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树坊

家学树坊

简介

廖平（1852—1932年），字季平，1852年3月29日(清咸丰二年二月初九)生。四川井研人。家贫，其父曾为人牧牛、佣力，后稍自给，在盐井湾设一磨坊，廖平始能读书，勤于学。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张之洞放四川学政，次年院试，张对廖平很是赏识，拔为第一，补为县学生。1876年(清光绪二年)，调尊经书院肄业。不久，王闿运到四川，主讲尊经书院，授《春秋公羊学》，谈今文经说，廖平受其影响，称“高第弟子”，与绵竹杨锐、汉川张祥龄齐名。1879年乡试，廖平考中第二十四名举人。1889年成进士，以知县用。廖平考虑亲老，不愿到远处做官，请求改就教职，选授龙安府学教授。历署射洪训导、绥定府学教授、尊经书院襄校及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等职。

廖平早年研求宋学，后来逐渐专门分析经学中的今文与古文。他的学说以善变称，大体说来，从1883年到1902年的二十年间，学凡四变。第一变讲“今古”。初持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之说，认为今文学崇奉的《王制》和古文学尊崇的《周礼》可“同治中国”，分别周公和孔子的异同。这时虽平分今古，但已说“《左传》出于今学方盛之时，故虽有简编，无人诵习，仅存秘府而已。至于哀、平之间，今学已盛而将微，古学方兴而未艾，刘子骏(歆)目见此编，遂据以为今学之故，倡言求立。至于东汉，遂古盛而今微，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也”。已对古文经学的创始人刘歆表示不满，代表作是《今古学考》。

第二变讲“尊今抑古”。1884年，廖平以为今文是孔子的真学，古文是刘歆的伪品。自称：“当时分教尊经，与同学二三百人朝夕研究，析群言而定一尊，于是考究古文学渊源，则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刘歆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又考西汉以前言经学者皆主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新经，并非旧史。于是以尊今者作为《知圣篇》，辟古者作为《辟刘篇》。”代表作是《知圣篇》和《辟刘篇》。这一时期，他尊奉孔子之“圣”，攻击刘歆之“篡”，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所本。

第三变讲“小大”。1898年说什么《周礼》是皇帝书，与《王制》大小不同，“一内一外，两得其所”。代表作是《地球新义》、《王制集说》和《皇帝疆域图》。

第四变讲“天人”。1902年，廖平以《尚书》为“人学”，而《诗》、《易》则“遨游六合以外”，是《天学》。他把过去写的《诗》、《易》旧稿加以改正，专门讲天人之说的演进。代表作是《孔经哲学发微》。

戊戌政变后，因康有为援引今文经说，推演变法维新，受到廖平启发，于是廖平被劾为“离经叛道”、“逞臆说经”，被革职。1909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又以廖平讲左丘明实无其事，《春秋》三传都出于子夏，说是“穿凿附会”，命四川各学堂不得再延廖平讲学。1911年，辛亥革命起。次年，刘师培任四川国学馆长，聘廖讲经学。1913年廖出席全国读音统一会，为四川代表，1914年，任四川国学学校(后改为公立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后兼成都高等师范、华西大学教授，至1922年辞退。

民国以后，廖平的学说又有改变，先把“小大”融合在“天人”之内，讲“人学、天学”(第五变，1918年)，以六经皆孔子所作，各有领域，《礼》、《春秋》、《尚书》三经为“人学”，以《周礼》、《王制》为之传;《易》、《诗》、《乐》三经为“天学”，以《灵素》、《山海经》、《庄子》、《列子》、《楚辞》为之传，“各有皇帝、五伯四等”。后来又想再变一下，但越变越离奇，终于没有变出来。

1932年6月5日，廖平由四川嘉定返里，途中病逝。廖平著书甚多，除经学著作外，兼及医术、堪舆，撰有《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益为《六译馆丛书》。

《家学树坊》，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廖平命其子廖师政初编，作爲提要刊于《井研县志》，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由廖师慎补成。此书宗旨有三：一辨明外间以素王改制爲有流弊之説；二斥标举宋儒及帖括；三复兴言语科以救时病。此书主要爲回应外界对廖平学术批评而作，实际上是廖平学术思想前三变之提要。《光绪井研志》卷十四《艺文四·子部一》著録《家学树坊》二卷，今本实只有一卷。包括《知圣编及孔子作六艺考》、《知圣编读法》、《家学纪闻》县志提要、《诸子凡例》提要、《诸子四出科论》提要、《古今学考》提要、《五等封国説》、《三服五服九服九畿考》等，并附《致箌室主人书》。民国三年（一九一四）成都存古书局印入《六译馆丛书》，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国学荟编》第七、八期连载。今据民国三年成都存古书局印本整理。

家學樹坊序

往年鏡吾兄編前篇，未卒業，提要刊於《縣志》。辛丑，燮夫從鄂索稿甚急，鏡吾館事牽掣不暇，慎乃補足前編，並以新學輯爲下卷。壬寅，病中力疾鈔入新稿諸編，共爲兩卷。輯録初成，精華苦竭，蒲柳之資，愧乎重器，不足以仔肩家學也。壬寅四月一日，師慎自序。

是書上卷初稿出政手編，去年鄂中索稿急，因付慶弟補編，並及下卷。編成疾革，未踰月，遂以勞卒。弟輯《紀聞》等書，卒業者少，此書遂全署弟名，或足慰弟泉下之志，四益喪明之痛，其亦藉以稍解乎！七月朔日，井研廖師政拭淚記。

家學樹坊 注

《知聖編》及《孔子作六藝考》提要 《井研藝文志》

平初作《今古説》，丙戌以後，乃知古學新出，非舊法，於是分作二篇，言古學者曰《闢劉》，言今學者曰《知聖》，取《孟子》「宰我、子貢智足知聖」之義。此編用西漢説，以六藝皆由孔子譯古書而成。《莊子》之「翻經」，《論語》之「雅言」，皆謂通古今語。以天生至聖，道貫古今，《詩》、《易》爲百世而作，《春秋》、《書》爲上考而作。由後推前，知制作全出孔子。於是撰爲此篇。因疑設問，最爲詳明。平客廣州時，欲刊此本，或以發難爲嫌。東南士大夫轉相鈔録，視爲枕中鴻寶，一時風氣爲之改變。湘中論述以爲「素王之學倡於井研」者，此也。宋以後，專學《論》、《孟》，故取證二書尤詳。學人囿於舊聞，於二書微言最爲奇險者，視爲故常。一經洗伐，如震雷發人猛省，乃知《論語》多屬微言，爲六藝之鎖鑰，非教人行習之專書。即以《孟子》論，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春秋》天子之事」、「三年喪，魯、滕莫之行」、「仲尼不有天下」、「周無公田，《詩》乃有之」、「堯舜時，洪水初平，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與《堯典》、《禹貢》典章美備，事出兩歧。以孔子繼周公，以周公繼帝王，五六見，至以孔子爲「賢於堯舜遠甚」，爲「生民所未有」。非得此意，則《論》、《孟》不能解，而六經記傳、諸子百家更無論矣。或以六藝歸本孔子爲新創，不知莽、歆未出之先，無論傳記子史，皆以六藝傳於孔子，并無周公作經之説。故平又編《孔子作六藝考》一卷，以證其實。其書取西漢已上爲主，東漢已下，微文散見，亦附録之。考國朝學派，康、雍則漢、宋兼主，乾、嘉則專治東漢古文，道、咸以後，陳、李乃倡言西漢，由粗而精，自博反約。王刊《經解》與阮刻學海本相較，後來居上，固天下之公言也。平承諸家之後，閉門考索，以數十年精力，乃能直探本原，力翻舊案。史公「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近寡聞道」，或亦謂此歟！

《藝文志》子部儒家類《家學樹坊》二卷

廖師慎撰

《知聖編》用《論語》「天生」、「知命」，《孟子》「賢於堯舜」，以孔子生民一人，翻經立教，以空言垂法萬世。外間誤以素王改制爲干與時政。孔子改制後，諸子群起而效之，攻之者或授以柄，益不足息其燄。大統皇帝之學，所以通中外，集大成。外間「血氣尊親」之説，久爲常談，引之經、傳，則爲四益所獨創。《周禮》、《詩序》舊説，深入人心，雖庸惡陋劣，毫無足取，乃南皮張尚書、吴子修學使猶以新奇爲言。故師慎此編專以辨明僞託。夫空言立教，不過如《罪言》、《待訪》，明論既張，則翳障自退。當今中外一家，舟車來往，風土宜俗，各有聞知，豈能如古閉關自守。政學相同，故當争戰之世，則學術多歧；一自絶徼開通，則服色必異。運會值百世之時，文教當大同之會，皇帝之學無不可，夫子之門何其雜，非博奇之是好，乃事理之自然。或乃欲舉帖括以相抵禦，不知崇法宗風，同爲外教。《論語》「不得中行」，「必也狂狷」，故《易》之功用，專在損益長少，以合中行。聖門進退，喜得偏才，蓋化偏即德，而鄉愿中庸，鉛刀無用。中國之弱，原於儒士惡異喜同，挾私自小，不求政學本原，以防弊爲得計。究之防弊而弊愈生，何如取偏而偏自化？水火同位，白黑一區，積久相忘，才德交備，此大同之宗歸，亦救時之良策。若徒以議論平正爲宗，是帖括餘毒，又何足言致用乎？

附《家學紀聞》縣志提要

廖師慎

四益每立新解，輒求駁議。丁酉以前未定之説，悉經改正。近來《詩》、《易》卒業，乃以小、大二派爲歸宿。許、鄭駁議，朱、陸異同，鄉人擬爲《正楊》之作，書未殺青，故命師慎輯爲此編。凡南皮、湘潭、錢塘、鐵江、徐山、邛州諸老之議論，以及江叔海、陸繹之、周宇人、吴伯朅、岳林宗、楊敬亭、耿焕青、楊雪門、董南宣、吴蜀尤、龔熙臺、吴蜀籌之撰述，周炳奎、王崇燕、王崇烈、施焕、帥正華、李光珠、陳嘉瑜、黄鎔、賀龍驤、胡翼、白秉虔、彭堯封、李傳忠、羅煦、曾上源、李鍾秀、劉兆麟等之問難，外如《亞東報》、《湘學報》、《翼教叢編》，雖不爲四益發，宗旨偶同，亦引爲心咎，《序》謂「置之座右，以當嚴師，務求變通，以期寡過」。竊四益開創新門，一掃舊案；許、鄭既有詰難，班、何亦多罣誤，旗鼓自標，矛矢群進，高明鬼矙，固是一途。而風疾馬良，去道愈遠，微言久絶，得失無徵，與其非常之可駭，何如繩尺之是循。《勸學篇》欲假西報爲諍友，是書所録，不愈於西報乎？且閻《書》久爲定案，毛氏《寃詞》已譏自供，鄂中洪侍御猶專著一書，畢生自喜，彼此是非，何有一定？要之寸心得失，真僞難欺，後賢不遠，姑俟論定可也。

《知聖篇》讀法 及門公輯

《勸學篇》兢兢於「開民知」，此編特爲「開士知」。今日序庠宗法認孔子爲八比家，而孔子遂成村學究，乃師法相承，堅於自信，豈不較焚坑之禍更酷？今更引而闢之，以見聖人非匯參十八科所能盡也。此編初成于戊子，東南士人當時擬刊，或以發難爲嫌，乃有用其義著書立説，至形之奏牘，或以焚坑歸咎孫卿。今議刊此篇，既曰自明，更以闢謬。

孔子作、述之辨，爲千古學派一大案。以爲作者，《論》、《孟》、《公》、《穀》、《列》、《莊》、博士是也。以爲述者，《左》、《國》、莽、歆、馬、鄭古文家是也。二説偏至，皆有流弊，故古存二法，亦如文質，敝則相救。自東漢至今千餘年，《左》、《國》孤行，聖作之説，不絶如線，循其得失，較然可覩，所以揮張微言，雖遭按劍，不敢自沮。

或以某等傳四益之學，其有無不足辨。惟朱子師法二程，立義非標程説，别無明據，方足以云宗派。某等著書甚多，無一語齒及，則足見非私淑，且採拾舊聞，持之有故，言之成章，並以見四益此編，亦述舊聞，輯舊説，初非自創門户，好爲奇詭也。

學人持議易至離宗，變本加厲，去道愈遠。攻之者當按理擘脈，絶其依託之根，彼則自敗，不必定攻其依託之書。如某引《公羊》、《孟子》以附會己説，明著二書本旨，與彼懸殊，則不攻自破。如引《公羊》攻《公羊》，引《孟子》攻《孟子》，牽引勁敵，互鬥不休，是反墜其術中。大抵古説流傳數千百年，必有實義，未可草率命師，但當追尋本旨，甄落誤解附會足矣；不可輕挑大敵，致使藉兵齎糧。

制作遺説，載記録不勝録，惟近賢特尊《論》、《孟》，以爲醇乎其醇，故此編多引據二書；至於子、史、師説，時賢多未篤信，故少所徵引。又此編與家學諸作互相發明，學者先入爲主，受病各有所中，非詳考博求，未能癥痞消融，一掃翳障。

主作爲微言，主述爲大義。劉歆當移書太常時，亦以六藝歸本孔子，首云：「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可以訟言，微言必求知我。使《論》、《孟》盡如高頭講章，十成死語，則但有大義，初不得云微言。微言之説，雖劉歆亦主之，則不得謂經學斷無微言一派。《論語讖》云：「七十子纂孔子微言，以事素王。」以《論語》專屬孔子，目爲微言，是《論語》乃群經義例，作述秘旨，七十弟子乃得與聞。又孔子自述精微，故多非常可駭之義，非如《少儀》、《曲禮》教童蒙行習之專書，《容經》、《儀禮》爲庠序準繩之要籍。自帖括盛行，學人棄平實而索堅高，村士學究皆欲力追大成。實踐神化，以爲今我所不能學，則必非當時所敢言。等《論語》于幼儀，視至誠如朋輩，非敢必以其説爲不然，特不解宰我、子貢何以知出童蒙下萬萬也。

古今帝王聖賢立言，皆有立教、自述之分。立教之言，可以共之天下，傳之後世。凡自述受命神符，精能神化，皆不許人攀躋，佛書所云「學我者死」是也。孔子爲生民未有之第一人，宰我、子貢其知方足以知之，以下且不得知，更何言學。自師心之學盛，人皆自以爲孔子，所知所能，投契無間，其辨别聖語，如數家珍，故傳記所引孔子語，宋元以下儒者多直斷以爲必非孔子之言，詢其有何根據，則以心心相同、六經注脚爲據。立説非不玄妙，無如帖括盛行後，所謂精微之論，與至聖無間者，汗牛充棟。以此爲真聖學，則孔子直不啻百千萬億化身，何聖人日多，學術日壞，以至斯極乎！故四益立學者厲禁曰「學聖」，立爲學大綱曰「知聖」。以吾人而言聖，誠子貢所云，不知天地之高厚，其相去不知其幾千萬里。若於八比中求聖人，則十室之邑亦可得數十百人。人皆可爲堯舜，三代下誰爲堯舜者？故必銷化予聖自雄之謬見，然後可以問津。

素王之説與素封同，即《孟子》「《春秋》天子之事」，《論語》「庶人不議」，以匹夫而擅作述之柄爾。孔子自云受命爲之，原非教人學步。自孔子作經以後，百世師法亦絶，不許人再言作，其理至爲平常，即程子《春秋序》實亦主之。自亂法者假舊説以濟其私，變本加厲，謂孔子以改制立教。人人皆可改制，更由立言推之行事，此説者之過，非本義有誤。攻者不察，竟以「素王」二字指爲叛逆，但就名義言，已失「素」字之義。六藝教人行習，别有專條，何嘗 注 以天生之事徧加「芸生」二字？自莊子以下至兩漢，幾無書不有，無人不談，當時叛逆之人誰是因二字所致？董江都從祀孔廟，宋人所稱爲純儒者，于二字發揮尤詳，有何流弊可指？《孟子》謂《詩》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但以辭，則觸處疑難，奚止二字？自學人不知微言、大義之分，遂解素王爲真王，改翻經爲亂政。我今日所不敢學步，遂群起而攻之，一倡百和，牢不可破。使將二字文義本旨，平心潛玩，當亦啞然自失。或曰：此説實有流弊，故爲亂法者所依託。嗟乎！古今無流弊者孰有過于「謙恭」二字，乃王莽以之奪漢室，亦將爲周公咎乎？

經傳注疏，惟《公羊》尚傳古法。自某等託之《公羊》，以爲變法宗旨，天下群起而攻《公羊》，直若《公羊》故立此非常可駭之論，爲教人叛逆專書，遂云凡治《公羊》皆非端人正士。嗚呼！何以解于董江都。且西漢《公羊》盛行，議禮斷獄莫不宗主，由《公羊》而仕宦者幾半天下，尊君親上，絶亂鋤奸，動得《公羊》之利益。當時《公羊》何以不爲毒，至今日而毒乃大發。宋人自欲直躋孔、孟，鄙夷漢師爲不知道，久爲識者所竊笑；至以《公羊》爲毒藥，則非但不知道，且爲亂階。豈兩漢師儒君相悉皆醉生夢死？豈又當時讀《公羊》者皆癡愚瞽聾不知其味？因《公羊》而爲亂首，史無其人其事，莽、歆爲漢賊，攘奪天下，《周禮》、《左傳》實由其表章，其事明著，猶不得以莽、歆罪二書，何况《公羊》。乃《翼教叢編》因而攻《公羊》，並因而罪孟子，其不因而攻孔子幾希矣。古今藥品有平有毒，平甘者常服，救病則非毒劑辛熱苦寒不爲功。但就平常論，則毒藥可以禁絶，而起死回生，絶非常品所能。《公羊》多非常可駭之論，董子云每因人之所惑而爲之立義，故不免於恢奇。然其論雖詭怪，其理則最平常，亦曰以適用救病而已。南宋諸儒最不喜奇論者也，復九世之仇又爲《公羊》最詭怪之説，幾乖於理。乃南宋人詈詆《公羊》者多矣，至於此條則劄奏誥章幾千百見，轉相傳述，視爲常語。蓋魯莊忘仇，《公羊》發此奇論，以鞭辟復仇之義。高、孝之病，亦如魯莊有病。病受遂不覺其奇創，而轉嫌其平淡，方且加倍其説，云百世尚可，奚止九世？故讀經須識時務，寒而談扇，暑而謀爐，群以爲棄物，不轉瞬而需之甚急。傳者欲于一經悉古今之世變，剖錙銖之疑似。學者不知用意所在，以爲奇，亦未嘗致於用耳。

古今之爲學者，皆學而不教；宋人之談經也，皆教而不學。自「六經皆我注脚」之説倡，學者于經傳皆如生徒之課藝，或得或失，或筆或削，由我自主。故其心一成不變，不能上進求深，積成一師心自用之世界。張廉卿引曾文正云：「説理之精粹，至八比而止。」竊謂宋學以八比而日彰，亦以八比而日潰。角童子少有聰慧，操筆學爲聖人之言，爲宋人之學者以爲雖聖人不能加，不敢謂其不精不粹，然不解何聖人之多，學聖之易也？游、楊以下至於今之口程、朱而身誠正者，無人不以仲尼自命，實則高頭講章、庸濫墨調之見解。故聖以學而能至，如四科爲聖門四維，而言語一門，言宋學者至無人齒及，而以平正爲歸，不知聖人當日何以不求平正而立此一科。諸子百家言多過激，然因病設藥，不毒不能回生，語曰：「參芪殺人無罪，薑黄救人無功。」孔子最惡鄉愿，今之平正即古鄉愿之遺派，非之無非，刺之無舉，依阿苟容，以求曲附于仕途爲巧宦。人皆知其誤國殃民，至於學問則必求巧宦以爲無流弊，若鄉愿則固無弊之尤者也。

世之論學者曰：必求無流弊，「詩書發冢」 注 ，「盜亦有道」，《莊子》論之矣。揖讓征誅，飲食男女，皆無久行不弊之道，於是服藥者遂專求不寒不温、不辛不苦之劑，以爲可以日日服之，則天下之勢不群趨于鄉愿不止。明孫太宰創爲掣籤之法，則謂無弊矣，而選法以亡。此固易知易解，而説者固持此見。嗟乎！韓昌黎《諱辨》，今日讀之以爲常語，方嫌其過拘，不知《舊唐書》論赞且以此篇與《毛穎傳》同譏，習俗移人固如是乎！

《知聖篇》撮要

孔子受命制作，爲玄聖，爲素王，此經學微言，傳授大義。帝王見諸事實，孔子徒託空言。六經即其典章制度，與今《六部則例》相同。「素王」一義，爲六經之根株綱領。此義一立，則群經皆有統宗，互相啟發，鍼芥相投。自失此義，則形體分裂，南北背馳。不以六經爲一家之言，以之分屬帝王周公，或以屬諸史臣，則孔子遂流爲傳述家，不過如許、鄭之比，何以宰我、子貢以爲賢於堯舜，至今天下郡縣立廟，享以天子禮樂，爲古今獨絶之聖人？《孟子》云：「宰我、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可見聖不易知。今欲删除末流之失，不得不表章微言，以見本原之真，洵能真知孔子，則晚説自不能惑之矣。

余立意表章微言，一時師友以爲駭俗，不如專詳大義。因之謂董、何爲罪人，子緯爲訛説，并斥漢師通爲俗儒。夫使其言全出於漢師，可駁也。今世所謂精純者，莫如四子書。按《論語》孔子自言改作者甚詳，如告顔子用四代，與子張論百世，自負斯文在兹，「庶人不議」，是微言之義實書以告門人，不欲自掩其迹。孟子相去已遠，獨傳「知我」、「罪我」之言，「其義竊取」之説。蓋「天生」之語，既不可以告塗人，故須託於先王，以取徵信。而精微之言一絶，則授受無宗旨，異端蜂起，無所折衷。如東漢以來，六經歸之周史，其説孤行千餘年。今之人才學術，其去孔子之意奚啻霄壤？不惟無儒學，並且乏通才。明效大驗，亦可觀矣。

宰我、子貢以孔子遠過堯、舜，生民未有。先儒論其事實，皆以歸之六經。舊説以六經爲帝王陳迹，莊生所謂「芻狗」，孔子删定而行之。竊以作者謂聖，述者謂賢，使皆舊文，則孔子之定六經，不過如今之評文，雖選擇精審，亦不得謂選者遠過於作者也。夫述舊文，習典禮，後世賢士大夫與夫史官類優爲之，可覆案也，何以天下萬世獨宗孔子耶？且立行來和、過化存神之迹，全無所見，安得謂生民未有耶？説者不能不進一解，以爲孔子繼二帝三王之統，斟酌損益，以爲一王之法，達則獻之王者，窮則傳之後世。纘修六經，實參用四代，有損益於其間，非但鈔襲舊文而已。執是説也，是即答顔子之兼采四代，《中庸》之「祖述」、「憲章」，《孟子》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也。然先師改制之説，正謂是矣。如謂孔子尊王從周，則必實得文武之會典、周公之則例，謹守而奉行之。凡唐、虞、夏、殷先代之事，既隻字不敢闌入，即成、康以下明君賢相變通之成案，亦一概删棄，如是乃可謂之尊王，謂之不改。今既明白參用四代，下俟百世，集群聖之大成，垂萬世之定制，而猶僅以守府録舊目之，豈有合乎？夫既曰四代，則不能株守周家；既曰損益折衷，則非僅繕寫成案，亦明矣。蓋改制苟鋪張其事，以爲必如殷之改夏，周之改殷，秦、漢改周，革鼎建物，詔敕施行，徵之實事，非帝王不能行。若託之空言，本著述之常，春秋時禮壞樂崩，猶爲蠻野，孔子道不能行，乃思垂教，取後來帝王成法，斟酌一是，其有時势不合者，别爲小大、人天之分，著之六經，託之空言，即明告天下萬世，亦不得加以不臣悖逆之罪也。祖宗之成法，後世有變通之條；君父之言行，臣子有諫諍之義，豈陳利弊者便爲無狀之人，論闕失者悉有腹誹之罪？且孔子生值衰微，所論述者雜有前代，亦如賈生、董子值漢初興，指斥先帝所施，涕泣慷慨，而請改建耳。然賈、董所言，後世不以爲非，反從而賢之。且以今事論之，凡言官之封事，私家之論述，拾遺補缺，思竭愚忱，推類至盡，其與改制之説不能異也。此説之所以遭詬病者，徒以帝王見諸實事，孔子託諸空言。今欲推求孔子禮樂政德之實迹，不得不以空言爲實事。孔子統集人天之變，以定六經之制，則六經自爲一人之制，而爲後來帝王所取法。弟子據此以爲賢於堯舜者，實以《尚書》美善，非古所有。以六經爲帝王之大典，則不能不有素王之説。以孔子爲聖爲王，此雖因事推衍，按之實理，亦必如斯。故南宫适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門人爲臣」，孟子屢以孔子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並論，直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引「知我」、「罪我」之言，則及門當時實有此説，無怪漢、唐諸儒之推波助瀾矣。然後説雖表見不虚，非好學深思者不能心知其意。若改制則事理平常，今不信後説，而專言著述有損益，亦無不可；至制作之説，亦欲駁之，則先入爲主，過於拘墟矣。

《國語》爲六經作傳，或以左丘明即子夏，「明」與「商」、「羊」、「梁」同音，左丘即「啟予」，所謂左丘明即「啟予商」，「左丘失明」即子夏喪明。是 注 三傳始師，皆爲子夏，爲文學傳經之事，故兼言六經，不僅傳《春秋》。然以六藝推之舊文，此欲掩改制之迹，即孔子作而不述之微意也。故不言孔子改古書，而言古書合孔子。乃劉歆乘隙而入，襲此説以攻今學，以六經爲舊文，孔子直未制作，於是而素王改制等説全變矣。劉歆之説，實《國語》爲之先路，同此一説，而恩怨各别，皆以當時微言隱避，致使大義中絶，聖學暗而不彰。今孔廟既封建王號，用天子禮樂，時势遠異，又更無取避忌，正當急張微言，使其明著，不可再行規避遷就，使異端得藉口相攻。況此乃漢、宋先儒舊義，非一人私言。《論語》、《中庸》、《孟子》先有明文，精確不易。史公云「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虚」，信然矣。素王以《詩》説爲本根，實即道統之説。先儒誤據不議禮、制度、考文相駁。舊著已釋其義，今試再爲申之，曰：既云「從周」，何以答顔子兼用四代？既云「不作」，何以獨辨「不知而作」？且孔子周之臣子，「從周」何待言。居今而言從本朝，豈非夢囈乎？聖人立身出言，爲萬世法，宜如何慎密，今動以天自擬，又云「其或繼周」，「如有王者」，與「鳳鳥」、「河圖」之歎，專禮樂征伐之權，復斥言「天下無道」，以亡國夏、殷與周并論，議所從違，又自負承先皇文王之統，無論道理不合，其有不賈口舌之禍者乎？愚氓皆知畏法，豈有聖人發隴上之歎，與陳涉、吴廣同科，導人以發難乎？且子貢論孔子以爲「賢于堯舜」，南宫适亦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門人爲臣」，仲弓許之南面，宰我輕改舊章，孔門弟子豈皆妄希非分、自居不疑乎？孔子，周之臣子，并非宋君，乃敢以殷禮自用。或以異書不足信，然《孟子》明云：「《春秋》天子之事」，「王者之迹熄而《詩》 ，《詩》 然後《春秋》作」。「仲尼不有天下」，又屢以帝王周公與孔子并論。是孔子受命制作，有不得不改之苦衷。若夫尊君親上，别有明條，并非欲後人學其受命制作。何嫌何疑，必欲將孔子説爲一迂拘老儒乎？孔子教人行誼，文在别經。許止、趙盾猶蒙惡名，人臣無將，《春秋》名義，其所自處，自必别有精義；若以此説有乖臣道，則舜、禹、湯、武爲帝王垂法，豈學舜、禹者務求禪讓，法湯、武者耑力犯上乎？孔子之志與舜、禹、湯、武同符，學之者但當自審取處耳。

初以《王制》説《春秋》，於其中分二伯、八伯、卒正、監大夫，同學大譁，以爲怪誕；師友教戒，不一而足。予舉二伯、方伯，《穀》、《公》傳有明文。或乃以爲《穀》言「二伯」，但可言「二伯」；《公》言「方伯」，但可言「方伯」。積久説成，乃不見其可怪。近日講《詩》、《易》，亦群以爲言，不知實有所見，不如此萬不可通。苟如此，則證據確鑿，形神皆合。因復揅治《詩説》，改名「齊學」，自託於一家。然大統之説，《齊詩》甚多，非積十數年精力，盡祛群疑，各標精要，不能息衆謗而杜群疑。昌黎爲文，猶不顧非笑，何况千年絶學，敢徇世俗之情？又初得一説，不免圭角嶙峋，久之融化鋒鍔，漸歸平易，使能卒業，如三傳則安置平地，任人環攻。世俗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自審十年以後，必能如三傳之化險爲夷，藏鋒斂刃，相與雍容揖讓，以共樂其成，敢因人言而自沮乎？

盧、鄭之學，專以《周禮》爲主，因《王制》與之相迕，故盧以爲博士所造，鄭以爲夏、殷禮。學者不知爲仇口之言，深信其説，入於骨髓。竊以治經所以求實用，説苟違經，則雖古書亦不可用；若與經合，則近人新説亦可珍貴。鄭君斥《王制》爲古制，本爲祖《周禮》以駁異己，乃其《周禮注》因外内封國，本經缺略，則又取《王制》以補其説。且《左》、《國》、《孟》、《荀》以周人言周制，莫不同于《王制》，與《周禮》迕。北宫錡問周制，孟子答與《王制》同，何得以爲夏、殷制？蓋畿内封國，二書各舉一端，孟子則舉上中卿、上中大夫、上中士，《王制》則專指下卿、下大夫、下士，互文相起，其義乃合， 《王制圖表》中，立表已明。使二書同文，反失其精妙。説者乃謂《王制》誤鈔《孟子》。此等妄説，流轉已久，雖高明亦頗惑之。此經説所以不明也。且鄭因《王制》偶異《周禮》，新義環生，不知二制不同，亦如《孟子》、《王制》彼此缺文，以互見相起。《周禮》非用《王制》則大綱必多缺略。今以骨肉至親視等仇讐，此東漢以下所以無通才。予之所以不敢苟同昔賢者，正以二書合通之妙。兄弟夫婦，形體相連，不可同室操戈也。

王刻江陰《續經解》，選擇不精，由於曲徇情面與表章同鄉。前半所選，多阮刻不取之書，故精華甚少；後半道、咸諸書頗稱精要。陳氏父子《詩》、《書》遺説，雖未經排纂，頗傷繁冗，然獨取今文，力追西漢，魏晉以來，無此識力。邵氏《禮經通論》以經本爲全，石破天驚，理至平易，超前絶後，爲二千年未有之奇書。考東漢以來，惟經殘秦火一説，爲庠序洪水猛獸，遺害無窮。劉歆移書 注 ，但請立三事，廣異聞，未嘗倡言六經爲秦火燒殘。古文家報復博士，乃臆造博士六經不全之説。詳《古學考》。妄補篇章，虚擬序目，種種流毒，原是而起。且自經殘之説行，學人追憾秦火，視諸經皆爲斷簡殘篇，常有意外得觀全文之想。其視經文已在可增可減、可亡可存之例。故東漢以下，遂無專心致志推究遺經之人。蓋殘經既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安知可信者，不適在亡篇内乎？故「經殘」一説，爲儒門第一魔障。余因邵説，乃持諸經皆全，亦備爲孔修。故授初學一經，必首飭之曰：經皆全文，責無旁貸。先求經爲全文之所以然，力反殘佚俗説，然後專心致志，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專一之餘，鬼神相告。故學者必持全經之説，心思一專，靈境忽闢，大義微言，乃可徐引。故予以邵書爲超前絶後，爲東漢下暗室明燈。鄭以饗禮爲亡，不知「饗」即本經之「鄉飲酒禮」。别有《饗禮補釋》二卷。

初刻《今古學考》，説者謂爲以經解經之專書。天下名流因本許、何，翕無異議。再撰《古學考》，外間不知心苦，以爲詭激求名。嘗有人持書數千言，力詆改作之非，並要挾改削，似真有實見，堅不可破者。乃杯酒之間，頓釋前疑，改從新法，非《莊子》所謂是非無定者乎？蓋馬、鄭以孤陋不通之説，獨行二千年；描聲繪影之徒，種種夢囈，如塗塗附。自揣所陳，至爲明通，然我所據，彼方持以自助，何能頓化？彼既入迷已深，化虚成實，舉國皆狂，反以不狂爲狂。然就予所見，海内通人，未嘗相迕。蓋其先飲迷藥，各人所中經絡不同，就彼所持，一爲點化，皆反戈相向。歷考各人受病之方，投之解藥，罔不立蘇 注 。但其積年魔障，偶爾神光，何能竟絶根株。一暴十寒，群邪復聚，所持愈堅。又或如昌黎《原毁》，争意見不論是非，聚蚊成雷，先入固閉，自樂真迷，願以終老。當此之時，亦惟啜糟自裸，和光同塵。蓋彼既無求化之心，不能與之莊語。萬物 注 浮沉，各有品格，並育並行，何有定解哉！

未修《春秋》，今所傳者，惟《公羊》「星隕不及地尺而復」一條，及《左傳》「不書」數條。學者皆欲搜考未修底本，以見筆削精意。文不概見，莫不惋惜。即今日而論，可得大例，足以全見未修之文。蓋孔子未生以前，中國政教與今西人相同，西人梯山航海入中國，以求聖教，即《中庸》「施及蠻貊」之事。聖經中國服習久，成爲故事，但西人法六經，即爲得師，故不必再生孔子。中國當春秋之時，無所取法，天故特生孔子，垂經立教，由中國及海外，由春秋推百世，一定之例也。西人儀文節略，上下等威，無甚差别，與中國春秋之時大致相同。孔子乃設爲等威，決 注 嫌疑，别同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由孔子特創之教，故《春秋》貴賤等差斤斤致意也。《論語》旅泰山、舞佾、歌雍、塞門、反坫，上下通行，孔子嚴爲決别，故譏之以起義。當日通行，并不以爲僭，亦如西人以天爲父，人人拜天，自命爲天子；經教則諸侯以下不郊天，帝王乃稱天子。西人君臣之分甚略，以謀反、叛逆爲公罪；父子不相顧，父子相歐，其罪惟均；貴女賤男，婚姻自行擇配；父子兄弟如路人；姓氏無别，尊祖敬宗，缺焉無聞。故孔子特建綱紀，撥亂世而反之正，「百世以俟」，正謂此耳。

附《致箌室主人書》

黄鎔　胡翼等公擬

頃讀《亞東報》第十八號《今古學辨義》，獻可替否詳哉！其言之矣，于井研之學，可謂入之深而得其肯要，諫友有功，庶得終其名譽。竊四益先生養晦閉藏，潛心撰述。海内言學者家有其書，東南學人私相祖述，著書立説，天下震驚，風氣遂爲之一變。聲應氣求，無間遠邇。某等居同鄉里，摳衣有年，甘苦之嘗，知之頗悉。四益今古學叢書之刻，皆宗旨流别之書，折中衆言，求正天下，所有全部正經注説，皆未刊行。十年以内，海内通人間有異議，率皆語焉不詳，或秘不相示，求如足下之推究隱微，窮其正變，不出于阿好，不流于吹求，著論刊報，正告天下而不可得。大著刊布，誠四益十年以内所日夜禱祝企望者，精勤虚受之苦心，固足下所深諒者也。惟足下所見之書，皆十年以前舊説。當時如三《傳》、《書》、《禮》雖有成書，自以所論未盡愜。去年秋間有《百種書目解題》之作，專以帝王分類，所有漢師今、古名目，悉删除不用，誠足下所謂大變者。謹送呈一册，伏乞登報，以釋群疑，更約集同人細心推究經、傳微旨，不厭吹求。倘能再究此册，推見至隱，刊報傳知，使得據以改正，歸諸完善，不惟四益之所心感，亦吾黨之所禱祝以求者也。大作所陳諸條，或已經改正，或因辭害義，或傳聞悠謬，或流衍失真，既經改作，其是非姑不足論。竊以當今海内老師宿儒相聚而談四益者，皆以防流弊爲説。輕躁之士發憤著書，每多非常可駭之論，託名衛道者以此歸罪于四益，大著亦以爲言，雖四益虚受改易，某等實不能無疑。竊以心術、學問古分兩途：正人端士使爲今學，正也；古學，亦正也。僉人宵小使爲今學，邪也；古學，亦邪也。以流弊言之，堯、舜，聖人也，子之、操、懿以師其禪讓而敗；周公，聖人也，王莽、明成祖之篡逆，不能以爲周公過。六經聖人之大法，所謂曲學阿世、詩書發冢者，豈能以爲孔子咎？《四益館經學叢書》未刊之先，非堯舜、薄湯武者代不乏人，甚至即孔子亦攻之。帝王之鑄兵，本以弭亂，而操刀行劫，報仇殺人，不能因而去兵。推之飲食男女，亦無不皆有流弊，不能因防弊而廢之也。天下事，利所在，即弊之所在。六藝之作，本爲端人志士立其課程，使有遵守，《老子》所謂非人勿傳者，乃爲真切。如但以宗旨論，即宋人以理學標目託名，其中奸邪小人，非聖無法，貪黷背謬，無所不有。江海之水，蛟龍居之而爲蛟龍，鯨鯢居之而爲鯨鯢，魚鼈居之而爲魚鼈，在人之自取，非水之過也。輕躁狂謬，本于性生，每緣經説以便其私利，因遂假之以立幟；不見此書，亦必别造非聖無法之言以自恣。故説經之書，但當問與經義忤合如何，流弊有無，初非所計。何則？考魯、齊傳經有微言、大義二派：微言者，言孔子制作之宗旨，所謂素王制作諸説是也；大義者，群經之典章制度、倫常教化是也。自西漢以後，微言之説遂絶，二千年以來，專言大義。微言一失，大義亦不能自存。六經道喪，聖道掩蔽，至今日統中外、貴賤、智愚、老少、婦女人人心意中之孔子，非三家村之學究，即賣驢之博士。故宋元流弊，動自謂爲聖人，信心蔑古，此不傳微言之害，彰明較著，有心人所傷痛者也。嗟乎！人才猥瑣，受侮强鄰，《詩》、《書》無靈，乃約爲保教，以求倖于一日。四益心憂之，乃汲汲收殘拾缺，繼絶扶危，以復西漢之舊。合中國學術而論，以孔子爲尊，必先審定孔子規模光燄，宫牆美富，迥出迂腐學究萬萬之外，俾庠序之士，心摹力追，以求有用之學，庶幾聖道王猷，略得班管。

孔子，正鵠也；儒生，學射之人也。微言之學，所以指明正鵠之所在，示以搆索之方者也。四益今日不當言，則秦漢先師不當傳，舉凡《論》、《孟》諸傳記，所有微言之説，皆當删而去之然後可。秦、漢人人言之不嫌多，則四益一人言之正嫌其少。西漢通微言者，人無異辭，當時士氣較今何如？學人必欲貶下孔子以自便。不知學究之事，人能爲之，此庠序所以多攘奪之風也。在今之立異説者，未嘗不知微言爲聖門正傳，四益之説因而非創，與今相合，於古有徵，特不喜千年絶學恢復之功出于一人，求其説而不得，則創爲防流弊以阻之。至于以辭害意者，如四益之説六經也，謂堯、舜、禹、湯、文、武皆爲俟後聖，惟孔子爲大一統立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爲經説，孔子小大、人天乃臻大成。閱者不察，以爲帝王皆史書已往成蹟，孔子揑造事實，其論春秋之世，禮教未行，據諸侯納子妻、娶同姓以及無行三年喪之事。大著所採六朝以下狂亂之人事，迥非其比，何足以相難？且大著所引，多采之旁人，郢書燕説，變本加厲，以遂讐仇之口。四益謂孔子翻經，擇善成美，即述即作。《左傳》之政典，無一與《周禮》同，《毛詩》之序例，皆緣《周禮》而作。此中别有考證，非如大著所云。踵其説者，以孔子事亦後人所造，則就廖氏之説誤推之，安知孔子之言事，非孟、荀、漢儒所作，孟、荀、漢儒書非劉歆所造耶？並引鄧析之事以爲説，言近游戲，非著書之體。苟不循本末，機鋒相勝，則不惟四益之言不能推上而孟、荀、董、賈，再上而孔子之六經，亦有議删議改、疑之非之者矣。學人著書立説，原欲與端人樸學商酌得失，若果有此遷謬顛倒不識體要之議論，斯人也，何足以商量六經之宗旨，斟酌百代之學術乎！又四益據《論語讖》「孔子卒，弟子子夏六十人纂孔子微言以事素王」，以《論語》皆微言，爲六經之樞鑰，制作之條例，非教人行習之書。又孔子爲古今至聖，生民未有，所云「受命」、「天生」、「從周」、「從先進」，一切非常可駭之論，惟聖人乃可以言之。至于言行之書有《容經》、《儀禮》，政治之書有《春秋》、《尚書》，不可專於《論語》中求之。昔漢高祖見始皇車乘曰：「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曰：「彼可取而代也。」天生霸王，乃可以作此語。孔子生民未有，所言「天生」、「制作」，雖顔、曾、思、孟之流，皆不敢引以自況，何況餘子乎！宋以後解《論語》者皆作學究語，今人習聞其説，與四益之説《論語》行事不合，不知此聖人自述微言，萬不許人趨步者也。亦如漢高、項羽之事，學之則爲亂臣，首領不保。昔朱子作《近思録》，首卷采周子太極性命之説，或以玄遠爲疑。朱子示學者讀《近思録》，亦云自二卷起，然必先以首卷性命之説示所依歸。學者於四益各書亦當知此意，致力大義，歸總微言，不必以他端疑四益也。粗呈所見，求證高明，儻賜誨言，不勝企盼。

《孟子》「故仲尼不有天下」，使孔子爲真王，則必不能師表萬世。蓋禹、湯、文、武、周公真王也，不惟典則爲後人所羼改，三代以上，中國初闢，狉狉榛榛，古説俱在。使爲真王，必因時立制，宜於一時，必見鄙於後世，以爲簡陋，不足垂法文明。唯非真王，以言立教，乃可就地球中原始要終、盡美盡善之政事，皆得筆之於書，中外再千萬年進步，踵事增華，皆不能盡其量。此經之所以爲經，後人乃以史學讀之，宜不知聖人神化也。

此編與世俗所論，貌同心異，猶武夫之於番與，虎賁之於中郎，識者細考，當自得之。或乃深惡此編，以爲相似，嗚呼！因苗而惡莠可，若因莠而惡苗，則傎甚。夫物必有偶，且僞必亂真，堯、舜揖讓，湯、武征誅，若不審真僞，不辨微芒，概因其似而絶之，是彼反得有所藉口，以爲堯、舜、湯、武、周公、孔子且以似見絶，真美惡不嫌同辭，貴賤不嫌同號，何是非之足論乎？

自中外通商，時務日棘，無論窮達，束手無策。近來高明之士喜談洋務，無所依歸，甚至用夷變夏。學與不學，其害相同，非得聖經賢傳以爲宗旨，雖東西學堂林立，無濟時用。不知今日外務部於四科爲言語，精純者爲《左》、《國》，詭隨則爲長短、蘇張之學，談何容易？凡中外語言、文字、故事、典章、人才、經制，當時君相智愚好惡與夫强弱衆寡，未發之機函，隱秘之言事，無不洞達，方足爲使才，不辱君命。故聖門特建一科，以儲奇才異能通使絶國之士。《論語》屢言辭命專對，宋元以後此學中絶，學人深惡醜詆，一臨外侮，所以上下交困，此學術不明，所以貽誤國家。如子貢出使，亡吴霸越，弱齊存魯，説者用墨家説，以爲孔門之羞，絶無其事。使今有子貢其人者，不費一兵，不折一矢，輕車就道，坐困强鄰，扶持中國，與帖括之士高談性命，其得失爲何如？乃群相鄙棄事功，以明心見性之學推之孔子，《論語》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有志匡時者，可以自悟矣。明末，達州李研齋《天問閣集》譏當時心學以死貽君父憂，蓋有見之言。

學顔、柳者皆從肥瘦圭角入手。夫肥瘦圭角乃近來翻帖之惡趣，顔、柳精華本在平正通達，不先學肥瘦圭角，不能入手。臨摹之士皆由偏勝以求其精華。聖學如天，無可蹤跡，諸子各有聖人之一體，皆不能無弊，其偏勝正其獨到之處。必先詳其偏勝，而後能得其獨到，博考諸家以會其歸。若先挾教而後學之見，高談平正，驟語精微，必終身無入門之日。人皆明於學字而昧於學聖，方始問途，遂防流弊，所以空疏謭陋，竟成無用之學。

東南談時務者多放言高論，甚至倡言廢經。當世主持大教者，惡其離畔，託之防弊，乃推舉宋儒。帖括之毒深矣，積習重如泰山，今方知改，尚未損其毫毛，又復標舉舊學以桎梏天下。不知墨子宗旨，首重擇務；重典輕典，因乎國势；畸武畸文，關乎世變。宗社之危，甚於累卵，即使家程、朱而人游、楊，何濟國事？亂世重功名而略行檢，自古英雄濟時變必須偉略奇士，腐儒不足以論國計、救危亡也。

談時務者誦法泰西，苦於中國無書可讀，失所依歸，浸淫倒戈，勢所必至。吾師恢張皇帝之學，標《周禮》以括政典。宗言語以示權謀，瀛海之外，早在聖人覆幬之中，新而不至叛歸摩西，舊而不至墮落禪寂。蓋全球治法，自强禦侮，與夫所以交鄰化外之道，不必外求，而經傳早已預定。於新舊之間，兼收其益，兩祛其弊，其要則在於知聖。如以帖括之學爲真聖學，則聰明材力，皆錮蔽於空疏謭陋之八比。甘旨具列，不食不知其美也。

語云：「矯枉者必過其正。」非過正則枉不能矯，寒必用薑、附，温必用硝、黄。諸子以擇務救病爲宗旨，非偏激不能自成門户，觀其會通，辛苦無異於甘平。聖人不可學，學聖者必自諸子始，不必以偏執爲嫌。蓋諸子皆宗法孔子，言不一端，即《論語》亦多救病之語，墨之「兼愛」，即伊尹之「任」，楊之「爲我」，即伯夷之「清」，皆非時中，原屬平等。若必吹求，不唯諸子，即孟子亦有所不免，談楊、墨正如扶醉人，左右皆失。惡「兼愛」之「無父」，勢必偏於「爲我」，則又「無君」。疾「爲我」之「無君」，勢必偏於「兼愛」，則又「無父」。二者相妨，無中立之地。「時中」既不能學，則將何術以自存？諸子既自標學派，豈不知擇務從事？熱因寒投，凉以濟暍。自晚近貶駁諸子，人才日以困墜，舉天下聰明材智群消耗於空疏謭陋之一途，於宗社之危亡漫不加察。故必先知諸子爲四科之一體，而後人才可興也。昔張皋文談《易》，阮文達以座師投贄爲弟子，儒林以爲美談。文達屈尊服善，誠不易得，無如皋文《易》學實爲粗淺，未探本原，即以「旁通」一門言，每卦有通有不通，又有多有少，其視四益旁通三卦，出於自然者，豈不高出百倍？貴耳賤目，人情類然，何足異哉！

西人報館以開民智爲主，此册意在於開士智。國家之强由於人才，人才之成由於學識。欲增長才識，非平心静氣，推求古書，師法聖賢，不能有得。若不立圭角，則亦不能發揚蹈厲，共相興起。有人則無論法之變否，無人則雖改法亦無效。涕泣以告，被髮往救，不必高談性命，自詡衛道之勤。

中行不多，次求狂獧。既立門户，創宗旨，皆不能無流弊。欲無流弊，惟有鄉愿，然其外貌雖無可舉刺，桎梏聰明，陷溺人心，爲害乃最毒，故孔、孟皆深惡而屏絶之，近來談義理者困於帖括，講音訓者溺於章句，二者之中皆無人才。談論家好持月旦，於各門學問皆指斥其一二弊端，以爲非法，詢其安身立命之處，則仍舊學窩臼，專己守殘，惡出其上，是視天下陷溺而無以動其心，但欲以半日静坐如泥塑人定其程式，嗚呼過矣！

讀書學古以擴充學識，然須平心定氣，以意逆志。須知讀書是師古人，非古人求教於我，經、傳待我評訂。晚近師心，以輕藐古人爲宗派，其貽害庠序，如洪水猛獸。即如三《傳》，雖不敢曰全合聖人，要古之先師依經立傳，流傳已久，必非無故。乃宋人視三《傳》如村童肆口儇薄，即如衛公輒拒父一事，《春秋》所以立綱常、決嫌疑，爲群經大義。其始一二人攻之，群相附從，習焉不察。《公羊》非喪心病狂，何至許子拒父？兩漢君相師儒非盡癡愚，似此悖逆之語，何以不行改正？詳考傳義，原以父與王父相比，父有命，王父亦有命，二者相反，不能兼顧，則不得不棄父命而從王父之命。今以俗情譬之，如一人有祖有父有子，子有過，父命撲，祖宥之，必有所妨，將從王父命乎？抑從父命乎？又如州縣奉督撫命舉行政事，忽接詔書停止，二者必有一傷，將從詔書乎？抑從督撫乎？父爲我之父，王父又爲父之父，王父命行於孫，不惟孫爲賢孫，即子亦爲孝子。如但從父命，子雖從父，反使父逆王父，是子與孫皆逆，且自陷父於不孝。傳義本極詳審，説者删去王父一層，但云許子拒父，天下既無此理，則經傳必無此説。明文具在，説者不察，聞者不疑，宋元以下魯莽滅裂似此者甚多。天下論學者反謂宋人義理精於漢師，豈不冤哉！願與天下學人共除此猖狂謭陋之習，其尚有起而相應者乎？

昔人云：「以宋學立品，以漢學讀書。」似也，未盡其義。爲之下一轉語：以中學守身，以西學讀書。昔張鷺州先生教授井研，問門人曰：「汝學聖賢乎？以我爲準，解衣、正履、牽被、抱足而卧。」蜀中某太史以八比自喜，偶作一藝，其門人爲之評曰：「使宣聖復生，將此題衍爲七百字，亦不能如此字字精到。」二事久爲士林笑柄，實天下之通病，以此求聖，宜乎予聖自雄者之多。昔香帥督學蜀中，臨去，謂學政署中渣穢如山，三年以來聊效愚翁之移，幸得淨盡。孰意大成殿之堆積，百倍於此，掃除一空，又誰之任乎？

《詩》云「玄鳥」、「帝武」，《史》、《漢》言「交龍」。記漢高語云：「大丈夫不當如是耶！」項羽云：「彼可取而代也！」陳涉輟耕而歎。孔子自託天生，王莽亦仿之曰：「漢兵其如予何！」《史》、《漢》所記諸語，亦如素王之義。記載帝王符應、言語，豈在使人學步？若以素王改制斥爲教叛，則《詩》、《書》豈教後人學帝王？《史》、《漢》豈教士庶學劉、項乎？玉人圭璧，織工衮龍，則亦可以干犯科之。聖賢經傳，垂教萬世，不料後世有此瞽論，若因莽妄引「天生」歸咎孔子，想亦莞爾自認也。

昔人有《嘲村學究賦》云：「數本《論》、《孟》，一盤土紅，見人齟齬，遇事籠東。」實則中國數百年以内老師宿儒、名宦巨公，其心目中之孔子固同一村學究也。鄉村塾師專教截搭體，其渡題云：「我夫子云云，乃道高和寡，所如不合云云，以致云云。」千手雷同。孔子既欲求官，何不自貶？既不趨時，何必周遊？其説孔子，直一乖謬無用之俗儒，與子貢所謂綏來動和、生榮死哀者，其相去何啻霄壤？木鐸之事，儀封人且知之。强出求仕，如違天何？蓋孔子出遊，非以求官，欲作六藝，必先游歷， 即「入太廟，每事問」之意。故自衛反魯，即行正樂，宰我、子貢知能知聖，《論語》記孔子始終於子貢、陳亢，記者恐後人不知孔子周遊之意，故於篇首載子貢「必聞其政」之事。孔子生知，觸目心通，故不須求與，自能知政。陳亢從游，不見與求之迹，故以爲問。必聞之故，子貢不能知，亦不能言，真所謂過化存神，不可思議也。

聖人四科，德行爲帝王，文學爲經生，至於政治，則内政事，而外言語。今政府改同西名，政務即政事，外務即言語，一内一外。凡使命、朝覲、聘問、會同、盟誓、巡狩，如《周禮》大小行人、六方官皆屬言語科。宋元以下但有政事、文學之名，言語一科無人齒及。今人動謂海邦不比戰國諸侯可以捭闔，不知今日公法，即列國之王章。蘇、張之學，今尚無其人，《國策》所載，皆嗜其學者之擬作。抵掌而談，造膝而語，其事詭秘，多不能以言傳，故《國策》如闈中程式之作。至於簡練揣摩，應變俄頃，微妙不能以言傳，其事至精至博。凡今日中外所講習各書，無一不爲縱横家所包。有大戰國，將來必有大蘇、張也。

素王改制本旨三十題 見《公羊補證》首卷，兹不録。

古文家以六藝屬之周公，唐時廟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述而不作」之誤解深入人心，驟語以六經爲孔子作，無與於周公，博雅士群以爲笑柄。然聖作賢述，孔子但傳周公之經，高如孟、荀，低則馬、鄭，以匹夫教授鄉里，雖弟子甚多，不過如河汾、湖州而已。況讀姬公之書，宜崇報功之祀。唐、宋學官主周公，以孔子先師配享，周公爲主，孔子不過比於十哲。作聖述賢，於古文説情事最合。乃宋末黜周公，專祀孔子，當時無人能知周、孔之真僞，不審因何黜周崇孔？此中當有鬼神主使，不然，何有此識力？祀典所以報功，主賓不容或誤，今既力主古文，以博士爲非，綜其名實，文廟當復主周公，以孔子配享，周公僚佐如召公、畢公輩宜列先賢，統計員數，當在七十左右。既主周公，孔子弟子皆宜退祀於鄉。明定典禮，庶使人知六藝由周公作，孔子不過如傳述家。必主周公，其在天之靈方不怨恫，孔子亦乃免攘善之嫌。正名報功，兩得其宜，若强賓壓主，攘其正位，情理何安？今周公祀典，學校無人齒及，朝廷亦僅從事名臣，與蕭、曹、绛、灌比。孔子專居文廟，用天子禮樂。郡國皆爲立廟，牲牢俎豆爲郡祀之冠。此天下至不平之事，急宜改正之典禮，内而政府，外而督撫、學政，既明主周公，服膺多年，所當奏請改正文廟主位及從祀先賢一切典禮。周公曾攝王，居黄屋，備禮樂，本不爲過，不似以至尊奉一匹夫，名位混淆。周公制作，孔子襲而冒之，鵲巢鳩居，魯道齊翔，即孔子何以自安？中國文廟爲祀典之首，何等鄭重，乃竟桃代李僵，豈不貽笑外國？如能請旨改正，則所有匾祝題號皆主周公，舊所頒行推崇孔子之榜題牌頌悉宜塗毁，换改周公，至聖徽號亦宜改題。孔子配享，神牌但題先賢孔子，祀於殿左，或於兩廡。凡鄉村家塾亦題至聖周公。神牌或於奭、适、望、毛、散生之班，羼附孟子神位，亦如諸子超升十哲之比。至於經籍，則《爾雅》爲周公專書，當升爲經。《孝經》、《論語》如禪經語録，又爲弟子所記，宜退居諸子，不當在經數。經本聖作書，必主周公，乃不致誤認主人，且不致再囿宰我、子貢阿好其師，一意推崇，言過其實。至於舊榜「賢於堯舜」、「生民未有」，求其實際，渺不可得。《尚書》、《詩》、《禮》、《春秋》有在周公後，由諸史官用周公舊法撰成者，宜詳求諸史臣名氏，列入配哲。周公以前，伏羲畫卦，文王演《易》，堯、舜各史亦有撰述，此當列入崇聖祠。而董狐、南史，凡有名史官皆在儒先，例從祀兩廡。又七十子之祀既罷，漢初凡祖孔子，諸儒失所宗主，皆亦罷黜。傳則《公》、《穀》皆罷，專用《左氏》史法。《詩》則幸三家早亡，毛獨一尊。《尚書》以杜、鄭爲首師。並請專設一局，專辦改祀周公一切章程事實。祀典正則學校正，學校正則人心正。如能力主此事，改正祀典，方足以駁素王之説。

附《家學求原》提要

昔鄭同撰《鄭志》，以明家學立義本源，師慎此書私淑其意。考四益經説，初用東漢今、古分門，繼治西漢博士，終以皇帝大統，先秦莊、鄒爲歸。考古文學以經爲殘，六藝歸本周公諸義，從東漢以至乾、嘉，更無異同，道、咸以來、陳、李諸家始標異幟。四益學派蓋亦風會所趨，窮而返本，非好奇僻以自矜炫。惟博士舊法蒙蝕已久，四益鉤沈繼絶，具有苦心，學者自習所聞，先入爲主，莫不詫異，即二伯、方伯一條，各經傳記明文具在，或亦斥爲一家私説。師慎以趨庭所聞，略仿《鄭志》，撰爲此篇。首標四益説經新義，次乃臚列經、傳、子、史、緯候、博士舊説以明之。其自序云「求之今無一不新，於古無一不舊」者，非虚語也。竊考四益各經義例，刻意求深，推廣補綴，誠不無斧鑿痕。然顧炎武、閻若璩於群疑衆謗之中，卓然自立，事久論定，靡然相從。江、錢、孫、王，當時各得盛譽，後賢踵事，遂成芻狗。昌黎論文不顧非笑，非才力横絶，固不能超越古今，使壁壘一新也。湘潭王仲章欲撰一書，自明家學新解，未克卒業。是編乃能與《鄭志》後先比美，與《樹坊》編相輔而行，釋疑解紛，於家學不無小補云。

《諸子凡例》提要 康《改制考》多引子書，故録三種子學以明宗旨。

《縣志》：「平頃撰群經解説，先刊《凡例》。」故於諸子亦有。此作大抵所列皆先秦諸子，入漢以後所收不過四五家。其大旨以子學皆出於四科，道家出於德行，儒家出於文學，縱横出於言語，名、墨、法、農皆沿於政事，爲司馬、司空之流派。其推本於孔子以前之黄帝、老、管、鬻者皆出依託。子爲六藝支流，源皆本於六經，孔子以前無此宗派。又以子書皆出於爲其學者之所輯録，非諸子所手訂。其中又多六經之傳記，如《管》、《荀》中之《弟子職》、《地員》、《禮三本》之類，皆爲古書。漢時求書後藏之秘府，斷簡殘篇，多失其舊。後來校書者以類相附，凡古籍無名氏可考概附焉。又子書以《孟子》爲正，無一章不有孟子明文，《管》、《荀》、《墨》、《韓》凡無諸子明文者皆爲古籍經説，非其自撰。又諸子以道、儒爲大小二統之正宗，其餘名、墨、法術語多過激，如硝、黄、薑、桂，皆爲救病之藥。矯枉者必過其正，蓋多爲海外言之，如泰西法寬，至以謀反爲公罪，非以申、韓救之，不能中其病。合海内、海外爲九州，九流分治，又如八音、八風各司一方一門，又如水、火、金、木各司其用。藥非毒不能去病，諸子無偏激無以成家，言各有當，取其適用而已。其餘但有凡例，亦如《群經凡例》，於各書有成未成之分也。

《諸子出四科論》提要

《縣志》：班《志》言九流宗旨，多引司官職掌以立説，而不詳其時代，則子家半從依託，在孔子前矣。不知九流爲六藝支流，孔子以前無此宗旨，所有《鬻熊》、《管》、《晏》悉出依託。考《莊》、《列》盛推顔、閔，又多用經説，其出於德行可知；陰陽五行，《易》之宗派，亦附德行。文學流爲儒術， 小説附焉。言語號曰縱横。唯政事一門，其流最雜，分爲四家：名、法、農、墨皆其節目。雜家最具，儼如大化。故專著是書，發明子由經出，以正班氏之失焉。《諸子宗旨》二卷，《縣志》未收書目。

《孟》、《荀》皆儒家，爲治中國之學。以宋學言之，《荀子》言「性惡」，使人不驕敖，必須禮樂以自修，如禪宗之漸學，頗似程、朱。《孟子》專言心學，推廣良知，堯舜可爲，如禪宗之頓悟，頗似陸、王。又國初王漁洋太丘道廣，不惜齒牙餘論，獎藉後進，凡投贄詩文者皆得盛譽。施愚山崖岸甚峻，不輕許可，後生新作，多遭勒抹。王善於誘掖，使人不自暴棄；施則師道尊嚴，學者降心斂氣以求上進。各擅一偏，不相假借。喜寬惡嚴，人之常情，後賢尊孟抑荀，亦如漁洋善諛，人亦報之以譽，愚山劉四罵人，後生亦多刻論。實則學者成就，寬不如嚴，荀不下孟，嚴鐵橋之説詳矣。宋以下獨傳心學，積成一空陋無用之世界。若論寬猛相濟之義，孟子外宜以荀立學，既可辟陳，且可化虚爲實，不自滿假，不唯與臨深履薄相協，且典章制度，漸學終勝於頓悟。至於貴民輕君，本儒家常義，非孟有而荀無。或乃因偶合西人，指孟爲大同，荀爲孽派。大同本屬道德，若因偶合泰西，便爲嫡派，則於子學未得本原。貴民輕君，《左》、《國》實多其説，亦將指爲大同耶？

《四益館經學叢書》自序

癸未以來，用東漢師法，劈分今、古二宗，丙戌有《今古學考》之刻。原意約同志講求，非敢以爲定説也。戊子以後，始悟古學 注 起於劉氏講書，所言淵源多爲附會，乃作《古學考》、《周禮删劉》二篇，以《左傳》歸還今學，此一變也。丙申以後，《周禮》所删諸條陸續通解，删去劉氏羼補删改之説，至於此而群經傳記統歸一律，無所異同。以師説論，彼此固有參差；以經傳論，不須再立今、古名目，此又一變也。積年甘苦，寸心自知，博採通人，折中一是。本當將舊刊諸書，或削或改，以歸專一。唯是事體博大，不能以一人私見盡改昔賢舊説，見知見仁，各隨所得，二三師友每有以舊説爲是，今説爲非者，故並存之。各書不無淺深、異同之分，但考其年歲，即可得其宗旨。並將化同今、古之説刊入《經話》丙、丁各集，以後但考其年歲，即可得其宗旨。倘海内達者不吝教誨，數年以後，再行將各書改歸一律，不可存者削之。又「凡例」一門，各經粗備，同志初步，可資鑽研，高堅進境，唯在自得。鄙人自今以後，不再鑿險縋深，鉤心鬭角，唯涵養義理，期於自得，否則終身農圃，不占果腹之樂可乎？丁酉仲冬自叙。

《古今學考》二卷

《縣志》：四益初作《今古學考》。今、古者，今文、古文也。二十年後講大統，乃作《古今學考》。所謂古今者，中國海外、上考下俟也。先秦以前，經説兼言海外，如《大戴禮》、鄒衍、群緯，博士如伏、韓間有異聞，東漢以後，乃專詳海内，據《禹貢》以解《詩》、《易》，鑿枘不入。迄今海禁宏開，共球畢顯，使聲名限於四海，則「血氣」、「尊親」，皆成虚語。海徼自外帡幪，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論語》「百世可知」，《孟子》曰「百世之後，莫之能違」。孔子至今近百世矣，海外異教不能統屬，是必專宗孔子，用帝道兼海外，乃可莫違。或以孔子前知爲嫌，然《尚書緯》「地有四遊」，鄒衍「海外九州」，《逸禮》之「五方」，極與今西説符合。中西未通二千年前，中國早有異聞，諸賢能知，又何疑於孔子？按聖學以繼、開爲二派，繼爲述古皇、帝、王、伯，開爲垂法全球。《今古學考》外再撰此篇，上卷法古，下卷證今。搜採舊説，不厭詳盡，亦可謂苦心分明矣。

按《王制》、《周禮》封建畿數不同之故，自漢至今，説者無慮千餘家，迄無定説，四益丁酉冬於成都作二説，折定一尊，較諸家最爲精實。自戊戌講大統，數年後乃能通徹無遺議，舊説已改，無容置議。今備録原文於此，以見不得真實義，雖四益無可如何。經傳本有真實義，所當詳細推考，皆有一定不移之實義，非可望文生訓、調停附會而説之者也。

《五等封國説》 四益丁酉作於成都。當時於《删劉》中除去二條，今按其文云。

經傳有彼此參差隱見，非合觀不見全例者，如《王制》畿内封國與《孟子》所言不同。因其不同，乃見全制是也。博士説言封國至百里而止，千乘之國爲經傳明文，先師不得其解。包氏乃創爲百里出千乘之説。百里出千乘，則天子當爲十萬乘，非千乘矣。此今文家之誤説也。考《漢書·刑法志》，百里出百乘，方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方千里出萬乘，制度最爲明備。《漢書》言齊封四百里，《明堂位》言魯封「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舉成數言爲方四百里。《明堂位》之「七」，當讀爲「四」，音之誤也。是今文家本有千乘四百里之明文，特於上公及伯、子、男無可考見。《王制》雖有閒田之文，其説不備，而其文特見於《周禮》大司徒之職，「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案：指一易之田言，所謂上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再易之地，以三合一，爲中田。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三易之地，以四合一，爲下田。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食者半，三一、四一，分上、中、下三等，互文見例，非必尊者得上田，卑者得下田也。《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 此四十二字，爲《逸周書》所無。亦如「九州」、「九畿」爲今、古聚訟之端。實而考之，「今」、「古」兩家舊説皆誤，必相合乃爲全制。蓋《孟子》、《王制》所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諸侯之本封，九命以下五等之國也；《周禮》乃五長之慶地，九錫以下五等之國也。以今制言之，《周禮》之公一品，侯二品，伯三品，子四品，男五品。《孟子》、《王制》之公同爲五品，固皆百里。侯爲六品，伯爲七品，子爲八品，男爲九品。上、下二等同以公、侯、伯、子、男爲稱，爵位懸殊，故封地大小不一。今、古二家各執一偏，各主一説，故不能相通也。考《孟子》、《王制》諸侯言公，取閒田以禄之。《周禮》典命「上公九命爲伯」、「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司徒》 注 又云：「九命作伯」、「八命作牧」、「七命賜國」，則二等爲一等言之。以此迭推，地隨爵進，就本封言，則爲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就閒田慶地言，則方五百里、方四百里、方三百里、方二百里、方一百里。今文家即有慶地方四百里明文，上下等差亦嫌不備，所當急取《周禮》以補五長食閒田之等差。《周禮》又當取《王制》、《孟子》以明諸侯本封。離之兩傷，合之雙美。先師各執一偏，信《周禮》者不言本封，信《孟子》、《王制》者不言慶地，皆非也。或曰《孟子》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以十分取一而言，則天子之公祇得千乘，適爲三百一十六里，何得云方五百里？諸侯之卿爲百乘，則伯、子、男以下亦不能有方三百里、二百里之多。曰經傳里數皆略舉大綱，千乘之四百已非實數，何論其他。《周禮》言其等差以五、四、三、二立名，亦不得不然之勢。考《周禮》、《王制》田皆有上、中、下三等之分，《周禮》之封疆雖如此，然以田計之，則不過得其半、三之一、四之一。就其所食者言之，不僅去其半。今據諸經傳説，以千乘爲至大之國，内之上公，外之二伯同食此閒田所入。不然，則又至親如魯、衛、齊乃得當之。侯伯與卿三分去二，以七百乘算，從七百乘分算三分去一，大夫與伯、子、男又得二百餘乘，元士與小國三分取一，祇得百餘乘。至於本封百里之國，以百乘爲至多之數矣。蓋慶地皆在閒田，畿内之上公本封亦不過是矣。以今言之，如京官養廉本薄，至於别有差使，則養廉經费從優。差畢之後，仍食本俸，别爲表以明。

三服五服九服九畿考

《周禮》有「九畿」、「九服」之文，鄭君據以立説，與博士歧而爲二。案：《康誥》言侯、甸、男、邦、采、衛，全書共五六條，皆與《周禮》同，甸在外，侯在内。《左傳》言：「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 注 與《王制》同。《周語》祭公諫穆王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則用《禹貢》説。從三服加爲五服，乃合一州，言非全天下也，蓋王所統不過皇之一州。《周禮》有九服萬里之説，而九畿更爲萬八千里。考《禹貢》敘甸服五百里之外曰：「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此句爲衍文。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合綱目觀之，共爲四綱八目。《周禮·大司馬》言九畿之制：「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 「侯」當爲「甸」。五百里自王城計之。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甸」當「侯」，文誤倒。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與《職方氏》文同，但以「服」爲「畿」。合數之，共方萬里，以較《禹貢》小目多同。《尚書·皋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自來經師皆言王者三千里，或據《禹貢》爲五千里。故《禹貢》外四服雖有四綱八目，侯、綏、要、荒四服言服者爲綱，其下不言服之二百里、三百里爲互見九服之文，故數四，言服之五百里不再數，不言服之二百里、三百里，合王畿爲五千里，此一定之説也。《周禮》九畿之文，實考之，實與《禹貢》小目相合。《周禮》爲三皇五帝之書，大同異於小康，乃有九服萬里之説。今以讀《禹貢》之法讀《周禮》，不但里數相同，其名目亦無不與之巧合，《周禮》之總綱「侯畿」即《禹貢》之「侯服」，《周禮》 注 小界之「男畿」即《禹貢》之「男邦」，《周禮》總綱之「采畿」即《禹貢》之「綏服」，《周禮》小界之「衛畿」即《禹貢》之「奮武衛」，《周禮》總綱之「蠻畿」即《禹貢》之「要服」， 《大行人》「蠻」亦作「要」。《周禮》小界之「夷畿」即《禹貢》之「夷」，《周禮》總綱之「鎮畿」即《禹貢》之「荒服」，《周禮》小界之「藩畿」即《禹貢》之「蠻」。讀《周禮》之法，當總綱與總綱合數，小界與小界合數，如此則《周禮》總綱之侯、采、蠻、鎮與《禹貢》之侯、綏、要、荒同爲五千里，《周禮》小界之男、衛、夷、藩與《禹貢》之男、衛、夷、蠻亦同爲四千里。因其名目小有參差詳略，舊説歧而二之，非也。然後知萬里之説，《周禮》與《尚書》同，《周禮》乃《尚書》之傳。小帝五千里一州，爲《禹貢》五服，大帝九千里一州，爲鄒衍所本，其目則見於《禹貢》小目也。或曰以《禹貢》子目計之，則爲四千一百里，以《周禮》子目計之，則爲四千五百里，何也？曰此有誤文，以《禹貢》綏、要、荒三服言之，皆三百里在内，二百里在外。五百里從中畫界，内三外二者，算法開方，外多於内故也。則侯服之百里釆，二百里男邦，當爲三百里。采，《王制》：「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即此采也。五字當爲衍文，以三字不當在外。又經傳以諸侯名服畿之證，男與衛對文，知男在外也。至於「男」、「甸」二字，隸書有書「男」作「甸」之體，如《左傳》「曹伯甸」當爲「曹伯男」，故或疑《康誥》「侯、甸、男、邦、采、衛」甸爲本字，男爲先師注識，言當甸爲男也。後人誤入經文，遂使「甸」字與畿内同名。《周禮》先師誤據《康誥》顛倒「侯」、「甸」二字，遂至相歧。以《康誥》合男、甸爲一，《周禮》甸、侯易正，則畿外正爲四千里，與《禹貢》無絲毫之出入也。不知九服當以《周禮》正名爲據，不可因《禹貢》改之，《大司馬》與《職方》故可以《禹貢》之文讀之，然《大行人》「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 注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按三十年爲一世。明以服數見等次，安得合二服爲一？或又曰今合男、甸、侯服爲一，而《大行人》明云：「甸服二歲一見」、「侯服三歲一見」，禮制既有等次，安得更合爲一？曰：《大行人》歲見之文與《周語》相似。《周語》從甸起數，當爲邦畿千里謂之甸服，歲一見，其外方五百里，二歲一見。蓋「甸服」句原在上，誤讀九服易之耳。《周語》先王之制：甸服者祭， 《大行人》亦當從此起數。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大行人》之文雖與《周語》不能盡合，然由甸以推要、荒，其次序等差可考也。或又云《禹貢》言五服，《周禮》言九服、九畿。自來説《周禮》者九與五字别，故别自爲一説。今、古合一，何以解於九、五不同之故？曰：《禹貢》於一服之中畫爲二界，大綱爲四，小界爲八。《尚書》之言五服猶總綱四服，合甸數之，爲小帝五千里一州。《周禮》之言九服者合小界八服，共甸數之，爲大帝，自不害其不同也。蓋畿、服之分，大言之則畿爲方千里，小言之則服爲五百里，一定不移者。此條爲經學大疑，今爲總論其綱如此，並爲表於後以明之，所有小節出入，無關大義，别自有説。

古之射御今變爲礮駕，既停武科，則當兼資文武。駕船翔海，既難取材，學習槍礮，俗儒猶且咤怪，故擬編《射御通禮考》一書。經傳射御即習武，祭祀、朝覲、賓客、燕享皆須命射，人人以不習不中爲恥。封國與祭，非中不能游戲，如投壺是亦兵法。故驟語西法則人以爲疑，故備引經傳射御之文，而以礮駕名物摹仿之，如《禮經》《饗射》、《大射記》、《投壺》三篇，以槍礮子藥各器各禮節翻譯之，使其可行。士大夫賓客燕會鄉飲賓興禮典與祭皆仿射禮舉行 礮。礮之事譯爲「彈禮」、「弋禮」。洋海放船不易操習，先於各都會修湖池，行館會議皆在湖中，使彼此習於舟行。廣勸有力家多置船隻，陸地所行典禮可移改水濱者，皆改在舟中，使人習水，又水嬉江操泅人招募練成隊伍。《論語》學射學御，聖人以此自名，非大革創「弋禮」、「駕禮」，不能大開風氣，造就人才。今日爲此書，亦如叔孫之草朝儀，通其變，使民不倦，人盡知兵，國乃强盛。董子《爵國篇》方里之内有二十四人爲軍，方千里已二萬四千，方萬里 注 則二十四萬。以此推之，而兵不可勝用矣。

《列》、《莊》推尊孔子，以爲神聖，其書爲《詩》、《易》師説，學者類能言之。顧道家之言不盡莊論，設辭譏訕，遂爲世所詬病。推尋其旨，蓋一爲抉微，一爲防弊。近代古文家説孔子直如鈔胥，如書厨，墨守誦法，去聖人何啻千里？故《列》、《莊》著書不唯駁王伯，並且斥古之三皇、五帝、伏羲、神農，且謂不同禮、不襲樂，皇且不學皇，帝且不學帝，王且不學王，伯且不學伯。皇帝皆因時立制，不可承襲，是古之真皇帝無一可學者矣。又云古之真人利澤萬世，垂法天下。蓋「元聖」、「素王」、「神人」、「至人」、「真人」皆謂六藝中之孔子。古之皇帝不可法，則所述稱皆後之皇帝，孔子所垂法，澤及萬世也。《列》、《莊》書舊説以爲孔異端，故力攻孔子。信如是，何以推崇處不亞孟、荀？讀《史記》以莊子著書以攻仲尼之徒，乃知道家果爲聖門嫡派，故推崇孔子以爲天人，曰「元聖素王」，曰「明聖神王」。見地既高，攀附愈絶，爲至聖存真去僞，凡秦漢以後儒行流弊，與師説廢墜之故，如燭照，如指數。故寄寓古人，非敢斥孔，特爲僞學法，如公孫弘之曲學阿世，古文家以孔子爲述，故有芻狗、糟粕、陳迹等説。須知凡其所指，皆非實指孔子，如不能逃其指斥，則亦不足以爲孔子。舉後人附會誤解，倡言訶絶諸依託，以見聖道之尊嚴，聖門有《列》、《莊》而後道尊。或曰：何以見非攻？曰：柳跖與孔子不同時，童稚所知者也，編中極稱盜跖之辭，非所謂寓言乎？且以見後來僞學，其人品雖盜賊且羞與爲伍，故爲聖門防弊，唯《列》、《莊》最嚴，竟以負託全責諸孔子，甚至「詩書發冢」、「盜亦有道」，亦藉事發揮。此書之作，其亦《列》、《莊》遺意與！是在讀者之善悟耳。

康作《僞經考》，古文之僞在説不在經。當日立此名，非不知其非，實以爲非駭俗驚世不足以立名，又依託四益以爲藏身之固，竊人之説以要世名，亦熱中躁進之一端。或云改爲《舊學真經考》，則人不攻。朝四暮三，比非其倫。渠意謗之所至，名亦隨之，方以受謗爲得計，是非得失所不暇計。歸重孔子之學，得其書而後天下震動，群焉歸心至聖。漸悟古文之非嬴秦閏紫，只足爲驅除。其説粗豪狂恣，然盜見主人，自爾帖伏。其説流弊雖大，得此册以駁正之，羲輪一出，霧障自銷，以視《翼教叢編》，不可同年而語。主持名教者，不可不深思熟計之。

樂山帥秉鈞 鎮華 《答亞東折箌室主人書》云：「當作《闢劉篇》時，以十二證删駁《周禮》與今學違反諸條，南皮張尚書、富順宋檢討累以爲言，而四益持之益堅，幾至以干戈從事。辛卯以後從事《詩》、《易》，已多新解。戊戌因用小球大球以説《周禮》，乃知《大行人》九服以内之九州即大九州。九九得方千里者八十一，即鄒衍海外九州之所祖。《外史》 注 『三皇五帝之書』而不及王伯，《職方》 注 由四夷以及四海。鄭注以地中爲萬五千里，地三萬里，四游浮沉。祀地有二：一崑崙，地中之神；一中國，赤縣神州之神。由是據《大行人》、《職方》兩九州之神爲帝小皇大。一書中兼二統，所謂小司馬以「小」名官者，即《商頌》之小共、小球，主五帝分方之小九州。所謂大司馬以「大」名官，即《商頌》之大共、大球，主《大司徒》、《大行人》之千里一服大九州，與《詩》、《易》禮制相同。鄒衍方三千里之大九州，乃五帝分司五極之事，大於《王制》八倍，而小於皇者五倍者也。於是乃知今、古之分，一爲王伯，一爲皇帝，一爲禹方千里之九州，一爲方二千里、方三千里、方四千里、方五千里、方六千里之大九州。凡《周禮》與《王制》不合者，皆爲海外大九州大統之制。求之經而《詩》、《易》合，而《戴記》、《左》、《國》合，求之子而《莊》、《列》是其專家。由是而全書悉皆化朽腐爲神奇，求之博士説，而所謂五極、五神、四海、皇帝諸説，未嘗不足以相證。由是削去今、古名目，以帝、王分之。以今、古不並立，分屬帝、王，則不相妨而相濟，於是刊《地球新義》，並編《四益館自著百種書目解題》。蓋自此中、外之分，帝、王之别，所有群經傳記各得依歸，再無矛盾，永絶鬭争。三十年之功成於一旦，此豈非所謂大變者乎？大著爲之説曰：『欲廖氏之大變，虚存此説，不能定其必能變。』變亦不能必如此之大而美也。蜀中同學於去冬刊成《百種書目》，乃大著登報亦在此時，萬里之遠，不約而同。此事至大，非精誠之相通，則鬼神之先後，嗚呼盛矣！足下所疑諸條，四方賢達亦嘗馳告，前後大旨相同。説經之書，原欲與端人正士誦法聖人，推求至道。至於僉壬巧佞、因緣爲奸，防不勝防，蓋其生性險惡，有以肆其毒，不發於此，則發於彼，堯、舜、湯、武、周公、孔子已所不免，何況今人？至於微言大義，但當以意逆志，求其至當。如必苛刻推求，且以邪惡衍説，則雖聖經賢傳，夫誰能免？《孟子》曰『如以辭而已矣』，是『周無餘民』。誤解《詩》意且不可，何况以奸邪讒諂之德行之。即如素王改制二字，董、何言之甚詳，若謂以孔子爲素王，藉改制以亂法，在董、何當亦所不計。至於著述小有語病，是在讀者之善説經解，設辭附會，皆不足爲古人咎。四益用心之精深博大，非淺學所能窺，故海内唯香帥、曲園乃深相引重。乃通合三《傳》，則曲園以爲疑；發明皇帝，香帥意有未饜者。則以吾師飛行絶迹，又加以堅苦卓絶，當其説未圓徹時，雖及門叩請，師必不從；一旦貫通，則風發泉湧，精思妙解，迥出塵埃，每數日間而每况愈上，諸多非初心所及料。士别三日，刮目相待，師與香帥相别十年之久，間有所呈，略而未詳，非盡閱其書，面析疑難，何能周悉？未明其説，數日之前，吾師亦且自疑，又何疑於香帥？香帥寄語，欲師用退筆，足下則云『望其大變』。凡師所折定，雖淺近如《今古學考》中各條，海内名宿雖各有所疑，然終無以相易。唯師則大刀闊斧，彈指改觀，解鈴繫鈴，足下知之最深，固非外人所能言。在吾子亦借是以發其難，固明知無所加損於吾師，而急欲其自辨。海内學人讀吾師書者日以千百計，諸多囿於《今古學考》，欲求觀書多、相知深，則唯足下，此吾輩所以不能已於言。去年，《井研藝文志》彙收師論述百四五十種，分屬子姓及門，爲廖學之小成，合觀其全，乃知高厚迥出言思擬議之外，古之鄒衍、江公非其敵也，何論餘子。其書有抽印本，吾子試求而讀之，益知吾言之不足以盡之也。近來續有新作，在《縣志》外，擬别編《縣志》未收書目提要。又《縣志》本以篇幅過重，多從删節。將來擬合新目全文，重編《廖氏書目提要》。一日千里，夐乎莫及，吾固不識其止境之所在也。天下談廖學，虚爲推崇，不足爲榮，痛加詆訕，不足爲辱。所難者同志之士集首一堂，妙緒徐行，無舊非新，想亦足下所切願，何日得償此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