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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燕语
石林燕语
叶梦得（1077年—1148年8月17日）南宋文学家，字少蕴，号石林居士，苏州吴县人，居住湖州乌程。嗜学早成。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调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为议礼武选编修官。以蔡京荐，神宗召对，颇受赏识，特迁祠部郎官。大观初除起居郎。二年(1108)，累迁翰林学士。三年，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汝州，寻落职提举洞霄宫。政和五年(1115)，起知蔡州，复龙图阁直学士，移帅颍昌府。因发常平粟赈民等事，得罪贪官污吏杨戬、李彦，遂遭废黜。高宗即位，迁翰林学士兼侍读，又迁尚书左丞。绍兴间，曾两任建康知府，积极致力于抗金防务及筹措军饷，使诸路官兵能悉力以战。诏加观文殿学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因与监司异议，上书请老，迁临安洞霄宫，寻拜崇信军节度使致仕。晚年退居湖州乌程弁山，读书吟咏消遣以终。绍兴十八年卒于湖州,赠检校少保。
叶梦得历仕哲、徽、钦、高宗四朝,是一位在两宋之交的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等方面有较高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他一生著述丰富,据有关文献记载,其面世著作多达三十余种,现留存十六种。这些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受到宋人和后人的推崇。梦得学问博洽，熟悉前代故实。文学创作以词较有名，间有感怀时事之作，风格婉丽雄杰，明显受苏轼豪放词风影响。又能诗。论诗提倡抒写胸臆，吟咏性情，反对“组织雕镂”、一味追求语言工巧。而其论诗宗旨，则与严羽相仿佛，部分论点或当为严羽相应论点之所出。著有《石林燕语》等。
原序
宣和五年，余既卜别馆于卞山之石林谷，稍远城市，不复更交世事，故人亲戚时时相过周旋。嵁岩之下，无与为娱，纵谈所及，多故实旧闻，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传于长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践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与夫滑稽谐谑之辞，时以抵掌一笑。穷谷无事，偶遇笔札，随辄书之。建炎二年，避乱缙云归。兵火荡析之余，井闾湮废，前日之客死亡转徙略相半，而余亦老矣。洊罹变故，志意销隳，平日所见闻，日以废忘，因令栋更裒集为十卷，以《石林燕语》名之。其言先后本无伦次，不复更整齐。孔子语虞仲、夷逸曰：“隐居放言”；而公明贾论公叔文子曰：“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子曰：“然。”夫言不言，吾何敢议？抑谓初无意于言而言，则虽未免有言，以余为未尝言可也。八月望日，石林山人序。
卷一
太祖皇帝微时，尝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桮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为圣筊。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圣筊。天命岂不素定矣哉！晏元献为留守，题庙中诗，所谓“庚庚大横兆，謦欬如有闻。”盖记是也。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伪诸国，皆无甚难之意。将伐蜀，命建第五百间于右掖门之前，下临汴水，曰：“吾闻孟昶族属多，无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赐之。召李煜入朝，复命作礼贤宅于州南，略与昶等。尝亲幸视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园池，导惠民河水注之。会煜称疾，钱俶先请觐，即以赐俶。二居壮丽，制度略侔宫室。是时，诸国皆如在掌握间矣。昶居后为尚书都省，俶居至钱思公惟演，亦归有司，以为冀公宫锡庆院，今太学其故地也。
《考异》：礼贤宅在京城南，钱俶入觐太祖，以此馆之。至太宗初，俶纳土始赐焉，非俶先请觐即赐也。钱思公与诸弟乞归之有司，非思公独请也。
汉凡王宫，皆曰“禁中”；后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为“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称“诏”，武后名照，遂改“诏”为“制”。肃、代后，集贤院有待制之名，即汉东方朔之徒所谓“待诏金马门”者也。京师大内，梁氏建国，止以为建昌宫，本唐宣武节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后唐庄宗迁洛，复废以为宣武军（案：此句旧本脱“武”字，今据《五代会要》增正）。晋天福中，因高祖临幸，更号大宁宫，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罗城，盖周世宗始为之。
《考异》：汉制度云：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四曰戒敕（见蔡邕《独断》）。此云天子之命通称“诏书”，非也。唐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则待制名非始于肃、代以后也。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术数之士皆处之，谓之“待诏”。即待诏之名，初不改也。
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乃诏图洛阳宫殿，展皇城东北隅，以铁骑都尉李怀义与中贵人董役按图营建。初命怀义等，凡诸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石掖与昇龙、银台等诸门皆然，惟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尔。宫成，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谕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群臣皆再拜。后虽尝经火屡修，率不敢易其故处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为开宝皇后，移居东宫，而不建名。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庆。后中书门下请为皇太后建宫立名，于是，诏筑宫曰万安。明肃太后既临朝，不筑宫，止名所居殿曰会庆。明肃上仙，遗诏进太妃杨氏为皇太后，乃名所居为保庆，号保庆太后。讫治平，慈圣宫曰慈寿，元宣仁宫曰崇庆，建中钦圣宫曰慈德，皆遵用万安故事也。崇宁初，元符太后宫称崇恩，盖进太后故礼，加于开宝云（案：“崇宁初”以下，原本误另作一条，据文义当合为一，今改正）。
崇政殿即旧讲武殿，惟国忌前一日，及军头司引见，呈试武艺人。吏部引改官人，即常朝退，少顷，以衫帽再坐。忌前则服淡黄衫皂带，自延和殿出，降阶由庭中步至，不乘辇；遇雨，然后行西廊。皆祖宗之旧也。从官独二史得入侍。旧制不甚大。崇宁初，始徙向后数十步。因增旧制，发旧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五色如截肪，两旁碾波涛戏龙，文如屈发，制作极工妙。余为左史时，每见之。盖古殿其下必有宝器为之镇。今乘舆行幸，最近驾前所持玉斧是也。
东华门直北有东向门，西与内东门相直，俗谓之謻门，而无牓。张平子《东京赋》所谓“謻门曲榭”者也。薛综注：“謻曲屈斜行，依城池为道。”《集韵》：“謻字或作謻”，以为宫室相连之称。今循东华门墙而北转，东面为北门，亦可谓斜行依墙矣。凡宫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启圣禅院，太宗降诞之地，太平兴国中既建为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诞于西京山子营，久失其处。真宗朝，尝遣人访之。或以骁胜营旁马厩隙地有二冈隐起为是。复即其地建应天禅院，以奉太祖。天圣中，明肃欲置真宗神御其间，而难于遗太宗，因以殿后斋宫并置二殿，曰三圣殿。庆历中，始名太祖殿曰兴先，太宗曰帝华，真宗曰昭考。
《考异》：昭考当作昭孝。
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谓之四园。琼林苑，乾德中置。太平兴国中，复凿金明池于苑北，导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因为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园，因以皇城宜春旧苑为富国仓，遂迁于此。玉津园，则五代之旧也。今惟琼林、金明最盛。岁以二月开，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至上巳，车驾临幸毕，即闭。岁赐二府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其间。金明，水战不复习，而诸军犹为鬼神戏，谓之“旱教”。玉津，半以种麦，每仲夏，驾幸观刈麦；自仁宗后，亦不复讲矣，惟契丹赐射为故事。宜春，俗但称庶人园，以秦王故也，荒废殆不复治。祖宗不崇园池之观，前代未有也。
太祖尝问赵中令：“礼何以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询遍礼官，皆无知者。王贻孙，祁公溥之子也，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也。则天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大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为证。赵大赏。天圣初，明肃太后垂帘，欲被衮冕，亲祠南郊，大臣争莫能得。薛简肃公问：“即服衮冕，陛下当为男子拜乎？妇人拜乎？”议遂格。礼九拜，虽男子亦不跪，贻孙之言盖陋矣。简肃亦适幸其言偶中，使当时有以贻孙所陈密启者，则亦无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简肃之抗论也。
母后加谥自东汉始。本朝后谥，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献明肃尝临朝，特加四字。至元丰中，庆寿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为谥议请于朝，诏以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犹惧未尽，始仍故事，遂谥慈圣光献。自是宣仁圣烈与钦圣宪肃，皆四字云。
《考异》：始仍故事，当作姑仍故事。诏云：今以四字为谥，大惧未足形容万一，姑循故事而已，宜以四字定谥。
熙宁末年旱，诏议改元。执政初拟大成，神宗曰：“不可！成字于文，一人负戈。”继又拟丰亨，复曰：“不可！亨字为子不成，惟丰字可用。”改元丰。
范鲁公质、王祁公溥皆周朝旧相。太祖受禅时，质年四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二年。质罢八年薨，溥二十年薨。雍容禅代之际，疑问不生，虽二人各有贤德，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质性本卞急，好面折人过，然以廉介自居，未尝营生事，四方馈献皆不纳。太宗尝论前宰相，以质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为称。溥宽厚，喜荐导后进。罢相时，其父尚无恙，犹常执子弟之礼不废。贻永尚太宗女，乃其子也。
张伯玉皇佑间为侍御史，时陈恭公当国。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时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黄门谕旨劳之，曰：“闻卿贫，无虑，朕当为卿治装。”翌日，中旨三司赐钱五万，恭公犹执以为无例。上曰：“吾业已许之矣。”卒赐之。祖宗爱惜财用如此，又见所以奖励言官之意也。
明肃太后上徽号初，欲御天安殿，即今大庆殿也。王沂公争之，乃改御文德殿。元佑初，宣仁太后受册，有司援文德故事为请，宣仁不许，令学士院降诏。苏子瞻当制，颇斥天圣之制，犹以御文德为非是。既进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别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闻者无不畏服。是岁，册礼止御崇政殿。
《考异》：按子瞻草诏云：矧予凉薄，常慕谦虚，岂敢躬御治朝。自同先后处之无过之地，乃是爱君之深。内批常慕字以下二十六字，旨意稍涉今是，不免有昔非之议，可叙述太皇太后硕德，实不及章献，不敢必依章献御文德殿故事，宜三省改此意进入。
韩魏公为英宗山陵使。是时，两宫常为近侍奸人所间。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帘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发，忽自起赴烛焚之。使者惊恳曰：“有事当别论奏，安可辄焚御笔？”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归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顷，外传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问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发，焚之矣。”二使归报，慈圣太后叹息曰：“韩琦终见事远，有断。”
《考异》：英宗当作仁宗。
大辽国信书式，前称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入辞，次具使副全衔，称今差某官充某事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其辞率不过八句。回书其前式同，后具所来使衔，称今某官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宜，谨白，不具副使衔，辞亦不过八句。元间，宣仁太后临朝，别遣太后使副以皇帝书达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尔。贺书亦如之。
元佑垂帘，吕司空晦叔当国。元日，欲率群臣以天圣故事，请太后同御殿，行庆会称贺之礼。宣仁谦避不从，止令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内东门拜表而已。苏子容当制，作手诏云：”顾惟菲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当几合于前规。”是岁，进《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寿春朝近外廷，诏恩不许会公卿。即时二吏书谦德，只使群官进姓名。”
国朝典礼，初循用唐《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宝中，始命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缉遗逸，通以今事，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又《义纂》一百卷，以发明其旨，且依《开元礼》，设科取士。嘉佑初，欧阳文忠公知太常礼院，复请续编，以姚辟、苏洵掌其事，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者病其太简。元丰中，苏子容复议，以《开宝通礼》及近岁详定礼文，分有司、仪注、沿革为三门，为《元丰新礼》，不及行。至大观中始修之，郑达夫主其事。然时无知礼旧人，书成颇多抵牾，后亦废。
士大夫家庙，至唐以来不复讲。庆历元年郊祀赦，听文武官皆立庙，然朝廷未尝讨论立为制度，无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佑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为相，乃始请下礼官定议，于是请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而其详皆不尽见。文潞公为平章事，首请立庙于洛，终无所考据，不敢轻作。至和初知长安，因得唐杜佑旧庙于曲江，犹是当时旧制，一堂四室，旁为两翼。嘉佑初，遂仿为之。两庑之前，又加以门，以其东庑藏祭器，西庑藏家牒。祊在中门之右，省牲展馔涤濯等在中门之左。别为外门，置庖厨于中门外之东南。堂中分四室，用晋苟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为主。唐周元阳《祀录》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为四时祭之节。前祭皆一日致斋，在洛则以是祭，或在他处则奉神板自随，仿古诸侯载迁主之义。公元丰间始致仕归洛，前此在洛无几，则庙不免犹虚设，乃知古今异制，终不可尽行也。
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王制》言：天子五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则皇考者，曾祖之称也。自屈原《离骚》称“朕皇考曰伯庸”，则以皇考为父。故晋司马机为《燕王告祔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后世遂因不改。汉议宣帝父称，蔡义初请谥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为宜称尊号曰皇考。则皇考乃尊号之称，非后世所得通用。然沿习已久，虽儒者亦不能自异也。
《考异》：《曲礼》祭父曰皇考，此云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非也。
治平中，议濮安懿王称号，学士卫禹玉、中丞吕献可、谏官范景仁、司马君实等，皆谓宜称皇伯，此固显然不可。欧阳永叔为参政，尤诋之。五代史书追尊皇伯宗儒为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说。然遂欲称考，则不免有两统贰父之嫌，故议者纷然久不决。慈圣光献太后内出手诏，令称“亲”。当时言官亦力争而止，以诸侯入继，古未有也。自汉宣帝以来始见之。魏相以为宜称皇考，此固亡乎《礼》之礼，而哀帝称定陶乏为恭皇，安帝称清河王为孝德皇，则甚矣。礼以王以皇以显冠考，犹是尊称，若举谥而加皇，乃帝号，既不足辨父子，子而爵父，此正礼之所禁也。曾子固尝著议，以为父没之通称，施于为人后之义为无赚，此盖附永叔之意。当时群议既不决，故仍旧，但称濮安懿王，盖难之也。
《考异》：时吕献可为御史知杂，范景仁为翰林学士，此云吕中丞、范谏官，非也。曾子固谓皇考一名，而为说有三：如礼之皇考则曾祖也；汉宣帝父称尊号曰皇考，则加考以皇号也；屈原称皇考曰伯庸之类，则父没之通称也。且言有可有不可者，其剖析甚详，而以悼园称皇立庙为非。今二说中，专举其父没之通称一句，以为附永叔之意，亦未尽也。若谓皇乃帝号，则或曰皇考，或举谥而加皇，苟以为不可，则一也，岂得执一以为亡礼乎？既以濮议称皇伯为显然不可，又以称考为有两统贰父之嫌，然则当何称乎？欧阳公尝辩二父则有之，而非两统也。然则两统或可以言嫌，而贰父亦谓之嫌，非也。
皇佑、治平，天下财赋岁入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出入略相当。景德官一万余员，皇佑、治平加二万余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佑、治平加一千万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元丰中，曾子固尝请欲推考所从来，悉为裁损，使岁入如皇佑、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费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类推之，岁入以亿万为率，岁但省三之一，则三十年当有九亿万，遂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议格不行。此虽论其大约，未必尽然，要之言节用，似当略仿此，可以得实效，愈于毛举目前琐碎，徒为裁减之名，而讫不能行也。
仁宗庆历初，尝诏儒臣检讨唐故事，日进五条，数谕近臣，以为有补，其后久废。元佑间，苏子容为承旨，在经筵复请如故事。史官学士采新旧《唐书》诸帝所行，及群臣献纳，日进数事，因诏讲读。官遇不讲日，各进汉、唐故实二事，子容仍于逐事后略论得失大旨，当时遂以为例。
濮议，廷臣既皆欲止称皇伯，欧阳文忠力诋以为不然，因引《仪礼》及《五服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则是虽出继，而其本生犹称父母也，是以汉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称皇考。时未有难之者。惟司马君实在谏院独疏之，云：“为人后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则无以为称，非谓其得称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为皆不识文理。若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则无嫌，故可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光武起布衣，虽名中兴，与创业同，使自立七庙犹不为过，况但止称皇考。今上为仁宗子，而称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谓称皇伯不然，君实虽辩之力，然无据依，亦终不能夺文忠也。
《考异》：按两制等议，谓礼律为父母报云者，势当然不可，云为叔伯报也。赵大观又引“去妇出母”为证，则当时论难非独温公，而此云未有能难之者，惟司马君实云云，非也。既云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又云君实终不能夺文忠也，则二者孰是？况二公各持其论，终未尝少屈乎！
故事，宰相食邑满万户，始开国。贾文元罢相，知北京，未满万户，以出师佐平贝州功，特封安国公，其后以武胜军节度使入为祥源观使，留京师，请还节。仁宗特置观文殿大学士宠之。观文有大学士，自文元始。苏子容挽辞所谓“大邦开国赏元勋，秘殿升班宠旧臣”是也。
故事，台官皆御史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互举，其资任须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历通判，非特旨不荐，仍为里行，此唐马周故事也。议者颇病太拘，难于应格。熙宁初，司马君实为中司，已请稍变旧制；及吕晦叔继为中司，遂荐张戬、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骤用李资深，以秀州军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命下，宋次道当制，封还词头；已而次命李才元、苏子容，皆不奉诏，盖谓旋除中允而命，犹自选人而除也。三人皆谪，卒用资深。近岁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资深始也。
国朝经筵讲读官旧皆坐，乾兴后始立。盖仁宗时年尚幼，坐读不相闻，故起立欲其近尔，后遂为故事。熙宁初，吕申公、王荆公为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皆兼侍讲，始建议：以为《六经》言先王之道，讲者当赐坐，因请复行故事。下太常礼院详定。当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为判院，是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及礼官王汾、刘伊、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且讲读官一等，侍读仍班侍讲上，今侍讲坐而侍读立，不应为二，申公等议遂格。今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官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坐，赐汤而退。侍读亦如之，盖乾兴之制也。
邢自翰林侍讲学士以工部尚书知曹州，仍旧职。翰林侍讲学士外除，自始。张文节公知白求罢参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翰林侍读学士外除，自知白始。班翰林学士上，从其官也。
卷二
《周官》“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者，非人臣也。王乃天子，公五等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尔。古者，以六卿兼三公，通谓之“卿”。唐制，宰相对正衙，皆立而不奏事，开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盖以其论事难于久立。本朝范鲁公为相，当禅代之际，务从谦畏，始请皆立；则今经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其师尊之，亦以讲读难久立故也。太祖开宝中，召王昭素讲便殿，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召学官李觉讲，皆赐坐。此出一时特恩，非讲官例也。
《考异》：《周官》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论道经邦，则坐而论道，非谓五等诸侯也。五等诸侯岂得云非人臣乎？《周官》孤卿大夫与三公皆不同，岂得云三公而下皆卿大夫乎？三公不必备，何必以卿兼公而通谓之“卿”乎？周公位冢宰，乃公兼卿也。开宝中，乃开宝元年；端拱中，亦端拱元年。
应天府艺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为南京，诏即衙城为大内，正殿以归德为名。当时虽降图营建，而实未尝行。天禧中，王沂公为守，始请减省旧制，别为图以进，亦但报闻。其后夏文庄、韩忠宪、张文定相继为守，有请仅能修祥辉、崇礼二门而已。元丰间，苏子容自南京被召还朝，复以为言，但请以沂公奏先修归德一殿，约为屋百间，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门以真宗东封回，尝驻跸、赐赦、观酺，赐名重熙颁庆楼。犹是双门，未尝改作，内中唯有御制诗碑亭二，余为守时已将倾颓，其中榛莽，殆不可入也。
元丰官制行，王禹玉为左仆射，蔡持正为右仆射，新省成，即都堂礼上，郎中、员外郎迎于门外。仆射拜厅讫，升厅，各判祥瑞案三道，学士、两省官贺于厅上，中丞、尚书以下百官班于庭下，东西向。仆射降阶就褥位，直省官赞揖；台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辞贺，复位；直省吏赞拜，仆射答拜；退即尚书省燕，侍郎、给舍以上，及中丞、学士皆与。时有司定仪制以闻，禹玉等拜辞，神宗以官名始正，特行之。自后为相者，初正谢即辞，例从之，故唯此一举而已。
元丰官制行，吴雍以左司郎中出为河北都转运使。是时，神宗方经营朔方，有巡幸之意，密以委雍，乃除直龙图阁。都司除职，自此始。其后文及甫自吏部员外郎出知陕府，潞公在洛便养为请，欲以示优礼，亦除直龙图阁。郎官除职，自此始，皆非常例也。故自是郎官出入，皆未有得职者。至元佑间，范子奇自左司郎中除河北转运使，范纯粹自右司郎中除京东转运使，皆除直龙图阁，用吴雍例也。
元丰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犹未就，仆丞并六曹寓治于旧三司。司农寺、尚书省及三司使廨舍，七月成，始迁入。新省揭榜曰“文昌府”，前为都省令厅，在中，仆射厅分左右，凡为屋一千五百八十间有奇。六曹列于后，东西向，为屋四百二十间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间有奇，合四千一百间有奇。时首拜王禹玉、蔡持正为相，至元佑、绍圣间二人皆贬，其后追治元佑党人，吕申公、司马温公、吕汲公、范忠宣、刘莘老皆贬，免者惟苏公一人而已。故言阴阳者，皆谓凡居室以后为重，今仆射厅不当在六曹前。持正请迁，遂迁旧七寺监，移建如唐制。既那其地步，欲速成，将作少监李诫总其事，杀其间数，工亦灭裂，余为祠曹郎，尚及居之。议者惜其壮丽不逮前也。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绪在位，于仁宗为伯。故明肃太后临朝，生辰正旦，契丹皆遣使致书太后，本朝亦遣使报之，犹娣妇通书于伯母，无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临朝，则仁宗之弟妇也，与隆绪时异。众议：每遣使但致书洪基，使专达礼意，其报亦如之，最为得体。元佑初，宣仁临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礼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郑氏以逮为及识，当是有知之称。旧法：祖父母私忌不为假。元丰编敕修《假宁令》，于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意谓生时祖父母尚存云尔。然不当言逮事，盖误用礼之文也。原为此法者，谓生而祖父母死，则为不假，存则为假，所以别于父母也。若谓逮事为及见之辞，则礼云不逮父母者，今遗腹子固有不及见父者矣，而母则安有不及见者乎？法初行，安厚卿为枢密，适祖母忌。祖母没时，厚卿才二岁，疑而以问礼部郎官何洵直。洵直虽知法官之误，因欲迁就其说，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为天时一变为有识，欲以三月为限断。过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从立法者之意也。
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上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有非常之事，以询万民于宫中。内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盖内朝以见群臣，或谓之路朝；燕朝以听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郑氏《小宗伯》注，以汉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为周之外朝，而萧何造未央宫。言前殿则宜有后殿。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则为外朝；而宫中有前后殿，为内朝、燕朝，盖去周犹未远也。唐含元殿，宜如汉之大会殿，宣政、紫宸乃前后殿，其沿习有自来矣。方其盛时，宣政盖常朝，日见群臣，遇朔望陵寝荐食，然后御紫宸；旋传宣唤仗入阁，宰相押之，由阁门进，百官随之入，谓之“唤仗入阁”。紫宸殿言“阁”，犹古之言“寝”，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乱离，宣政不复御正衙，立仗之礼遂废；惟以只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设仗。敬宗始复修之，因以朔望陈仗紫宸以为盛礼，亦谓之“入阁”，误矣。
唐正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唤仗入阁，百官亦随以入，则唐制天子未尝不日见百官也。其后不御正衙，紫宸所见惟大臣及内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则百官无复见天子矣。敬宗再举入阁礼之后，百官复存朔望两朝，至五代又废。故后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时李淇为中丞，以为非礼，请复朔望入阁之礼。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见群臣，不可罢，朔望入阁可复。”遂以五日群臣一入见中兴便殿，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为入阁，讫本朝不改。元丰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参官”。遂为定制。
古者天子之居，总言宫而不名，其别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诗》言“自堂徂基”，而《礼》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称殿者。《秦始皇纪》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萧何传》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见。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名宫，疑皆起于秦时。然秦制独天子称陛下。汉有鲁灵光殿，而司马仲达称曹操，范缜称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则诸侯王汉以来，皆通称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称殿下，至今循用之，盖自唐始也。其制设吻者为殿，无吻不为殿矣。
本朝未定六参之制，百官日俟朝于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门外，亢声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毕，即复出，押百官虚拜于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复押，亦百官以序自拜于陛下而出。韩魏公为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乐道为中丞，力击之以为不臣，其言难过，然当时议者犹以无故不押班为非礼。故司马君实代乐道，以辰时二刻前朝，退则押班，过则免，遂以为例。
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配隶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苏子容元丰中建议，请依古置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髡首钳足，昼夜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岁而后释。未满岁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议察出入；又三岁不犯，乃听自如。崇宁中，蔡鲁公始行之，人不以为善也。
集贤院学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为名而品秩自从其官。故吴正肃公以前执政，资政殿大学士刘原甫以从官翰林侍读学士，皆以疾换授，盖不为要职也。然在学士之列，视待制则为优，故元厚之以天章阁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换授，是岁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苏子容罢知制诰，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尝请别其品秩，不报，故其谢表云：“惟丽正图书之府，盛开元礼乐之司。在外馆之地则为闲，正学士之名则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践更；近例迁官，皆由两省丞郎而兼领。”又云：“惟其恩数之优，当有官仪之别，亦尝自言于公府，岂敢取必于佥谐？”
《考异》：集贤院学士钱若水、陈恕、郭贽，皆自前执政除，非独吴正肃也。吕佑之、吕文仲、李维、盛度皆自翰林学士，晁迥自翰林学士承旨除，非独刘原甫也。李行简自龙图阁待制除，非独元厚之也。又有自集贤院学士除待制者陈升之、李大临、陈绎、曾布、邓绾、沈括、丰稷，皆是。其除龙图直学士者，陈尧咨、任布、任中师、魏瓘、吕居简、李东之、李参、孙长卿、吕溱、宋敏求皆是，亦非独元厚之也。邓绾自御史中丞得罪，元丰元年正月复除待制，则是时集贤院学士次于待制矣。苏子容罢知制诰，岁余会恩知婺州、亳州，入勾当三班院，加集贤院学士。此云罢知制诰而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非也。
国朝讲读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吕文仲为侍读，继而加翰林侍读，寓直于御书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如其本官班而已。真宗初即位，杨文庄公徽之为枢密直学士，以老求罢。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峤三人。又以邢为翰林侍读学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学士禄赐并与之同。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
讲读官自杨文庄等，后冯元、鲁宗道皆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高若讷以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皆不加翰林及学士之名。读官初无定职，但从讲官入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为侍读学士，始请日读《唐书》一传，仍参释义理，后遂为定制。
《考异》：冯元、鲁宗道皆兼侍讲，此云侍读，非也。
唐有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尝为之。太祖平蜀，王著，蜀人，善书，为赵州隆平县主簿。或荐其能书，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祗候，使详定《急就章》等，后遂以为翰林侍书，而不加学士之名，盖惜之也。自著后，不复除人。著后官亦不显。有翰林学士王著者，自别一人，非此人也。王君玉琪为馆阁校勘，晏元献以前执政留守南京，辟为签书留守判官公事，诏特令带旧职，从之。馆职外除，自君玉始。
神宗初，欲为《韩魏公神道碑》。王禹玉为学士，密诏禹玉具故事有无。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碑》，明皇作《张说碑》，德宗作《段秀实碑》，及本朝太宗作《赵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闻，于是御制碑赐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辞也。
唐制：门下省有弘文馆，中书省有集贤殿书院，皆以为藏图书。弘文馆即修文馆也。武德初置，设生徒，使习书，选京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上为直学士，及使他官领直馆。武后垂拱后，以宰相兼领馆务。中宗景龙中置大学士，至开元初，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后改丽政修书院，又改集贤，直学士等官，略如弘文。自是宰相皆带弘文、集贤大学士，遂为故事。
梁迁都汴，贞明中始于右长庆门东北，设屋十余间，谓之“三馆”，盖昭文、集贤、史馆也。初极卑隘。太宗太平兴国中，更命于左升龙门里，旧车辂院地改作，置集贤书于东庑，昭文书于西庑，史馆书于南庑，赐名崇文院，犹未有秘书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秘阁，命李至兼秘书监，宋泌兼直阁，杜镐兼校理，三馆与秘阁始合为一，故谓之“馆阁”，然皆但有书库而已。元丰官制行，遂改为秘书省。
唐贞观初，始置史馆于门下省，以他官兼领，秩卑者以为直馆，宰相莅修撰。开元中，李林甫为监修国史，始迁于中书省。复置史馆修撰，迄五代，遂为故事。本朝乾德初，首以赵韩王监修国史，修撰之外复有编修、校勘、勘书。校勘，编修随时创制不一，旧但以书库吏钞录报状论次，其后遂命进奏院及诸司，凡诏令等皆关送。开宝后，命中书枢密皆书《时政记》，以授史官。淳化中，张秘请别置起居院，为左右史之职，以梁周翰、李宗谔为之。凡长春崇德殿宣谕陈列事，中书以《时政记》记之，枢密院则本院记之，其余百司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皆悉记录，月终送史馆；而起居郎、舍人分直崇政殿，别记言动为起居注。元丰官制行，左右史所书如旧，各为厅于两后省，史馆归之。著作局、国史院有故，则置假左散骑常侍厅为之，而后始以宰相监修。
梁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因置直崇政院。唐庄宗复旧名，遂改为枢密院直学士。至明宗时，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既不知书，而重诲又武人，故孔循始议置端明殿学士二人，专备顾问，以冯道、赵凤为之，班翰林学士上，盖枢密院职事官也。本朝枢密院官既备，学士之职浸废，然犹会食枢密使厅。每文德殿视朝，则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与学士皆为职名，为直学士之冠，不隶枢密院。升殿侍立，为枢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书补外，除龙图阁学士，户部以下五曹，则除枢密直学士，相呼谓之“密学”。
元昊请和，欧公具当时议论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则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一曰羌夷险诈，虽和而不敢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无纾患之实；一曰自屈志讲和之后，退而休息，练兵训卒以为后图。三说皆力破之，以为不和害少，和则害多。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类有五：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谓数年以来，庙堂劳于斡运，边鄙劳于戎事，苟欲避此勤劳，自偷目下安逸；他时后患，任陛下独当也。无识之人欲急和，谓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后大患，伏而未发也。奸邪之人欲急和，谓宽陛下以太平无事，而望圣心怠于庶事；因欲进其邪佞，惑乱聪明也。疲兵懦将欲急和，谓屡败之军不知得人则胜，但惧贼来常败也。陕西之民欲急和，谓其困于调发诛求也。五者，惟陕西之民可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其余可一切不听，使大议不沮，而善算有成。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五年，至今绍兴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几倍于前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驳，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官制行，内两省诸厅照壁，自仆射而下，皆郭熙画树石；外尚书省诸厅照壁，自令仆而下，皆待诏书《周官》。苏子容时为吏部侍郎，《谢幸省进官表》云：“三朝汉省，已叨过辇之恩；六典《周官》，愿谨书屏之戒。”
元丰间，三佛齐、注辇国入贡，请以所贡金莲花、真珠、龙脑，依其国中法，亲撒于御座，谓之“撒殿”。诏特许之。御延和殿引见，使跪撒于殿柱外，前未有也。注辇在广州南，水行约四千里至广州；三佛齐，南蛮别种，与占城国为邻。
国朝三公官，未始兼备，惟元丰末年，文潞公守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郑公、曹济阳守司徒，皆同一时。其后宣和间，蔡鲁公为太师，王将明为太传，郑达夫为太保，方相继两见。
元丰三年，高丽入贡，有日本国车一乘，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馆伴官云：“诸侯不贡车服，诚知非礼，但本国与中朝，略见日本工拙尔。”诏特许进。
内香药库在謻门外，凡二十八库。真宗赐御制七言二韵诗一首，为库额曰：“每岁沈檀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今辰内府初开处，充牣尤宜史笔书。”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开成中，诏入阁赐封，官班退立东阶树下是也。殿门外复有药树，元微之诗云：“松间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得知。”自晋魏以来，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门外搜索，而后许入，谓之“监搜”。御史立药树下。至唐犹然，大和中始罢之。
《考异》：宣政殿庭东西有四松，非皆植松也。诏书乃开成元年正月，赐封当作次对。唐制：百官入宫殿门必搜，非止为奏事官也。药树，有监搜御史监搜，位非泛用，御史一人亦非立也。太和元年诏，今后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止，谓宰臣勿搜，非皆罢也。
高丽自端拱后不复入贡。王徽立，尝诵《华严经》，愿生中国。旧俗，以二月望张灯祀天神，如中国上元。徽一夕梦至京师观灯，若宣召然。遍呼国中尝至京师者问之，略皆梦中所见，乃自为诗识之曰：“宿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忽蒙舜日龙轮召，便侍尧天佛会观。灯焰似莲丹阙迥，月华如水碧云寒，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会神宗遣海商喻旨使来朝，遂复请修故事。余馆伴时，见初朝张诚一《馆伴语录》所载云尔。
卷三
唐旧事，门状，清要官见宰相，及交友同列往来，皆不书前衔，止曰“某谨祗候”，“某官谨状”。其人亲在，即曰“谨祗候”，“某官兼起居，谨状”；祗候、起居不并称，各有所施也。至于府县官见长吏，诸司僚属见官长，藩镇入朝见宰相及台参，则用公状，前具衔，称“右某谨祗候”，“某官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此乃申状，非门状也。元丰以前，门状尚带“牒件状如前”等语，盖沿习之久，后虽去，而祗候、起居并称，犹不改。今从官而上，于某官下称“谨状”，去“伏候裁旨”四字，略如唐制，而具前衔，谓之“小状”。他官则前衔与前四字兼具，而不言“谨状”，不知有“牒件状如前，谨牒”七字，则“谨状”字自不应重出。若既去此七字，则当称“谨状”。以为恭而反简，自元丰以来失之也。
太平兴国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贵神。而五福所临无兵疫，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岁，入黄室巽宫，当吴分，请即苏州建宫祠之。已而复有言今京城东南有苏村，可应姑苏之名，乃改筑于苏村，京师建太一宫自此始。
枢密使拜罢，旧皆用麻。皇佑中，狄武襄岭南成功回，高文庄若讷为使，罢为群牧制置使，武襄自副使补其阙，止令舍人院草辞，自是遂为故事。
唐起居郎、舍人，皆随宰相入殿。预闻奏事，仗在紫宸，则立殿下，直第二螭头，即其坳处，和墨以记事，故号“螭头”，或曰“螭幻”。自高宗后，前殿不奏事，则二史固无所书矣。本朝记注，初不侍立，但于前后殿为次，使候上殿臣僚退，面问所尝言书之，然未尝有敢告之也。后始诏后殿轮日入侍。崇宁初，郑丞相达夫为史官，复建言：并前殿皆入，并立于垛殿，虽存故事，而奏对语略不相闻，亦不敢自书。惟经筵与讲读官并列，嘉佑间，贾直孺所请也。
太祖初削平诸伪国，得其帑藏金帛，以别库储之，曰“封桩库”，本以待经营契丹也。其后三司岁终所用，常赋有余，亦并归之。尝谕近臣，欲候满三五百万，即以与契丹，以赎幽、燕故土；不从，则为用兵之费，盖不欲常赋横敛于民。故不隶于三司，今内藏库是也。
狨坐不知始何时，唐以前犹未施用。太平兴国中，诏工商庶人许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坐，则当时盖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坐，余悉禁，遂为定制。今文臣自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而宗室将军之制，亦不行矣。
《考异》：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承旨李等奏：商贾庶人有僭乘银装鞍勒、狨毛暖坐等，请禁断。从之。当时以为僭，则非通上下用之矣。今著令谏议大夫以上，及节度使、曾任执政官者，许乘狨坐。此云文臣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非也。
参知政事班，旧不与宰相同行。至道中，吕正惠公与寇莱公同为参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莱公意不平，乃请进与宰相同行。莱公罢，复如旧。
服色，凡言赐者，谓于官品未合服而特赐也。故执事官服紫，虽侍从以上官，未当其品，亦皆言赐；若官当其品，虽非侍从，如磨勘告便不带赐矣。告不带赐，则亦不当入衔。近见士大夫有误以赐为正服之名，虽官及品，而衔犹沿习言赐，此不惟不知所应服，亦自读其告不审也。
郭进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东，欲以赐之。使尽用瓦。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例不应用。太祖大怒，曰：“进为我捍契丹十余年，使我不忧西北，岂不可比我儿女？”卒用之宅成以赐。进屡辞，乃敢受。太平兴国中，始别赐进宅。或以为因展修相国寺，并入为寺基也。
祖宗驸马都尉宅，主薨，例皆复纳入官，或别赐第。曹沂王宅，许怀德旧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贻永旧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丽甲诸主第，园池尤胜，号“东庄”。和文好贤乐士，以杨文公为师友，其子孙多守家法，一时名公卿率从之游。宣和间，复取为撷芳园，后改崇德宫，以居宁德皇后云。
哲宗元初，春秋尚少，渊嘿未尝语。一日经筵，司马康讲《洪范》，至“用三德”。忽问：“只此三德，为更有德？”群臣耸然。康言：“三德虽少，然推而广之，天下事无不皆在。”上曰：“然。”
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于秘阁，世传为“阁帖”是也。中间晋、宋贴多出王贻永家。贻永，祁公之子，国初藏名书画最多，真迹今犹有为李驸马公照家所得者，实为奇迹。而当时摹勒出待诏手，笔多凝滞；间亦有伪本，如李斯书，乃李阳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后入禁中，被火焚，绛人潘师旦取阁本再摹，藏于家，为绛本。庆历间，刘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廨，为潭本。绛本杂以五代近世人书，微出锋。希白自善书，潭本差能得其行笔意。元间，徐王府又取阁本刻于木板，无甚精彩。建中、靖国初，曾丞相布当国，命刘焘为馆职，取淳化所遗与近出者，别为《续法帖》十卷，字多作焘体，又每下矣。
《考异》：淳化官帖，黄鲁直、秦少游所记，皆云“刻板”，此乃云“刻石”，非也。鲁直云：“元中，亲贤宅从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遗宫僚”，此云“徐王府取阁本刻于木板”，岂各自一事耶？《续法帖跋》云：“元五年四月十三日，秘书省请以秘阁所藏墨迹，未经太宗朝摹刻者，刊于石，有旨从之。至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内藏缗钱十五万趣其工，以八月旦日毕，厘为十卷，上之。”此云：曾丞相当国，命刘焘别为《续法帖》十卷，非也。
杨文公以工部侍郎卒。旧制，四品不应得谥。王文康公为枢密使，明其尝与寇莱公共议请皇太子决事，以其家奏草上闻，遂特赐谥。李献臣当制，略曰：“天禧之末，政渐宫闱，能叶元臣，议尊储极。”文康，莱公婿也。
张仆射齐贤为相时，其母晋国夫人，年八十余，尚康强。太宗方眷张，时召其母入内，亲款如家人。余尝于张氏家见赐其母诗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手诏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祖宗诚意待大臣，简质不为饰，盖如此也。
宣徽南北院使，唐末旧官也。置院在枢密院之北，总内诸司及三班内侍等事。国初，与枢密先后入叙班，盖视二府一等也。每除枢密先为使者，必辞请居其下，而后从之。熙宁间，始诏定班枢密副使下。元丰官制行，犹存不废；自王拱辰改除节度使，遂罢不除。元佑间复置，以命张安道，后亦废。
燕乐教坊外，复有云韶班、钧容直二乐。太祖平岭表，得刘氏阉官聪慧者八十人，使学于教坊，赐名“箫韶部”，后改今名。钧容直，军乐也。太平兴国中，择军中善乐者，初曰“引龙直”，以备行幸骑导；淳化中改今名，皆与教坊参用。元丰后，又有化成殿亲事官。
唐中书制诏有四：封拜册书用简，以竹为之；画旨而施行者曰“发日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黄藤纸；赦书皆用绢黄纸，始贞观间。或云，取其不蠹也。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而已，因谓之“白麻”。今制不复以纸为辨，号为白麻者，亦池州楮纸耳。曰“发日敕”，盖今手诏之类；而敕牒乃尚书省牒，其纸皆一等也。
职事官差除，皆除目先下。惟中书舍人、宰相得旨，朝退，遣直省官召诣都堂，面传旨召试。被命者致辞，宰相谢之，直省官径引入中书省。前期，侍郎厅设幕次几案于中。就坐少顷，本省吏房主首，持丞相封题目来，即就试中书。具食罢，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住省，俟纳试卷始上马；翌日进呈，除命方下。盖召试之制也。有思迟不即就者，往往过期，或为留内门，然已不称职矣。嘉佑间，有试而不除，改天章阁待制者。
《考异》：咸平中，黄夷简、曾致尧皆试而不除。嘉七年，司马温公既试，除知制诰，力辞，改天章阁待制。黄、曾虽试而不除，非改待制也。温公虽改待制，非试而不除也。
韩门下维以赐出身，熙宁末，特除翰林学士。崇宁中，林彦振赐出身，用韩例亦除翰林学士。国朝以来，学士不由科第除者，惟此二人。
唐制，翰林学士本职在官下。五代赵凤为之，始讽宰相任圜移在官上，后遂为定制。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盖沿习此例。
《考异》：赵凤乃端明殿学士，此云翰林学士，非。此书第四卷亦云赵凤为端明殿学士，云兼学士，非兼也。此云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第四卷又云唐以宰相兼昭文馆、集贤殿学士，结衔皆在官下，盖兼职宜然，本朝循用其旧云云，前后未免抵牾。
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盖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于此，故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此也。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奉朝沿习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别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则侍中、中书、尚书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则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仆射既为宰相，则凡命令进拟，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仆射又为之长，则出命令之职，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进对，执政无不同，则所谓门下侍郎者，亦预闻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圣旨。”既已奉之，而又审之，亦无是理。门下省事惟给事中对驳而已，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驳已奉之命者，则侍中、侍郎所谓省审者，殆成虚文也。元间，议者以诏令稽留，吏员冗多，徒为重复，因有并废门下省之意。后虽不行，然事有当奏禀，左相必批送中书，左相将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无如之何。侍郎无所用力，事权多在中书。自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虽名进，其实皆未必乐也。
《考异》：此云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后又云唐参知乃宰相，而平章乃参佐之名。秦、汉至唐有官名虽相沿，而实不同者。尚书，秦官；汉武帝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故萧望之谓“中书，政本”；又云“尚书，百官之本，宜罢”。中书，宦官也。至成帝乃罢中书宦者，置尚书。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改为中书令。此云“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又云“尚书省但受成事行之”。盖汉、魏所谓尚书、中书者，本出于一，且初未有门下省，今乃以历代官名职制混而言之，非也。
故事：职事官以告老得谢，受命即行；不入谢辞，为其致为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东之自侍读致仕，上特召对延和殿，命坐赐茶，退偕讲读官燕饯于资善堂。后数日，李侍郎受继去，亦用东之故事，召对赐燕。二人皆英宗经筵旧臣，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当时谓之二李。东之，文定公子，素忠谨，乐易。受亦谨慎长者云。
景佑中，宋莒公为知制诰，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枢密院事。时王沂公为相，以故事未有自知制诰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学士。明年遂除参知政事。
唐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参知政事，盖刘洎为相时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参知，非参佐也。盖宰相非一人，犹言共知尔，而平章乃参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赵中令独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为之副而难其名，召学士陶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谷以“唐有参知政事”对，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轻重失伦，后遂沿习莫能改云。
本朝以科举取士，得人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曾鲁公；王伯庸榜，韩魏公、文潞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叶祖洽榜，蔡鲁公、赵正夫；惟杨寘榜，王禹玉、韩子华、王荆公三人，皆又连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宁三年，余中榜至今，惟焦蹈榜，徐择之一人而已，他榜亦未有登执政者。
元丰末，文潞公致仕归洛，入对时，年几八十矣。神宗见其康强，问其“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为名言。
馆职初除，故事，皆行启遍谢内外从官以上。从官以中书舍人初除，亦行启遍谢内外。盖惟此两职，试而后除，与直拜命者异，故其礼亦殊。近年，中书舍人行启，但及见任执政而不及外，馆职虽在内，从官亦有不及者矣。
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子，文德殿后主廊阶下唱喏。宰执出笏，阶上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敛马避。敛马之制久废，前辈记之矣。惟内中横杖子之礼，迄今不敢废也。
旧制，袱头巾皆折而敛前。神宗尝谓近臣，此制有承上之意。绍圣后，始有改而偃后者，一时宗之，谓前为敛巾，遂不复用。此虽非古服，随时之好，然古者为冕，皆前俯而后仰，敛巾尚有遗意也。
元丰既新官制，四十年间，职事官未有不经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至今未尝除人。盖两官为台谏之长，非宰执所利，故无有启之者。或云：元丰末，黄安中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为常侍，会寝疾不果。崇宁中，朱圣予为中丞，尝请除二官，竟不行。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旧大朝会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听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唐人谓之“南宫舍人”。元丰官制行，谓之“知名表郎官”。礼部别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从上官一人掌之。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舍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
后唐明宗尝入仓观受纳，主吏惧责其多取，乃故为轻量。明宗曰：“仓廪宿藏，动经数岁，若取之如此，后岂免销折乎？”吏因诉曰：“自来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产以偿欠，正为是。”明宗恻然，乃诏“自今石取二升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谓“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堕其计中，遂为民害。近世立“盘量出剩法”，本防吏奸，而州县贪暴者因以敛民，至于倍蓰。以其正数上供及应监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给，监司知之亦不问，“加耗”又不足言也。
唐至五代，国初，京师皆不禁打伞。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伞，又服帽，故谓之“重戴”。自祥符后始禁，惟亲王、宗室得打伞。其后通及宰相、枢密、参政，则重戴之名有别矣。今席帽、裁帽分为两等，中丞至御史，与六曹郎中，则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纱，仅围其半为裁帽；非台官及自郎中而上，与员外而下，则无有为席帽，不知何义，而“裁”与“席”之名，亦不可晓。
宋次道记，金带曾经赐者皆许系，宰相罢免，虽散官，并依旧服笏带。因宣献公为学士，以玉清、昭应宫灾，落职为中书舍人，仍系遇仙花带。李文定天圣中，自秘书监来朝，除刑部侍郎，仍系笏头带，以为经赐许服。景佑中著于诏令。近岁，前执政官到阙，止系遇仙花带。从官非见带学士，亦不敢系。待制自如本品，无职则随本官，在庶官班中皆系皂带，盖阁门之制，不知冲改始何时。余建炎中召至扬州行在，以杭州变罢职，官朝请大夫，亲如上制。
元丰以后，待高丽之礼特厚，所过州皆旋为筑馆，别为库，以储供帐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饯亦如之。张安道知南京，独曰：“吾尝班二府，不可为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将迎，已受谒而后报，时以为得体。大观中，蔡元度知镇江，高丽来朝，遂亦用安道例。
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礼也。
《考异》：此为熙宁中，第九卷云元丰中；此云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第九卷云契丹历先一日；此云使副欲为庆，契丹馆伴官不受，第九卷云契丹趣使者入贺。皆前后牾。按《苏墓志》云：熙宁十年冬至，本朝历先契丹一日，敌疑彼此致庆，当孰从，公言各从本朝历可也。
给事中、中书舍人虽皆四品，给事中自服绯，除受告日，便自易服，盖品应得也。惟中书舍人必俟后殿正谢面赐，乃易服。后殿不常坐，或待数日，则或绯或绿，犹仍其旧服。祖宗时，知制诰皆然，而亦有不赐者。李宪成公谘自知制诰出守荆南尚服绯，以学士召还并赐紫，而后服金带是也。
国朝选人寄禄官，凡四等七资。留守节察判官、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为两使职官；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为初等职官；司录、县令、知县为令录；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簿尉，为判司簿尉。其升迁之序，则自判司簿尉举令录迁令录；举职官，迁初等职官。自职令荐书及格，皆改京官，不及格而有二荐书，则迁两使职官，谓之“短般”；以劳叙赏，谓之“循资”。崇宁中，邓枢密洵武建言，以为名实混淆不正，乃改今七等名。
卷四
官制：寄禄官银青光禄大夫，与光禄、正议、中散、朝议，皆分左右。朝议、中散，有出身人皆超右，其余并以序迁。大观中，余为中书舍人，奉诏以为非元丰本意，下拟定厘正，乃参取旧名，以奉直易右朝议，中奉易左中散，通奉易右正议，正奉易右光禄，宣奉易左光禄，而右银青光禄大夫正为光禄大夫，遂为定制。
故事：百官磨勘，中书止用定辞。熙宁中，孙巨源为知制诰，建言：君恩无高下，何独于磨勘简之？非所以重王命也。乃诏各为辞。元丰官制行，惟侍从官而上，吏部检举，奏抄命辞；他官自陈于吏部，奏抄拟迁，而不命辞。
国朝两制，皆避宰相执政官亲。曾鲁公修《起居注》，贾文元为相，其友婿也。当召试，乃除天章阁待制，文元去位，始为知制诰。刘原甫，王文定之甥。文定之为参知政事，乃以侍读学士出知扬州。宋子京、王原叔为翰林学士，子京避莒公改龙图阁学士，原叔避文安改侍读学士，元间，苏子由秉政，子瞻自扬州召为承旨，引原叔例请补外，不从。近岁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亲则不除尚书侍郎，门下侍郎亲则不除给事中，中书侍郎亲则不除舍人之类。六曹尚书避亲，多除翰林学士，盖于三省无所隶。异于旧制，自子瞻以来然也。
大驾仪仗，通号“卤簿”，蔡邕《独断》已有此名。唐人谓卤，橹也，甲楯之别名。凡兵卫以甲楯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后，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因举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卤簿”，为君臣通称，二字别无义，此说为差近。或又以“卤”为“鼓”，“簿”为“部”，谓鼓驾成于部伍，不知“卤”何以谓之“鼓”？又谓石季龙以女骑千人为一“卤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晓。今有《卤簿记》，宋宣献公所修，审以“部”为簿籍之“簿”，则既云“簿”，不应更言“记”。
唐制，节度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继之。盖平章事，宰相之名，以节度使兼，故云尔也。国朝因之。元丰官制，罢平章事名，而以开府仪同三司易之，亦带节度使，谓之使相。盖以仪同为相也。
《唐书》言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名曰“烧尾”。苏环为相，以食贵，百姓不足，独不进。然唐人小说所载与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迁除，朋僚慰贺，皆盛置酒馔、音乐宴之，为“烧尾”。举韦嗣立入三品，赵彦昭假金紫，崔湜复旧官，中宗皆令于兴庆池“烧尾”，则非献食天子也。其解“烧尾”之义，以为虎豹化为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烧之乃成人；犹人之新除，必乐饮燕客，乃能成其荣。其言迂诞无据，然谓太宗已尝问朱子奢，则其来盖已久矣。近世献食天子固无是，而朋僚以音乐燕集，亦未之讲也。
庆历五年，贾文元为相，始建议重修《唐书》。诏以判馆阁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察）、赵康靖（概），及张文定、余襄公为史馆修撰。刊修未几，诸人皆以故去，独景文下笔。已而景文亦补外，乃许以史稿自随。编修官置局于京师者仍旧，遇有疑义取证，则移文于局中，往来迂远，书久不及成。是时，欧阳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贬出，独不得预，嘉佑初，文忠还，范蜀公为谏官，乃请以《纪》、《志》属文忠。至五年，书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领提举官。及罢去，陈恭公相，辞不领，乃命参知政事王文安。讫奏书，亦曾鲁公以参知政事领也。
从驾谓之“扈从”，始司马相如。《上林赋》云：“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晋灼以扈为“大”，张揖谓“跋扈从横，不案卤簿”。故颜师古因之，亦以为“跋扈恣纵而行”。果尔，纵盖作平声。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为“扈养以从”，犹之“仆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语自何时也。
唐自明皇以诞日为千秋节，其后肃宗为地平天成节，至代宗，群臣请建天兴节，不报。自是历德、顺、宪、穆、敬五帝，皆不为节。文宗大和中，复置庆成节，故武宗为庆阳节。终唐世，宣宗为寿昌节，僖宗为嘉会节，昭宗为乾和节，中间惟懿宗不置。则唐世此礼亦不常，各系其时君耳。千秋节诏天下咸燕乐，有司休务三日；其余凡建节，皆以为例。穆宗虽不建节，而紫宸殿受百官称贺，命妇光顺门贺皇太后；及有麟德殿沙门、道士、儒官讨论三教之制。文宗时，又尝禁屠宰，燕会惟蔬食脯醢，后旋仍旧。
熙宁初，改经义取士，兴建太学，讫崇宁罢科，赋每榜魁，南省皆迭为得失。始余中榜，邵刚魁得；次徐铎榜（案：《Songsh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史》及马氏《文献通考》俱作“徐铎”、旧本“铎”讹作“驿”，今改正），余干落；时彦榜，黄中魁得；次黄裳榜，侯绶落；惟焦蹈榜，陶直夫落。差一榜，次七榜。李常宁、毕渐、李釜（案：马氏《文献通考》作“李崟”，咸淳《昆陵志》作“李奎”，旧本作“釜”，未详孰是，今仍原文）、蔡嶷榜，章綡、李朴、蔡靖、陈国林皆得；马涓、何昌言、霍端友榜，费元量、王瞻、陈宾皆落，不差一人，亦可怪也。时谓之“雄雌解元”。
两京留台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台。旧为前执政重臣休老养疾之地，故例不视事。皇佑间，吴正肃公为西京留台，独举其职。时张尧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当，有诉于台者，正肃即为移文诘之。尧佐惶恐，奉行不敢异。其后司马温公熙宁、元丰间相继为者十七年，虽不甚预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严，如国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肃，亦必绳治。自创置宫观后，重臣不复为，率用常调庶官，比宫殿给使，请俸差优尔。朝廷既但以此为恩，故来者奔走府廷，殆与属吏无异矣。
国朝侍从官间有换武职者，盖唐袁滋故事，例皆换观察使。如李尚书维自承旨，李左丞衡自三司使，皆然。天圣间，陈康肃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亦换宿州观察使，加检校司徒，知天雄军。陈不乐行，力辞。明肃后以只日御朝，而谕之曰：“天雄，朔方会府，敌人视守臣为轻重，非文武兼材不可。”陈不得已受命，自是加留后，遂建节。庆历中，陕西用兵，韩魏公、范文正公、庞庄敏公为帅，皆以龙图阁直学士换观察使，文正恳辞不拜。盖当权者时欲排之，而以俸优为言，故文正不肯受。已而韩、庞亦辞，遂罢。
臣僚上殿札子，末概言“取进止”，犹言进退也。盖唐日轮清望官两员于禁中，以待召对，故有“进止”之辞。崔佑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尽，然后趋出，于内廊赐食，待进止，至酉时放”是也。今乃以为可否取决之辞，自三省大臣论事皆同一体，著为定式。若尔自当为取圣旨，盖沿习唐制不悟也。
唐武德初，以太宗为西讨元帅，自是非亲王不为。安禄山叛，以哥舒翰守潼关，除诸道兵马元帅，始以臣庶为之。至德初，代宗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其后又以舒王谟为荆南等道节度，诸军行营都元帅，加“都”字自是始，此皆实领兵柄。唐末以授钱Α，则姑以名宠之耳。
唐乾元中，以户部尚书李峘为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使，始立“都统”之号。其后以节度使充者，建中二年，李勉以汴州节度使充汴、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是也。宰相充者，中和二年，王铎以司徒、中书令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是也。
高丽自三国以来见于史者，句骊其国号，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来止称高丽。《五代史》记后唐同光元年韩申来，其王尚姓高，则自三国至五代，止传一姓。长兴中，始称“权知国事王建”。王氏代高，当在同光、长兴之间，而史失其传。元丰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贡，建之七世孙也。其表章称“知国王事”，盖习用其旧；而年称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唐以宰相兼昭文馆、集贤院学士，结衔皆在官下，盖兼职宜然。本朝循用其旧，而他学士则皆冠于官上，此自五代赵凤为之也。始后唐置端明殿学士，以命凤及冯道；后凤迁礼部侍郎，因恳宰相任圜升学士于官上，盖自示其贵重。故本朝观文殿大学士而下，皆以为例，亦世以职为重故尔。若宰相则所贵不待职也。
枢密使，《唐书》、《五代史》皆不载其创始之因，盖在唐本宦者之职。唐中世后，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胜记，本不系职官重轻，而五代特因唐名而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详考。据《续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枢密，因置内枢密使。”《续事始）为蜀冯鉴所作也。
唐翰林学士结衔或在官下，无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之类，则在官下；大中中《王巨镛碑》，撰者言“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瑑”之类，则在官上。瑑仍不称知制诰，殊不可晓。不应当时官名而升降，庞杂乃尔也。
尚书省文字下六司诸路，例皆言“勘会”。曾鲁公为相，始改作“勘当”，以其父名会避之也。京师旧有“平准务”，自汉以来有是名。蔡鲁公相，以其父名准，亦改为“平货务”。
唐旧制，集贤书藏于门下省。永泰后，以勋臣罢节制归京师者无职事，欲以慰其意，乃诏与儒臣日并于集贤院待制，仍赐钱三千缗为食本，以给其费。于是郭英乂、孙志直、臧希让、高升、王延昌，与裴遵庆、畅璀、崔涣、贾至、李季卿、吴令圭等十一人皆在选。待制之名，于此盖无别于文武。余有裴士淹所作《孙志直碑》。待制给食入衔，此出一时权宜，后不以为常，故《唐书》载之不详。
向传范，钦圣太后之叔也。在神宗时，已为观察使，历知陕州、沧州矣。神宗即位，徙知郓州。杨绘知谏院，言“郓州领京东西路安抚使，不宜以后族为之”。文潞公在枢府，因称传范在先朝已累典大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谏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移知潞州。祖宗用人无私，虽以材选，而每不忘后世之戒如此。
婕妤，《史记索隐》训婕为承，妤为佐。字本皆从人。大抵古人取训，各以其意适然者，而字多从省。盖倢，捷也，乃相承敏捷之意，字从省去扌。倢予为相予，则训佐理亦宜，然后以为妇职，因易人为女耳。
元丰既新官制，建尚书省于外，而中书、门下省，枢密、学士院，设于禁中，规模极雄丽。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糊纸。尚书省及六曹皆书《周官》，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皆郭熙一手画，中间甚有杰然可观者。而学士院画《春江晓景》为尤工。后两省除官未尝足，多有空闲处，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窃毁盗取。徐择之为给事中时，有窃其半屏者，欲付有司，会窃处有刃痕，议者以禁廷经由，株连所及多，遂止。然因是毁者浸多，亦可惜也。
古者妇人无名，以姓为名，或系之字，则如仲子、季姜之类；或系之谥，则如戴妫、成风之类，各不同。周人称“王姬”、“伯姬”，盖周姬姓，故云。而后世相承，遂以姬为妇人通称，以戚夫人为戚姬，虞美人为虞姬。自汉以来失之。政和间，改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族姬”，此亦沿习熟惯而不悟。国姓自当为嬴，余尝以白蔡鲁公，惮于改作而止。
曾宣靖公提举修《英宗实录》成，将上，故事当迁一官。曾官已左仆射，乃预辞于上曰：“臣官进一等则为司空，此三公之职也。坐而论道，不可以赏劳。”神宗以为诚，遂从其请。书上，曾独不迁官，人以为得体。
《考异》：时韩忠献进《仁宗实录》，曾宣靖进《英宗实录》。韩奏“窃见宰臣李沆、吕夷简提举编修《太宗实录》及《三朝国史》，并乞书成更不推恩，皆蒙上俞允”云云。曾言“若迁官，臣须改司空，韩琦须改太保，三公亦非赏劳之官。”遂皆许之。然则其同时有韩其，异时有李吕，今止记曾预辞于上，而云“曾独不迁官，人以为得体”，非也。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书其名以为私记，故号“花书”，韦陟“五云体”是也。余见唐诰书名，未见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犹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书《杨蟠差遣敕》，作圈复不圆，乃以浓墨涂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矫言者。杨氏至今藏此敕。
祖宗时，监司、郡守荐部吏，初无定员，有其人则荐之，故人皆慎重，不肯轻举。改官每岁殆无几。自庆历后，始以属邑多寡制数，于是各务充元额，不复更考材实，改官人岁遂增至数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为弊者，固不得不慎。其初，治平中，贾直孺为中司，尝以为言，朝廷终莫能处。盖人情沿习既久，虽使复旧，亦不可为也。
祖宗时，见任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虽中选，止令迁官，而不赐科第；不中者则停见任，其爱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军事推官鲍当等应举合格，始各赐进士及第。自是遂皆赐第。
《考异》：太平兴国五年，见任官赴殿试者六人，惟单饣束、周缮赐及第，余皆诸州节度掌书。此云迁官而不赐科第，非皆如此也。
天圣末，诏即河南永安县訾王山建宫，以奉太祖、太宗、真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寝也。宫成，赐名会圣，改訾王山为凤台山。自是祖宗山陵成，皆奉安于宫中。苏子瞻《神宗山陵曲赦文》云：“敞凤台之仙宇，粲龟洛之仁祠”。凤台以山名也。宣祖初葬今京城南，既迁陵寝，遂以其地建奉先寺，仍为别殿，岁时奉祀宣祖昭宪太后。其后祖宗山陵，遂皆即京师寺宇为殿，如奉先故事。兴国开先殿以奉太祖，启圣院永隆殿以奉太宗，慈孝崇真殿以奉真宗，普安殿以奉元德皇后。元丰间，建景灵宫，于是皆奉迎以置原庙。自奉先而下皆废，普安亦元德皇后赞宫旧地也。
咸平中，以侍读、侍讲班秩未崇，乃命杨徽之为翰林侍读学士，邢为侍讲学士，班翰林学士下。讲读置学士自此始。其后以老请补外，真宗以其久在讲席，使以本职知曹州；而张文节公罢参知政事知天雄军，改翰林侍读学士。于是讲读学士始为兼职，得外任。庆历后，凡自翰林学士出者，例皆换侍读学士，遂为故事。
《考异》：咸平二年，命杨徽之、夏侯峤、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学士，此止载杨徽之，未尽也。云讲读学士始为兼职，非兼也。
赵中令为相，李处耘为枢密使，处耘之女为中令子妇，并居二府，不避姻家。皇佑中，文潞公为相，程康肃为枢密副使；熙甯中王荆公为相，吴正宪为枢密副使，皆不避。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尝因曲燕问：“闻卿在国中好作诗”，因使举其得意者一联。煜沈吟久之，诵其咏扇云：“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上曰：“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他日复燕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举，数日即院中拜同知枢密院事，当时以为科举盛事。余绍圣试礼部时，邓安惠公温伯以翰林学士承旨知举，亦就拜尚书右丞。时试已第二场，邓公自听事上马扬鞭，左右揖诸生而去。自魏公后，继之者惟邓公也。
吴越钱俶初来朝，将归，朝臣上疏请留勿遣者数十人。太祖皆不纳，曰：“无虑俶若不欲归我，必不肯来，放去适可结其心。”及俶辞，力陈愿奉藩之意。太祖曰：“尽我一世，尽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国开视，道中勿发也。”俶载之而归，日焚香拜之。既至钱塘，发视，乃群臣请留章疏。俶览之泣下，曰：“官家独许我归，我何可负恩？”及太宗即位，以尽一世之言，遂谋纳土。
寇莱公性豪侈，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醆。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醆方毕。或谓之“柘枝颠”。始罢枢密副使，知青州，太宗眷之未衰，数问左右：“寇准在青州乐否？”如是一再。有揣帝意欲复用者，即曰：“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置酒纵饮，未知亦思陛下否？”上虽少解，然明年卒召为参知政事。祖宗用人之果，不使细故谗人得乘间如此。
林文节连为开封府南省第一，廷试皆属以魁选。仁宗亦遣近伺其程文毕，先进呈。时试《民监赋》，破题云：“天监不远，民心可知。”比至上前，一近侍旁观，忽吐舌，盖恶其语忌也。仁宗由是不乐，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意，不敢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子，破题云：“运启元圣，天临兆民。”上幸详定幕次，即以进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当之？”遂擢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