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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全文
今传《荀子》一书，凡20卷，32篇，此前已载“劝学、修身、不苟、荣辱、非相、非十二子、仲尼、 儒效、王制、富国”，此期载“王霸、君道、臣道、致士、议兵”，其它后续，不进入子菜单，感兴趣者收藏。
王霸
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愍、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絜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擽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义济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薉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变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诗云：“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此之谓也。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闇君者，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于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秏(卒页)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埶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奚去我而适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致忠信，箸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
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从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极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惟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文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厚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抏之修，于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此之谓也。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乱世则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极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尪，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借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国家，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君主，是天下最有权势的地位。如果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安定，最大的光荣，成为聚集一切美善的源泉；如果不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危险，最大的祸害，有它还不如没有它好；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即使君主想做一个平民百姓也是不可能的了，齐愍王和宋康王就这样的人。所以，君主处在天下最有权势的位置，但是，他不能自行安定，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就必须掌握正确的治国法则。
所以，掌握国家的人，确立礼仪就可以称王天下，确立信用可以称霸诸侯，玩弄陰谋诡计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的君主都必须慎重选择的，是仁人必须明白的。用礼义来治理国家，而不用别的东西去危害它，仁义的人决不会为了得到天下，而做一件不合乎礼义的事，处死一个无罪的人。他对礼义像磐石那样坚定不移，并用来约束自己的思想，把国家治理好。与他一道从事政治的人，都遵循礼义；颁布的国家法律条文，都严格遵循礼义的规定；他率领群臣急切追求的目标，都是与礼义相一致的。这样，由于道义，臣民就会敬仰他们的君主，那么基础也就得以巩固了。基础得到巩固，国家也就会获得安定，国家得以安定，天下也就得以平定。虽然孔子没有立锥之地，但他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指导约束自己的言行，一旦获得成功，他的名声就会流传于世，不被天下的人埋没。如果当今天下显赫的诸侯也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用道义衡量各种法令制度，并在政事中实行它，始终如一按照道义进行赏罚。这样，他的声望就会布散于天地之间，难道不像日月雷霆一般光明响亮吗！所以，用国家行使道义，名声很快就会显赫于天下，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起初，商汤定都亳地，周武王定都镐京，领土不过百里见方，而后来却一统天下，各地诸侯皆来臣服，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是因为他们遵从礼义。这就是说人们遵循礼义可以称王天下。
虽然德行没有尽善尽美，道义还没有完全具备，但是治理天下的条件基本具备了，惩罚、奖赏、禁止的、允许的，都能取信于天下，臣民都清楚地知道可以相信君主。政令已经颁布，虽然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仍然不失信于百姓；盟约已经签定，虽然有利有害，但不失信于盟国。如果这样，就能兵力强大，城池坚固，敌对的国家就会害怕；全国上下一致不失信用，盟国就会信赖，即使地处偏远，它的威名也能震动天下。春秋五霸就是这样。他们并不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也不是最推崇礼法，也不是特别重视礼法制度的完备，也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但他们注重方法策略，劳逸得当，注意积蓄财物，做好战斗准备，上下互相信任就如同齿牙上下相合那样紧密，因此，天下没有人敢与他作对。所以，虽然春秋五霸都是处于地处偏远的国家的国君，可是他们威震天下，他们强大的使中原国家感到危险，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能取信于天下而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确立信用就能称霸诸侯。
用功利来约束国人，不致力于张扬本国正义、坚守信用，而只是惟利是图，对内欺诈人民以追求小利；对外欺诈盟国以追求大利，对内不治理好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希望占有别人的东西。这样，那么臣民就没有不用诈骗之心对待自己君主的。君主欺诈臣民，臣民欺诈君主，这样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如果以来，敌国就会轻视它，盟国就会怀疑它，天天玩弄陰谋，国家就不免陷于危弱，甚至遭到灭亡，齐闵王、孟尝君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治理强大的齐国，不修治礼义，不实行政治教化，不用来统一天下，而是不断地以勾结别国、向外扩张。所以齐国强盛，向南足以攻陷楚国，向西足以屈服秦国，向北足以打败燕国，在中原足以攻取宋国。但当燕赵联军攻打攻打齐国的时候，就如同振摇枯树一般容易，而他们也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代人讲到恶果，就把齐国作为例证！这没有别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们不遵循礼义，一味玩弄权术陰谋的结果啊。以上三种情形，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策略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策略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的担子，不可不好好地为它选择处所，然后安置它，把国家置于险恶的处所就会危险；必须好好地为它选择治国之道，然后去实行，如果道路上杂草丛生，就会被堵塞；国家就会危险、治国之道就行不通，国家就会灭亡。那国家的安置，并不在于划分疆界，而在于遵行什么办法，与什么样的人治国。所以实行王者之法，任用王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王天下；实行霸者之法，任用霸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霸于诸侯；实行亡国之法，任用亡国之人去治理国家，国家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仁人也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所以国家，是个沉重的担子，不依靠长期积累起来的管理办法去扶持它，国家就不能巩固。所以，虽然国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只是君臣的更迭，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日子短促的就像一个早上，可是为什么还有千年之国安然存在呢？这是因为他们采用了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确实可靠的办法治理国家，又和那些上千年的真诚之士一起搞政治的缘故。人没有百岁的寿命，但有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这是为什么呢？用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礼法来把握自己的人，这就是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了。所以，和不断的信奉礼仪的君子搞政治，就能称霸诸侯，同玩弄权术陰谋反复无常的人搞政治，国爱就会灭亡。这三者，英明的君主应该慎重地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儒士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儒士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那些掌握国家政权的君主，治理国家不能只依靠他本人；既然这样，国家的强大、兴衰、荣辱，就在于卿相的选择了！如果君臣都有能力，这样的国君就可以称王天下。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但知道恐惧而寻求有能力的人来辅佐，这样的国君也就可成为强者。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又不知道这样的危害，不但没有寻求有能力的人辅佐，反而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样的国君就会危险了，甚至灭亡。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强大；在小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弱小。强大到了极点，就可称王天下，弱小到了极点，就会灭亡，介于这两者之间，就能保有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就是先讲正义，再讲利益，既不论亲疏，也不顾贵贱，只是为了求取真正的才能之士，这就是在大的方面利用。在小的方面利用，就是先讲利益，后讲正义，不论是非曲直，只知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就是小的方面利用。在大的方面利用就那样，在小的方面利用就这样；介于这两者之间，就一半那样，一半这样。所以说：“纯粹立足于道义，任用贤者就可以称王天下，驳杂的采用的就可以称霸诸侯，一样都不具备就只有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没有礼义就不能得到治理。礼义之所以能治理国家，好比秤是衡量轻重的标准，好比木工的墨线能衡量木材的曲直，好比规矩能够画圆取方一样，如果治理国家的礼法已经确定，人们就没有谁再能搞欺骗了。诗说：“如同霜雪那样严肃，如日月那样光亮；实行它就能够存在，不实行它就遭到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危险就君主就不能安乐，国家安定百姓就没有忧愁。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政治稳定，国家就安定。现在的君主，一味追逐享乐而荒于治理国家，这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这就好像是喜欢音乐美色，而不在乎自己没有耳朵和眼睛，难道不是很可悲吗？从人的性情来说，眼睛想看最好美丽的颜色，耳朵想听最美妙的音乐，嘴巴想尝最美好的味道，鼻子想闻最香的气味，心里想得到最大的安逸。这五种的欲望，是人的本性，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满足这五种的欲望却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就不能实现这五种欲望。万乘大国土地广阔资源丰富，还有使国家得到治理，国富民强的方法，如果这样就可安逸快乐而没有祸患了，那么满足这五种的欲望的条件也就具备了。所以，各种快乐的事情，产生于治理的好的国家；许多的忧虑祸患，产生于社会混乱的国家。所以，一味享乐而荒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不是真正懂得享乐的人。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然后就可以获得许多快乐了。昏庸的君主，必然急于追求享乐而疏于治理国家，那么他就会忧患缠身，一直到身死国亡才可罢休，这不是非常可悲吗？本来要得到快乐，却招来了祸患；本来要得到安定，却招致了危险；本来要得到幸福，却招致了灭亡；这难道不可悲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也该仔细体察一下这些话了！所以治理国家有一定的法则，君主也有他的职责。至于需要几天才能处理完毕的事情，却要在一天之内全部办好，这可以指使百官办理，并不足以用这些来影响君主的游玩休息。至于选择一位宰相，去领导群臣，使臣下百官没有一个不持守道义，让他们正确的完成事业，这就是君主的职责了。如果这样，就能统一天下，名声可与尧、禹相媲美。这样的君主，所主管的事虽极其简略却又十分周详，所做的事极其安逸却很有功效，衣裳拖洒在床席上，安然自得，但天下的人没有不希望他做帝王的。这就是最大的简约，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
君主，以善于用人为有才能；一般人，以自己会做事为有本事。君主能够指使别人做事，一般的人，只有依靠自己，而不能把事务交给别人去做。一个人管理—百亩土地，他就必须竭尽他的全力去做，因为他不能把这些事情推给别人。当今君主一个人主管天下事务，却每天还有空闲，这是因为他让别人去做的缘故。大到拥有整个天下，小到拥有一个诸侯国，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去做，就会非常辛苦劳累；如果这样，那么即使是奴仆也不愿与天子交换位置。因此，君主在上面掌握治理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什么都要亲自去做呢？亲自去做各种事情，那是服劳役者的原则，这是墨子的观点。根据官吏的才能，分配职务，让他们去做，这是圣王的方法，也是儒者所谨守的法则。古书上说：“农民耕种分得的田地，商人贩卖各种货物，工匠勤恳地做工，士大夫各安其位处理政事，诸侯国的分派守卫，管理国家，三公统辖各个方面，天子只要拱手端坐就行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如此，于是天下的万事万物就会协调一致，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法则，也是礼法的关键。
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夺取天下，这并不是玄虚的事情，它的难处在于君主要懂得其中的道理。所谓夺取天下，并不是说其他国家都带着他们的土地来追随你的意思，而是说治国之道足以统一人民罢了。如果能够把它的人民统一起来，那么他们的土地怎么会离开我，而跑到别的国家去呢？所以方圆百里的领土，他们的等级爵位，足以容纳天下的贤士了；他们的官位事业，足以容纳天下的能士了；遵循原有的法制，选择其中好的东西，把它公布出来明令采用，就足以顺服那些喜欢利益的人了。贤德之土都和我团结一致，贤能之士为我所用，喜欢利益的人在这里顺服，这三种人都具备，于是天下的人才全都在这里了，没有遗漏在外的了。所以，方圆百里的土地虽小，已经足够用来集中全部的权势了；讲求忠信，倡明仁义，就足以网罗天下所有的百姓。他们都为我所用，于是就取得了天下，归服最晚的诸侯首先遭受危亡。《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谁不归服的。”说的就是收服天下人心的道理啊。
后弈和蜂门，使擅长射箭的人佩服；王良和造父，使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佩服；聪明的君主，善于使百姓顺服。百姓佩服他，因而权势便随之而来，百姓不佩服，权势就会离他而去，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能够使人顺服就可以了。所以君主想要得到擅长射箭的人，能射得远，又能射中很小的目标，那么没有比后弈和蜂门更好的了；想要得到擅长驾驶车马的人，既能追上快速奔跑的车子，又能快速到达远处，那么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使国家得到治理，统一天下，制服秦国和楚国，那么没有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了。他们用的智慧很简单，他们做得事务不劳累，可是取得的成就很大；做起来很容易，心情很愉快。所以英明的君主把他们视为珍宝，但是愚蠢的君主却把他们视为祸患。
天子地位尊贵，富有天下，名声显赫，能制服天下人，而没有人能制服他，这是人们心目中共同的欲望，然而这一切，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才能完全拥有这些。他穿的衣服色彩丰富，食物丰盛味美，财物丰厚，统治整个天下；音乐非常齐备，台榭非常高大，园囿非常广阔，诸侯臣服，天下统一，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只有天子的礼法制度是这样。制度已经公布，政令已经完备，违反法规的官吏就要处死，三公、诸侯违反礼制就要囚禁，诸侯如果离心离德就要加以消灭；他的名声如同日月明亮，功绩有如天地一般广阔伟大，天下人响应他就像影子追随本体一样，如声相应，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这也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全部拥有。所以，人喜欢吃甜美的食物，但没有比王者的食物更味美的了；喜欢听音乐，但没有比王者的音乐更悦耳的了；喜欢美色，但看到的色彩、美女没有比王者更多、更丰富的了；喜好安逸，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更清净安逸了；喜好利益，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财物更丰厚的了；综合天下人所共同向往的一切东西，王者完全的拥有他们；总揽天下之人就像控制自己的子孙一样，人如果不是疯或傻，谁看到这些不高兴呢！羡慕这样事业的君主很多，能够建立这样事业的士人也有很多，可是自古以来，这样的君主、士人不能合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君主不公正，臣子不忠诚的缘故啊。君主疏远贤能的人，而举用自己偏爱的人，臣子互相争夺职位而妒忌贤能的人，这就是他们不能合作的缘由。君主为什么不能广纳贤士，不论亲疏，不论贵贱，只访求真正的贤能呢？如果这样，那么臣子就会轻视职位，推举贤能，而安于追随在贤能的后面；如果这样，那么舜、禹这样的君主就会到来，称王天下的大业就会立刻兴起。就可以一统天下，名声可以与舜、禹相配，事情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这些话也该仔细考虑一下了！杨朱站在十字路口哭泣。他说：“这里只要走错半步，当发觉的时候已经相差千里了！”为此他哭得很悲伤。用人也是这样啊，它比在十字路口上举步失误更可怕。唉呀！可悲啊！统治人民的君主，他们一千年来还没有觉察到啊。
哪个国家都有使国家安定的法令制度，也引起国家混乱的法令制度；哪个国家都有德才兼备的士人，哪个国家都会有品德不好的士人；哪个国家都有谨慎守法的百姓，哪个国家都会有凶悍之徒；哪个国家都有淳美的风俗，也会有丑陋的习俗；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一个国家，国家尚可存在，偏于前者，国家能够得到安定，偏于后者，国家就会危险；完全属于前者，就可以称王天下，完全属于后者，国家就将灭亡。所以，如果国家的法令制度是治平的，辅佐的臣子是德才兼备的，百姓是奉公守法的，风俗是纯朴美好的，这四种情况都具备了，这就叫做全属于前者。如果有这样的国家，那么即使不用战争就能战胜敌人，不用进攻就能获得土地，不用四处征伐就能使天下顺服。所以，商王汤依托亳地，周武王依据镐京，都是百里大小的领土，后来却一统天下，诸侯称臣，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具备了上述四种情况啊。夏桀、商纣即使拥有天下的势力，但最后要求做个平民老百姓也是不可能了，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是因为丧失了上述四种情况啊。所以历代君主制定的法令制度虽然不同，但归根到底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君主没有不爱护百姓的，所以就用礼法来治理他们。君主对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政治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如有丝毫不合理的东西也不能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亲近君主就如同亲近自己的父母一样，宁可被杀，也不能要他们不顺从君主。君臣之间，尊卑之间、长幼之间，甚至是老百姓，都把这个原则做为最高准则。然后都能从内心自省，谨慎于自己的职分。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而且是礼法的关键。然后，农民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商人各自贩卖自己的货物，工匠们勤恳地工作，士大夫尽心职守、处理政事，各国诸侯各自管理自己的国家，三公总管全国事务，而天子只需拱手端坐就可以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这样，那么天下的万物就没有不均等的了，就没有治理不好了，这是历代君主所共有的做法，也是礼法的关键。
至于那连续几天把政事治理妥当，合力地调节万物来使它们适用，严格规定各级官吏的衣服样式，各种宫室不同的标准，所用仆从有人数的限制，丧礼、祭祀器具的使用都做出明文规定，把这些规定贯彻运用到万事万物中去，就像尺寸寻丈这样，都是按照规定的制度数量进行的，那么这些是各级大小官吏负责的事情，不值得在君主面前陈述。所以对于君主而言，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都正确无误，任用的总领政事的宰相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就能非常安逸，国家也治理的很好，功绩伟大，而且声明美好，从大处说可以成为王者，从小处说，可以称霸诸侯。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不得当，所任用总领政事的宰相不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就会劳苦不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功业荒废，名声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实在是作君主的关键啊。因此，用人得当，就可以取得天下，用人不当，国家就危险。不能恰当任用一人，却说能恰当任用上千人、上百人，没有这种说法。既然用人得当，那么，自己还会有什么劳苦呢？只要修正修正自己的衣服，轻轻松松就可安定天下。所以，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子牙，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功绩稍差的就是春秋五霸，齐桓公沉湎后宫，悬挂乐器，一味追求游玩享乐，但在天下他并没有被认为是追求享乐的人，他多次会合诸侯，主持天下大事，使诸侯和他一致，成为五霸之首，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这是因为他懂得把政事交给管仲，这就是君主的重要守则啊。英明的君主很容易做到这点，从而使国家兴盛，自己也获得赫赫威名。舍弃这点谁还能做得到呢。所以古代的那些有杰出功业的人，一定是遵循了这一点；而丧失国家，并危及自身的，一定是违反这一点。所以孔子说：“聪明人本来就懂得很多，主管国家重要的事情又少，能不明察吗？愚蠢人的智慧本来就很少，又偏要去管许多繁琐的事务，他怎么不惑乱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治理国家的人的等级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就要谨守自己所听到的，不追求自己所不该听到的事；谨慎地处理自己所应该见到的事，不致力于处理自己所不该见到的事。职权范围内所听到、见到的事，都要用统一的原则处理，这样，即使处在偏远的地方，也没有人敢不遵守职分，都会遵守国家制度，顺从君主，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标志。
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管理近的，不管理远的，管理明显的，不管理暗处的，管理主要的，不管理繁琐复杂的。如果治理好近处的，那么远处的就会得到治理；如果治理好明显的，那么暗处的也会随之变化，如果处理好主要的，那么烦杂的也会得到解决。这样，每天全面管理天下大事，时间还绰绰有余，如果这样，那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既管理近处的，又兼管远处的；既管理明显的，又兼管暗处的；既管理主要的，又兼管繁琐的；这就是过分了，过分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就好比竖起笔直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弯曲的一样。不能处理近处的，却还要处理远处的；不能处理明显的，却要处理暗处的；不能处理主要的，却还要兼管繁琐的；这是违背事理的，就好比是竖起的是弯曲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抓住要领，而愚昧的君主喜欢什么都管。君主善抓要领，那么各种事情就能办的周详，君主喜欢什么都管，那么各种事情就会荒废。君主，选好一个宰相，公布一个统一的法令制度，明确一个主要原则，用此来统帅一切，洞察一切，并以此来考察它的成就。宰相，总管各种政事的处理，以此来整顿朝廷上的大臣和各级官员的职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论定他们的奖赏，到年终，捧着自己的成绩，呈报给君主。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劳累的，但在使用的时候就安逸了。
君主治理国家，能得到百姓尽力效劳的，国家就富有，得到百姓为他效死力的，国家就强盛，得到百姓的称颂的，自身就荣耀。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失去了这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背离他。天下仁都归顺他，就是王者，天下人都背离他就是灭亡。商王汤、周武王都遵循这个原则，奉行这种道理，兴办天下人都认为有利的事，除掉天下人共同的祸害，天下人都归顺了他们。所以，君主重视用道德声望引导天下人，彰明礼义法度教导天下人，竭尽忠信爱护天下人，赏识贤人，重用能人，根据能力使用他们，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加官进爵来重用他们，依靠天时，减轻负担来调剂他们，量力而任用他们从而使他们协调一致抚养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养育百姓特别宽厚，使用百姓极其合理，制定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即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尊重他们如同尊敬上天，欢喜他们如同自己的父母，为他献出生命也心甘情愿，这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君主的道德异常显明，恩惠确实深厚的缘故啊。
乱世就不是这样，在乱世引导百姓的是肮脏、散漫、欺凌、盗窃的行为，他们公开玩弄权术陰谋、反复无常的伎俩，用唱戏的、侏儒、妇女等私下的请求来扰乱朝政，让愚蠢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让不肖的人居于贤人之上，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使用百姓，就极其劳苦。因此百姓鄙视君主如同鄙视女巫，憎恶君主如同憎恶魔鬼，整天都在寻求机会抛弃君主、践踏君主，背离君主、驱逐君主。如果突然有外敌入侵，君主还想百姓为他卖命，这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治国的做法毫无可取之处。孔子说：“看看我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危害国家的是什么呢？让小人居于百姓之上作威作福，用非法手段从百姓那里巧取豪夺，这是危害国家的大灾难。如果大国的君主喜好注视小利，便会危害国家；他爱好音乐美色、楼台亭阁、园林兽苑，乐此不疲而追求新奇，便会危害国家；不喜欢整顿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贪婪地想要占有别人的拥有，便会危害国家。这三种邪恶的念头充斥胸中，又喜欢让玩弄权术陰险狡猾的人在决断政事，如果这样，君主就会权势轻微，声名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便是危害国家的人。大国的君主，不尊崇礼义，不谨守原有的法令制度，而喜欢欺诈。如果这样，朝廷上的群臣也就不崇尚礼义，而好互相倾轧。朝廷中形成了这种风气，那么，广大民众也就不尊祟礼义了，而喜好贪图私利了。如果举国上下都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即使土地广阔，权威也必定趋于轻微；即使人口众多，兵力也必定趋于衰弱；即使刑罚繁多，政令却不能下达。这就是危险的国家，这就是危害国家的人。
大儒就不这样，他会明辨是非。朝廷上必定会推崇礼义，明确贵贱的等级，这样，士大夫就没有不注重名节、不坚守法制的了。对于群臣百官，将统一他们的管理制度，注重他们的官职和俸禄，这样，那么各级官吏就没有谁不畏惧法令，进而就会遵守法度的规定了。关卡和市场只查问而不收税，所规定的市场价格、所禁止的事情都公正不偏。这样，那么商人就没有不忠厚诚实的了。要求各种工匠按时节砍伐木材，放宽他们的限期，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技巧，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无不忠诚守信而不粗制滥造了。减少城郊的农村税收的征缴，减少对钱币的聚敛，减少劳役，不侵夺农时，这样，那么农民就会勤勤恳恳从事农耕而不从事其他的事情了。士大夫看坚守节操，舍身殉职，这样兵力就会强大。各级官吏惧怕法令而遵守法度，国家法令就不会混乱。商人老老实实，没有欺骗行为，那么商人安业，财货通畅，国家的各种需求就能得到供应。工匠忠诚信实，就不会粗制滥造，那么器械用具就做的轻巧灵便，而资材也不会缺乏了。农民辛勤耕作而不误农事，那么就会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这样就会百业兴旺而不荒废了。这就叫政令通行，风俗美好。凭借这些捍卫国家就能巩固，征战就能强劲有力，居守于自己的国家就享有名望，有所举动国就会有功绩。这就是大儒所说的全面的治理啊。
君道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书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择。”此之谓也。
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衡石称县者，所以为平也；上好覆倾，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险。斗斛敦概者，所以为啧也；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如是则虽在小民，不待合符节，别契券而信，不待探筹投钩而公，不待冲石称县而平，不待斗斛敦概而啧。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故借歛忘费，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郭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敌国不待服而诎，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谓至平。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此之谓也。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侍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请问兼能之奈何？曰：审之礼也。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故君子恭而不难，敬而不巩，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并遇变态而不穷，审之礼也。故君子之于礼，敬而安之；其于事也，径而不失；其于人也，寡怨宽裕而无阿；其为身也，谨修饰而不危；其应变故也，齐给便捷而不惑；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于百官之事伎艺之人也，不与之争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顺而不懈；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交游也，缘类而有义；其居乡里也，容而不乱。是故穷则必有名，达则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闵，明达用天地理万变而不疑，血气和平，志意广大，行义塞于天地之间，仁智之极也。夫是之谓圣人；审之礼也。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危削灭亡之情，举积此矣，而求安乐，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时而落。故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积而得之者不世绝。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是子独好之；以天下之民莫为之也，然而是子独为之。好之者贫，为之者穷，然而是子犹将为之也，不为少顷辍焉。晓然独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是其人也，大用之，则天下为一，诸侯为臣；小用之，则威行邻敌；纵不能用，使无去其疆域，则国终身无故。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诗曰：“介人维藩，大师为垣。”此之谓也。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显设人者，人不乐也；不能藩饰人者，人不荣也。四统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谓匹夫。故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天子三公，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镂，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饰之也。故由天子至于庶人也，莫不骋其能，得其志，安乐其事，是所同也；衣暖而食充，居安而游乐，事时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备，是所衍也。圣王财衍，以明辨异，上以饰贤良而明贵贱，下以饰长幼而明亲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晓然皆知其所以为异也，将以明分达治而保万世也。故天子诸侯无靡费之用，士大夫无流婬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其能以称义遍矣。故曰：治则衍及百姓，乱则不足及王公。此之谓也。
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书曰：“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人习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兼听齐明而百姓不留：如是，则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止，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胑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
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恶，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径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无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大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犹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语曰：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修道之人，污邪之贼也。今使污邪之人，论其怨贼，而求其无偏，得乎哉！譬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乱莫大焉。
故古之人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义动静，度之以礼；知虑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临尊，轻不得以县重，愚不得以谋知，是以万举而不过也。故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彼诚有之者，与诚无之者，若白黑然，可诎邪哉！故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中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驭－－及速致远者，一日而千里，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致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能易也。欲治国驭民，调壹上下，将内以固城，外以拒难，治则制人，人不能制也；乱则危辱灭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辅佐，则独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亲比己者之用也，岂不过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强，俄则弱矣；莫不欲安，俄则危矣；莫不欲存，俄则亡矣。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是何也？曰：本不利于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则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诬能，则是臣诈也。主闇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嬖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以为亲邪？则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为故邪？则未尝相识也；以为好丽邪？则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齿军)然而齿堕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贵道，欲白贵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独也。非于是子莫足以举之，故举是子而用之。于是乎贵道果立，贵名果白，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苟非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如是者能爱人也。故举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后隐其所怜所爱，其下犹足以为天下之显诸侯。故曰：唯明主为能爱其所爱，闇主则必危其所爱。此之谓也。
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之守司，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变，境内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无由知之，则是拘胁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狭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广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则人主将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牖向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后可。其知惠足使规物，其端诚足使定物，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人主不能不有游观安燕之时，则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变焉。如是，国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应，乱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卿相辅佐足任者，然后可。其德音足以填抚百姓，其知虑足以应待万变，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四邻诸侯之相与，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亲也，故人主必将有足使喻志决疑于远方者，然后可。其辩说足以解烦，其知虑足以决疑，其齐断足以距难，不还秩，不反君，然而应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故人主无便嬖左右足信者，谓之闇；无卿相辅佐足任使者，谓之独；所使于四邻诸侯者非其人，谓之孤；孤独而晻，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材人：愿悫拘录，计数纤啬，而无敢遗丧，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饬端正，尊法敬分，而无倾侧之心，守职修业，不敢损益，可传世也，而不可使侵夺，是士大夫官师之材也。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知好士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功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知无与下争小利之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是卿相辅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论官此三材者而无失其次，是谓人主之道也。若是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论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将卑埶出劳，并耳目之乐，而亲自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辨之，虑与臣下争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者也。是所谓视乎不可见，听乎不可闻，为乎不可成，此之谓也。
有搞乱国家的君主，没有自行混乱的国家；有治理国家的人才，没有自行治理的法制。后羿的射箭方法并没有失传，但后羿并不能使世世代代的人都百发百中；大禹的法制仍然存在，但夏后氏并不能世世代代称王天下。所以法制不可能单独有所建树，律例不可能自动被实行；得到了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才，那么法制就存在；失去了那种人才，那么法制也就灭亡了。法制，是政治的开头；君子，是法制的本原。所以有了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足够用在一切方面了；如果没有君子，法律即使完备，也会失去先后的实施次序，不能应付事情的各种变化，足够形成混乱了。不懂得法治的道理而只是去定法律的条文的人，即使了解得很多，碰到具体事情也一定会昏乱。所以英明的君主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而愚昧的君主急于取得权势。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安逸而国家安定，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天下，下可以称霸诸侯；不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而急于取得权势，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国家政权必然危险。所以统治人民的君主，在寻觅人才时劳累，而在使用他以后就安逸了。《尚书》说：“要想想文王的恭敬戒惧，亲自去选择人才。”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对合符节、辨认契券，是用来造成信用的；但如果君主喜欢搞权术陰谋，那么大臣百官中那些搞欺骗诡诈的人就会乘机跟着搞欺诈。抽签、抓阄，是用来造成公正的；但如果君主喜欢偏私，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搞偏私。用衡器来称量，是用来造成公平的；但如果君主喜欢偏斜颠倒，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邪恶不正。各种量器量具，是用来造成统一标准的；但如果君主热衷于贪图财利，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去多拿少给以致于没有限度地盘剥老百姓。所以各种有助于治理的器物与方法，只是政治的末流，并不是政治的源头；君主，才是政治的源头。官吏拘守具体的方法条例，君主则保养源头。源头清澈，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清澈；源头混浊，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混浊。所以君主如果爱好礼义，尊重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没有贪图财利的思想，那么臣下也就会极其谦让，极其忠诚老实，而谨慎地做一个臣子了。像这样，即使是在卑微的老百姓之中，也不等对合符节、辨认契券就能做到有信用，不等抽签、抓Yan就能做到公正，不靠衡器来称量就能做到公平，不需要各种量器量具就能做到标准统一。所以不用奖赏而民众就能勤勉，不用刑罚而民众就能服从，官吏不费力而事情就能处理好，政策法令不繁多而习俗就能变好；百姓没有谁敢不顺从君主的法令、依照君主的意志而为君主的事情卖力，而且对此感到安乐。所以，民众在纳税时不觉得破费，为国家干事业时忘掉了疲劳，外敌发动战争时能拼死作战；城墙不等修整就坚固，兵器的刀口不用淬炼就坚硬，敌国不等去征服就屈从，天下的民众不用命令就能统一行动。这叫做极其太平。《诗》云：“王道真大满四海，徐国已经来朝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啊。
请问怎样做君主？回答说：要按照礼义去施舍，公平而不偏私。请问怎样做臣子？回答说：要按照礼义去侍奉君主，忠诚顺从而不懈怠。请问怎样做父亲？回答说：要宽厚仁爱而有礼节。请问怎样做儿子？回答说：要敬爱父母而极有礼貌。请问怎样做哥哥？回答说：要仁慈地爱护弟弟而付出自己的友爱。请问怎样做弟弟？回答说：要恭敬顺服而一丝不苟。请问怎样做丈夫？回答说：要尽力取得功业而不放荡婬乱，尽力亲近妻子而又有一定的界限。请问怎样做妻子？回答说：丈夫遵行礼义就温柔顺从听命侍候他，丈夫不遵行礼义就诚惶诚恐而独自保持肃敬。这些原则，只能部分地做到，那么天下仍会混乱；全部确立了，天下就会大治；它们足够用来作为楷模了。
请问要全部做到这些该怎么办？回答说：必须弄清楚礼义。古代圣王弄明白了礼义而普遍施行于天下，行动没有不恰当的。所以君子谦恭但不胆怯，肃敬但不恐惧，贫穷却不卑屈，富贵却不骄纵，同时遇到各种事变、也能应付自如而不会束手无策，这都是因为弄明白了礼义的缘故。所以君子对于礼义，敬重并遵守它；他对于事务，做起来直截了当但不出差错；他对于别人，很少埋怨、宽宏大量但不阿谀逢迎；他做人的原则，是谨慎地加强修养而不险诈；他应付事变，迅速敏捷而不糊涂；他对于天地万物，不致力于解说它们形成的原因而能做到很好地利用其材；他对于各种官府中的官吏和有技术的人材，不和他们竞争技能的高下而能做到很好地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他侍奉君主，忠诚顺从而不懈怠；他使唤下边的人，公平而不偏私；他与人交往，依循道义而有法度；他住在家乡，待人宽容而不胡作非为。所以君子处境穷困时就一定享有名望，显达时就一定能建立功勋；他的仁爱宽厚之德普照天下而不昏暗，他的明智通达能够整治天地万物、处理各种事变而不疑惑；他心平气和，思想开阔，德行道义充满在天地之间，仁德智慧达到了极点。这种人就叫做圣人，这是因为他弄明白了礼义的缘故啊。
请问怎样治理国家？回答说：我只听说君主要修养自己的品德，不曾听说过怎样去治理国家。君主，就像测定时刻的标杆；民众，就像这标杆的影子；标杆正直，那么影子也正直。君主，就像盘子；民众，就像盘里的水；盘子是圆形的，那么盘里的水也成圆形。君主，就像盂；民众就像盂中的水；孟是方形的，那么盂中的水也成方形。君主射箭，那么臣子就会套上板指。楚灵王喜欢细腰的人，所以朝廷上有饿得面黄肌瘦的臣子。所以说：我只听说君主要修养身心，不曾听说过怎样治理国家。
君主，就像人民的源头；源头清澈，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清澈；源头混浊，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混浊。所以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人如果不能够爱护人民、不能够使人民得利，而要求人民亲近爱戴自己，那是不可能办到的。人民不亲近、不爱戴，而要求人民为自己所用、为自己牺牲，那也是不可能办到的。人民不为自己所用、不为自己牺牲，而要求兵力强大、城防坚固，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兵力不强大、城防不坚固，而要求敌人不来侵犯，那是不可能办到的。敌人来了而要求自己的国家不危险削弱、不灭亡，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国家危险削弱以至灭亡的情况全都积聚在他这里了，却还想求得安逸快乐，这是狂妄无知的人。狂妄无知的人，不要等多久就会衰败死亡的。所以君主想要强大稳固安逸快乐，那就没有什么比得上回到人民上来；想要使臣下归附、使人民与自己一条心，那就没有什么比得上回到政事上来；想要治理好政事、使风俗淳美，那就没有什么比得上寻觅善于治国的人。那些善于治国的人或许有所积储，因而得到这种人的君主世世代代没断绝过。那些善于治国的人，生在今天的时代而向往着古代的政治原则。虽然天下的君主没有谁爱好古代的政治原则，但是这种人偏偏爱好它；虽然天下的民众没有谁想要古代的政治原则，但是这种人偏偏遵行它。爱好古代政治原则的会贫穷，遵行古代政治原则的会困厄，但是这种人还是要遵行它，并不因此而停止片刻。唯独这种人清楚地明了古代帝王取得国家政权的原因、失去国家政权的原因，他了解国家的安危、政治的好坏就像分辨黑白一样清楚。这种善于治国的人，如果君主重用他，那么天下就能被统一，诸侯就会来称臣；如果君主一般地任用他，那么威势也能扩展到邻邦敌国；即使君主不能任用他，但如果能使他不离开自己的国土，那么国家在他活着的时候也就不会有什么事故。所以统治人民的君主，爱护人民就会安宁，喜欢士人就会荣耀，这两者一样都没有就会灭亡。《诗》云：“贤士就是那屏障，大众就是那围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是君主所遵行的原则。君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是能够把人组织成社会群体的意思。所谓能够把人组织成社会群体，是指什么？回答说：是指善于养活抚育人，善于治理人，善于任用安置人，善于用不同的服饰来区分人。善于养活抚育人的，人们就亲近他；善于治理人的，人们就安心顺从他；善于任用安置人的，人们就喜欢他；善于用服饰来区分人的，人们就赞美他。这四个要领具备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他，这就叫做能把人组织成社会群体的君主。不能养活抚育人的，人们就不会亲近他；不能治理人的，人们就不会安心顺从他；不能任用安置人的，人们就不会喜欢他；不能用服饰区分人的，人们就不会赞扬他。这四个要领都没有做到，天下的人就会背离他，这就叫做孤身一人的独夫。所以说：正确的政治原则存在，国家就存在；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国家就灭亡。减少手工业者和商人，增多农民人数，禁止小偷强盗，剷除奸诈邪恶之徒，这就是用来养活抚育人的办法。天子配备太师、太傅、太保三公，诸侯配备一个相，大夫独掌某一官职，士谨守自己的职责，无不按照法令制度而秉公办事，这就是用来治理人的方法。审察德行来确定等级，衡量才能来授予官职，使他们每人都承担他们的工作而各人都能得到和他的才能相适合的职务，上等的贤才使他们担任三公，次一等的贤才使他们做诸侯，下等的贤才使他们当大夫，这就是任用安置人的办法。修饰帽子衣裳、在礼服上绘画各种彩色花纹、在各种器具上雕刻图案等等都有一定的等级差别，这就是用来打扮装饰人的方法。
从天子一直到普通老百姓，没有谁不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安逸愉快地从事自己的工作，这是各人都相同的；穿得暖和而吃得饱，住得安适而玩得快乐，事情办得及时、制度明白清楚而财物用度充足，这些又是各人共同的愿望。至于那重叠使用多种颜色而绘成衣服上的彩色花纹，汇集多种食物而烹煮成珍馐美味，这是富饶有余的表现了。圣明的帝王控制好这种富饶有余的东西来彰明区别等级差别，在上用来装饰贤能善良的人而显示各人地位的高低，在下用来装饰老少而表明各人的亲疏关系。这样，上面在君主的朝廷，下面在平民百姓的家庭，天下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圣明的帝王并不是要用这些东西故意制造等级差别，而是要用它来明确名分、达到治理的目的，从而保持千秋万代永远太平。所以天子诸侯没有浪费的用度，士大夫没有放荡的行为，群臣百官没有怠慢的政事，群众百姓没有奸诈怪僻的习俗、没有偷盗抢劫的罪行，这就能够称为道义普及了。所以说：“国家安定，那么富裕会遍及百姓；国家混乱，那么拮据会延及天子王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最好的政治原则的最大效验：推崇礼义，使法制高于一切，那么国家就会有常规；尊重贤德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那么民众就会知道努力的方向；集体审查，公正考察，那么民众就不会怀疑了；奖赏勤劳的人，惩罚偷懒的人，那么民众就不会懒惰了；同时听取各种意见，完全明察一切事情，那么天下人就会归顺他。然后明确名分职责，根据轻重缓急的次序来安排工作，安排有技术的人做事，任用有才能的人当官，没有什么得不到治理，那么为公家效劳的道路就畅通了而谋私的门径就被堵住了，为公的原则昌明了而谋私的事情就止息了。像这样，那么品德淳厚的人就得到起用而巧言谄媚的人就受到遏止，贪图财利的人被黜退而廉沽奉公的人被提拔。《尚书》说：“在规定的时刻之前行动的，杀而不赦；没有赶上规定时刻而落后的，杀而不赦。”人们往往因为熟悉了自己的工作而固守本职不改行。人们的各种工作，就像耳朵、眼睛、鼻子、嘴巴等不可以互相替代官能一样。所以，职务划分后，民众就不会再谋求他职；等级确定后，秩序就不会混乱；同时听取各种意见，完全明察一切，那么各种工作就不会拖拉。像这样，那么大臣百官直到平民百姓就无不提高了自己的修养以后才敢安居，真正有了才能以后才敢接受官职；百姓改变了习俗，小人转变了思想，奸邪怪僻之流无不转向诚实谨慎，这就叫做政治教化的最高境界。所以天子不用察看就能发现问题，不用打听就能明白真相，不用考虑就能知道事理，不用动手就能功成业就，岿然不动地独自坐着而天下人顺从他就像长在一个身体上一样、就像四肢顺从思想的支配一样，这就是最好的政治原则的最大效验。《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种人。
做君主的无不希望强盛而厌恶衰弱，希望安定而厌恶危险，希望荣耀而厌恶耻辱，这是禹和桀所相同的欲望。要实现这三种愿望，避免这三种厌恶的东西，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最便利？回答说：在于慎重地选取相，没有什么办法比这个更简便的了。对于相的人选，有智慧而没有仁德，不行；有仁德而没有智慧，也不行；既有智慧又有仁德，这便是君主的宝贵财富，是成就王业霸业的助手。君主不急于求得相才，是不明智；得到了相才而不重用，是不仁慈。没有那德才兼备的相而希望取得那王霸之功，愚蠢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现在君主有个大毛病：让贤能的人去做事，却和不贤的人去纠正他；让明智的人去考虑问题，却和愚蠢的人去评判他；让品德美好的人去干事，却和肮脏邪恶的人去评估他。像这样，虽然想成功，能办得到吗？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竖起一根笔直的木头而怕它的影子弯曲，糊涂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俗话说：“美女的姿色，是丑陋者的灾祸。公正的贤士，是众人的疖子。遵循道义的人，是肮脏邪恶者的祸害。”现在让肮脏邪恶的人来评判他们的冤家祸根而要求他们没有偏见，能办得到吗？打个比方，这就好像竖起一根弯曲的木头而要求它的影子笔直，昏乱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
古代的君主做事就不是这样。他挑选人有一定的原则，他任用人有一定的法度。挑选人的原则，是用礼制去检验他们；任用人的法度，是用等级去限制他们。对他们的品行举止，用礼制来衡量；对他们的智慧以及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用最后的成果来考查；对他们日积月累的长期工作，用取得的功绩来考核。所以，地位卑下的人不准用来监督地位尊贵的人，权势轻微的人不准用来评判掌有大权的人，愚蠢的人不准用来计议明智的人，因此一切举措都不会失误。所以用礼制来考核他，看他是否能安泰恭敬；给他上下调动来回迁移，看他是否能应付各种变化；让他安逸舒适，看他是否能不放荡地享乐；让他接触音乐美色、权势财利、怨恨愤怒、祸患艰险，看他是否能不背离节操。这样，那些真正有德才的人与的确没德才的人就像白与黑一样判然分明，还能进行歪曲吗？所以伯乐不可能被马的好坏骗了，而君子不可能被人的好坏骗了。以上这些就是英明帝王的政治措施。
君主想要得到善于射箭的人，既射得很远而又能命中微小目标的人，就拿出高贵的爵位、丰厚的奖赏来招引他们。对内不准偏袒自己的子弟，对外不准埋没关系疏远的人，能够射中这种目标的人就录取他，这难道不就是一定能求得善射者的办法吗？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它。君主想要得到善于驾驭车马的人，既追得上快速奔驰的车子又能到达远方的目的地的人，一天能跑千里，就拿出高贵的爵位、丰厚的奖赏来招引他们。对内不准偏袒自己的子弟，对外不准埋没关系疏远的人，能到达这种目的地的人就录取他，这难道不就是一定能求得善于驾车者的办法吗？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它。
君主想要治好国家，管好人民，协调统一上上下下；准备对内用他们来巩固城防，对外用他们来抵抗敌人的侵略。因为国家治理好了，就能制服别人，而别人不能制服自己；国家混乱，那么危险、屈辱、灭亡的局面就能立刻等得到。但是君主在求取卿相辅佐的时候，他的公正却偏偏不像这样，而只任用些宠爱的小臣以及亲近依附自己的人，这难道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所以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君主无不希望强盛，但不久就衰弱了；无不希望安定，但不久就危险了；无不希望国家存在，但不久就灭亡了。古代有上万个国家，今天只有十几个了，这没有其他的缘故，都是因为这用人不公而丢失了政权啊。所以英明的君主有把金银宝石珍珠玉器私下给人的，但从来没有把官职政务私下给人的。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私下给人官职根本不利于那些被偏爱的人。那些人没有才能而君主任用他，那么这就是君主昏庸；臣子无能而冒充有才能，那么这就是臣子欺诈。君主昏庸于上，臣子欺诈于下，灭亡就要不了几天了。所以这是对君主以及所宠爱的臣子都有害处的做法啊。
那周文王，并不是没有皇亲国戚，并不是没有儿子兄弟，并不是没有宠臣亲信，但他却离世脱俗地在别国人之中提拔了姜太公而重用他，这哪里是偏袒他呢？以为他们是亲族吧？但周族姓姬，而他姓姜。以为他们是老关系吧？但他们从来不相识。以为周文王爱漂亮吧？但那个人经历的年岁已七十二，光光地牙齿都掉了。但是还要任用他，那是因为文王想要树立宝贵的政治原则，想要显扬尊贵的名声，以此来造福天下，而这些是不能单靠自己一个人办到的，但除了这姜太公又没有什么人可以选用，所以提拔了这个人而任用了他。于是宝贵的政治原则果然树立起来了，尊贵的名声果然明显卓著，全面控制了天下，设置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诸侯就独占五十三个，周族的子孙，只要不是发疯糊涂的人，无不成为天下显贵的诸侯。像这样，才算是能宠爱人啊。所以实施了统一天下的重大原则，建立了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然后再偏私自己所疼所爱的人，那么这些被疼爱的人最差的也还能成为天下的显贵诸侯。所以说：“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爱护他所宠爱的人，昏庸的君主就必然会危害他所宠爱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墙壁外面，眼睛看不到；里门前面，耳朵听不到；但君主所掌管的，远的遍及天下，近的国境之内，不可不概略地知道一些。天下的变化，境内的事情，已经有变动纷乱的了，然而君主却无从知道这种情况，那么这就是被挟制蒙蔽的开端了。耳朵眼睛的辨察力，这样的狭窄；君主的掌管范围，这样的广大，其中的情况不可以不知道；不知道其中的情况，就会有被挟制蒙蔽的危险。既然如此，那么君主将靠什么来了解情况呢？
回答说：
君主身边的亲信和侍从，是君主用来观察远处监督群臣百官的耳目，不能不及早配备好。所以君主一定要有了足可信赖的亲信侍从，然后才行；他们的智慧要足可用来谋划事情，他们的正直诚实要足可用来决定事情，然后才行。这种人叫做治国的工具。
君主不能没有游览安逸的时候，也不可能没有疾病死亡的变故。在这种时候，国家的事情还像源泉一样不断地涌来，一件事情不能应付，就是祸乱的发端。所以说：君主不能单槍匹马。卿相辅佐，是君主的依靠，不能不及早配备好。所以君主一定要有了足可胜任的卿相辅佐，然后才行；他们的道德声望要足可用来安抚百姓、他们的智慧心计要足可用来应付千变万化，然后才行。这种人叫做治国的工具。
四邻诸侯国互相交往，不可能不互相接触，但是不一定都互相友好，所以君主一定要有了足可出使到远方去传达君主旨意、解决疑难问题的人，然后才行；他们的辩说要足可用来消除麻烦，他们的智慧心计要足可用来解决疑难，他们的敏捷果断要足可用来排除危难，他们既不推御职责，也不回到君主身边请示，然而应付紧急情况、抵御患难的时候却足可保住国家政权，只有这样才行。这种人叫做治国的工具。
君主没有足可信赖的亲信侍从叫做不明，没有足可胜任的卿相辅佐叫做单独，被派遣到四邻诸侯国的使者不是那称职的人叫做孤立，孤立、单独而不明叫做危险。国家虽然似乎存在着，但古代的人却说它灭亡了。《诗》云：“人才济济多精英，文王因此得安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安排任用人才的原则：诚实勤劳，计算查点时精细拘谨而不敢遗漏，这种人是一般官吏与差役的材料。加强修养、端正身心，崇尚法制、尊重名分，而没有偏斜不正的思想；谨守职责、遵循法典，不敢有所增减，使它们世代相传，而不让它们受损被夺，这种人是士大夫和群臣百官的材料。知道崇尚礼义是为了使君主尊贵，知道喜爱士人是为了使名声美好，知道爱护民众是为了使国家安定，知道有了固定的法制是为了统一习俗，知道尊重贤士、使用能人是为了增长功效，知道致力于根本性的农业生产而限制非根本的工商业是为了增多国家财富，知道不与下属争夺小利是为了有利于办大事，知道彰明制度、权衡事情要符合实用是为了不拘泥于成规，这种人是做卿相辅佐的材料，还没有能懂得君主之道。能够选择任用这三种人才而对他们的安排没有失误，这才可以称为君主之道。如果能这样，那么君主自身安逸而国家安定，功业伟大而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天下，下可以称霸诸侯，这是君主的主要职守。君主不能择取这三种人才，不知道遵循这个原则，而只是降低自己的地位而竭尽劳力，抛弃声色娱乐，而亲自连续几天把事情治理得周详完备，一天之内就曲折周到地把事办好，总是想和臣下在细小的方面比精明而使尽某一方面的才能，从古到今，还没有像这样做而国家不混乱的。这就是所谓“看不可能看见的，听不可能听见的，做不可能成功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臣道
人臣之论：有态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圣臣者。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故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韩之张去疾，赵之奉陽，齐之孟尝，可谓篡臣也。齐之管仲，晋之咎犯，楚之孙叔敖，可谓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是人臣之论也，吉凶贤不肖之极也。必谨志之！而慎自为择取焉，足以稽矣。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闇君之所罚也；闇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爪牙之士施，则仇雠不作；边境之臣处，则疆垂不丧，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独，明主尚贤使能而飨其盛，闇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闇，桀纣所以灭也。
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诗曰：“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谓也。
恭敬而逊，听从而敏，不敢有以私决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与也，以顺上为志，是事圣君之义也。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挢然刚折端志而无倾侧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义也。调而不流，柔而不屈，宽容而不乱，晓然以至道而无不调和也，而能化易，时关内之，是事暴君之义也。若驭朴马，若养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
事人而不顺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顺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故无德之为道也，伤疾、堕功、灭苦，故君子不为也。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贤，则案不肖也。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质也。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喘而言，臑而动，而一可以为法则。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此之谓也。
恭敬、礼也；调和、乐也；谨慎、利也；斗怒、害也。故君子安礼乐利，谨慎而无斗怒，是以百举而不过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顺，权险之平，祸乱之从声，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争然后善，戾然后功，生死无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谓通忠之顺，信陵君似之矣。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汤武是也。过而通情，和而无经，不恤是非，不论曲宜，偷合苟容，迷乱狂生，夫是之谓祸乱之从声，飞廉恶来是也。传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诗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此之谓也。
臣子的类别：有阿谀奉承的臣子，有篡夺君权的臣子，有立功的臣子，有圣明的臣子。对内不能用他来统一民众，对外不能用他去抵御患难；百姓不亲近他，诸侯不信任他；但是他灵巧敏捷能说会道，善于从君主那里博得宠幸：这是阿谀奉承的臣子。上不忠于君主，下善于在民众中骗取声誉；不顾有利于公家的原则和普遍适用的道义，拉党结派互相勾结，把封锁蒙蔽君主、图谋私利作为自己的主要事务：这是篡夺君权的臣子。内足可用他来统一民众，外足可用他来抵御患难；民众亲近他，士人信赖他；上忠于君主，下爱护百姓而不懈怠：这是立功的臣子。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护百姓；对政策法令和教育感化，他如影随形马上给下民作榜样；应付突发事件、对待事变，他就像回声一样敏捷迅速；推论类似的事物、综合对照同类的东西，用这种方法来对付变化无常的情况，他的举措处处能成为准则榜样：这是圣明的臣子。所以任用圣明的臣子就能称王天下，任用立功的臣子就会强盛，任用篡权的臣子就会危险，任用阿谀奉承的臣子就会灭亡。阿谀奉承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丧命；篡权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危险；立功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荣耀；圣明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尊贵。齐国的苏秦、楚国的州侯、秦国的张仪，可以叫做阿谀奉承的臣子。韩国的张去疾、赵国的奉陽君、齐国的孟尝君，可以叫做篡夺君权的臣子。齐国的管仲、晋国的咎犯、楚国的孙叔敖，可以称为立功的臣子了。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太公，可以称为圣明的臣子了。以上这些就是臣子的类别，它是预测国家安危与辨别君主贤不贤的标准，君主一定要谨慎地记住它，并慎重地亲自选用大臣，这足可用作参考的准则了。
服从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叫做顺从，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叫做谄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叫做忠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叫做篡夺。不顾君主的荣辱，不顾国家的得失，只是苟且迎合君主、无原则地求取容身，以此来保住自己的俸禄、去豢养结交的党羽罢了，这种人叫做国家的奸贼。君主有了错误的谋划、错误的行为，国家将危险、政权将灭亡，这时大臣、父兄中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呈意见，意见被采用就好，不被采用就离去，这叫做劝谏；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呈意见，意见被采用就好，不被采用就殉身，这叫做苦诤；如果有人能联合有智慧的人同心协力，率领群臣百官一起强迫君主、纠正君主，君主虽然不服，却不能不听从，于是就靠此消除了国家的大忧患，去掉了国家的大祸害，结果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这叫做辅助；如果有人能抗拒君主的命令，借用君主的权力，反对君主的错误行为，因而使国家转危为安，除去了君主蒙受的耻辱，功劳足够用来成就国家的重大利益，这叫做匡正。所以劝谏、苦诤、辅助、匡正的人，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大臣，是国君的宝贵财富，是英明的君主所尊敬优待的，但愚昧的主子、糊涂的国君却把他们看作为自己的敌人。所以英明的君主所奖赏的人，却是愚昧的君主所惩罚的对象；愚昧的君主所奖赏的人，却是英明的君主所杀戮的对象。伊尹、箕子可以称为劝谏了；比干、子胥可以称为苦诤了；平原君对于赵国来说，可以称为辅助了；信陵君对于魏国来说，可以称为匡正了。古书上说：“依从正确的原则而不依从国君。”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坚持正义的臣子得到进用，那么朝廷就不会偏邪不正；劝谏、苦诤、辅助、匡正的人受到信任，那么君主的过错就不会延续很久；勇猛有力的武士被使用，那么仇敌就不敢兴风作浪；边境上的大臣安置好了，那么边境就不会丧失。所以英明的君主喜欢团结别人共事而愚昧的君主喜欢孤家寡人；英明的君主推崇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而享有他们的成果，愚昧的君主忌妒贤德的人、害怕有才能的人而埋没他们的功绩。惩罚自己的忠臣，奖赏自己的奸贼，这叫做极其昏庸，这就是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
侍奉圣明君主的，有听从而没有劝谏苦诤；侍奉一般君主的，有劝谏苦诤而没有奉承阿谀；侍奉暴君的，有弥补缺陷除去过失而没有强行纠正。被逼迫、受挟制地生活在混乱的时代，走投无路地住在暴君统治的国家，而又没有办法避开这种处境，那就推崇他的美德，宣扬他的善行，不提他的罪恶，隐瞒他的失败，称道他的长处，不说他的短处，把这些作为既成的习俗。《诗》云：“国家有了重大政令，不可把它告诉别人，否则就会危害自身。”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恭敬而又谦逊，听从而又敏捷地执行命令，不敢再根据私利去决断和选择，不敢再根据私利去取舍，把顺从君主作为自己的志向，这是侍奉圣明君主的合宜原则。忠诚守信而不阿谀，劝谏苦诤而不谄媚，强硬地坚决挫败君主，思想端正而没有偏斜不正的念头，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是侍奉一般君主的合宜原则。调和却不随波逐流，温柔却不低头屈从，宽容却不和君主一起胡乱妄为，用最正确的原则去启发君主而没有不协调和顺的，那就能感化改变君主暴虐的本性，时时把正确的原则灌输到他心中去，这是侍奉暴君的合宜原则。侍奉暴君就像驾驭未训练过的马，就像抚养初生的婴儿，就像喂饥饿的人吃东西一样，所以要趁他畏惧的时候使他改正错误，趁他忧虑的时候使他改变过去的行为，趁他高兴的时候使他走入正道，趁他发怒的时候使他除去仇人，这样就能处处达到目的。《尚书》说：“服从命令而不违背，暗暗规劝而不懈怠；做君主要明智，做臣子要谦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侍奉君主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积极；积极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恭敬；恭敬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忠诚；忠诚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没有功绩；有了功绩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没有品德。所以没有品德如果成为一种德行，就会伤害积极、毁掉功绩、掩没苦心，所以君子是不干的。
有头等的忠臣，有次一等的忠臣，有下等的忠臣，有国家的奸贼。用正确的原则熏陶君主而感化他，是头等的忠诚；用道德来调养君主而辅助他，是次一等的忠诚；用正确的去劝阻君主的错误却触怒了他，是下等的忠诚；不顾君主的荣辱，不顾国家的得失，只是苟且迎合君主、无原则地求取容身，以此来保住自己的俸禄、去豢养结交党羽罢了，这是国家的奸贼。像周公对于周成王，可以说是头等的忠诚了；像管仲对于齐桓公，可以说是次一等的忠诚了；像伍子胥对于夫差，可以说是下等的忠诚了；像曹触龙对于商纣王，可以说是国家的奸贼了。
仁德之人必定尊敬别人。一般说来，一个人不贤能，那就是没有德才的人。别人贤能却不去尊敬他，那就是禽兽了；别人没有德才而不去尊敬他，那就是在戏弄老虎。人如禽兽就会胡乱妄为，戏弄老虎就会十分危险，灾难就会落到他身上了。《诗》云：“不敢空手打老虎，不敢光脚把河渡。人们只知这一点，不知其他有害处。要害怕啊要小心，要像面临那深渊，要像脚踩那薄冰。”说的就是这个。所以讲究仁德的人必定尊敬别人。
尊敬别人有一定的原则：对贤能的人就景仰地尊敬他，对没有德才的人就畏惧地尊敬他；对贤能的人就亲切地尊敬他，对没有德才的人就疏远地尊敬他。尊敬是一样的，实际内容是两样的。至于那忠诚守信正直老实而不伤害人，那是对待所有的人都这样的，这是仁德之人的本质。以忠诚守信为本体，以正直老实为纲纪，以礼义为规范，以伦理法律为原则，稍微说一句话，稍微动一动，都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诗》云：“不犯错误不害人，很少不成为准则。”说的就是这种人。
恭恭敬敬，就是礼节；协调和谐，就是音乐；谨慎小心，就是利益；斗殴发怒，就是祸害。君子喜爱礼节、音乐、利益，谨慎小心而不斗殴发怒，因此各种行动都不会失误。小人就与此相反。
使忠诚不至壅塞而达到通畅，改变危险的局面而达到安定，祸乱必伴随迎合君意、随声附和而来，这三种情况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能明白的。向君主谏诤，然后才能行善；违背君主，然后才能立功；豁出生命而没有私心，极其忠诚而公正：这叫做使忠诚畅通无阻而达到顺从，信陵君类似于这种人了。夺取君权，然后才能实行道义；杀掉君主，然后才能实现仁德；君臣交换位子，然后才能做到有操守；功业与天地并列，恩泽施加到广大民众：这叫做改变危险的局面而达到安定，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君主错了却还和他齐心，只是无原则地附和君主，不顾是非，不讲曲直，苟且地迎合君主以求得容身，迷惑昏乱而狂妄无知地追求生活享受：这叫做祸乱必伴随迎合君意随声附和而来，飞廉、恶来就是这种人。古书上说：“有了参差才有整齐，有了委曲才有顺从，有了不同才有一致。”《诗》云：“接受小法与大法，成为各国的表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致士
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残贼加累之谮，君子不用；隐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货财禽犊之请，君子不许。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愬，莫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夫是之谓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
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之谓也。川渊者，鱼龙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鱼龙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于小人。”此之谓也。
得众动天。美意延年。诚信如神，夸诞逐魂。
人主之害，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难乎！夫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
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故一年与之始，三年与之终。用其终为始，则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乱所以自作也。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顺事。”言先教也。
程者、物之准也，礼者、节之准也；程以立数，礼以定伦；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凡节奏欲陵，而生民欲宽；节奏陵而文，生民宽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极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水深而回，树落则粪本，弟子通利则思师。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谓也。
广泛地听取意见、使隐居的贤士显扬、使显扬的贤士进一步显扬、使奸邪退却、使忠良进用的方法：宗派集团互相勾结的吹捧，君子不听从；残害贤良、横加罪名的诬陷，君子不采用；猜忌、埋没贤才的人，君子不接近；用钱财礼物进行贿赂的请求，君子不答应。凡是没有根据的流言、没有根据的学说、没有根据的事情、没有根据的计谋、没有根据的赞誉，没有根据的诉说等等不是通过正当途径而是从四处传来的东西，君子对它们持慎重态度，听到了就把它们公开地列举出来，确定它们是恰当的还是不恰当的，然后对它们作出惩罚或是奖赏的决定并立即付诸实施。像这样，那么奸诈的言论、奸诈的学说、奸诈的事情、奸诈的计谋、奸诈的赞誉、奸诈的诉说就没有敢来试探的了，忠诚的言论、忠诚的学说、忠诚的事情、忠诚的计谋、忠诚的赞誉、忠诚的诉说就都公开表达、通行无阻、并起而进献于君主了。以上这些就是广泛地听取意见、使隐居的贤士显扬、使显扬的贤士进一步显扬、使奸邪退却、使忠良进用的方法。
江河湖泊深了，鱼鳖就归聚到它那里；山上树林茂盛了，禽兽就归聚到它那里；刑罚政令公正不阿，老百姓就归聚到他那里；礼制道义完善周备，有道德的君子就归聚到他那里。所以礼制贯彻到自身，品行就美好；道义贯彻到国家，政治就清明；能够把礼制贯彻到所有方面的，那么高贵的名声就会显著，天下的人就会仰慕，发布了命令就能实行，颁布了禁约就能制止，这样，称王天下的大业也就完成了。《诗》云：“施恩这个国都中，以此安抚天下众。”说的就是这种道理。江河湖泊，是龙、鱼居住的地方；高山树林，是鸟、兽栖息的地方；国家，是士、民居住的地方。江河湖泊干涸了，那么龙、鱼就会离开它；高山树林环境险恶，那么鸟、兽就会离开它；国家政治混乱，那么士、民就会离开它。
没有土地，那么人民就不能安居；没有人民，那么土地就不能守住；没有正确的原则和法制，那么人民就不会来归附；没有君子，那么正确的原则就不能实行。所以土地和人民、正确的原则和法制这些东西，是国家的本源；君子，是正确的原则与法制的总管，不可以片刻空缺。得到了他，国家就能治理好；失去了他，国家就会混乱；得到了他，国家就会安定；失去了他，国家就危险；得到了他，国家就能保存；失去了他，国家就会灭亡。所以，有了良好的法制而发生混乱的国家，有过这种情况了；有了君子而政治混乱的，从古到今，还不曾听说过。古书上说：“国家的安定产生于君子，国家的混乱来源于小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得到了民众，就能感动上天；快乐的心境，可以益寿延年。真诚老实，就能精明如神；浮夸欺诈，就会落魄丧魂。
面临政事、接触民众时，根据道义变通地来对付，宽大而广泛地容纳民众，用恭敬的态度去引导他们，这是政治的第一步；然后中正和协地观察决断去辅助他们，这是政治的中间阶段；然后进用、黜退，惩罚、奖赏他们，这是政治的最后一步。第一年给他们实施第一步，第三年才给他们实施最后一步。如果把最后一步用作为第一步，那么政策法令就不能实行，而官民上下也会怨恨，这就是动乱会从这里产生的原因。《尚书》说：“即使是合宜的刑罚、合理的杀戮，也不要用来立即执行，你只能说：‘我还没有理顺政事。’”这是说应该先进行教育。
度量衡，是测量物品的标准；礼制，是确定礼节礼仪等法度的标准。根据度量衡来确定物品的数量，根据礼制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根据品德来依次排列级别地位，根据能力来授予官职。凡是礼节礼仪等制度要严格，而抚养人民要宽容。礼节礼仪制度严格，就文明；抚养人民宽容，就安定。上面文雅下面安定，这是立功成名的最高境界，不可能再有所增加了。
君主，是国家中最高贵的人；父亲，是家庭中最高贵的人。最高贵的人只有一个，就安定；如果有两个，就会混乱。从古到今，还没有两个最高贵的人互相争夺权力而能长久的。
成为老师的办法有四种，而博学并不包括在这里面。尊严而使人害怕，可以成为老师；年老而有威信，可以成为老师；诵读解说经典而在行动上不超越、不违犯它，可以成为老师；懂得精微的道理而又能加以阐述，可以成为老师。所以成为老师的办法有四种，而博学并不包括在这里面。水深了就会打旋，树叶落下就给树根施了肥，学生显达得利了就会想到老师。《诗》云：“说话总会有应答，施恩总会有报答。”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奖赏不要过分，刑罚不要滥用。奖赏过分，那么好处就会施加到道德不良的小人；刑罚滥用，那么危害就会涉及到道德高尚的君子。如果不幸发生失误，那就宁可过分地奖赏也不要滥用刑罚；与其伤害好人，不如让邪恶的人得利。
议兵
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
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
孙卿子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埶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
孙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者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埶利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涣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传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雠仇；人之情，虽桀跖，岂又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之，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虑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此之谓也。
孙卿子曰：凡在大王，将率末事也。臣请遂道王者诸侯强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埶：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卬则下可用也，上不卬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隆礼效功，上也；重禄贵节，次也；上功贱节，下也，是强弱之凡也。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然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郏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隐之以阨，忸之以庆赏，酋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则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选，隆埶诈，尚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试。故王者之兵不试。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近募选，隆埶诈，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矣。夫是之谓盗兵，君子不由也。
故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所谓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强弱，则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齐也；掎契司诈，权谋倾覆，未免盗兵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和齐之兵也，可谓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统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强弱之效也。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为将？
孙卿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终始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谨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孙卿子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贼，则是亦贼也。以故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贡。微子开封于宋，曹触龙断于军，殷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也，无异周人。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蹙而趋之，无幽闲辟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临武君曰：善！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
孙卿子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
孙卿子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
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
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坚如金石；宛钜铁矛，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而鄢郢举，若振槁然，是岂无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杀戮无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城郭不辨，沟池不抇，固塞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无它故焉，明道而钧分之，时使而诚爱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向，有不由令者，然后俟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邮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流，无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此之谓也。
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埶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埶诈，除阨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埶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戆陋，谁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后百姓晓然皆知循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乐之。于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然后赏于是起矣。是高爵丰禄之所加也，荣孰大焉！将以为害邪？则高爵丰禄以持养之；生民之属，孰不愿也！雕雕焉县贵爵重赏于其前，县明刑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能乎哉！故民归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为者化。××××之属为之化而顺，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属为之化而公，矜纠收缭之属为之化而调，夫是之谓大化至一。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此之谓也。
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张口，来归我食。若是，则必发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财货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期三年，然后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俞贫：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
兼幷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齐能幷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燕能幷齐，而不能凝也，故田单夺之。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故能幷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幷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幷之矣。得之则凝，兼幷无强。古者汤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临武君和荀卿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用兵之道。
临武君回答说：“上取得有利于攻战的自然气候条件，下取得地理上的有利形势，观察好敌人的变动情况，比敌人后行动但比敌人先到达，这就是用兵的要领。”
荀卿说：“不对。我所听说的古代的方法，大凡用兵打仗的根本在于使民众和自己团结一致。如果弓箭不协调，那么后羿也不能用它来射中微小的目标；如果六匹马不协调，那么造父也不能靠它们到达远方；如果民众不亲近归附君主，那么商汤、周武王也不能一定打胜仗。所以善于使民众归附的人，这才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就在善于使民众归附自己罢了。”
临武君说：“不对。用兵所看重的，是形势有利；所施行的，是机变诡诈。善于用兵的人，神出鬼没，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孙武、吴起用了这种办法，因而无敌于天下。哪里一定要依靠使民众归附的办法呢？”
荀卿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德之人的军队、是称王天下者的意志。您所看重的，是权变谋略、形势有利；所施行的，是攻取掠夺、机变诡诈：这些都是诸侯干的事。仁德之人的军队，是不可能被欺诈的；那可以被欺诈的，只是一些懈怠大意的军队，羸弱疲惫的军队，君臣上下之间涣散而离心离德的军队。所以用桀欺骗桀，还由于巧拙不同而有侥幸获胜的；用桀欺骗尧，拿它打个比方，就好像用鸡蛋掷石头、用手指搅开水，就好像投身水火、一进去就会被烧焦淹没的啊。仁德之人上下之间，各位将领齐心一致，三军共同努力，臣子对君主，下级对上级，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一样，就像手臂捍卫脑袋眼睛、庇护胸部腹部一样；所以用欺诈的办法袭击他与先惊动他之后再攻击他，那结果是一样的。况且仁德之人治理方圆十里的国家，就会了解到方圆百里的情况；治理方圆百里的国家，就会了解到方圆千里的情况；治理方圆千里的国家，就会了解到天下的情况；他的军队一定是耳聪目明，警惕戒备，协调团结而齐心一致。所以仁德之人的军队，集合起来就成为有组织的队伍；分散开来便成为整齐的行列；伸展开来就像莫邪宝剑那长长的刃口，碰到它的就会被截断；向前冲刺就像莫邪宝剑那锐利的锋芒，阻挡它的就会被击溃；摆成圆形的阵势停留或排成方形的队列站住，就像磐石一样岿然不动，触犯它的就会头破血流，就会稀里哗啦地败退下来。再说那些强暴之国的君主，将和谁一起来攻打我们呢？从他那边来看，和他一起来的，一定是他统治下的民众；而他的民众亲爱我们就像喜欢父母一样，他们热爱我们就像酷爱芳香的椒、兰一样，而他们回头看到他们的国君，却像看到了烧烤皮肤、刺脸涂墨一样害怕，就像看到了仇人一样愤怒；他们这些人的情性即使像夏桀、盗跖那样残暴贪婪，但哪有肯为他所憎恶的君主去残害他所喜爱的君主的人呢？这就好像让别人的子孙亲自去杀害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一定会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又怎么可以被欺诈呢？所以仁德之人当政，国家日益昌盛，诸侯先去归顺的就会安宁，迟去归顺的就会危险，想和他作对的就会削弱，背叛他的就会灭亡。《诗》云：‘商汤头上旗飘舞，威严恭敬握大斧；就像熊熊的大火，没有人敢阻挡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赵孝成王、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称王天下者的军队采用什么办法、采取什么行动才行？”
荀卿说：“一切都在于大王，将帅是次要的事。请让我就说说帝王诸侯强盛、衰弱、存在、灭亡的效验和安定、危险的形势。君主贤能的，他的国家就安定；君主无能的，他的国家就混乱；君主崇尚礼法、看重道义的，他的国家就安定；君主怠慢礼法、卑视道义的，他的国家就混乱。安定的国家强盛，混乱的国家衰弱：这是强盛与衰弱的根本原因。君主值得仰赖，那么臣民就能为他所用；君主不值得仰赖，那么臣民就不能为他所用。臣民能被他使用的就强盛，臣民不能被他使用的就衰弱：这是强盛与衰弱的常规。推崇礼法、考核战功，是上等的办法；看重利禄、推崇气节，是次一等的办法；崇尚战功、卑视气节，是下等的办法：这些是导致强盛与衰弱的一般情况。君主喜欢贤士的就强盛，不喜欢贤士的就衰弱；君主爱护人民的就强盛，不爱护人民的就衰弱；政策法令有信用的就强盛，政策法令没有信用的就衰弱；民众齐心合力的就强盛，民众不齐心的就衰弱；奖赏慎重给人的就强盛，奖赏轻易给人的就衰弱；刑罚威严的就强盛，刑罚轻慢的就衰弱；器械、用具、兵器、盔甲精善坚固便于使用的就强盛，器械、用具、兵器、盔甲粗劣而不便于使用的就衰弱；谨慎用兵的就强盛，轻率用兵的就衰弱；指挥权出自一个人的就强盛，指挥权出自两个人的就衰弱：这些是强盛与衰弱的常规。
“齐国人注重‘技击’。对待那些‘技击’，取得一个敌人首级的，就赐给他八两黄金来赎买，没有战胜后所应颁发的奖赏。这种办法，如果战役小、敌人弱，那还勉强可以使用；如果战役大、敌人强，那么士兵就会涣散而逃离，像那乱飞的鸟一样，倒下覆灭也就没有多久了。这是使国家灭亡的军队，没有比这更弱的军队了，这和那雇取佣工去让他们作战也就差不多了。
“魏国的‘武卒’，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录取他们。那标准是：让他们穿上三种依次相连的铠甲，拿着拉力为十二石的弩弓，背着装有五十支箭的箭袋，把戈放在那上面，戴着头盔，佩带宝剑，带上三天的粮食，半天要奔走一百里。考试合格就免除他家的徭役，使他的田地住宅都处于便利的地方。这些待遇，即使几年以后他体力衰弱了也不可以剥夺，重新选取了武士也不取消对他们的周济。所以国土虽然广大，但它的税收必定很少，这是使国家陷于危困的军队啊。
“秦国的君主，他使民众谋生的道路很狭窄、生活很穷窘，他使用民众残酷严厉，用权势威逼他们作战，用穷困使他们生计艰难而只能去作战，用奖赏使他们习惯于作战，用刑罚强迫他们去作战，使国内的民众向君主求取利禄的办法，除了作战就没有别的途径；使民众穷困后再使用他们，得胜后再给他们记功，对功劳的奖赏随着功劳而增长，得到五个敌人士兵的首级就可以役使本乡的五户人家。这秦国要算是兵员最多、战斗力最强而又最为长久的了，又有很多土地可以征税。所以秦国四代都有胜利的战果，这并不是因为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的。
“齐国的‘技击’不可以用来对付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可以用来对付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可以用来对付齐桓公、晋文公那有纪律约束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那有纪律约束的军队不可以用来抵抗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如果有抵抗他们的，就会像用枯焦烤干的东西扔在石头上一样。综合齐、魏、秦这几个国家来看，都是些追求奖赏、投身于获取利禄的士兵，这是受雇佣的人出卖气力的办法，并不讲尊重君主、遵守制度、极尽气节的道理。诸侯如果有谁能用仁义节操精细巧妙地来训导士兵，那么一举兵就能吞并危及它们了。
“所以，招引、募求、挑选，注重权谋诡诈，崇尚功利，这是在欺骗士兵；讲求礼制道义教育感化，这才能使士兵齐心合力。用受骗的军队去对付受骗的军队，他们之间还有巧妙与拙劣之别，用受骗的军队去对付齐心合力的军队，拿它打个比方，就好像用小刀去毁坏泰山一样，如果不是天底下的傻子，是没有人敢尝试的。所以称王天下者的军队是没有人敢试与为敌的。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商纣的时候，从容地指挥，而那些强横暴虐的诸侯国也没有不奔走前来供驱使的，除掉夏桀、商纣就好像除掉孤独的一个人一样。所以《泰誓》说：‘独夫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所以军队能大规模地齐心合力，就能制服天下；小规模地齐心合力，就能打败邻近的敌国。至于那种招引募求挑选来的、注重权谋诡诈、崇尚功利的军队，那胜负就没有个定准了，有时衰，有时盛，有时保存，有时灭亡，互为高下、互有胜负罢了。这叫做盗贼式的军队，君子是不用这种军队的。
“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0，秦国的卫鞅，燕国的缪虮，这些都是一般人所说的善于用兵的人。这些人的巧妙、拙劣、强大、弱小没有什么相似的，至于他们遵行的原则，却是一样的，他们都还没有达到使士兵和衷共济、齐心合力的地步，而只是抓住对方弱点伺机进行欺诈，玩弄权术陰谋进行颠覆，所以仍免不了是些盗贼式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些人的军队就都是和衷共济、齐心合力的军队，可说是进入礼义教化的境地了，但还没有抓住那根本的纲领，所以可以称霸诸侯而不可以称王天下。这就是或强或弱的效验。”
荀卿说：“智慧没有比抛弃犹豫不决更高的了，行动没有比不犯错误更好的了，事情没有比毫无悔恨更美的了。做事到了没有后悔的地步就到顶了，不能要求它一定成功。所以制度、号召、政策、命令，要严肃而有威势；奖赏刑罚，要坚决实行而有信用；军队驻扎的营垒和收藏物资的军库，要周密而坚固；转移、发动、进攻、撤退，既要安全而稳重，又要紧张而迅速；侦探敌情、观察其变动，既要隐蔽而深入，又要多方比较而反复检验；对付敌人进行决战，一定要根据自己已了解清楚的情况去行动，不要根据自己怀疑的情况去行动；以上这些叫做六种策略。不要热衷于当将军而怕罢免，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了有可能失败，不要只以为自己有威力而轻视外敌，不要看见了那有利的一面而不顾那有害的一面，凡是考虑事情要仔细周详而使用财物进行奖赏时要大方，这些叫做五种要权衡的事。不从君主那里接受命令的原因有三种：宁可被杀而不可使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守备不完善的地方，宁可被杀而不可使自己的军队打不能取胜的仗，宁可被杀而不可使自己的军队去欺负老百姓，这叫做三条最高的原则。大凡从君主那里接受了命令就巡视三军，三军已经稳定，各级军官得到了合适的安排，各种事情都治理好了，那么君主就不能使他高兴，敌人就不能使他愤怒，这叫做最合格的将领。一定在战事之前深思熟虑，并且反复告诫自己要慎重，慎重地对待结束就像开始时一样，始终如一，这叫做最大的吉利。大凡各种事情成功一定在于慎重，失败一定在于怠慢，所以慎重胜过怠慢就吉利，怠慢胜过慎重就灭亡，冷静的谋划胜过冲动的欲望就顺利，冲动的欲望胜过冷静的谋划就凶险。攻战要像防守一样不轻率追击，行军要像作战一样毫不松懈，有了战功要像侥幸取得的一样不骄傲自满。慎重对待谋划而不要大意，慎重对待战事而不要大意，慎重对待军吏而不要大意，慎重对待士兵而不要大意，慎重对待敌人而不要大意，这叫做五种不大意。谨慎地根据这六种策略、五种权衡、三条最高原则办事，并且用恭敬而不大意的态度来处理一切，这叫做举世无双的将领，他就能与神明相通了。”
荀卿说：“将军为战鼓而牺牲，驾驭战车的死在缰绳旁，各级官吏以身殉职，战士死在队伍中。听见战鼓的声音就前进，听见钲、铙的声音就后退；服从命令是最重要的，取得战功在其次；命令不准前进却前进，就像命令不准后退却后退一样，它们的罪过是相同的。不杀害年老体弱的，不践踏庄稼，对不战而退的敌人不追擒，对抵抗的敌人不放过，对前来投顺的不抓起来当俘虏。凡是讨伐杀戮，不是去讨伐杀戮那百姓，而是去讨伐杀戮那扰乱百姓的人；百姓如果有保护那乱贼的，那么他也就是乱贼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顺着我们的刀锋转身逃跑的就让他活命，对着我们的刀锋进行抵抗的就把他杀死，前来投顺的就赦免其罪。微子启归顺周朝而被封在宋国；曹触龙负隅顽抗而被斩首于军中；商王朝那些降服周朝的民众用来养身的生活资料，和周朝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近处的人歌颂周朝而且热爱周朝，远处的人竭尽全力地来投奔周朝，即使是幽隐闭塞偏僻边远的国家，也无不前来归附而听从役使，并且喜欢周朝，四海之内就像一个家庭似的，凡是交通能到达的地方，没有谁不服从，这可以称作是人民的君长了。《诗》云：‘从那西边又从东，从那南边又从北，没有哪个不服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称王天下的君主有讨伐而没有攻战，敌城坚守时不攻打，敌军抵抗时不攻击，敌人官兵上下相亲相爱就为他们庆贺，不摧毁城郭而屠杀居民，不秘密出兵搞偷袭，不留兵防守占领的地方，军队出征不超过预先约定的时限。所以政治混乱的国家中的人民都喜欢他的这些政策，而不爱自己的君主，都希望他的到来。”
临武君说：“说得好！”
陈嚣问荀卿说：“先生议论用兵，经常把仁义作为根本。仁者爱人，义者遵循道理，既然这样，那么又为什么要用兵呢？大凡用兵的原因，是为了争夺啊。”
荀卿说：“这道理不是你所知道的。那仁者爱人，正因为爱人，所以就憎恶别人危害他们；义者遵循道理，正因为遵循道理，所以就憎恶别人搞乱它。那用兵，是为了禁止横暴、消除危害，并不是争夺啊。所以仁人的军队，他们停留的地方会得到全面治理，他们经过的地方会受到教育感化，就像及时雨的降落，没有人不欢喜。因此尧讨伐驩兜，舜讨伐三苗，禹讨伐共工，汤讨伐夏桀，周文王讨伐崇国，周武王讨伐商纣，这两帝、四王都是使用仁义的军队驰骋于天下的。所以近处喜爱他们的善良，远方仰慕他们的道义；兵器的刀口上还没有沾上鲜血，远近的人就来归附了；德行伟大到这种地步，就会影响到四方极远的地方。《诗》云：‘善人君子忠于仁，坚持道义不变更。他的道义不变更，四方国家他坐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李斯问荀卿说：“秦国四代都有胜利的战果，在四海之内兵力最强，威力扩展到诸侯各国，但他们并不是依靠仁义去从事战争，而只是根据便利的原则去做罢了。”
荀卿说：“这道理不是你所知道的。你所说的便利，是一种并不便利的便利。我所说的仁义，才是极其便利的便利。那仁义，是用来搞好政治的工具；政治搞好了，那么民众就会亲近他们的君主，喜爱他们的君主，而不在乎为君主去牺牲。所以说：‘一切都在于君主，将帅是次要的事。’秦国四代都有胜利，却还是提心吊胆地经常怕天下各国团结一致来蹂躏自己，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衰落时代的军队，还没有抓住根本的纲领。从前商汤流放夏桀，并不只是在鸣条追击的时候；武王诛杀商纣，并不是甲子日早晨之后才战胜他的；而都是靠了以前的措施与平时的治理，这就是我所说的仁义的军队。现在你不从根本上去寻找原因而只是从枝节上去探索缘由，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礼，是治理社会的最高准则，是使国家强大的根本措施，是威力得以扩展的有效办法，是功业名声得以成就的要领。天子诸侯遵行了它，所以能取得天下；不遵行它，所以会丢掉国家政权。所以，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不足以用来取胜，高耸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不足以用来固守，严格的命令、繁多的刑罚不足以用来造成威势，遵行礼义之道才能成功，不遵行礼义之道就会失败。
楚国人用鲨鱼皮、犀兕皮做成铠甲，坚硬得就像金属、石头一样；宛地出产的钢铁长矛，狠毒得就像蜂、蝎的毒刺一样；士兵行动轻快敏捷，迅速得就像旋风一样；但是兵败垂沙，唐蔑阵亡；庄起兵造反，楚国被分裂成了三四块。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吗？这是因为他们用来统治国家的办法并不是礼义之道的缘故啊。楚国以汝水、颍水作为天险，以长江、汉水作为护城河，把邓地一带的山林作为它的边界屏障，拿方城来围绕保护自己，但是秦军一到而鄢、郢就被攻取了，像摧枯拉朽一样。这难道是因为没有要塞险阻吗？这是因为他们用来统治国家的办法，并不是礼义之道的缘故啊。商纣王将比干剖腹挖心，囚禁了箕子，设置了炮烙的酷刑，随时杀人，臣下心惊胆战地没有谁能肯定自己会寿终正寝，但是周军一到，他的命令就不能在下面贯彻执行了，他就不能使用他的民众了。这难道是因为命令不严格、刑罚不繁多吗？这是因为他用来统治国家的办法并不是礼义之道的缘故啊。
古代圣王的兵器，不过是戈、矛、弓、箭罢了，但是敌国不等他使用就屈服了；他城墙不整修，护城河不挖掘，要塞不建立，机智变诈不施展，但是他的国家却平安无事地不怕外敌而又能昌盛，这没有其他的缘故，是由于彰明了礼义之道而用名分来协调臣民，适时使用人民而真诚地爱护他们，因而臣民附和君主就像影子和回响一样。有不遵从命令的，然后再用刑罚来惩处他，所以惩罚了一个人而天下都服了，罪犯也不怨恨自己的君主，知道罪责在自己身上。所以刑罚用得少而威力却行于四方，这没有其他的缘故，是因为遵行了礼义之道的缘故。古代帝尧治理天下，只杀了一个人、惩罚了两个人而天下就治理好了。古书说：“威势高举而不使用，刑罚设置而不施行。”说的就是这个啊。
大凡人们的行动，如果是为了赏赐和表扬才去做的，那么看见对自己有损害就罢手不干了。所以赏赐表扬、行刑处罚、权谋诡诈不足以竭尽人们的力量、使人们献出生命。现在做人民君主的，他们用来对待下面老百姓的，其中没有礼义忠信，而大抵只是使用赏赐表扬、行刑处罚、权谋诡诈控制臣民来获得他们的功用罢了。强大的敌寇到来，让他们去把守危险的城邑，就一定会叛变；让他们去抵抗敌人进行战斗，就一定会败北；让他们干费力艰苦繁杂的事，就一定会逃跑；他们涣散地背离了，臣民反过来制裁了他们的君主。所以赏赐表扬、行刑处罚、权谋诡诈作为一种办法，实是一种受雇佣的人出卖气力的办法，它不足以团结广大民众、使国家的风俗淳美，所以古代的圣王认为可耻而不遵行它。古代的圣王提高道德声誉来引导人民，彰明礼制道义来指导他们，尽力做到忠诚守信来爱护他们，根据尊崇贤人、任用能人的原则来安排他们职位，用爵位、服饰、表扬、赏赐去一再激励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政策法令已经确定，风气习俗已经一致，如果还有人违背习俗而不顺从自己的君主，那么百姓就没有谁不怨恨厌恶他，就没有谁不把他当作祸害妖孽，就像要驱除不祥一样要除掉他，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刑罚就从此产生了。这种人便是重刑所施加的对象，耻辱还有哪一种比这个更大的呢？要把它看作为有利的事吗？但是重刑加到了他身上啊。本身如果不是发疯、糊涂、愚蠢、浅陋的人，谁能看到了这种处罚而不改过自新呢？这样做了以后，百姓就明明白白地都知道要遵从君主的法令、依顺君主的意志而爱戴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能被善道所感化、修养身心、端正品行、不断奉行礼义、崇尚道德，百姓就没有谁不器重尊敬他，就没有谁不亲近赞誉他，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奖赏就从此产生了。这种人便是高官厚禄的授予对象，光荣还有哪一种比这个更大的呢？要把它看作为有害的事吗？可是用高官厚禄来扶养他们的啊。凡是人，哪一个不愿意这样呢？明明白白地把高贵的官爵和优厚的奖赏摆在他们的前面，把彰明罪行的刑罚与最大的耻辱放在他们的后面，即使要他们不变好，可能么？所以民众归顺投奔君主就像流水奔向大海一样，君主所在的地方就得到全面的治理，君主采取措施的地方人们都受到教育感化而顺服：残暴、凶狠、胆大、强壮的一类人都会被他感化而变得忠厚老实，偏颇、邪僻、搞歪门邪道、偏私的一类人都会被他感化而变得大公无私，骄傲自大、尖刻伤人、竞抢不让、纠缠不休的一类人都会被他感化而变得和气温顺，这叫做深广的教化、极大的一致。《诗》云：“王道真大满四海，徐国已经来朝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啊。
大凡兼并别国的君主有三种方法：有依靠德行去兼并别国的，有依靠强力去兼并别国的，有依赖财富去兼并别国的。
那个国家的人民景仰我的名声，赞赏我的德行，想做我的下民，所以打开国门清除道路来迎接我进城。我依靠这国家的民众，沿用它的住处，而百姓都安宁，对我制订的法律与颁布的命令没有人不顺从。所以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大，兼并了别国而兵力越来越强。这是依靠德行去兼并别国的君主。
那个国家的人民并不是景仰我的名声，也不是赞赏我的德行，他们只是害怕我的威武，被我的势力所胁迫，所以他们虽然有离开我的心思，也不敢有背叛我的打算。像这样，那么战士就要越来越多，给养一定化费很大。所以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轻，兼并了别国而兵力越来越弱。这是依靠强力去兼并别国的君主。
那个国家的人民并不是景仰我的名声，也不是赞赏我的德行，而是因为贫穷而追求富裕，因为饥饿而想吃饱，所以空着肚子张着嘴来投奔我求食。像这样，就必须发放那米仓地窖中的粮食来供养他们，给他们财物来使他们富足，委任善良的官吏来接待他们，已经满了三年，然后这些归附的老百姓才可以信任。所以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轻，兼并了别国而国家越来越贫穷。这是依靠财富去兼并别国的君主。
所以说：依靠德行兼并别国的君主称王，依靠强力兼并别国的君主衰弱，依靠财富兼并别国的君主贫穷。这种情况古今是一样的。
兼并别国容易做到，只是巩固凝聚它很难。齐国能够兼并宋国，但不能凝聚，所以魏国夺走了宋国。燕国能兼并齐国，但不能凝聚，所以田单夺回了它。韩国的上党地区，方圆几百里，城池完备、府库充足而投奔赵国，赵国不能凝聚，所以秦国夺取了它。所以，能兼并别国的土地而不能凝聚，就一定会被夺走；不能兼并别国又不能凝聚自己本来拥有的国家，就一定会灭亡。能凝聚自己的国家，就一定能兼并别国了。得到别国的土地就能凝聚，那么再去兼并就不会有强大而不能兼并的对手了。古代商汤凭借亳，周武王凭借鄗，都不过是方圆百里的领土，而天下被他们统一了，诸侯做了他们的臣属，这没有其他的缘故，是因为他们能凝聚取得的土地啊。凝聚士人要依靠礼义，凝聚民众要依靠政策。礼义搞好了，士人就会归服；政治清明，民众就安定。士人归服、民众安定，这叫做最大的凝聚。靠这种政治局面来守卫就牢不可破，靠它来出征就强大无比，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称王天下者的事业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