可是君子却尝它的肉羹，吃它的肉块。所以人之所以成为人，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两只脚而身上没有毛，而是因为他们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那禽兽有父有子，但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有雌有雄，但没有男女之间的界限。而作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它对所有的事物界限都要有所区别。
对各种事物的界限加以区别没有比确定名分更重要的了，确定名分没有比遵循礼法更重要的了，遵循礼法没有比效法圣明的帝王更重要的了。圣明的帝王有上百个，我们效法哪一个呢？那我就要说：礼仪制度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了，音乐的节奏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了，掌管礼法条文的有关官吏也因与制定礼法的年代相距久远而使礼法有所脱节了。所以说：想要观察圣明帝王的事迹，就得观察其中清楚明白的人物，后代的帝王便是。那所谓后代的帝王，就是现在统治天下的君王；舍弃了后代的帝王而去称道上古的帝王，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舍弃了自己的君主去侍奉别国的君主。所以说：要想观察千年的往事，那就要仔细审实现在；要想知道成亿上万的事物，那就要弄清楚一两件事物；要想知道上古的社会情况，那就要审察现在周王朝的治国之道；要想知道周王朝的治国之道，那就要审察他们所尊重的君子。所以说：“根据近世来了解远古；从一件事物来了解上万件事物，由隐微的东西来了解明显的东西。”说的就是这种道理。
那些无知而胡言乱语的人说：“古今情况不同，古今之所以治乱者，其道不同。”于是一般群众就被他们搞糊涂了。那所谓一般群众，是才性愚昧而说不出道理、见识浅陋而不会判断是非的人。他们亲眼看见的东西，尚且可以欺骗他们，更何况是那些几千年前的传闻呢！那些无知而胡言乱语的人，就是近在大门与庭院之间的事，尚且可以欺骗人，更何况是几千年之前的事呢！
圣人为什么不能被欺骗呢？这是因为：圣人，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推断事物的人。所以，他根据现代人的情况去推断古代的人，根据现代的人情去推断古代的人情，根据现代的某一类事物去推断古代同类的事物，根据流传至今的学说去推断古人的功业，根据事物的普遍规律去观察古代的一切，因为古今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是同类而不互相违背的事物，那么即使相隔很久，它们的基本性质还是相同的，所以圣人面对着邪说歪理也不会被迷惑，观察复杂的事物也不会被搞昏，这是因为他能按照这种道理去衡量它们。在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五位帝王之前没有流传到后世的名人，并不是那时没有贤能的人，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在这五位帝王之中没有流传到后世的政治措施，并不是他们没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夏禹、商汤虽然有流传到后世的政治措施，但不及周代的清楚，并不是他们没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流传的东西时间一长，那么谈起来就简略了；近代的事情，谈起来才详尽。简略的，就只能列举它的大概；详尽的，才能列举它的细节。愚蠢的人听到了那简略的论述就不再去了解那详尽的情况，听到了那详尽的细节就不再去了解它的大概情况。因此礼仪制度便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了，音乐的节奏便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了。
凡是说的话不符合古代圣王的道德原则、不遵循礼义的，就叫做邪说，即使说得动听有理，君子也不听。效法古代圣王，遵循礼义，亲近有学识的人，但是不喜欢谈论圣王，不乐意宣传礼义，那也一定不是个真诚的学士。君子对于正确的学说，心里喜欢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宣传它。所以君子一定是能言善辩的。凡是人没有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子更是这样。所以君子把善言赠送给别人，觉得比赠送金石珠玉还要贵重；把善言拿给别人看，觉得比让人观看礼服上的彩色花纹还要华美；把善言讲给别人听，觉得比让人听钟鼓琴瑟还要快乐。所以君子对于善言的宣传永不厌倦。鄙陋的小人与此相反，他们只注重实惠，而不顾及文采，因此一辈子也免不了卑陋庸俗。所以《周易》说：“就像扎住了口的袋子，既没有责怪，也没有赞誉。”说的就是这种迂腐的儒生。
大凡劝说的难处是：怀着极其崇高的思想境界去对待那些极其卑鄙的人，带着最能将国家治理好的政治措施去接触那些最能把国家搞乱的人，这是不能直截了当达到目的的。举远古的事例容易流于谬误，举近代的事例容易流于庸俗，善于劝说的人在这中间，必须做到举远古的事例而不发生谬误，举近代的事例又不显得庸俗；说话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动，随着世俗的变化而抑扬；是说得和缓些还是说得急切些，是多说一些还是少说一些，都能适应情况，像阻拦流水的渠坝、矫正竹木的工具那样控制自己；婉转地把所要说的话都说给了对方听，但是又不挫伤他。
所以，君子律己像木工用墨线来取直一样，待人像梢公用舟船来接客一样。用墨线似的准则律己，所以能够使自己成为天下人效法的榜样；用舟船似的胸怀待人，所以能够对他人宽容，也就能依靠他人来成就治理天下的大业了。君子贤能而能容纳无能的人，聪明而能容纳愚昧的人，博闻多识而能容纳孤陋寡闻的人，道德纯洁而能容纳品行驳杂的人，这叫做兼容并蓄之法。《诗》云：“徐国已经来顺从，这是天子的大功。”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谈话劝说的方法是：以严肃庄重的态度去面对他，以端正真诚的心地去对待他，以坚定刚强的意志去扶持他，用比喻称引的方法来使他通晓，用条分缕析的方法来使他明了，热情、和气地向他灌输，使自己的话显得宝贵、珍异、重要、神妙。像这样，那么劝说起来就往往不会不被接受，即使不去讨好别人，别人也没有不尊重的。这叫做能使自己所珍重的东西得到珍重。古书上说：“只有君子才能使自己所珍重的东西得到珍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君子一定是能说会道的。凡是人没有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子更胜过一般人。小人能说会道，是宣扬险恶之术；而君子能说会道，是宣扬仁爱之道。说起话来如果不符合仁爱之道，那么他开口说话还不如他沉默不语，他能说会道还不如他笨嘴拙舌；说起话来如果符合仁爱之道，那么喜欢谈说的人就是上等的了，而不喜欢谈说的人就是下等的。所以合乎仁爱之道的言论是十分重要的。产生于君主而用来指导臣民的，就是政策与命令；产生于臣民而用来效忠于君主的，就是建议与劝阻。所以君子奉行仁爱之道从不厌倦，心里喜欢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谈论它，所以说君子一定是能说会道的。辩论细节不如揭示头绪，揭示头绪不如揭示固有的名分。辩论细节能明察秋毫，揭示头绪能明白清楚，固有的名分能治理好，那么圣人、士君子的身分就具备了。
有小人式的辩说，有士君子式的辩说，有圣人式的辩说。不预先考虑，不早作谋划，一发言就很得当，既富有文采，又合乎礼法，措辞和改换话题，都能随机应变而不会穷于应答，这是圣人式的辩说。预先考虑好，及早谋划好，片刻的发言也值得一听，既有文采又细密实在，既渊博又公正，这是士君子式的辩说。听他说话则言辞动听而没有系统，任用他做事则诡诈多端而没有功效；上不能顺从英明的帝王，下不能使老百姓和谐一致；但是他讲话很有分寸，或夸夸其谈，或唯唯诺诺，调节得宜；这类人足以靠口才而自夸自傲，可称为坏人中的奸雄。圣明的帝王一上台，这种人是首先要杀掉的，然后把盗贼放在他们的后面进行惩处。因为盗贼还能够转变，而这种人是不可能悔过自新的。
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者，有人矣。
纵情性，安恣孳，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
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也。
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
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着矣。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无法，勇而无惮，察辩而操僻，婬大而用之，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如是，则贤者贵之，不肖者亲之；如是，而不服者，则可谓訞怪狡猾之人矣，虽则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诗云：“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古之所谓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孳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埶之嗜者也。
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而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而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诗云：“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
士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逢，其容良；俨然，壮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进，其衣逢，其容悫；俭然，恀然，辅然，端然，訾然，洞然，缀缀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
吾语汝学者之嵬容：其冠絻，其缨禁缓，其容简连；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酒食声色之中，则瞒瞒然，瞑瞑然；礼节之中，则疾疾然，訾訾然；劳苦事业之中，则儢儢然，离离然，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謑诟－－是学者之嵬也。
弟陀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彼君子则不然：佚而不惰，劳而不僈，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
如今这个时代，以粉饰邪恶的说法，美化奸诈的言论来搞乱天下，用那些诡诈、夸大、怪异、委琐的言论，使天下人混混沌沌地不知道是非标准、治乱原因的，已有这样的人了。
纵情任性，习惯于恣肆放荡，行为像禽兽一样，谈不上和礼义合拍、和正确的政治原则相贯通；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它嚣、魏牟就是这种人。
抑制本性人情，偏离大道，离世独行，不循礼法，以与众不同为高尚，不能和广大民众打成一片，不能彰明忠孝的大义；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陈仲、史鰌就是这种人。
不懂得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法度，崇尚功利实用，重视节俭而轻慢等级差别，甚至不容许人与人间有分别和差异的存在、也不让君臣间有上下的悬殊；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墨翟、宋钘就是这种人。
推崇法治但又没有个法度，卑视贤能的人而喜欢另搞一套，上则听从君主，下则依从世俗，整天谈论制定礼义法典，但反复考察这些典制，就会发现它们迂远得没有一个最终的着落点，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慎到、田骈就是这种人。
不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不赞成礼义，而喜欢钻研奇谈怪论，玩弄奇异的词语，非常明察但毫无用处，雄辩动听但不切实际，做了很多事但功效却很少，不可以作为治国的纲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惠施、邓析就是这种人。
大致上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而不知道他们的要领，然而还是自以为才气横溢、志向远大、见闻丰富广博。根据往古旧说来创建新说，把它称为“五行”，非常乖僻背理而不合礼法，幽深隐微而难以讲说，晦涩缠结而无从解释，却还粉饰他们的言论而郑重其事地说：“这真正是先师孔子的言论啊。”子思倡导，孟轲附和，社会上那些愚昧无知的儒生七嘴八舌地不知道他们的错误，于是就接受了这种学说而传授它，以为是孔子、子弓立此学说来嘉惠于后代。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了。
至于总括治国的方针策略，端正自己的言论行动，统一治国的纲纪法度，从而汇聚天下的英雄豪杰，把根本的原则告诉给他们，拿最正确的道理教导他们；在室堂之内、竹席之上，那圣明帝王的礼义制度集中地具备于此，那太平时代的风俗蓬勃地兴起于此。上述六种学说是不能侵入这讲堂的，那十二个人是不能接近这讲席的。他们虽然没有立锥之地，但天子诸侯不能与之竞争名望；他们虽然只是处在一个大夫的职位上，但不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所能单独任用，不是一个诸侯国所能单独容纳，他们的盛名比同于诸侯，各国诸侯无不愿意让他们来当自己的臣子。这是圣人中没有得到权势的人啊，孔子、子弓就是这种人。
统一天下，管理万物，养育人民，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凡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人不服从，上述六种学说立刻消声匿迹，十二个人也弃邪从正。这是圣人中得到了权势的人啊，舜、禹就是这种人。
当今讲究仁德的人该致力于什么呢？上应师法舜、禹的政治制度，下应师法仲尼、子弓的道义，以求消除上述十二个人的学说。像这样，那么天下的祸害除去了，仁人的任务就完成了，圣明帝王的事迹也就彰明了。
相信可信的东西，是确信；怀疑可疑的东西，也是确信。尊重贤能的人，是仁爱；卑视不贤的人，也是仁爱。说得恰当，是明智；沉默得恰当，也是明智。所以懂得在什么场合下沉默不言等于懂得如何来说话。话说得多而合乎法度，便是圣人；话说得少而合乎法度，就是君子；说多说少都不合法度而放纵沉醉在其中，即使能言善辩，也是个小人。用尽力气而不合于民众的需求，就叫做奸邪的政务；费尽心思而不以古代圣王的法度为准则，就叫做奸邪的心机；辩说比喻起来迅速敏捷而不遵循礼义，就叫做奸邪的辩说。这三种奸邪的东西，是圣明的帝王所禁止的。生性聪明而险恶，手段狠毒而高明，行为诡诈而巧妙，言论不切实际而雄辩动听，辩说毫无用处而明察入微，这些是政治方面的大祸害。为非作歹而又很坚决，文过饰非而似很完美，玩弄奸计而似有恩泽，能言善辩而违反常理，这些是古代特别加以禁止的。聪明而不守法度，勇敢而肆无忌惮，明察善辩而所持论点怪僻不经，荒婬骄奢而刚愎自用，喜欢搞陰谋诡计而同党众多，这就像善于奔走而误入迷途、背着石头而失足掉下，这些都是天下人所抛弃的啊。
使天下人对自己心悦诚服的办法是：高高在上、职位尊贵，但不因此而傲视别人；聪明睿智、通达事理，但不因此而使人难堪；才思敏捷、迅速领悟，但不在别人面前抢先逞能；刚强坚毅、勇敢大胆，但不因此而伤害别人。不懂就请教，不会就学习；即使能干也一定谦让，这样才算有道德。面对君主就奉行做臣子的道义，面对乡亲就讲求长幼之间的道德标准，面对父母兄长就遵行子弟的规矩，面对朋友就讲求礼节谦让的行为规范，面对地位卑贱而年纪又小的人就实行教导宽容的原则。无所不爱，无所不敬，从不与人争执，心胸宽广得就像天地包容万物那样。像这样的话，那么贤能的人就会尊重你，不贤的人也会亲近你。像这样如果还不对你心悦诚服的，那就可以称之为怪异奸滑的人了，即使他在你的子弟之中，刑罚加到他身上也是应该的。《诗》云：“并非上帝不善良，是纣王不用旧典章。虽然没有老成之臣，还有法典可依循。竟连这个也不听，王朝因此而断送。”说的就是这个。
古代所说出仕的官员，是朴实厚道的人，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是乐于富贵的人，是乐意施舍的人，是远离罪过的人，是努力按事理来办事的人，是以独自富裕为羞耻的人。现在所说的出仕的官员，是污秽卑鄙的人，是破坏捣乱的人，是恣肆放荡的人，是贪图私利的人，是触犯法令的人，是不顾礼义而只贪求权势的人。
古代所说的不出仕的隐士，是品德高尚的人，是能恬淡安分的人，是善良正派的人，是知道天命的人，是彰明正道的人。现在所说的不出仕的隐士，是没有才能而自吹有才能的人，是没有智慧而自吹有智慧的人，是贪得之心永不能满足而又假装没有贪欲的人，是行为陰险肮脏而又硬要吹嘘自己谨慎老实的人，是把不同于世俗作为自己的习俗、背离世俗而独行自高的人。
士君子所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是：君子能够做到品德高尚而可以被人尊重，但不能使别人一定来尊重自己；能够做到忠诚老实而可以被人相信，但不能使别人一定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多才多艺而可以被人任用，但不能使别人一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把自己的品德不好看作耻辱，而不把被人污蔑看作耻辱；把自己不诚实看作耻辱，而不把不被信任看作耻辱；把自己无能看作耻辱，而不把不被任用看作耻辱。因此，君子不被荣誉所诱惑，也不被诽谤所吓退，遵循道义来做事，严肃地端正自己，不被外界事物弄得神魂颠倒，这叫做真正的君子。《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士君子的仪容是：帽子高高竖起，衣服宽宽大大，面容和蔼可亲，庄重，伟岸，安泰，潇脱，宽宏，开阔，明朗，坦荡，这是做父兄的仪容。那帽子高高竖起，衣服宽宽大大，面容谨慎诚恳，谦虚，温顺，亲热，端正，勤勉，恭敬，追随左右，不敢正视，这是做子弟的仪容。
我告诉你们那些学者的怪模样：那帽子向前而低俯，那帽带束得很松，那面容傲慢自大，自满自足，时而跳来跳去，时而一言不发，或眯起眼睛东张西望，或睁大眼睛盯着不放，似乎要一览无余的样子。在吃喝玩乐的时候，就神情迷乱，沉溺其中；在行礼节的时候，就面有怨色，口出怨言；在劳苦的工作之中，就懒懒散散，躲躲闪闪，苟且偷安而无所顾忌，没有廉耻之心而能忍受污辱谩骂。这就是那些学者的怪模样。
帽子戴得歪斜欲坠，话说得平淡无味，学禹的跛行，学舜的快走，这是子张一派的贱儒。衣冠整齐，面色严肃，口里像含着什么东西似地整天不说话，这是子夏一派的贱儒。苟且偷懒怕事，没有廉耻之心而热衷于吃喝，总是说“君子本来就不用从事体力劳动”，这是子游一派的贱儒。那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安逸却不懒惰，即使劳苦也不懈怠，尊奉那根本的原则来应付各种事变，各方面处理得都很恰当，像这样，然后才可以成为圣人。
仲尼
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婬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于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雠，遂立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
然而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彼王者则不然：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故圣王之诛也綦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故道岂不行矣哉！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
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主信爱之，则谨慎而嗛；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广施，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虽在贫穷徒处之埶，亦取象于是矣。夫是之谓吉人。诗云：“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谓也。
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谦，必贤。”此之谓也。愚者反是：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抑有功而挤有罪，志骄盈而轻旧怨，以吝啬而不行施，道乎上为重，招权于下以妨害人。虽欲无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则必危，任重则必废，擅宠则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竟也。是何也？则堕之者众，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术，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立隆而勿贰也。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慎谨以行之，端悫以守之，顿穷则从之疾力以申重之。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矣。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夫之谓天下之行术。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为人下，是奸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奸心，行不免乎奸道，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辟之，是犹伏而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俞务而俞远。故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
孔子门下，即使五尺高的童子，言谈中也耻于谈论春秋五霸。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春秋五霸的确不值得称道。齐桓公，是五霸中最负盛名的，但在以前，为了争夺国家的政权，它杀死了他的哥哥；现在，在家庭内部，姑姑、姐姐，妹妹中没出嫁的有七个，在宫廷之内，他更是纵情作乐、奢侈放纵，齐国收入的一半还不够他消费；对外，他欺骗邾国、袭击莒国，吞并国家三十五个。他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险恶肮脏、骄婬奢侈，这样他怎么能够为孔子的门下得所称道呢？
答道：“哎呀！那齐桓公掌握了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谁还能灭掉他呢？他毫不怀疑管仲的才能，坚定不疑地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是天下最大的明智。安定后忘掉了自己危急时的愤怒，忘记了管仲曾经射了自己一箭，最终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是天下最大的决断。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样国内的亲族就没有人敢嫉妒他了；又给他高氏、国氏那样的尊贵地位，这样朝廷上的大臣没有谁敢怨恨他；给他三百社的封地，而富人没有谁敢与他为敌；高贵的、卑贱的、年长的、年轻的，都非常有秩序地随着齐桓公去尊重他；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诸侯只要掌握了像这样的一个关键，就没有人能灭掉他；何况齐桓公全部掌握了这几个关键，又怎么可能被灭掉呢？他称霸诸侯，是理所当然的啊，不是侥幸得来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但是孔子门下的弟子，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耻于谈说五霸。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五霸不把政治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没有尽力推崇礼仪，教化人民，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他们只是些注重方法策略，合理安排作息，使人民积蓄财物，加强战备因而能打败他们的敌人，他们依靠计谋取胜，以谦让来掩饰争夺，以仁爱之名来追求实利，他们是小人中的佼佼者，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孔子门人称道呢？”
那王者就不是这样：他们自己极其贤能，能够去救助不贤的国君；自己极其强大，能够宽容弱国；一旦开战，就必定能够使对方危亡，但却耻于和那些国家争斗；把完备的立法制度公布天下，实行暴力的国家自然就会转变；如果还有祸国殃民、谬误乖戾的，然后再去谴责惩罚他。所以圣王消灭的国家很少。周文王只讨伐了四个国家，而周武王只消灭了两个国家，周公完成了周朝称王天下的大业，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就没可消灭的国家了。那礼义之道难道就不能实行了么？文王实行了礼义之道，虽然只占有百里见方的国土，但天下被他统一了；夏桀，商纣王抛弃了礼义之道，虽然实力雄厚得掌握了统治天下的权力，却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得到寿终。所以，善于利用治国之道，百里见方的国家也可以独立于世，不善于利用治国之道，就会象楚国那样，即使土地广阔也会为秦国所役使。所以，君主不致力于掌握治国之道而只求扩展他的权势，这就是他危亡的原因。”
保持尊宠、守住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君主尊敬你，你就恭敬而谦退；君主信任喜爱你，你就谨慎谦虚；君主专任自己，你就谨慎守职而详明法度；君主接近自己，你就顺从而不邪恶；君主疏远你，你要保持专一而不背叛；君主斥退自己，你恐惧而不怨恨；地位高贵，也不奢侈过度；君主信任，不忘记避嫌疑；担负重任，不独断专行；财利到来，自己的功绩尚不足以享有它，就必须辞让之后才接受；幸福之事来临，就适当地对待它，灾祸之事来临，就冷静地去处理它；富裕了就广泛实行恩惠，贫穷了就节约费用；要可以处贵，可以处贱，可以处富，可以处贫，可以杀身成仁却不可以去做坏事，这便是保持尊宠，居守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即使处在贫穷孤立的境况下，也能按照这种方法去做，这样就可称为吉祥的人。《诗经》上说：“人民爱戴武王这个人，能够顺应祖先的德行。永远心怀忠孝之心，继承父业多修明！”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寻求妥善地身居要位，掌握重要的权力，能够在万乘大国独自拥有君主的恩宠而又不会有后患的方法是：最好和君主同心同德，引进贤人，广施恩惠，消除怨怒，不去妨害别人。自己的能力能够担负起这重大的职务，那就谨慎地奉行上述这种方法；自己的能力如果不能够胜任这一职务，而且怕因此而失去君主对自己的宠爱，那就不如及早和君主同心同德，推荐贤人，把职务让给能人，而自己则心甘情愿地追随在后。如果这样，得到君主的恩宠就必定荣耀，失去君主的恩宠也肯定没有罪过。这是侍奉君主者的法宝，而且也是没有后患的方法。所以聪明人做事，圆满时考虑不足，顺利时考虑艰难，安全时考虑危险，多方面做好准备，仍然怕遭到祸害，这样即使办了很多事情也不会失误。孔子说：“机智而又遵守法度，就一定能做得恰到好处；勇敢而又善于跟别人合作，就一定能胜利；学识渊博而又谦虚，就一定会有德才。”说的就是这种道理。愚蠢的人与此相反：他们身居要职，独揽大权，喜欢独断专行，而嫉妒贤能，压制有功的人，排挤有罪过的人，骄傲自满轻视与自己有旧怨的人。为人吝啬，不能对下施加恩惠；为了抬高自己而妨害了别人，这样的人要是没有危险，可能吗？所以，这种人职位高贵就会有危险，权势大就会会被罢免，虽然独受宠爱却一定会遭到耻辱，这是可以立刻到来的，是不用一顿饭的工夫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毁害他的人多而扶持他的人少啊。
在天下处处能行得通的办法，用来侍奉君主就一定会通达，用它来做人就必定会圣明。确立礼法为最高的准则而不三心二意，然后用恭敬的态度来引导它，用忠信来统率它，小心谨慎地实行它，端正诚实地保护它，如果遇到了困难就顺从它，并反复强调它；即使君主不了解，不重用自己，也不怨恨，即使功劳很大，也不夸耀自己；少提要求，多立功劳，敬爱君主始终不倦。用这种方法侍奉君主就必然通达，用它来做人就一定会圣明，这就叫做天下通行的办法。
年轻的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侍奉高贵的，不贤的侍奉贤能的，这是天下的普遍原则。有些人地位不在别人之上，而已处在人下为耻，这是奸邪之人的想法。思想上没有除掉奸邪的念头，行动上没有消除奸邪的方法，却企求得到君子、圣人的名声，这就好像是趴在地上去舔天，要救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这必定是行不通的，这样就会愈去愈远。所以，君子要根据时势变化，需要忍耐时候就忍耐，容许施展抱负时候就施展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