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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生活史
自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古代的妇女生活
第三章 汉代的妇女生活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的妇女生活
第五章 隋唐五代的妇女生活
第六章 宋代的妇女生活
第七章 元明的妇女生活
第八章 清代的妇女生活
第十章 近代的妇女生活
（本期第九章和第十章内容）
一 概论
世人皆知近几年中国妇女的生活，比较从前，迥不相同了；不知新妇女的运动，在中国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不过这三十余年，应当分为三个时代，由渐由渐，才有现在的状况。欧美的熏风，虽然在鸦片战后（民国前七〇年，公元一八四二），已随着《白门条约》吹进了中国，但真正维新的开始，实在在甲午战后。光绪二十年（民国前一八年，公元一八九四），中国因为朝鲜的原故，和日本打仗，中国的海陆军，给日本打得一败涂地。次年三月，李鸿章含恨忍辱，到日本订了《马关条约》二十一款，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便一下崩陷了。这才引起国人的注意，发愤图强的声浪，弥漫了全国；这才有人想到西洋文化也有他的好处；妇女生活也才随着有改变的倾向。从这时起到辛亥革命以前，我称他为“新潮之结胎时代”。
辛亥革命以前，革命运动，进行甚烈，妇女从事运动的，到处都有。辛亥以后，民国元二年时，妇女从军的踊跃和参政运动之激烈，表面看去，似乎是女权运动光荣的一页，实际说来，当时对于新潮，尚没有深切的了解，不过静久思动，一种时势使然，所以我称他为“新潮之蠢动时代”。
自从民国五年一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一九一六年》，他正式主张青年女子要从被征服的地位起来居于征服地位，他正式倡言儒者三纲说之当打破，真正女性革命的燎原运动，这才有了星星之火。后来《新青年》上，接二连三地讨论女子问题，火势越烧越烈，等到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好像开花弹一样，硼的一声，炸遍全国，妇女解放运动，也就在这当儿，传遍了中国。从那时起，经了多少研究，多少实验，中国妇女生活，才有现在这个样子。回想陈独秀做那篇《一九一六年》时，到现在已有十年了。这十年中，我称他为“新潮之诞生时代”。
我把“结胎”和“蠢动”两个时代，总起来称“维新时代”，便是这一章所要说的。“新潮之诞生时代”，别目之为“近代的妇女生活”，是下一章说的。
二 新潮之结胎时代
第一期——戊戌以前
甲午以后，戊戌以前，关于妇女生活，有两个运动：一是不缠足的运动，一是兴女学的运动。这两事在从前不是没有的，不过这时才成一种运动，才惹起多数人的注意。原来在道光二十二年（民国前九〇）订下《白门条约》，开了五口、通商以后，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办学，便甚积极，那时已有教会办的女塾，对于缠足，也已有所讥诮了。
（一）不缠足的运动
光绪八年（民国前三〇），康有为在广东谋创不缠足会，未成，后其弟广仁——戊戌六君子之一，——卒为成之。上海之有不缠足会，还是甲午以后的事。光绪二十三年丁酉（民国前一五），梁启超《变法通论》“论女学”章末有云：
……不宁惟是，彼方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僇，以快其一己之耳目玩好，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嗟夫！国家定鼎之始，下令薙发，率土底定。顺洽末叶，悬禁缠足，而积习未久，积习依然。一王之力，不改群盲之心；强男之头，不如弱女之足。遂留此谬种，孳乳流衍，日盛一日，内违圣明之制，外遗异族之笑；显罗楚毒之苦，阴贻种族之伤。呜呼！岂苍苍者天，故厄我四万万生灵，而留此孽业以为之窒欤？抑亦治天下者未或厝意于是也？
那时提倡不缠足，真是一件难事，因为习惯成自然，那时大脚姑娘之嫁不掉，就同现在缠足女子底没人娶一样。所以不得没有不缠足的同盟。同年，梁启超拟一《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第一条立会大意即云：
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择婚，故特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广，革此浇风。
入会有五条重要的规订：
二、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此指入会后所生男而言。若会前年已长大，无不缠足之女可娶，或入会人尚少，择配不易相当，则不在此例。）
三、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经缠足者，如在八岁以下，须一律放解，如在九岁以上不能放解者，须于会籍报明，方准其与会中人婚娶。
四、凡入会者书其姓名年岁籍贯居寓仕履，及妻之姓，子女之名，（凡未定婚者皆报名，已定婚者无容报名。）以备刊登会籍之用。
五、凡入会后所生子女，当随时陆续报名，以备续刊会籍。
当时虽有人深知缠足的不好，但顾忌出嫁的困难而不得不缠足的情形，于此可见。既有了不缠足会，就比较好些了。是年在上海设不缠足总会，借《时务报》馆开办，入会报名后，即由该馆赠《劝女学歌》一本，便是入会的凭据。不缠足运动不过是维新运动的前驱，维新运动的最后目的，实在是兴女学。
（二）兴女学的运动
在说中国人自己底兴女学运动以先，应说一说西洋人在中国办女学的情形。虽然道光二十二年以后，中国就有了西洋人办的女塾，但规模都不甚大。据考查所得，长江一带，最早的女塾，应推光绪十年（民国前二八，公元一八八四）美以美会在镇江宝盖山上办的那一座了。
西洋人到中国来办学，实在只抱个传教目的，文化的提倡，是谈不到的。所以他们的办法，总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明明他们是讲究自由的，但中国风俗不重自由，他们办的女塾，也就压制起来了；宁可他们讥诮缠足之丑陋，但是等到中国人自己倡导天足的时候，他才来帮忙不缠足运动。我们看一看镇江女塾的章程，便知道当时西洋人的办学，是怎样迎合中国人的心理了。章程是：
一、本塾专教女生，无论年齿大小，只须愿守塾规，皆可来学；但幼学之功最切，年小较宜。
一、女生来塾肄业，皆须觅有妥保，填写关书作押为据。
一、住塾女生就近有无亲友照料，父母外，指定何人来领，皆须填明关书。如非指定来领之人，只可入塾探望，不得擅将该生领出。
一、本塾每日八点钟进塾，十一点半钟放饭；一点钟进塾，四点钟放学；暇时备有玩具，俾各散心，惟不准出大门以及门前观望等情。每礼拜六日放学，做一切杂事，以及学习针黹。每礼拜日进堂听道，读圣日课。每年散学二次，一为歇暑，约两月；一为年底，约半月；可将学生领归，开学时再行到塾。
一、平时不宜轻易作辍，如家中果有正事，须由该生父母，或曾经指定来领之人领去，并订定假期，不得踰限；寻常小事，概不给假。
一、住馆学生每日一粥两饭，每饭一荤一素，衣服自洗。
一、西书纸簿笔墨水等物，均由塾代买，收回价值。
一、学生衣衫，皆当洁净；褂裤略须多备，以备勤于更换；白手巾至少三条。塾中所用衣物，皆须各做记认，以免彼此淆乱；惟家伙木器，不可携来。
一、西国通例，塾中功课皆分年派定，读全考全，给以文凭。
一、西学课程，按照十二年之期分列于下，学生果具兼人之量，由教习核定，并读两班，或升班时越过一班。其质故不佳，考课时分数在六分以下者，不得随班上升，仍随后班从头读起。
这个章程，看来多么守旧，但当时中国人自己还未办女学，连这个还没有哩。光绪十八年（民国前二〇），上海方设有中西女塾，塾址在英租界三马路泥浜城慕尔堂西首，创办者为海哥女士（Miss Laura Haygood），办法和镇江女塾仿佛。甲午战后，西洋人办的女塾自然更多了。（参观林乐知著、任保罗译《五大洲女俗通考》第十集，一九〇三年广学会出版。）这时才有许多中国人高呼“兴女学”。
居今日之中国，而与人言妇学，闻者必曰：“天下之事其更急于是者不知凡几；百举未兴而汲汲论此，非知本之言也。”——然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请备陈其义以告天下：
他下面一共有四层理由。第一义论分利之害。有云：
……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等是人也，何以或有业或无业，盖凡天下任取一业，则必有此业中所以然之理，及其所当行之事，非经学问不能达也。……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
这是当时一个最强有力的见解。这个见解，即是要以女子教育作女子经济独立的手段；而女子之经济独立，目的又在富国富民。——比较后来人所谈女子经济独立，意义较狭。第二义论无才之累，有云：
人有恒言曰，“妇人无才即是德”，此躛言也。世之瞀儒执此言也，务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夫妇人岂性恶耶？群块然未经教化之躯壳若干具，而键之于一室，欲其能相处焉，不可得也。彼妇人之累男子也，其不能自养，而仰人之给其求也，是犹累其形骸也；若夫家庭之间，终日不安，入室则愀，静居斯叹，此其损人灵魂，短人志气，有非可以常率推者。故虽有豪杰倜傥之士，若终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琐，才气消磨。若是乎妇人之果为鸩而不可近也！夫与其饮鸩而甘之，则盍于疗鸩之术，少留意矣！
这一个意见，是要以女学造就良妻的。中国良妻贤母的妇人观，老实说，到这时才有哩！从前只有“慈母”，哪有“贤母”？有一二贤母，如欧母陶母之类，那也是入圣超凡，非一般妇女所可望其项背；试问不学无识的女子，怎么能画荻，怎么能和丸？从前“良妻”的含义，哪有后世“良妻”含义的丰富？中国从前妇女的标准，只要她做一个驯服的好媳妇，并不想要她做一个知情识义的贤妻！梁启超兴女学的第三义，痛论母教，便是以兴女学为造就良母底目的了。他说：
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孩提之童，母亲于父，其性情嗜好，惟妇人能因势而利导之；以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今之前识之士忧天下者，则有三大事，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国乌乎保？必使其国强，而后能保也。种乌乎保？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此其道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妇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导原亦出于妇人，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
就此四义说来，梁启超兴女学底最后目的，不外乎强国保种，达到此目的底要求，便是女子之经济独立，与其能为良妻贤母。综其意见，又见于同年所作《倡设女学堂启》：
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岂不然哉！是以三百五篇之训，懃懃于母仪；七十后学之记，腃腃于胎教。宫中宗室，古经厘其规网；德言容功，昏义程其课目。必待傅姆阳秋之贤，伯姬言告师氏，《周南》之歌淑女，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去圣弥远，古义浸坠，勿道学问，惟议酒食。等此同类之体，智男而愚妇；犹是天伦之爱，戚子而膜女。悠悠千年，芸芸亿室，曾不一事生人之乐，一被古圣之教。宁惟不业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体，蔀其耳目，黜其聪慧，绝其学业。闺闼禁锢，例俗束缚；惰若游民，顽若土番。呜呼！聚二万万之游民土番，国几何而不蔽也。
泰西女学，骈阗都鄙；业医课蒙，专于女师。虽在绝域之俗，邈若先王之遗；女学之功，盛于时矣。彼士来游，悯吾窘溺，倡建义学，求我童蒙。教会所至，女塾接轨。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梏压，譬犹有子弗鞠，乃仰哺于邻室；有田弗芸，乃假手于比耦；匪惟先民之恫，抑亦中国之羞也。
甲午受创，渐知兴学，学校之仪，腾于朝庑，学堂之址，踵于都会。然中朝大议，不及庶媛；衿缨良规，靡逮巾帼。非曰力有不逮，未遑暇此琐屑之事耶？无亦守扶阳抑阴之旧习，昧育才善种之远图耶？
同志之士，悼心斯弊，纠众程课，共襄美举，建堂海上，为天下倡。区区一学，万不裨一，独掌堙河，吾亦知其难矣。然振二千年之颓风，拯二兆人之吁命，力虽孤微，乌可以已。
夫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濩，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遗制绵绵，流风未沫；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仪先圣之明训，急保种之远谋。海内魁桀，岂无恫游民土番之害者欤？傀傀窘溺，宁忍张目坐视而不一援手欤？仁而种族，私而孙子，其亦仁人之所乐为有事者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昌而明之，推而广之，呜呼，是在吾党也已。
“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仪先圣之明训”，可以看出当时女学的办法；“急保种之远谋”，可以看出他的宗旨。在这启里并可看出当时的情形。“建堂海上，为天下倡”，中国自办女学，最早便在上海了，那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是戊戌的前一年。戊戌六君子中，康广仁创办女学堂，谭复生之妻李闰，曾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这都是戊戌以前轰轰烈烈倡导的事。那时兴女学与不缠足，原是相提并论的，各地闻风响应的很不少。林纾在福建，作有《闽中新乐府》，中有《兴女学》一首赞此事道：
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华人轻女患识字，家常但责油盐事。夹幕重帘院落深，长年禁锢昏神智。神智昏来足又缠，生男却望全先天。父气母气本齐一，母苟蠢顽灵气失。胎教之言人不知，儿成无怪为书痴。陶母欧母世何有，千秋一二挂人口。果立女学相观摩，中西文字同切磋；学成即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西官以才领右职，典签多出夫人力？不似吾华爱牝鸡，内人牵掣成贪墨。华人数金便从师，师困常无在馆时；丈夫岂能课幼子，母心静细疏条理，父母恩齐教亦齐，成材容易骎骎起。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暮语儿怀心头。儿成便蓄报国志，四万万人同作气。女学之兴系匪轻，兴亚之事当其成。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
“学成即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他也认女子教育应以良妻贤母为目的；这时的一般潮流，就是这样罢。戊戌以前对于妇女的维新运动，虽然还嫌浅薄，但轰轰烈烈，也竟把受了三千年高压的妇女生活，撼动一些了。可惜不久维新失败，新妇女的萌芽，只埋在地下，等到八国联军攻破了北京，西后蒙尘受辱之后，新芽又才慢慢地茁起。
用历史的眼光论过去的史实，本不应说幸或不幸。所以戊戌前维新之不得成功，只可溯源当时社会没有使维新成功的环境。然自另一方面言，戊戌前维新失败，不但中国政治上国体上受了莫大损失，妇女生活之转变，也实在蒙了许大的打击。戊戌前的维新运动，昙花般的消逝了！不缠足并未实行，女学也没有办成！可以代表无识女子之累的慈禧太后，又招引了拳匪之乱。光绪二十六年（民国前一二），联军占据北京，西后挟光绪以逃，一直等到次年七月，和约始成；联军又迟迟撤去。光绪二十八年十月，车驾才敢从西安迁回。那班大臣之皇皇无君，已两年多了。
西后虽心同豺虎，不念国家，经此次打击之后，内受天良之谴责，外有诸臣之奏请，表面不能不稍图改革。而民间的革命思想，纷纷四起，也是促政府革新的一个强有力的原因。革命党的小册子出的很多，关于妇女革新运动，有一本很激烈的书，便是光绪二十九年（民国前九年，公元一九〇三，）“爱自由者金一”著的《女界钟》。
（一）倡导女权的《女界钟》
《女界钟》是一本鼓吹妇女从事革命的书，可是对于男女平权的主张，具有极深到的见解；要求女子脱离奴隶的地位，去做她自己的人，这本书已有此意了。在第二节里，著者明白指出女性所以畸形之故，都是不使有才，不使读书，不使有社交，不使有正当消遣，拘束太甚的原故；他说：
道德智识，乃天赋此身以俱来，无男女一也。灵台之光线，无日不婉转却曲以求伸，不伸于此，必伸于彼，——是故求读书而不得，则闲情之诗，徘优之作，盲词开篇之类至矣。求入学而不得，则斋醮之事，寺观之游，布金施旙之徒众矣。求交友而不得，则相狎之伴，知情之婢，三姑六婆之交密矣。求游历而不得，则戏园之座，踏青之行，天竺落伽，借花供佛，借佛游春之思想发矣。其或拘挛成习，窒僿无知，则又徘徊灶觚，幽囚妆阁。琐琐筐箧，断断锱铢，夫家盛之以为奇节，戚族艳之以为美谈；——呜呼！吾中国女子品性如此，其亦可以见矣。（页六）
凡此种种，我们所认为女子之恶德的，都是不使她们道德智识正当发展之故。职此之由，女子遂为男子莫大的赘疣。他说：
中国女子习闻三从七出之谚，竞业自持，跬步不敢放纵。生平束身圭璧，别无希望，惟此却扇之夕，如登科及第，三跪九叩，望阙谢恩。以为供职录用，生平之大事毕矣。而为男子者，桑弧蓬矢，天地四方，曩者仗剑出门，曾无内顾之虑；今兹缠绵床笫，歌泣帷房，消耗国是之心，摧挫风云之气，吾读闺中少妇之诗，未尝不掩卷而三叹息也。——虽然，此其优者耳。至于劣者，贫穷起交谪，妇姑生勃豀。更其卑者，不为鲽鹣容，而作牛马走。凡此种种夫妇之恶现象劣根性，吾口不忍言而笔不忍述也。（页七）
女子一生的大事，便是出嫁，出嫁之后，“大事毕矣”，却与男子以无穷之累，这是他最不赞成的。中国女子之绝大障害，他在原书第三节里略举了四种。第一是缠足，第二是装饰，第三是迷信，第四是拘束。说到缠足，他有一段极沈痛的话道：
从古灭种亡国，皆由于自造，而非人所能为。今吾中国吸烟缠足，男女分途，当日趋于禽门鬼道，自速其丧魄亡魂而斩绝宗嗣也！
缠足之害，在二十五年后之今日，是没有了；可是装饰迷信和拘束之害，现在尚不能免，那便是《女界钟》著者的意见，到现在都有价值。他的文章真好，议论真好，我无论怎样想替《妇女生活史》宝重篇幅，也不忍不抄他几段。他说装饰之害道：
骤而语中国女子服饰之当毁裂，吾言其不近人情乎？夫欧洲女子之蜂其腰而鼓其乳，花枝缤纷于其冠，吾不知于卫生有何益，而于文明点缀有何相称也！——夫中国近年来女子衣服，宽窄宜而修短合，一旦遽从西服，吾不赞成。
如此说来，他是不赞成女子学西洋人服饰的，但中国服饰，也自有坏处：
若夫绣领四缘，璎珞垂肩，挖云镂月，花样翻新，虽关于个人经济，然而心力日力，则既耗诸无用之地矣！至于步摇条脱碧霞翡翠珊瑚玛瑙金珠奇异之工，蒸蒸日上，为女子者之宝如彝鼎，珍如球璧，酸焉而骨董，侈焉而博物：皆足以玩物丧志，借琐耗奇，夫安有余暇以攻书史谈天下事也！
而尤有甚者，则脂粉是也。
人之颜色受于天，其妍媸成乎人，不可勉强也。生焉而美耶？宋玉所谓“傅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赤与白是丧其美者也。其丑耶？苟非如西国所谓画皮之工，中国所谓假面之具，其无以掩之矣！且铅汞之质，易伤血管，一经附着，转致黄痿。夫不闻克林威尔之诃画工之语乎？曰“勿失吾真相”，吾同胞试自问何为而失真相也。又不闻李白与汤临川之诗与曲乎？曰“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曰“一生爱好是天然”；我同胞其自爱，愿以天然二字与天赋人权同其珍贵也！
抑更有甚者，则穿耳与盘髻是也。
穿耳一事，其害较诸缠足为轻，然而径寸之肤，纤杪之孔，重坠摇曳，亦有苦痛之时。且贯耳之刑，军中之惩罚，此与约指手钏，皆为野蛮时代女子降服男子之一大确证，一大表记也；——而反以为荣耶？至于风鬟雾鬓，乃女子所恃以为美之具，苟乱头粗服，虽同室之人亦丑之矣。然吾以为女子骄惰腐败之劣根性，皆自缠足与盘髻深造阅历而来。当其春眠不觉之时，仓卒晨兴，盥漱犹所不顾，惟此重重絷缚，精致绵密，先费数十分钟之久，然后对镜从容，颐指气使，务使波媠云委，风吹不乱，釵光鬓影，灼灼鉴人，约费二三小时；全功告竟，而半日之光阴去矣。（原书页十五，六）
他看女子盘髻是与缠足一样为害的，所以进而主张剪发。在中国最早提倡剪发的，便是《女界钟》的著者了；他说：
今西方志士，知识进化，截发以求卫生，吾以为女子进化，亦当〔自〕求截发始。（原书页十七）
他论迷信之害，以为迷信特别与女子为缘，因为迷信起于感情希望，而女子为感情希望出产地之故；补救的方法如何？他说：
吾今欲破女子之迷信，则欲反其道而因其材，以实行夫爱国与救世之心也。夫日诵哥仑布麦折伦，不如自为哥麦之为愈也；日赞孔子、基督，不如自为孔、基之为愈也；日念普门大士，湄洲圣母，不如自为大士、圣母之为愈也。杨枝甘露，洒遍大千，披发仗剑，逍遥海上；慧眼微观，众生之苦脑如此矣。善女人，善女人，竭诚与否，信道与否，其以吾此言决之。
他要女子以殉教的精神加入革命运动，这是金一著书的本意。爱国与救世，在当时是需要的，在二十五年后之今日是仍然需要的。女子真能以殉教的精神做她愿做的事，那一定有很大的成功；——金一的见解很是。说到拘束之害，金一也有极沈痛的议论；他道：
中国女子尊严如帝王，而卑屈不异于囚虏，堂高帘远，居恒不得望见颜色；至于权力圈限，去筐笥数十步即不敢闻问，出门半里了不辨方向，世间普通情事，说之犹多茫昧：此非其生而愚也，金闺深邃，绣阍寂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别嫌明微而智识之隔绝者多矣。……中国女界之隔绝，论者以为关于道德品性，不知道德品性之优者，伏女班昭，授经读史，交换智识，酬应无怍，未见其有害也。以卫夫人之书法，南面而授羲之；以谢道韫之理窟，仅隔青绫步障，辨难宾客为小郎解围：前史引之以为美德。夫重门深锁而足不踰阈，求凤一曲而零露宵奔，丑行文君，乃代表劣性之一部；其于隔绝又有济乎？且从古不道德不品性之事，岂宜使女子独担恶誉。……吾见世俗女子之禁锢，仅阻遏其讲道论事，束修整带以相见而已；彼佛阁摩肩，戏园嬲坐，佯聋故哑，熟视而不以为诧，抑又何耶？夫不以文明之法待人，人乃自弃于文明之外。今者世界一新，蛮风洗荡，“皇揽揆予初度”，二十世纪女权之谓也。享平等之生涯，葆千金之价值，眉英英其露爽，语侃侃而逼人，宝剑蛾眉，神龙活现；系何人？日新中国之女子！（原书页二十一，二）
这于拘束之害，说得透辟极了，所以他主张“以文明之法待人”，主张社交。他在第五节又复痛论男女社交之亟应公开道：
方今中国女权女学之发达，有重门铁锁最不可打破之一关，则应否交友之大问题也。……吾今得断言之曰：使中国男子而如今日之奴隶鹿豕，蠢蠢无智识，则虽有交通之资格，吾犹将设更严更峻之大防，据名教以叱之。苟不然而有新道德与文明之思想，诚求交换，则吾敢以百身保其无他。彼腐儒者，固不知道德为何物，其胸中直横亘“玩好殖民”四字，欲垄断之而以为利者也。夫男女之间，同此形气，同此智识，从容论道，慷慨抵掌。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交友之益也。束带矜庄，以礼自卫，何嫌何疑？又安有所谓隔墙花影临去秋波，不道德不名誉之称谓哉？夫名誉迸德之养成，亦惟于教育上加之意而已！（原书页四二）
他极力攻击的，便是从前以女子为“玩好殖民”之对象的思想，所以他认女子为一个与男子同等的人；那末有何不可交友之理？他主张社交公开，但他也预算到初行社交时社会之必然反动，那就要女子自己努力了；他说：
虽然，社会之风尚，尝牵回旋转使人不自由而堕落于黑暗世界，苟有表异者则群聚而咻吠之，是故束缚于旧风气者下也；跳出于旧风气者次也；跳出旧风气复能改造新风气者上也。（原书页二十二）
他把女子分为三等，能改造风气的是第一等，只能跳出旧束缚的是第二等，还要为旧风气所束缚的是第三等。他觉得要跳出旧风气而改造新风气，顶好是游学欧美，他对于日本女子之卑弱下人是更不赞成的。
二十世纪的世界，是女权革命的时代，女子应争回她一切的权利，社交公开不过是权利之一。他在第六节说到女子应当恢复的权利，共有六种：
一、入学之权利
二、交友之权利
三、营业之权利
五、出入自由之权利
六、婚姻自由之权利
恢复权利，当然要女子之有学识，所以他极不赞成教育之偏枯于男子；他说：
教育者造国民之器械也。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是教育当普及，吾未闻有偏枯之教育而国不受其病者也。身体亦然，其左部不仁，则右部亦随而废。教育者，又精神之库也，无精神之教育，是禁人之食谷麦而杂堆雀鼠以为粮者也。（原书页三六）
一、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
二、教成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
四、教成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
五、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
七、教成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
八、教成坚贞节烈，提倡革命之人。（原书页四五）
他这教育标准，把女子看作一个有人格有个性的人，并且要她能改造社会，能诞育健儿，这种观念，比较戊戌以前那一班人的观念，锐进多了。即在二十五年后的今日，都有完全引用的价值！但他是不赞成男女同学的，男女同学他只赞成行于小学，他互举外国教育家对于男女同学正反两方的意见，然后下结论道：
虽然，吾于共学之问题，有可以一言解释者盖共学与否，以高等小学卒业之年限为断。夫共学之感情，有非寻常所可得而比；且其德性未成，而于学问或有时而阻害，诚不可以不别白也。
他在这一层，似乎见解有所未到；不过在那时候，女子教育还是初萌芽的时，别人对于这层，想都未曾想到，他已有所论列，便已高人一等了。
《女界钟》第七节论女子参与政治，列引西人对此正反意见，而结论曰：“总之，女子议政之问题，在今日世界已不可得而避矣！”但在满清专政之下，男子尚不能干政，何况女子，所以他又回到他作书的本意，愿女子从事革命了。他说：
女子亦知中国为专制君主之国乎？夫专制之国无女权，女子所隐恫也；——然二十世纪无专制国，亦女子所饫闻也。夫议政者，固肩有监督政府与组织政府之两大责任者也。然而希监督政府而不得，则何妨退而为要求；愿组织政府而无才，则不妨先之以破坏要求而绍介，则吾男子应尽之义务也；破坏而建设，乃吾男子与女子共和之义务也。其要求也，绞以脑，卷以舌，达以笔，——脑涸舌敝笔秃而溅以泪，——泪尽而迸以血，——血溢而助以剑，——剑穷而持赠以爆烈丸与低列毒炮：则破坏之事也！且吾女子其无惊，此为我同胞争权利夺自由之灵咒也。（原书页六五）
女子参政的主张，实是当时一种紧张的空气，所以后来从事革命的很多，民国成立后，又有要求参政的运动。最后他对于婚姻自由的主张，也足以代表当时思潮的一斑，他指斥旧式婚姻之荒谬道：
中国婚姻一事，吾百思而不得其解：居恒渺不相涉之人，犹可得而平视，或加以品评嘲笑，恬不为怪。（陈案，此系指陌上邂逅而言。）及至红丝一系，隐然藁砧，一旦迎面而来，则狂奔绝叫，如逢怪魔。（陈案，此系指未婚夫妇之相回避。与前相较，愈显婚前男女之毫无关系。）至于男子亲迎之夕，东阶三揖，西阶三让，拜跪起立，如环无端。宾相喃喃，疑诵番咒。一人呆立，万夫揶揄。而为女子者，红巾被面，无颜见人；不病而扶，当笑而哭，闭目入定。如是三日，洗手入厨，而羹汤之大事来矣。（原书页八〇）
以绝无关系的人，这样做作一番，便是终身伴侣，其不合理，更何待言，他所主张的是：
夫婚姻交合，既由两人之契约而成，则契约之中，决不容有第三者插足之地。犹之两国密约，不能受他国之离间也；曾是夫妻之间而可以合纵连横之术处之哉？……我同胞欲实行其社会主义，必以一夫一妻为之基础。红袖添香，乌丝写韵，朝倚公园之树，夕竞自由之车：商量祖国之前途，诞育佳儿其革命。婚姻之好果，孰有逾于此者也！我瞻西方，吾眼将花，吾心醉矣。美人赠我青琅玕，何以报之？——自由平权！（原书八一，二）
社会主义并不是主张一夫一妻的，这都可见那时于各种思想，不一定有深澈的研究，也就可以倡导了。可是《女界钟》对于婚姻自由的主张，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二）女学制度之始立
光绪二十七年——《女界钟》出版之前二年，政府曾下令改书院为学堂。凡书院所在地，于省城改设高等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北京又设京师大学堂：然于女子学堂，未暇顾及。可是那时私人设立的女学堂，到如雨后春笋，所在多有。（上海爱国女学就是光绪二十七年冬蔡孑民等创办的。）京外臣工条请奏办女学的，也是不一其人。光绪三十一年（民国前七，公元一九〇五），政府始设学部，奏定学堂章程，把女学归入家庭教育法。次年明定官制，始将女学列入学部职掌。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学部拟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六条，女子小学章程二十六条，女子教育，才在教育系统上有了位置。女子师范章程立学总义第一节云：
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助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
则是除造就师资外，目的还在其能有益于家庭教育，良妻贤母的教育宗旨，这时也是正式宣布了。女子师范学堂教育总要第一则云：
中国女德，历代崇重，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诸经典史册，先儒著述，历历可据。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之风俗。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原注：如不谨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务须严切屏除，以维风化。（原注：中国男子间有视女子太卑贱或待之失平允者，此亦一弊风，但须与男子教育中注意矫正改良之，至于女子之对父母夫婿，总以服从为主。）
要注重为女为母为妇之道，推尊三从，可谓极致。“贞静顺良慈淑端俭”八个大字，也可作各个女学的校训。这时的女学，是把二千多年来女教积垒的意见，另用一种形式重演一番，丝毫谈不到新的意义。女子师范学堂教育总要以下数则，都是那些贤母良妻的话，不必征引。而于各学科要旨一节里，指定修身科之教学道：
凡教修身之课本，务根据经训，并荟萃《列女传》、《女诫》、《女训》、《女孝经》、《家范》、《内训》、《闺范》、《温氏母训》、《女教经传通纂》、《教女遗规》、《女学》、《妇学》等书，及外国女子修身书之不悖中国风教者，撷其精要，融会编成，且须分别浅深次序，附图解说，令其易于明晓。
从西汉以来女教的书，一一都要撷精取华荟萃到修身科来，定此章程时，用心亦已良苦。此项章程颁布后，内自京师，外迄各省较大都会，女子师范学堂，纷纷成立了。北京的女子师范学堂，就前门外八角琉璃井之医学馆改设。开办未久，即有一事引起学部干涉，因咨京内外女学一劄云：
近闻琉璃窑地方开办女学慈善会，各女学堂学生皆入其中发卖所作手工物品以助拯款，并在彼唱歌舞蹈。昨阅《北京女报》所载该会广告，且有招集马戏之事。查助款拯灾，事关善举，原宜俯顺舆情。其发卖手工物品一节，比之古贤媛典簪珥卖书画以助拯者，义无多让。惟在会唱歌舞蹈，累日经旬，则于中国礼俗，实相违异；且于学堂功课，旷废必多。若更招集马戏混迹其中。尤非本部所欲闻矣。现在女学方在萌芽，热心兴学者自应共体艰难，岂可以贻人口实之事端，致生阻碍。今本部为申明劝诫各学生：陈设手工物品以助赈需，尽可遣人送往，不必亲身到会。至于赴会唱歌舞蹈，于礼俗尤属非宜。招集马戏混迹其中，更非敬重学生之道。京师为首善之区，各女学生，自必服习诗书，饫闻礼义。本部以全国学堂为己任，惟有责成各学堂创办人员，传知各女学生，共喻本部敬重女学生之深意，保全女学堂之苦心。……此劄。
这件事在二十年后之今日，看来多么平淡，那时竟小题大做，至于如此，亦是一件趣事。
（三）女权思想之反动
《女界钟》一类鼓吹女权的思想，在当时蓬蓬勃勃，很惹注意。一班卫道先生，便起而反对，像学部之以贤母良妻为教育宗旨，反不算十分守旧了，方言学堂有伦理讲义一种，从序中看出是陈曾寿所著，他那讲义后面有一节痛骂倡导女权的人，道：
有贱丈夫焉，昧乎男子治外之大义，自弃其天职，昌言女权；充其类必使女子治外而后已。举重远之任而付之于虑近恩胜之人；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则不智。以孱弱之族而托之以艰大宏济之事；教猱升木而不顾其后则不仁。自不能尽其保卫生人之义务而反欲求庇于妇人之手则无耻。充斯道也，男子弃其治外之天职，而国事废；女子荒其治内之天职，而家道亦废。刚柔失德而人道乖，内外易位而礼义坏。天地闭塞，纲纪变乱；在坤之初六，履霜坚冰，至上六，实以龙战于野，其血元黄应之。虑深察微，明哲宏远之君子，乌可不战惧哉？
这种思想，不独在那时，现在都还不免，是值得注意的。无论那一个时代，新思潮发生时，总有一派守旧者出而反抗，转是那调和派可以得势。像学部奏定的女学章程，都是调和派的思想结果了。社会上也尽多这样的人。顺德赖振寰光绪三十年时曾刻《劝女学集证》一书，据其自序，光绪二十二年曾倡不缠足会，二十八年又在其乡倡女学会，但这人思想就很腐败，他的书，不过尽录前人之嘉言懿行，与学部女子师范修身课之指定，到能符合。又有他刻的训俗用的《女学四五言合编》，里面都是些崇孝道、敬丈夫、贵内助、尚专一的话，但他口口声声以倡女学为己任，当时还自命是时代人物哩。
宣统二年（民国前二年）时，北京益森公司石印一种《女子家庭模范》，亦是通俗用的，说是镇国公夫人苏完瓜尔佳篯年辑著，那也是重演旧女教的东西，可是还很受欢迎哩。附录有“阃德正轨”一章云：
自古纲纪，有室有家。世人求妇，以育子持家为心；女子事夫，亦以育子持家为本。乃近世风俗浇漓，女视出嫁为得荣之所，衣服财力，稍有不足，动起怨心，从无知足之意。一或不遂，涕泣交集，怨态难堪。羡他人之妆奁，恨夫婿之贫困。殊不知人生富贵，由积德累仁而致；古语云：“大富由命，小富由勤。”盍思身既为妇，本宜执箕帚，操井臼，甘苦共之。试观古今王侯将相，尚有盛衰，况尔女子，若不思勤俭积德，岂能长享其福乎？女子出嫁后当尽之职分：
一为夫孝父母，分服其劳；
二劝夫重手足，以敦友爱；
六相夫成家业，免致困穷。
以上六条，乃为妇者立身之要。
不但学部的规定，通俗的教本，都是守旧，看一看那时女子学堂作文题目，就晓得那时女子教育都一般的守旧了。那时女学作文题目，大多是：（参考宣统二年刻《龙江女学文范》）
“夏后婚周姜后致中兴论”
“伏女传经班昭续史论”
“孟母乐羊妻断机论”
“女娲补天辨”
“必敬戒无违夫子义”
“脱簪珥合设银行策”
“木兰辞书后”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即不必参观学堂内容，看那时女学楹联，也就知道他教育要义了。如龙江女学的楹联，是：
孔圣孟贤咸资母教 伏经班史蔚为大家
又：
在学部宣布女学章程之前五年，中国人自办女学，尚不甚多，外人办的女学，却已很有成绩了。美国人林乐知（Young J．Allen）所著《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九〇三年译本出版）第十集中有光绪二十八年（民国前十年，公元一九〇二）教会学校女生的统计，据载：
三 新潮之蠢动时代
第一期——辛亥以前
清廷派遣学生出洋，起源甚早，同治十一年（民国前四十年，公元一八七二）已派遣学生赴美学习；其后陆续有派人留洋的事。光绪二十七年，正式规定了留学政策。至光绪三十三年，江苏考试出洋学生，女子亦得应试，录取女生三人；女子才有官费留洋资格。不过在此以前，女子到外国留学的已大有人。《饮冰室文集》有“记江西康女士”一文，作于光绪二十二年，那时康爱德女士二十五岁，已从美国墨尔斯根大学，卒业归国。据云康女士幼孤，美国女士昊格矩挈之游美，时方九岁，当为光绪六年（民国前三十二，公元一八八〇）康女士在美时与石美玉女士同学，这两人应算留美最早的女学生了。但康有为的女儿同璧，十九岁时，孑身赴印度访其父，自作诗云：“若论女士西来者，我是支那第一人，”此当指印度而言。至于到日本去的女子，因为离江浙近的原故，戊戌以后大概去的很不少。从事实际革命的女子，以此类女生为多。
拳乱以后，革命运动，此仆彼继，妇女之从事实际革命者，颇不乏人。徐天啸《神州女子新史》（民二，神州书局出版）载某君笔记一则云：
庚子（光绪二十六年）仲冬，由日本西京，偕日友数人乘玄海丸返国，便途得游朝鲜及关东关外诸地。一日薄暮，将投逆旅，适一女子姿容倩雅，妆服澹素，冷月凝辉，寒山蹙翠，携一姥一仆，匆匆更望北发；余心讶之。入旅店中，见壁间题诗数首，墨痕未干，字体秀逸；
其一云：
本是明珠自爱身，金炉香拥翠裘轻；为谁抛却乡关地，白雪苍茫无限程。
其二云：
明镜红颜减旧时，寒风似剪剪冰肌。伤心又是榆关路，处处风翻五色旗。（陈按：当系指外国旗采杂色而言，自非民国后之五色国旗。）
其三云：
无计能醒是国民，丝丝清泪揾红巾；甘心异族欺凌惯，可有男儿惯不平？
尚有一首，字体潦草，不能辨识。噫！此何人耶？问之逆旅主人，茫然不答。
此中所说的女子，果有其人呢？还是只存在当时革命家理想之中？仅仅据此看来，很难断定。不过辛亥以前，为革命而死的女子，的确很多。民国前十二年，拳乱起时，唐才常谋起革命于汉口，事泄被杀，女士周福贞、毛芷香、刘蕙芳亦于是时殉难。这是为革命牺牲最早的女子。民国前五年，徐锡麟在安庆枪击皖抚恩铭，事败后，清廷令各省捕治余党，徐之表姐秋瑾女士，事先与竺绍康、王金发等部署绍兴、嵊县及仙居之会党，事败后存绍兴被捕，被害于轩亭口，颇引起国人的注意。（秋瑾字璿卿，别号竞雄，浙江山阴人，慕荆轲聂之为人，因号鉴湖女侠。十九岁时，嫁湖南王氏，生一子一女。拳匪乱后，留学日本，组织共爱会，与同志谋革命运动。归国后服务于绍兴明道女校，创设《女报》，力倡男女平权，为中国有女报之始。光绪三十三年秋被捕时，讯官逼令自书供状，秋瑾先写英文数字，讯官不解，令作汉文，乃书一“秋”字。复逼之，又增数字曰：“秋风秋雨愁杀人”，后遂被害。）
辛亥革命以前，除女子之从事革命外，还有一事值得叙述的，便是女子对于恋爱的试验。认自由择配为僻说，为不文明，明载于《女学章程总要》，则自由结婚一定是引起当时社会注意的一件大事。中国从前不是没有恋爱故事的，就因为从前——在严峻的堤防下发生的恋爱故事，多半是不自然的幽会式的，存在中国人观念中的，遂把男女相悦这件事，认为秽亵丑怪，无形中有莫大的障害在新式恋爱的途上。你想，中国人观念中所存的男女相悦是些什么事？桑间濮上，邂逅东门，这是最早的故事了，文君的私奔，贾女的赠香，是汉晋发生的事。唐朝又有“待月西厢下”的传说。这些都是脍炙人口的。历史上发生的这类事实，极多极多，不过这几件事特别是人人都有印象的。读者，你说后人以为这类事是好呢？坏呢？“男女相悦，总不免于私通”，这便是后人共同的意见了罢！可是，私通如果不道德，这种不道德正是过度的防闲养成的呀！但是十年二十年以前几人想到这一层？妙哉《女界钟》作者之言曰，“灵台之光线，无日不婉转委曲以求伸，不伸于此，必伸于彼”；为什么一个感情热烈的女子，要被人成年的关锁起来？求正当社交而不得，一有机会，便易生偷情的事。社会不独不认是自己的过错，反从而讥讪其旁，鞭笞其后，真正太不讲理了。也有那号称风流的名士，对于男女的事，能够原谅，诗歌中所载甚多。乾隆时浙江仁和即有一事：高氏女与其邻何某生了关系，父母不知，后高将嫁他姓，一日诱何某外出而自悬于梁死；何归大恸，即以其绳自缢。两家恶其越礼，不肯收殓；邑宰唐公却捐资买棺而双瘗之，——并令城中士女赋诗咏之。（《随园女弟子诗选》孙云鹤有诗。）这总算能原谅的了，但“男女相悦，总不免于私通”的观念，是一直没有完全从中国人观念中磨灭去的！戊戌以后，女权思想已很发达，像上海一类大都会，女学亦已不少，男女社交已开始了，其中发生恋爱的，自然在所不免。爱国女学即有一位学生名叫吴其德的，和上海公学学生饶辅庭（可权）有了爱情，订为婚姻。孰知将要结婚时，有人谗言吴女士有非行，婚礼遂未举行。吴见饶有贰心，又悔无以自明，遂服毒而死。她总算是为新式恋爱牺牲的第一个女子了。饶辅庭是Liesh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据云所以舍身革命，就是报吴女士于地下的。（见《神州女子新史》续编页六七。）
第二期——辛亥以后
数千年专制政体的大建筑，就在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阴历八月十九那天晌晚的大炮声中，开始倾陷了，二千余年被压迫的女子，也想借这机会，翻过身来。可是春雷虽然惊醒了久经蛰伏的蛟龙，他那两眼也许因乍见闪电而迷惘的。所以女权运动，这时候并未成功，不过这一次的试验，很有他历史上的价值。
（一）从军的踊跃
革命军既占了武汉三镇，最缺少的，便是兵力，八月二十三日出示招募革命军，吴淑卿女士上书黎元洪愿投军效力。黎以军中皆男子，难以位置，婉言辞之。淑卿乃力辩男女之不应有别，并证以吾国古来军人之历史，侃侃而谈。勇气百倍。黎乃令别招女军一队，由淑卿任之，文告一布，来者数百人。（《神州女子新史》续编。）一时成立的女子军队甚多，秋瑾的学生尹锐志姊妹组织浙江女子军，率众参加杭州之战，首掷炸弹于巡抚衙门，欲得满人桂福以复师仇。辛素贞等组织女国民军及女子决死队、女子暗杀队等，当武昌城守备之任，并参加攻击南京、汉口之役。沈警音等募集女子军团于上海。此外最著名的尚有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等。看她们当时的宣言，就晓得她们当时是怎样不甘居男子之后了。如北伐队的宣言说：
窃思中华古国，东亚主人，乾德发扬，奇女辈出；坤灵孕育，杰女代生。是以羲帝开基，赖有妇娲之佐；武王拨乱，实资姜后之贤。此在三代以前，不乏璇闺淑媛；迄至两汉以后，且多巾帼英雄。木兰女替父从军，裙钗气壮；梁夫人助夫破敌，桴鼓声喧。可知东阁有伟人，不似窅娘纤弱；倘非南宋主和议，岂容金寇猖狂。然而古人不作，徒切怀思；时局多艰，安能坐视？溯自唐尧建极，四千年汉裔相延；痛夫满奴入关，二百载胡氛不靖。屠扬州，戮嘉定，万家之余痛未忘；严驻防，苛捐输，九世之深仇何忍。况复奸邪用事，甘取满欢；亲贵争权，丛招汉怨。此即君主立宪，公愤已深；何待商路归官，义师始起也。
故夫鄂军一怒，禹域皆归；胡运将终，袁某何济。
惟是东南半壁，光复已成；须知西北一隅，沈沦可悯。枕戈待旦，健男儿既奏宏猷；市鞍从军，众姊妹宜申义愤。不见夫法兰西牧羊少女，力却英兵；吴宫中学战美人，气吞楚国？从可知奋身不顾，小娘子无让须眉；乘盾为荣，大国民休轻脂粉。于是倾奁倒箧，大集军资。扫穴犁庭，共除虏虐。乃看革命功成，克奏罗兰伟业；待到共和局定，聊慰秋瑾幽魂。斯诚吾汉族之荣光，岂第女同胞之幸福也哉！
这篇宣言，展转抄录，人人传诵；久屈伏于腐败状况下的中国民众，好新奇的心理，使他对于女子从军，作非常热烈的惊羡和赞颂；正是自然的现象。可是一般人的赞颂，于女子本身是无丝毫裨益的。那稍为持重的人，且以为这种事近于游戏，因加以种种讥评。老实说，民国初年女权运动的失败，并非失败在女子军队之未正式成立，也不失败在参政权之没有获得，乃失败在徒惊声势，没有澈底的见解，失败在并没有减轻男子玩视的心理。如当时的女子军队，事实上就有缺点，张竹君女士——新女子的前辈，业医，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替她做过传的，——曾撰论《女子组织军队》一文，有很中肯的意见，道：
兵凶战危，自古垂警。……纵今日所编之女子军队，俱能挑选合格，而就生理上切实言之，比较男子，相差终远。……苟必欲勉强从事，当两军交绥之际，吾恐别项军队将不及为杀敌致果之用，且将翼卫我女子军队而不遑矣。
张竹君虽然反对女子组织军队，她却在上海做红十字会的会长。上海南市各医院，于武汉事起后，组织红十字会，即推张竹君为会长，男会员六十九人，女会员五十四人。九月三日，张竹君率第一队赴汉口，九月二十九日又续发第二队至镇江，出发后，沪人复有赤十字会第二团之组织，张善甫夫人、何蕙培夫人、孙蔼仁夫人、苏荔裳夫人、冯仰山夫人、何荣西女士、孔庆女士、田思平女士、江桐士女士、瞿志争女士等，又发起赤十字会第二团女子协会以助之。比起女子军队，成绩较好。
（二）参政的运动
女子军队不久即被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部解散，惟愿尽义务的准入卫生队充当看护，并令各省以后不得招集女子新军。女子军队到了这时，如同薄冰一样，在春阳中消逝了；但参政的运动以起。当组织女子军队时，本已有人存着共和告成时进而争政权的企求；当然也有人于军队解散后，才改过方向来从事参政运动的。故如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便是女子北伐队所改组；女子同盟会，是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所改组。外此还有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共和会，男女平权维持会，女国民会等等。
当南京参议院制定《约法》时，唐群英女士等二十人上书请愿，要求在《约法》上规定男女平等的条文，大略说：
……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既举于前，社会革命将起于后。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请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不须订明，即请于本国人民一语，申明包括男女而言，另以正式公文宣布，以为女子有参政权之证据，……
可是元年三月十一日，参议院公布了《临时约法》，其中并没有男女平等的规定。一般女权运动者非常愤怒，十九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唐群英等遂上书于总统孙文，痛诋《约法》上未规定男女平等之非是，要求总统依据《约法》第五十五条提议修正。将第二章“人民”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之下“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一语删去，或于“种族、阶级、宗教”之间添入“男女”二字。参议院议员为敷衍女子参政权运动者的面子起见，曾于三月十九日讨论女子参政请愿案，决定审查后交正式国会议决；但她们决不肯以此为满足，那天和议员们发生很剧烈的争辩。第二天，她们竟纠集了许多同志，闯入参议院，发生打碎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的暴举。这消息传出后，全国都非常震惊，视为从古未有的奇事；便是外国也都很诧异。后来终于经总统调停，允许向参议院提议增修，才得渐渐平静下去。（章撰《中国妇女思想的发达》，见《妇女问题十讲》页二五八，九。）平静下去之后，女子参政运动，就同瀑布流于平地，打了几个漩涡后，再也不掀风鼓浪了。所以这三月二十日的参议院袭击，正暴露了维新十几年来女权运动的短处，——浅薄，无实力，不彻底！但是他的贡献，至少可以使世人知道中国女子不再像从前那样驯伏的了，这在《妇女生活史》上，实在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当时又有缓进一派，为女界共和协进会，以伍廷芳夫人、张静江夫人等为领袖，主张首先创办女子法政学校及发刊《女子共和日报》为参政的预备，等到政治知识及资格已经完具之后，再实行参政。主张比较和平些，但也没有什么实力。
民国成立后，教育宗旨和制度，都有改变，在改变之中，女子教育更新的地方比较算是很少。男女教育仍然是分立的，在国民小学里，女子应比男子多学缝纫；在女子高等小学，便有家事一科了。不过从前是只有女子师范的，现在却又有了女子中学校。女子中学生除应学男子所学各科外，应加课家事、园艺、缝纫；数学可减去三角法；手工以编物、制绣、摘棉、造花等为主；体操免课兵式。女子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校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为目的，其与男子师范功课不同处，与女中和男中之不同仿佛。大学是没有开女禁的，民国成立了六年，也还没有女子高等学堂。——总之，这时的女子教育，仍以贤母良妇为最高极则，不独制度的规定如此，教授的方针和材料，也都向这目标行去的。
但这时女生数目之增加，实在是共和的时势所造了，男子都剪了辫子，女子也都解了缠足，这时多数的父母，已不怕女儿不缠足之不能嫁了；可是心思曲折的母亲，总不免还要在女儿的脚上用功夫，每天早晨还是裹呀裹的，这种人也不少。
单说女生数目的增加，及其和男生的相差，据教育部第一次至第五次的教育统计图表，我们知道：
前四年男女生数目的进度，都差不多，也是可喜的现象，到了民国五年，忽然降下，那是受了洪宪帝制的影响。
这里可作一个有趣的比较，就是我们根据民国五年的女生数目，看比十五年前的女生，多了多少。十五年前，中国人自办的女学还很少，中国所有女学生，大都是教会办的女塾造就的，那时他们已经有了统计。（见前“教会办的女塾成绩”节。）那个统计，初等蒙学堂的未详，但他把高等小学算在一起，也不过四千三百七十三人，而民国五年时，专计受中国人自办底中等教育的女生，已有八千零五人，那受初等教育的，（合国民高小两等而言，）竟有十六万四千七百十九人，比起十五年前，多至四十倍以上，——这是何等可惊的数目。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断言，中华民国的人民，多数已经觉醒女子有读书的必要了。
第十章 近代的妇女生活
——民国五年到现在
新思潮的诞生，必要有他的时势，然后一经倡导，才能不知不觉地惊涛骇浪般的掀起了。那倡导者的才力，也正是时势养成的，时势不过借他的手作揭竿的运动罢了。世界上谈到中国近年新文化的，必归功于“五四”；谈到“五四”的，又必归功于《新青年杂志》；这是显然的事实，也不必——尤其是不能否认的。不过要晓得《新青年杂志》底倡导新文化，也正有他的时势，明白这个道理，便容易明白新潮之所以诞生了。
自光绪二十年（民国前十七年）甲午之战以后，中国妇女生活，开始变动了。一直到民国四年，实算起来，足有二十年。这二十年中，由“无才是德”的生活标准，改到“贤母良妻”的生活标准；由闺门之内的生活，改到学校读书的生活：进步不为不快。但妇女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实在是在《新青年》倡导之后。而“五四”是一个重大之关键。
（一）初期的《新青年》
陈独秀开始办《青年杂志》的时候，正是袁世凯想做大皇帝的时候。承认了日本底二十一条，筹安会把君主立宪的锣鼓打得震天价响。中国人一个个给这些事弄得昏头昏脑，更不必说到青年了。陈独秀觉得身肩革新中国底责任的，总还是一般青年，所以要来改造青年的思想。第一卷第一号上，有王庸工给他的一封信，希望他于国体问题著论警告国人，他答复道：“按筹安会诸人所持国体变更之理由，……均未能令人满足。……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难道他的思想，真与当时的黑暗政治无关系么？不然的。他正是黑暗政治的反动。他说：“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为政府矣。欲以邻国之志警告国民耶？吾国民雅不愿与闻政治。日本之哀的美敦书曾不足以警之，何有于本志之一文？”足见他是痛心于政治，痛心于国民思想，疾首蹙额，无计可施，才转而为青年思想之改造；他之创办《新青年》，能说不是受时势所激励么？
《青年杂志》前四号，对于妇女生活，没有什么新贡献，一卷五号第一篇论文为《一九一六年》，陈独秀才正式主张女子勿自居于被征服地位，勿为他人附属品。这篇论文发表在五年一月，作此文时，正是袁世凯将要做皇帝的时候（袁以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下令承认为帝），陈独秀恨极了当时的状况，所以希望民国五年时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你看他在《一九一六年》中沉痛的喊道：
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划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皙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达此希望，必扑杀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且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
这是《新青年》作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宣言，也就是中国近世新文化运动底第一篇文字了。你看他对于青年革新的希望是如何的强烈，然而：
他说：
第一，自居征服（To C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Be Conquered）地位。全体人类中，男子、征服者也，女子、被征服者也；白人、征服者也，非白人、皆被服征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势将以铁血一洗此浃髓沦肌之奇耻大辱。
第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妇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皆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颗炸弹，要炸毁奴隶道德以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新家庭、新民族。新妇女的诞生，也是这篇论文作始的。且不独妇女生活史，即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篇文也有极深的意义与价值。
可是民国五年，终是中国倒运的一年，帝制的风涛才息，尊孔的云雾又起。国会议宪，欲尊孔子之道为国教，这种开倒车的思想，引起全国的纠纷，陈独秀在五年十一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三号上著《宪法与孔教》一篇诋斥此事。下一号上又载《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篇。三纲五常的学说，虽然不是孔子发明的，但孔子之被人利用，实由于此，所以要铲除奴隶道德，非打破孔子的偶像不可，怎么还能以孔教为国教？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他痛斥孔子之道不宜于现代生活，其与妇女生活有关的几处道：
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律以儒家教孝教从之义，父死三年，尚不改其道；妇人从父与夫，并从其子；岂能自择其党以为左右袒耶？
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生活之一端。律以孔教“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内言不出于阃”，“女不言外”之义，妇人参政，岂非奇谈？
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尚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之义，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辱。礼又于寡妇夜哭有戒，友寡妇之子有戒，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强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富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今日文明社会，男女交际，率以为常；论者犹以为女性温和，有以制男性粗暴，而为公私宴聚所必需；即素不相知之男女，一经主人介绍，接席并舞，不以为非。孔子之道则曰：“男女不杂座。”曰：“叔嫂不通问。”曰：“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是等礼法，非独与西洋社会生活状态绝殊，又焉能行于今日之中国？
西洋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自律师医生以至店员女工，无不有之。而孔子之道则曰：“男女授受不亲。”“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妇人从人者也。”是盖以夫为妇纲，为妇者当然被养于夫，不必有独立生活也。
妇于夫之父母素不相知，只有情而无义，西洋亲之与子，多不同居，其媳更无孝养翁姑之义务。而孔子之道则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命。”“妇顺者，顺于舅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此恶姑虐媳之悲剧，所以不绝于中国之社会也。
在这一段中，你看他所主张的多少意义——妇人参政，寡妇再嫁，社交公开，经济独立和小家庭制度，——都是孔子之道所不许，而他所努力倡导的。他又在次一号答孔昭铭的信中述他打破孔教的根本宗旨道：
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同号便有胡适之的《文学改良刍议》。说到文学革命，世人莫不归功于《新青年》，不知此事之倡议，尚较其于妇女问题为晚。下一号二卷六号出版于六年二月，有陈独秀之《文学革命论》，同时有吴虞底《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诸子看得明白，以为女子问题与家族制度与社会问题有密切关系，所以同时征求女子问题的讨论。
（二）盛期的《新青年》
陶孟和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七年一月出版）作了篇《女子问题》，用其社会学者的眼光，指出欧美社会现象促女子问题成为新社会问题之原因，是由于（一）经济之发达，（二）教育职业之发达，（三）思想之发达。他使国人对于女子问题的眼光改变一个方向，要以《欧美》为前车，要国人晓得这是世界潮流，不必抗也不能抗的。他明知中国的经济职业和思想，远逊于欧美，他也知中国社会制裁下的女子无奋发策励的机会，但他以为在今日交通频繁的社会，经济职业思想底发展，极易遍布，现于欧洲昨日之社会的，今日即将现于中国的社会：欧美女子问题之将见临于中国，是没有疑惑的。他的话很不错，在八年后之今日看来，已有不少证实了。
过了四个月，《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周作人译的一篇与谢野晶子底《贞操论》，认贞操不是道德，这一种新的声音，是最能震惊时人之耳的。论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为贞操若只是女子应守的道德，便是人生的大破绽，这种失调的旧道德，我们是不能信赖的。她觉得道德应使人人能守，人人实践，如使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虚伪压制不正不幸的苦，这决不是我们要求的新道德。但是社会现状怎样呢？她说：
在男子一方面既没有贞操道德自发的要求，也没有社会的强制。若在女子一方面，既然做了人妻，即使夫妇间毫无交感的爱情，只要跟着这个丈夫，便是贞妇。社会上对于女子所强要的，也便只是这种贞妇。甚至于爱情性交都已断绝，因此受着极大的苦闷，但是几十年的仍同丈夫住在一处，管理家务，抚养小孩；这样妇人，也都被称赞是个贞妇。又或爱情已经转在别人身上，只是性交除丈夫外不肯许人；这样妇人，也都被称赞是个贞妇。世间上这样的例，实在很多。
揭了旧道德的假面具，这在青年的心中，是极易燃烧发火的。然则新人的社会就绝对不要贞操么？与谢野晶子说：“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因为他是趣味信仰或洁癖，所以没有强迫他人底性质。人之能绝对爱他底贞操，并不是受什么道德制裁的，乃完全出于其自发，和他爱艺术爱学问一样。他又把贞操比之于财富，在自己有他时，原是极好，但是别人，或有或无都没甚关系。这种态度，实在打破了二千年的旧观，灌注到青年的心中，实发生莫大的影响。后来胡适之在五卷一号（七年七月出版）上发表一篇《贞操问题》。唐俟在五卷二号（七年八月出版）上发表只篇《我之节烈观》：根本的见解都和与谢野晶子的相同。都是从只要女子片面的守贞操这一点下手，作摧枯拉朽的工夫，中国贞操观念之荒谬，给他们指出了不少。后来曾引起蓝志先的讨论，发表在八年四月出版的《新青年》六卷四号。那时《新青年》，早已轰动海内；蓝志先主笔《国民日报》，他的文章，又先在报上发表，更引起北京人的注意：《新青年》的主张，算到成熟的时代了。不久“五四”运动发生了，新青年社所倡导的新思想，藉政治运动之助，遂不胫而走，传遍了国内。
《新青年》上建设的主张，并不在其对贞操问题的讨论，而在其能具体的指出妇女生活之谬误，并指导妇女解放的趋向。胡适之善能以具体的方法指示问题，这是他无论在文字上讲演上得操胜利的原因。《新青年》四卷六号是“易卜生专号”，就是想借易卜生戏剧底具体方法，作指示问题之助的。胡适之说明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有四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这都是中国家庭的写照。他更将易卜生戏剧里的主义，指出为中国当时底对症良药，这最容易灌入人心了。后来他自己又做一篇喜剧《终身大事》，写田亚梅要求婚姻自由未遂，便跟他的爱人逃了，实在更单纯而更有力。此稿发表时（八年三月），虽说女学生没有人敢扮田女士，所以未曾实演，然在“五四”以后，女学校演《终身大事》的倒丝毫不觉奇怪了。
“五四”以前的《新青年》，还有两篇与妇女解放极有影响的重要文字：
那一班富贵人家的妇女，穿短裤、穿丝袜，天天上杨庆和、老宝成办金饰，上大纶、天成剪衣料；他们自以为极乐，其实比街头的老乞妇还苦。然而我现在不愿意评论这些“描金寄生虫”！单就你们这班中等家庭的妇女说，不必愁吃，不必愁穿，每月有三五十元至一二百元的进款，可以酌量使用，也就不能算得很苦了。然而你们是人类，以人类应有的身分评判你们，你们却苦极了：
第一，你们未嫁时，父母不教你们读书：到了十岁以后，却急急要替你们攀亲了。人类是应当有知识的；你们父母却不许你们有知识。人类对于本身有自由处分之权；你们父母却要代为处分，这是养小猪的办法：起初是随便养他；养大了便糊糊涂涂的把他捉出圈去。第二，到你们出嫁以后，因为自己没有知识，所以不得不以“无才”为“德”；因为不能自立，所以不得不讲“三从”；因为一失欢于男子，就要饿死，所以不得不讲“四德”；不得不“贤慧”，不得不做“良妻贤母”。其实所谓“无才是德”，就是“人彘”的招牌；所谓“三从”，就是前后换了三个豢主；所谓“四德”“贤慧”“良妻贤母”，不过是“长期卖淫”的优等考语，和那小报上所登的“房间清洁，应酬周到”，“谈吐伶俐，宾主咸欢”，骨底里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计算你们天天所做的事：——你们早上七点钟起身，自己要梳头，要煮早饭，要上门口买菜，要料理小孩子吃饭，年纪大一点的还要替他穿好衣服，预备好书包，然后送到学校里去；这么一来，已是九点钟了。九点钟以后，要洗早饭的碗筷锅子，要出灰拣菜，（往往五个钱的鸡毛菜，十个钱的绿豆芽，要拣上一两点钟，）洗鱼切肉；不知不觉已近十一点钟了。于是连忙煮饭烧菜，直忙到十二点。吃过饭，洗过脸，约一点左右，看看有什么衣服要洗的，就用热水泡起来洗。人工洗衣，最费时间；大约一双袜子要十分钟，一件短衫要二十分钟。三五件衣服一洗，天已夜了；即使没有夜，人也倦了，总得休息休息，到六点钟，又要预备晚饭，又要洗锅涤碗。晚上要替小孩做鞋子，要修补衣服；余下工夫来，至多只能翻翻《日用杂字》用那半别不别的字，记一两笔零用账。到十点以后，是呵欠催人，快点睡罢。
中等家庭之妇女，实在这般生活的，不但那时，即今日已经解放的妇女，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经结婚生子，仍然要过这般生活；所好的，记账不至于写别字罢了，——实是苦极。但难道不曾雇有仆人吗？他说：
即使家中有一个小丫头，一个老妈子帮着，自己至多只能减少三分之一的忙碌；若有了个吃奶的小孩缠着，还要加忙一倍。请问忙来忙去，忙出些什么成绩来？
他觉得要改造中国的社会，拯救中国的妇女，非先打破了这个“中国妇女生活谱”不可。怎样打破呢？对于先所说的第一项弊病，应当一反其道而行之，父母对于儿女，只担负教育的责任，没有干涉婚嫁的权利和经营婚嫁的义务。对于第二项，却应当先把社会改组了才行。怎样改组呢？他说：
今以我们所住的一条西横街为例：街上所住的人家，大约有五十户；以平均每户有成年妇女二人计算，总数就有一百人。这一百个有用的人，现在正在那里照“谱”行事，当然是过了一世也没有什么成绩的。若能把五十人家联合起来，——
（1）开设公共教养所一处，抚育全街各户五岁（照中国习惯以虚岁计）以下的儿童，约需妇女十人，（至多十五人。）
（2）开设幼儿园一处，教育全街各户五岁以上，七岁以下的儿童，约需妇女五人，（至多八人。）——七岁以上的儿童，当入国民学校；国民学校应当联合了三五条街开设一处，不能混入此项计算之内。
（3）开设包饭所一处，供给全街各户的饭食，约需妇女七人，（至多十人。）
（4）开设洗衣作一处，代替全街各户洗衣，约需妇女六人（至多八人。）
（5）开设成衣铺（兼修补旧衣）一处，代替全街各户料理衣服，约需妇女十人，（至多十二人。）
（6）设公共女仆四人至八人，专司全街各户的清洁卫生，兼送信购物诸琐事。
照这样计算，对于五十家人家生活上需用的妇女，不过四十二人（至多也不过六十一人）；在总数一百人里扣算，就能移出五十八个（最少也有三十九个）空人来。这五十八个人倘能悉数到社会上去做事，中国的社会事业，断断不是现在的烟鬼面目。（所谓社会事业，是指小学教员，医院看护妇，商店售品人及书记等职业；我是绝对不赞成女子参政的，我连男子参政也不赞成。）便是那在本街上做事的四十二人，也已有了职业，也已对社会上尽了个应尽的责任，脱离了“长期卖淫”的耻辱了。
他这主张，正和后来社会主义者理想中的社会组织仿佛，是一直到现在——八年后的今日，——仍然为一个理想的。理想虽未实现，种子总算已经种在青年的思想里了。
另一篇重要的文字，便是五卷三号（七年九月出版）发表的胡适之的《美国的妇人》，是在北京女子师范讲演的稿子，起首使用具体的方法说出他的意见道：
去年冬季，我的朋友陶孟和先生请我吃晚饭。席上的远客是一位美国女子，代表几家报馆去到俄国做特别调查员的。同席的是一对英国夫妇和两对中国夫妇，我在这个“中西男女合璧”的席上，心中发生一个比较的观察。那两位中国妇人和那位英国妇人，比了那位美国女士，学问上智识上不见得有什么大区别。但我总觉得那位美国女子和他们绝不相同。我便问我自己道，他和他们不相同之处在那一点呢？依我看来，这个不同之点，在于他们的“人生观”有根本的差别。那三位夫人的“人生观”，是一种“良妻贤母”的人生观。这位美国女子的，是一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我在席上，估量这位女子，大概不过三十岁上下，却带着一种苍老的状态，倔强的精神。他的一言一动，似乎都表示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似乎都会说道：“做一个良妻贤母，何尝不好。但我是堂堂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这就是“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我看这个女子单身走了几万里的路，不怕辛苦，不怕危险，要想到大乱的俄国去调查俄国革命后内乱的实在情形：——这种精神，便是那“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的一种表示；便是美国妇女精神的一种代表。
所谓“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又解释道：
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换言之，便是“自立”的观念。我并不说美国的妇女个个都不屑做良妻贤母，也并不说他们个个都想去俄国调查革命情形。我但说；依我所观察，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别国的妇女，大概以“良妻贤母”为目的，美国的妇女大概以“自立”为目的。“自立”的意义，只是发〔展〕一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作事。中国古代传下来的心理，以为“妇人主中馈”“男子治外，女子主内”；妇人称丈夫为“外子”，丈夫称妻子为“内助”；这种区别是现代美国妇女所绝对不承认的。他们以为男女同是“人类”，都该努力做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的。
以下他便举了许多美国妇女趋向这个目的的事实，也有几处拿中国妇女目的底错误作比例，说的极其详尽。最后他说出他对于中国妇女的希望道：
我们中国的姊妹们若能把这种“自立”的精神，来补助我们的“倚赖”性质，若能把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来补助我们的“良妻贤母”观念，定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这种“自立”的精神，带有一种传染的性质。女子“自立”的精神，格外带有传染的性质。将来这种“自立”的风气，像那传染鼠疫的微生物一般，越传越远，渐渐的造成无数“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有了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良善的社会决不是如今这些互相倚赖，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说那种“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善良社会绝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微意了。
可见他是在提倡这种“超良妻贤母”的人生观。这个“超良妻贤母”的人生观，与后来章锡琛诸人所倡导的“弗弥涅士姆”（Feminism或译男女平权主义，或妇女主义）很有相同之处。以上两篇文章，算是《新青年》对于妇女问题建设的贡献，而胡适之这一篇，影响更大。
（一）“五四”运动与妇女解放
欧战时中国经济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各国因战事之故，不能不暂行减少或停止东方贸易，中国的实业家，便藉此作兴业运动，中国各处在那几年内添设的纱厂工厂，也不知有多少。但是手工业的失败，并不起于那个时候，自从任外国自由贸易以后，中国手工业便已失败了，人民的经济生活便已窘迫了。坐而待毙的现象，已渐渐看出。然而工业发达可使社会改变的话，尚不能使一般人明白了解，因为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虽已间接受到西洋工业发达的压迫，但他们亲身离社会工业的状况还远。到得欧战时候，资本家觉得办工厂是一件投机事业了，便办了很多工厂；穷人因为到工厂去可以免却饥寒了，亦遂投身工厂。社会状况，间接直接，发生了很大变化。举国上下，才都感到工业发达与社会的关系。我们也才都有心来接受西洋的近代文明，新文化运动就是站在这一个时势上的。
欧战初停，中国人很以为这是一个自强的机会，满望和会上得着不劳而获的胜利，谁知消息传来，竟是不祥，推源祸始，都是宵小所误，因而发生“五四”运动。一种运动的成功，须赖继续不断的努力，“五四”运动虽然是临时爆发的，如何维持下去，叫他成为有实力有意义的运动，便靠着学理的帮助了。当时遂把这政治运动，看大开来，觉得单独的解决政治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中国的事，是各方面都生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问题……种种问题都与政治有关，蛛丝罗网，不易解决，溯本求源，还是一个文化问题。觉得立足在现代世界，非接收现代文明不可，《新青年》的主张，实在很有道理，于是“五四”运动一班青年，便竭力推扬《新青年》上的主张，打破旧伦常，吸收新文化。假使当时没有那种吸收西洋文明的时势，徒然有《新青年》上的议论，当然也是不得成功的。
“五四”运动的利器是“团体”与“宣传”，没有“团体”的少数人的叫喊，是再也引不起人家注意的，而“五四”时“团体”的结合，是以新的意思结合的。新的意义是没有男女界域的，所以“五四”是促成男女社交的一个好机会。“宣传”是要有内容的，没有内容的叫喊，谁听了也不入耳。“五四”运动既以打破旧伦常，吸收新文化为目的，他们的宣传，自然极力从这方面入手。“五四”时候的出版物，几乎“无地无之”，哪一省哪一县有一个学生会，哪一个学生会是都想出一个刊物的，——铅印也好，石印也好，油印也好。而各地刊物，打开来一看，除却运动消息以外，满是些“思想革命”，“社交公开”，“妇女解放”，“恋爱自由”，“教育平等”一般言论。至少在写这些言论的青年，他们的脑子，无论如何是受了这些思想的陶化了。他们在写稿时候，至少是得多看几本杂志的。《新青年》上的主张，遂不知不觉地走遍了全国。
思想这件东西，一经灌入脑里，是会作怪的。虽然世间尽有要十年百年方可实现的思想，但那切身可行的思想，是最令人跃跃欲试的。“五四”时代所倡导的思想，都是救时良药，尤其是“妇女解放”这问题，人人都感觉急切，并且又是可以“坐而言、起而行”的，所以“五四”时候，妇女就开始解放了。
有一件事不要忘记，便是经济状况的变化。中国自营的实业，原来是堆在沙滩上的宝塔，丝毫没有基础的。欧战停后，外国的经济侵略，山崩海陷般的压到我们中国，我们的旧组织再也支持不住了，妇女们再不能安安稳稳地在家里度她那寄生生活了。经济是如此的窘迫，职业是如此的艰难，生活程度是如此的增涨，一个男子要好好地养活着他的妻室儿女，不啼不号，实在不容易，妇女便不得不入社会去求职业。眼光稍远的人，遂从速让女子读书，以作职业的预备。又因为寻谋职业的原故，男子们老守家园的观念，也打破了。经济既是困难，遗产往往不足维持生活，一家兄弟，各自谋生。宗法势力，到这时候，便不待攻击也倾倒下来了。不过交通底便利，也有很大的影响。宗法观念既破，妇女的背脊上便去了一块重大的压石；这是促成妇女解放的重要时势。
（二） 教育上的解放与缺点
“五四”后妇女解放的先声，便是教育上的解放。怎样可以提高女子的人格？非男女教育平等不可。要教育平等，便是不问男女，都受一种“人的教育”，不应把男女教育分开，男女共学的办法，宣统三年学部开中央教育会议，即订初等小学可男女同学。民国元年教部成立时，通电申明宗旨，中亦有初等小学可男女同学的话。民国四年更定高等小学男女同校者须各编学级。于此可见，“五四”以前所定小学校男女共学的办法，不过为的教育行政方面底便利，在小地方不能举办女子小学时，女生可入男校另编学级，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断不是想要男女受同样教育的。社会上也很觉这种办法不好，所以徒有此类的规定；而小学校之真正男女同学，还是“五四”以后的事。民国九年时，男子小学校之容纳女生，女子小学校之容纳男生，几乎全国都有了。
“五四”以前，中国并没有自己办的女子高等学校。教会办的，北京有个协和女大，南京有个金陵女大，福州有个华南学校，转是中国女子受高等教育的地方。民国六年，北京女子师范开办国文教育专修科一班，次年又办手工图画专修科一班，虽然有了改建高等师范的准备，究竟还没有完全成立。“五四”是民国八年上学期的事，那年秋天，有女生王兰、奚贞、邓春兰三人，要求北京大学开放女禁，那时考期已过，只能准许旁听，审查合格允许旁听的，便一共有了九位女生。蔡孑民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演说，说到北京大学开女禁的情形，最滑稽了，他说：
从前常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我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当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从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言行录》四四五，六）
他这话看来滑稽，实则可以箝教育部之口，拒反对者之标的的。不久南京高等师范也就招收女生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次年也完全成立。到现在，除属专门的技能职业，如交通税务之类外，全国的大学算都是男女同学了；不过还有两个专门教女子的大学。（清华现尚无女生，听说不久要招女生了。）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民国十一年度全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除教会学校的不计外，已有六百六十五人！这就是“五四”解放的成绩。这六百六十五人的分配是：
中国女子有正式进大学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从“五四”开始的，前面说的很明白，可是为什么又于民国九年时把北京女子师范正式改为高等师范呢？把北京女师改为女子高师，立意原在“五四”之前，那时初级女子师范毕业的学生，无处升学，所以有办女子高师的必要，可是在现在看来，——就理论说，女子须同男子受一样的人的教育；就实际说，女子高师或女子大学的规订科目，亦并无和其他大学不同之处；——高等教育，似乎没有为女子专设的必要。但是现在国立的女子大学竟有两处，不独表示女子教育的缺点，只能作女生不能入其他大学时的收容所；且适足养成女子学校学生的惰性。三千年来的思想，认女子的能力较男子的薄弱，新潮诞生快十年了，尚不能矫正这种见解，这是妇女在教育上的解放还未完成的事。
维新时代筹办的学，是以贤母良妻为目的的，所以先以女学归之家庭教育法，其后方归学部。其女子师范的宗旨，不过是“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助家计，有益家庭”。民国初年，对于这个目标，承认了一半，说是“造就小学校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不说关于家庭的话了，是那时对于贤母良妻主义已有疑窦的原故。又创办女子中学，也是希望女子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好打破贤母良妻的范围。但终不能决然说女子中等教育就完全与男子的一样，所以比男子中等学校课程多家事缝纫等科。这中间便隐然留着一个很大的漏洞，把女子教育的宗旨，弄得“扑朔迷离”，不知所向了。教育女子的方针，究竟应和男子的一样呢？不一样呢？贤母良妻的呢？超于贤母良妻的呢？若说应和男子一样，为什么要多学家事缝纫等科？若说以贤母良妻为教育标准，只学了家事缝纫便可以做贤母良妻了么？中国的新教育，原就是科举式的，只顾经过学校阶级后，有什么资格，能混什么差事，（当教员也是一种差事。）完全不想到教育与学生生活应有什么关系。所以学校尽管办得热哄，效率依然是很小。女子教育，宗旨既然不明，便只得在旧生活的大海里，随着新潮，高一浪、低一浪的，度他飘摇无定的生涯。
今日的女子学校，完全抛弃了他的责任，他的学生，将来应否和人结婚，结婚后应否负维持家政教养子女的责任，他是一概不管的，他只按照那带着漏洞的部章，把教科书尽量向学生脑里塞去。学生生活上发生了这种重大问题时，那只好听凭她的环境去解决，只好让她自己在那新旧冲突的潮流中挣扎，学校给予她的知识，是与她无丝毫裨益的。这是个多大的缺点！弄到现在，几乎全国的人都要承认教育对于女子不过是一种妆饰品了；受教育的女子，几乎全被斥于家庭之外了；（意思是说她们没有维持家政的能力）这是个什么结果！
高等教育，不必把女子和男子分开，却有两个大学使她和男子分开；中等教育，原是把女子和男子分开的。实际上却又没有分开的教材与教旨！不是矛盾么？
我的意思，高等教育是造就专门人才的；专门人才有什么男女的分别？所向的目的既相同，所用的教材又相同，即不说男女同校还有别种利益，已经应当同校了。
至于受中等教育的女子，我的意思，无论她将来是升学是谋职业，都应在与学制衔接的功课外，授以一种女性特需的教育，以别于男子。“女子治内”的思想，自然完全不适于现在社会了；但断没有谁主张把女子天赋的才能，精神的特质，和其兴味、感情、美丽一笔抹杀，而使之以男子为人生极则的。妇女主义者也绝不要求免除母性之责任、光荣和困苦的。所以女子除受人的教育外，还应有她自己应受的教育。新时代的女子，如果以为家政一类东西可以不学，似乎和从前纯以贤母良妻为目的有一样的错误罢。爱伦凯把母性的教育分为三种课程：
第一种课程，是国家经济学，及处理家政之本的卫生上和审美上的原理，这课程虽没有包含种种实际的练习，但把家庭科学的第一原理，教示青年女子了。
第二种课程，是卫生学，心理学，及关于教育一般具有康健状态及带病的性质的小孩的学理。
第三种课程，是青年妇女们在为母之前或为母以后生理学上及心理学上的应知的学理及人种改良学的根本原理。（《妇女十讲》页一四六）
新妇女虽然都是具“超于贤母良妻”的人生观的，但贤母良妻的知识，似乎应当知道。失却母性的女子，或不知怎样做女子的女子，说她便是能尽“超于贤母良妻”之责任的人，这一定是欺人的话，信不得的。教育家——尤其是女教育者，应当仔细想想这问题，求一个解决的办法；爱伦凯的主张，或者就有参考的价值了。
（三） 职业上的解放与其痛苦
女子之投身工厂，初不由“五四”开始，但男子学校之容纳女教师，到是“五四”以后才有的事，现在当教师这件事，已变成女子最普遍的职业。除此之外，从事商业的也有，如京、津、沪、粤以及诸大都会，往往有令女子营业的商店。女子在职业上，算已得了解放，只要有可做的事，便可被人延用，不致因“性别”不同而见外于男子了。
可是今日从事职业的女子，并不是因为她没有了从前那种在家里做主妇的责任，也不是因为她们没有小孩子要等她们去教养，而她们不能不舍身到社会来谋职业，什么原故呢？经济的压迫呀！西洋因为工业生产品价廉的原故，家庭的经济愈益缩小，家庭的劳动异常减少，从前需要妇女在家做的事，如磨谷、制麻、纺纱、织布、洗衣、漂布、酿酒、煮调肥皂、制造蜡烛、制造各种果汁，及为健康目的用的药草饮料、浸渍果实、保存食品，又制衣服、烤面包、运水、饲猪、养鸡等工作，因为工作合作的扩张，已不必妇女去做了。西洋现在家主妇所须做的，只有煮饭、打扫、教育儿童，况且即是这些职务，也因为有自来水管、煤气炉、电灯及煤气灯、中央暖气管等类，又因设立有学校、幼稚园等，家主妇的责任也大减轻。即以教养儿童论，除幼稚园等减轻她们担子外，又甚行“两儿制度”。她们现在已不必忙个不休了；有才干的，遂不愿跼蹐于家庭小范围之内，因而要从事职业。至于那因经济压迫必得自谋生活的，自然更不用说，但她无论如何，比中国今日寻谋职业的女子，总还要幸福得多。
女教员们，一周担任二三十小时功课，回家还要带小孩子，烧饭，洗衣，晚上还要改卷子，预备功课，一有闲暇，还想打毛绳衣，做小孩鞋袜，即使雇有女仆，有许多事还是要亲自做的：这生活该有多苦！但这是平时的现象，如果又怀了孕，便不得不为生育着急了。差不多的时候，便得暂停职业，一个孩子出了世，精神衰颓了一大半，对于职业，就要发生厌倦了。所以那结过婚的女子，从事职业总是站不长久的。因为这样，便发生两种现象：（一）从事职业底未婚女子，认结婚是一件可怕的事，为衣食的原故，不得不牺牲那可爱的青春。晚之又晚，到头来往往失却了结婚的机会，感受晚婚—甚至不婚底痛苦的女子，现在中国智识阶级里多极了。（二）晚婚既痛苦，一般未婚的女子，遂不能不认职业为不愉快的事情了，于是还恢复她们的旧观念，以为只有作家主妇是她们自然的职业，很急切地要找一个有家产的男子去嫁了。如果因经济压迫，一时不得不从事职业，她觉得那种职业也不过是大海中无聊的航行，一旦得驶入结婚的港口里，她便要立刻弃去她所憎恶的职业活动的。因为如此，女子还是不能“自立”。婚姻的习惯，还是没有改进，多数解放的女子、恋爱结婚的，自以为打破了一切，谁知结婚不久，才晓得自己还没有解放，还要受男子的保护。数千年来的锁链，仍旧套在她们的项上。
何以中国女子在职业上感受如是的痛苦？那是因为我们家庭组织还是原始的形式，没有把家庭劳动弄得简单，还不能与妇女分工的情形适合之故。所以我们亟应有一个新的组织。在新的组织未曾实现以前，妇女一面未曾完全脱离家庭的枷锁，一面又作了工资的奴隶了。在两层的压迫底下，妇女的痛苦实在比男子更甚。即使如此，因为已解放的职业范围太小之故，求职业而不得的妇女日多，她们还怨苦不迭哩。新的组织是什么？刘半农《南归杂感》里已经道着一些了，在本章第八节里我们还要说到。
（四） 婚姻上的解放与其不足
“五四”以后，婚姻自由的观念，在智识阶级里似乎已经普通化了。大多数人已经觉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是纯粹恋爱的结合，总还只有少数人敢去尝试。男女双方，即使互相了解，有了结婚的程度，他们总还得要求家庭的同意，另外转托人来作媒，行那请庚定亲的种种手续。至于那纯粹由家庭解决的，更不用说了。这种婚姻手续，同宋代的还差不多，如：
一、请庚 父兄请人作伐，向女家介绍，女家如可同意，即将庚帖送至男家。
二、探问 请庚帖后，如能合意，则各须探问两家境况及人品；探问不足，继之以卜筮。——这一层在先由个人同意的，自然无须了。
三、定亲 探问合意，卜筮得吉，于是择吉日行定亲礼。是日男宅以首饰（名曰六礼，或以全金，或以半金，或以银币代之，亦有全不用者）及茶叶、果子、礼帖，（用“致意”及“求允”二帖）等盛诸盘中，遂至女家，女家受之，而还以礼帖（致意帖，八字帖，允帖）及喜糕等。
四、报期 定亲后如欲结婚，必先卜定吉日，复托媒人报诸女宅，名曰报日期，女宅允许，即可实行，否则仍须重选。
五、行盘 结婚前数十日或一二日，男宅必送礼物至女宅，名曰行盘。先由女宅说定所须用之首饰、衣服、礼服及银币等，男宅即于是日送往，女宅受之，并还以新郎礼帽、礼鞋及喜糕。
六、妆奁 结婚前一日，女宅所办之妆奁，必送至男宅。其妆奁之多少，亦视贫富而定，有四橱八箱的，有二橱四箱的，亦有仅用数箱的，外此则有各种台凳及各种铜器瓷器。此等器具，大都只美观而不实用。旧式女子，以此为自己荣辱所系，所以定要外表好看；即现在受教育的女子，亦不能免。女学生毕业后辛辛苦苦的去作教员，所得的收入并不供给家庭，目的只为在增置自己嫁奁的，也常见的很。
七、迎娶 结婚那一天，男宅用执事花轿或马车等至女宅迎接新妇，新郎亦于此时至女宅，名曰揖岳，是古时亲迎的意思。轿至女宅时，女宅必索银若干，名曰门包，数如不餍，则以花轿不得进门为要挟。轿入门，新妇服礼服，披红纱，令阿弟扶上轿，此时母女分别，须得痛哭，不哭则受讪笑；且有以为哭声洪大则男宅将来必富之迷信，此在受过教育的女子，真有“左右做人难”的光景。
八、结婚 结婚须择一定时，过所择时则不吉。轿回宅，新郎衣礼服，喜娘引新妇出轿，与新郎并立，连以新绿长巾，点花烛，奏乐，掌礼者喝礼，向南北各四拜，均由喜娘为之牵引，新郎新妇，无异傀儡。拜跪毕，乃由亲友执花烛送至房中，执花烛者在前，新郎新妇在后，好事者每蹒跚不前，竟有只隔数屋而行数十分钟者，藉以苦新人。既至房，同坐于床沿，继又祭祖待新人，次乃行相见礼，先父母，依次及于伯叔兄弟姊妹亲戚等。礼毕，长者有觌仪给新人，新人亦须以觌仪给幼辈。
这样仪式，还普遍的行着；比较解放的，只不过把事情变简单些，结婚一项，不用花烛拜堂等等，而改为什么“文明结婚”，换戒指、立婚书等等；其余情形，大都仍旧；实在是不澈底的解放。也有那举行“宴会式”结婚仪式的，大都在外乡大都会的居多，在家庭所在的地方，是不易办到的。至于那完全自由的结婚，废止一切手续的，简直是少有。如果有这样的事，除非是脱离了家庭的关系。其实中国的婚姻制度，只受宗法组织的牵掣，宗法组织破坏时，婚姻制度自然就会改的；到比西洋受宗教牵掣的婚制，易于反抗些。
以上是说旧的婚姻仪式，近代还保存多少的，但结婚须根据爱情，并非不是多数人公认的，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底婚事，已经不像从前一味固执了。因为这个原故，社会上反产生两种极端的现象：一是结婚的极难，一是结婚的极易。
那结婚极易的，往往在公园里，戏院里，会场上，或其他地方，男女偶相接近，便致相爱，不久之后，就结为婚姻，——此类事实，各地都有，大都会更多。他们自己，未尝不自以为是恋爱。但他们能于很短的时间内，努力达到其结婚目的，对手方之是否适于为配偶，当然没有考察的余地。这完全为两性的情热所驱使，如加本特所谓急于寻觅他情热的喷火口罢了；该是怎样的危险！不独自相认识的如此，即由朋友介绍，因而匆促相爱的，也是一样的粗率。不过尚易于由朋友方面知道对方的一点情形，比较自相认识的，究竟还胜一筹。
怎样是结婚极难呢？上一节说的从事职业的女子，认结婚为畏途，便是酿成“结婚难”现象的原因之一。还有那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在中国也渐有“结婚难”的现象了。本来在大学读书的，已往往耽误了她鲜艳的青春，使她在戴上学士帽时，失了从前那吸引男子的魔力：谁知大学的教育，又易于使她不自觉的养成一种高傲的观念，往往就看不起男人。她们以为男女关系是一种精神上的伴侣，一种兴趣和主见的结合，去发展人生能力的。与其不能使自己得到什么好的机遇，到不如终生从事职业，反可在经济上行动上得着自由了。
以上两种现象，——结婚的极易和极难，似乎都不是健全的社会应有的。粗率的结婚，容易结不幸的果子，是很明显的事实。结婚的极难，甚至于不婚，也是不幸的事。就人性说，男女两性，都有结婚的必要；男子无论是从事职业或受高等教育，都无害于他结婚的权利，为什么女子从事职业或受高等教育就要牺牲她结婚的权利呢？如果说女子的性欲，天然较男子为淡薄，她们可以不结婚的，试问这话有什么科学的根据？假使社会组织不同现在一样，性的道德也不同现在一样，而使女子有和男子一样的自由，试问女子性欲的表示，还像不像现在一样的淡薄？现在的表面淡薄，完全是过度压抑的结果啊。就社会说，社会的改进，全恃其中份子之身体、智慧和道德的品质之加良，这种优良的份子，是靠着优良父母的卵翼，有很好的家庭生活和很完备的教育的，受到高等教育的女子，自然是优良孩子的最好的母亲，她若牺牲了这光荣的职责，便是她对社会不能尽她底唯一的义务了。我们固然希望那受高等教育的女子，能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子一样，替社会服务，为一般可怜的人，缺乏智识道德的女同胞们，有病的儿童和青年们牺牲，但在健全的组织之下，做两三个小孩的母亲，并不至于妨害一个女子之为社会服务。自然也有那特别称为“男性的女子”的，她丝毫不感觉结婚有什么幸福，甚至她有厌憎小孩的（这已有点病像），那末我们听凭她不生育去。但是大多数受了现社会的束缚，因而以独身主义相号召的，便确是现社会的病象。这种病象，是应当设法救治的。救治的方法，除改新社会组织，使家庭不复贻累女子，或教养子女不使女子感觉痛苦外，极力使社交容易，也是中国急切的事。社交如能真正公开，真正容易，粗率结婚的毛病便可得救了；结婚困难的毛病，也可减轻不少。在美国，男女同校大学里女生结婚率，比那纯粹女子大学学生的结婚率高些，就是因为和男子交际的机会多些的原故。中国的男女社交，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放手行去，仍然是扭扭捏捏的故态，这真是一件大大的缺点！
社交所以不解放，就是性态度未曾改革的原故。中国虽已有多数人知道结婚须有当事人爱情的，但一面仍把性的行为看得太重大，使男女两性隔离得非常之远。由于这种态度发生的弊病，比较由于社交解放发生的，不更大些么？在性行为看得太重，男女隔离得太远的环境里；男性只认女性为“玩好殖民”的对象，女性不过是男性豢养的家鸡，虽然可以任意把她去宰割，但一不经意时，可以被“鸡扒子”一把粟的引诱而变为人家底鼎脔的！私通和奸通的故事，在过去的中国还少吗？现在中国所发生的流弊，——粗率的结婚等，——也还是从前的病根啊！二千多年前的“七岁不同席”，“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表面似乎已经物化了，但他的灵魂，还依然在中国人的心中作祟。
结婚的困难，不用说，也正是社交不解放的原故。人们之相与，没有什么绝对不能了解的，平时有人对于另一人憎恨、厌恶，断不是那一人生就有被人憎恨厌恶的性质，只不过这一人对于他不完全的知道。如果他多一分的相知，必定就多一分的了解，在这同须挣扎的人生里，必定可捐除误会而同情了。在这社会里，倘若有抱独身主义的女子，她往往只是因为得不着她理想的配偶而然的，社会上一定很可怜她，殊不知她自己原是一个瞧不起所有男子，不知道所有男子的人，她从何选择她理想的配偶？所以社交的真正解放，也能够帮助解决“结婚难”的问题，是无疑的。
我们现在切要的工作，是要能使少年少女对于异性的关系，有深切的了解，下明确的判断，最要紧的，便是使他们从早充分看惯了异性。
我们从前性的道德，是要女子独守的，男子爱别的女子不要紧，女子若爱了男子，便要罹终生的不幸，这种观念，近代还是保存在。不知已结婚的丈夫不应当把妻室死死守着的，如果那样，往往会把夫妻关系弄得索然无味。“夫妇互相容许远离而自由行动，常常把他们结在绝对的同情的索上，这样自由的天真烂漫的婚姻，却因了自由，愈成为吸引的。因为生活范围的推广，愈使婚姻生活丰富，活气增加，在某种意味成为不可破坏的。”——这是加本特在《爱的成年》里的主张，而为本间久雄极力赞颂的。“见章译《妇女问题十讲》，页四四。”浪游越远的人，越是思念他钓游的故乡。故乡底繁盛，不必能比他所游的地方为好，所以格外思念的原故，是由于他眼界宽了，心的度量大了，能见到故乡的美处的缘故。生活范围扩大——社交推广后，对于夫妻的关系，也能特别感到好处而原谅，也就是眼界放宽，度量扩大了的原故。
旧式的丈夫，对于妻室太监视了，自然谈不到解放，做妻的不但结婚以后没有自由，就当她做女时代，又何尝自由？不知自由，她的生活永远是枯燥的单调的从一的。和这种女子结婚，她只能做你一个顺从的奴隶；你和她在一块，也只能过枯燥的单调的生活。不会有活气的。但即是新式的社会——半解放的社会，由恋爱而结婚的夫妇们，多数仍不能感到自由的真味，这也是旧病的遗毒，太把妻子监视了，太不使女子有社交欲了，太看重奴隶的贞操了。
旧社会把性的片面道德看得太重要，对女性防伺得太严，又有什么好结果呢？据司法部的记载，十四年度五月至九月五个月间，司法部覆准执行死刑的人犯，其中因杀死本夫（被告者为男子）和杀死亲夫（被告者为女子）而罹死刑的，竟有百分之四十而强，（见下表）这种事实，无异宣告旧道德的破产！法律的无效！（意思是说法律没有威畏百姓使他不去犯罪的能力。）
（据《司法公报》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期。）
中国民间，向来有对于通奸男女之极不人道的惩罚，这种惩罚，往往为法律所默认，不以为罪的。但是男女通奸的事并不因此而减少，现在看来，只不过暴露人民的野蛮残忍，对于性的态度之无理罢了。例如十三年八月七日《民国日报》曾载有这样一则新闻：
九江日前江水急流中，突由上流漂来一方木板，上面有人。义渡局急放救生船上前捞救，近视之，则板上仰卧一活着的少年妇人。上半截裸体，下半截仅穿一单裤，手足被人用铁钉钉住，不能伸缩。两腿间放一男子之头，鲜血模糊，并树一木标，上书“救者男盗女娼”字样。救生船见其情形奇怪，遂置不理。该妇人叫曰：“请你们将我之板翻转，俾得速死。”驾救生船者亦不加询问，遂将船驶回，而以所见情形告人。众谓此必奸杀案，但也应捞起以告官厅，从严追究。后以该木板顺流而下，救之不及，不知到底流于何处。（转录周建人《性道德的变迁》，《民铎》六卷二号，页六。）
枯守无爱情的夫妇关系，结果会闹出这样不人道的事来，谁说中国的旧道德尚有维持的价值？假使离婚是容易的，当她和别人有爱情时，她便可和丈夫离开，也不至有如此残酷或杀夫的事了。
童贞的重视。现在并没有比从前淡薄，社交之不能公然解放，与离婚的困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的离婚，在男子是得着新生活了，在女子仍然无异于宣告了死刑，——即使她是经济能以独立的，再婚的机会总是很少。所以有许多人主张已经结婚的男子，应当原谅他的对方，竭力创造恋爱；而在女子方面，如果她的婚姻不幸，应该努力和旧社会的势力奋斗，提出离婚，好打破旧社会的陈见。这种意见是对的，我们并且更应希望，离婚的女子，都容易得着再嫁。这种女子多一个，对于性的陈见便可减少一分；这种女子不使社会认为怪诞的时候，便是性的陈见完全打破的时候！（近代已定婚约的，悔婚的非常多，大都是男子不愿意父母代定的婚姻，遇着这样情形的女子，应当极力怂恿父母和男家解约，否则无爱情的婚姻，是比暂时不嫁更苦的。）
总之，童贞的观念不打破，性的态度便不容易改变，寡妇便不容易再嫁，离婚也不容易实行，是女性不能自立的致命伤！
（六） 山额夫人之来华与制育运动
中国是著名“多子”的国家，但“贫不举子”的现象，汉代已经有了，两千年来，溺女堕胎的事，更遍行于社会。由此可见，中国虽无科学的制育方法，而人民为经济压迫的原故，已有制育的实际行为，中国人并不是天然愿意多子的。不过那拙笨的方法，往往害了母体的生命，否则即忍心害理做那残杀的事，太觉可怜罢了。所以堕胎是受法律干涉的，有心的人对于溺女也极力攻击的，汉时的王吉，南北朝的颜之推，就是这类人的代表。清末林纾作的《闽中新乐府》，也有一篇《水无情》，为“痛溺女”而作，那诗道：
孰道水无情，无情能作断肠声，孰道水无情，有情偏浸出胎婴。女儿原是赔钱货，安知不做门楣贺。脐上胞衣血尚殷，眼前咫尺鬼门关。阿爷心计忧盐米，苦无家业贻兄弟；再费钱财制嫁衣，诸男取妇当何时。阿娘别有皱眉事，乳汁朝朝苦累伊。床上缝鞋袜，镜上梳头发；还要将来再费钱，何如下手此时先？一条银烛酸风烈，一盆清水澄心洁；此水何曾是洗儿，七分白沫三分血。此际爷娘心始安，从今不着一些难。所恨儿无口，魂儿不向娘亲剖：“娘亦当年女子身，育娘长大伊何人？若论衣食妨兄弟，但乞生全愿食贫，——岂知聋瞆无头脑，一心只道生男好。杀女留男计自佳，也须仰首看苍昊！”
男儿是人，女儿也是人，为什么就不使她有生存的权利？但社会的偏视和经济的压迫，逼出这种现象，你就再拿苍天的威力震惊他，他亦未尝能改的。近几年来，贫困的现象，益发扩大，人民的生活，益发艰难，生命更不值钱，任黑暗社会中行那溺婴堕胎之事的，还能少吗？科学的生育节制，在中国实是急切需要的事。
近世倡导生育节制（Birth Control或译产儿制限）最力的，是美国山额夫人（Mrs.Margaret Sanger）。夫人在一八八三年生于纽约之高宁，曾从事看护业十四年，眼见贫民家庭受子女之累，生活非常艰难，有许多人，往往因堕胎而死，所以觉到生育节制的必要。于是出版一种小册子，名曰《叛逆妇人》（The Woman Rebel），宣传节制生育的方法，邮送到贫民窟。美国联邦政府及纽约的市政厅，都以这册子为猥亵的印刷物，控她以刑事罪，依照法律明文，寄件人及收件人，应该处以五千元的罚金和五年以内惩役的。然此事大受世人的注意，英国名人威尔士、加本特等致书美国总统威尔逊，说夫人此举，完全是道德的行为，不该与一般猥亵出版物同视。经详细调查之后，遂宣告无罪。此事的结果，实在可说美国政府已经默认了产儿制限运动。
后来山额夫人又与其妹皮尔恩夫人（Mrs. E．Ayrne）共同在纽约贫民窟设立产儿制限讲授所，又被捕入狱。皮尔恩夫人在狱中绝食，因此惹起纽约市妇人非常的同情，集合许多同志从事于请愿的运动。再派特别委员调查，又宣告无罪。自此以后，产儿制限一事遂大为世人所注意。夫人主持的产儿制限会，已有二十余所，并刊一种杂志，名《产儿制限评论》。欧洲各国也纷纷办有产儿制限讲授所。
民国十一年七月，将要在伦敦开国际产儿制限大会，她去赴会，绕道东方。这年三月，她就从美国到日本，日本政府禁止上岸，后来强制她不许宣传方法。四月中旬，遂由日本来中国。
夫人到北京后，应北京大学之请，讲演《产儿制限的什么与怎样》，由胡适之翻译，当时听讲的十分拥挤；讲稿传出后，更是轰动一时，认为是甘霖玉露的也有，认为是奇谈趣语的也有。但是中国社会弥漫着的“性”的玄秘的空气，总算她第一个来打破的！中国从前何尝有人把“性交”的事拿在大庭广众中演讲的哩？她这一次的演讲，除下了生育节制的种子外，还创始了一种好的态度，使中国人知道“性”的事情，原来还是值得用科学方法去讨论的啊！
生育节制的原理，就是阻止精虫与卵子之结合而避免受孕的，方法虽然微细，目的却远在人种的大问题上。英国著名经济学者马尔塞斯说，世界人类如像目前这样繁殖下去，每二十五年，人口须增加一倍，这种增加是几何级数的；但世界生产的增加，即使有很大的努力，也只能是等差级数的：所以人种简直有绝灭的危险。用种种方法来限制人口增加的，是为“马尔塞斯主义”。后来“新马尔塞斯主义”主张用科学的避妊法来代替别种不近情的限制人口办法，“生育节制” （Birth Control）遂大为世人所注意，所以又有人称之为“产儿制限”。
今日中国，到处有人满之患，产儿制限尤为切要。山额夫人来华之后，北京和上海，都有人组织研究节育的团体，可是不久之后，都销声匿迹了；这是很可惜的。固然现在所用方法，尚未能完全便利，但继续倡导与研究，是必需的。固然山额夫人也曾劝我们贫民病人和下级社会下手，但宣传此事于贫民病人和下级社会的，总还靠知识阶级的青年男女。
生育节制的利益，即舍开限制人口会使国家富强、社会健全而论，尚有种种切身的好处：
一、生育节制能使母亲生她愿意生的孩子，她身体不好或操劳过度时便可不生孩子，减少了她多少的痛苦。
二、生育节制能保存丈夫对于她的爱好，妇人生育的间隔时期较长，夫妇幸福的生活便多些，爱情更浓些。
三、因为贫穷无知的原故，有许多小孩不能得健全的养育，幸而长大，也只能做一个苦力，或自儿童时起，即须做自食其力的事，做一个愚民，一生没有幸福的日子。
五、因为有这方法，青年不妨较早结婚，待他们经济足以维持时再生育小孩，可以免除卖淫和他种不正当的性交。
六、生育节制可免子女众多之累，使家庭成为平安和谐的家庭，使男女有自由发展的机会。
……
以上所说的利益，对于女子终身的幸福是尤其重大的，所以制育的事，女子实在应当居主动的地位。最好是妇女们自己研究、自己主张、自己实行、自己互相传告。虽不必把生育节制的方法彰明的列为妇女功课之一，（但欧美已有很多的讲授所了，我们即认之为妇女教育的一种功课，又有什么不可？）受教育的妇女们，似乎都应以没有制育的知识为可耻！更进一步说，在今日的中国，至少至少，须要有一位像山额夫人这样的女子，苦口婆心，以殉道的精神，为同胞妇女谋幸福的！
无限人口的增殖，是最大的罪恶，我们知道的：无后为大的观念，是宗法的产物，实际已不存在的：那末制育运动，还有什么顾忌呢？从前上海和北京两处的制育研究会，是男子做主动的，虽然失败亦已不值回顾，将来应该有妇女做主动的组织的。
（七）参政运动与其理论
女子参政运动难道民国初年失败后从此就应烟销火灭了么？不然的。“五四”以后，女子既有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顿时女界中好像产生了一些人才，她们对于这事，自然是秣马厉兵，跃跃欲试。民国十年以后，政权分崩的现象，渐渐显现，联省自治的呼声很高，国人都想用良好的政治来解决国是。所以一班学者，高唱其好政府主义。这空气传染到大学里边的女生，她们便觉得她们应当舒展起来的机会到了，所以第二次的参政运动以起。
十一年暑假的时候，北京中国大学女生万璞及法政专门女生周桓、石淑卿等，联络女子高等师范学生同发起参政运动。七月二十五日开筹备会于法政专门学校。既而意见不投，分裂为二：万、周等组织女子参政协进会，女高师诸人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
这一次的参政运动，是与民国初年不同的，那时采用了“武”的方法，这时却是“文”的。可是参政协进会开成立会时，竟遭警察的干涉，不得已遂改为讲演会。拟在国会正式开会之后，为女子参与全国政治的要求。宣言上说她们底目的是：
一、推翻专为男子而设的宪法，以求女权的保障。
细心看去，前两项到是在法律上应当争得的，第三项却真不必，民国成立后的教育制度，就没有不平等的规定，女学校如果有与男学校不平等的训练，那是思想作祟，不是制度作祟的。且慢批评，再说她们的方法，旗帜甚是鲜明，就是：要求女子的参政权！
女权运动会的目的，较参政协进为大。她们在八月十三日开茶话会招待新闻界和学界，很得他们底赞助。二十三日开成立大会，其后陆续举行几次公开讲演，刊女权运动特号，会员说有三百人。她们的宣言有七条纲领，是：
三、私法上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承继权，财产权，行为权等，一依男女平等的原则，大加修正。
中国男女在法律上所享权利向来是不平等的。女子的行为，在法律上应受限制，《民律草案》第九条云：“达于成年，兼有识别力者，有行为能力，但妻子不在此限。”又同律第六第七条，“不属于日常家事之行为须经夫允许”。则夫妻之间，妻在法律上是不独立的。至于继承权，女子的希望更少，有亲子的自不消说，没有亲子的，财产应由嗣子承继。如无亲子，又无嗣子，其财产由一种规定的次序定应承受遗产的人，即：
（1）夫或妻（2）直系尊属（3）亲兄弟（4）家长（5）亲女（《民律》第一四六八条）。亲女的地位，在承继遗产上面是如此低的，所以简直少有袭产的希望。离婚问题，在法律上男女也不平等。纳妾的事，是法律上承认的。“同意年龄”，中国刑法上并无规定，不过如有与十岁以下幼女通奸的事，我们通常总认为是强奸的，“同意年龄”（age of consent）意即青年女子未达法定年龄时，如有与男子通奸情事，无论如何，应认为男子诱惑，不当认为女子已表同意，男子须受刑法的处分。中国的“同意年龄”既无规定，完全靠人情以维持，便不能给幼年女子以充分的保障。人口贩卖与娼妓营业，不只蔑视女子人格，并且违背人道，然各国法律，对此二事都无澈底殄除的决心与办法。女子职业，在中国尚无绝对的自由，选业的范围很狭，渐有不足支持的现象。即使有与男子同样的工作，其酬劳也难同样，而生育子女，尤无适当的保护，——由于以上种种不平等的待遇，所以女子有要求参政的必要。因为男子纵然不尽是自私自利的，有些地方，不是忽略了，便是遗忘了，原谅了，要专靠男子来齐平男女的权利，那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这就是参政运动根据。参政运动不过是一种手段，他的意思就是女权运动。
女子参政实行后，女权可以伸张，那时对社会，对国家，对她们自己，以至于对男子，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看：
一、女子参政对于女子思想上的影响 选举制度有一种政治教育作用，女子得选举权后，对于种种政治问题，应比从前留意，于是她的眼界可以扩大，她的智识可以增加，她的判断力可以较前敏捷。
二、女子参政对于家庭生活的影响 反对女权的人，以为女子参政后，家庭生活必大受影响，不知女子如不以政客自任，则执行选权，事亦至简，不必妨及家庭职务。又有人疑夫妻如政见冲突，易生离异；不知男女若都有政治思想，结婚时彼此思想必多一致，思想一致，夫妇关系，转可随之巩固。
三、女子参政对于女子生活的影响 参政后，女子职业的范围较前扩大，如司法行政各种官吏，女子都可充任，女子求生，较前容易。“同工同酬”的原则，这时也有些工作上可实现了。
四、女子参政对于女子权利人格的保障 参政后，可使结婚的女子财产权与男子平等；父母可以不吝惜女子上学：孕母与寡妇可得特别辅助；“同意年龄”可以规定得很高。
五、女子参政对于儿童保护的贡献 女权派认儿童教育、儿童卫生、贫儿救济、儿童道德种种问题，须待女子参政始能完满解决；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女子切身问题，而女子的性情能力最能帮助这些问题好好解决。
六、女子参政对于男子恶德的纠正 男子种种恶德，其影响不仅及于本身，并且间接的害及妻子，要求参政的女子，对于禁妓、禁酒、禁赌、禁烟等事，都要竭力主张。
七、女子参政对于政治道德的贡献 女权派以为女子道德较男子纯粹，倘令女子加入政治，尚可刷清政治上恶习，增进一般人的政治道德。不过这要看当地男子政治道德如何而定，如果男子政治道德十分卑下，女子也未必就能“中流砥柱”的。
八、女子参政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般关心人类前途，关怀人道的人，在女子身上，存绝大的希望，他们以为爱和平的心理，女子远胜男子，如今女子参政，人类战争或可消灭。（以上参观王世杰《女子参政之研究》，北大出版部。）
参政运动虽然曾两度失败，但中国如果仍然行代议制度，女子参政必有实现的一日，而且这日子亦不是很远的，最早广东临时省议会，即曾限定女子有选权，前后曾于一百六十名女选民中，选出女议员十人。前几年湖南省宪规定男女同等，王昌国女士被选为议员。最近国民政府又有何香凝女士做实业厅长。这都是以证明中国妇女有参与政治的能力，并且政治舞台上也能容纳女子了。自然，女子参政是女子自觉的表示，并不是仅仅希望造出几个女政客的，争求参政的女子，若不仅以政客自期，女同胞的幸福，便可靠她创造了。
在二重压迫下的中国女子，他们的生活，何尝就自由、幸福？有许多人，为自由的生活而奋斗，故极力鼓吹新的制度，与新的组织之产生。氧气是遇不得火的，所以从社会主义流入中国后，到处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虽然很少，社会主义的思想已传播得很普遍了。我们固不能说中国在什么时候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在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时，也许全国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也不一定。近十年来，妇女生活虽已有若干改变，回首过去的三千年，好像妇女们已将十八层地狱，跳完十七层了，更尽一层，便登天堂；这个天堂，便是社会主义下的生活。
前面曾经说过，寻求职业的妇女，一面又有家庭的牵掣，终竟不能给她们自立，完全是因为原始形式的家庭组织，不足以应妇女分工的情形所致，所以我们亟应有一种新的组织。妇女分工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我们没有力量抵抗他实现的，要想减轻过渡时代的痛苦，惟有早一日实现新的组织。这种组织，刘半农在《新青年》五卷二号上即曾略略说过，现在更有重新细说的价值。德国社会学大家Müller-Lyer在他的《社会进化史》里，说旧形式的家庭如何繁琐，新式家庭如何简便，道：
我们的家庭，一直到现在是小营业的性质，有极琐细的管理。在六十个小家庭中，必有六十个妇女为管理家庭的事务，到市场购买货物，生六十个灶炉的火，调理数百小罐锅的食料，洗刷无数的器具等，又都用辛苦的手工，因为机器还没有适用于这样的小营业中。——若在一个组合的家庭团中，欲胜任这种种工作，还要比较的优良、廉贱、少辛苦，有了十分之一的妇女便够了。假使把六十个小家庭结合为一有机体，设一个总厨房，雇一个专门的厨司，即得以极小的劳费，制出更夥多的且手续更麻烦的食物。各个家庭以升降机与这个总厨房相连，无论何时得输送他们所要的食物与饮料，摆列在食棹上。在这个大家庭组织中，也可用节省劳动的家庭机器，这些机器，早已发明，但是还未采用。如一个洗濯机在数分钟内能够洗净数百个碟锅；中央暖气管节省搬运煤炭的事务；一个真空扫除机，打扫住宅的灰尘；刷靴机，煤气灯，电气灯，冷热导水管，蒸气洗濯机等等，足可减少妇女一切辛苦的、微琐的、现在正在愁叹的事务。（据陶译，商务本，页二三八。）
他把新组织优越之处，说的已详，他更以为，现在妇女在小家庭里的劳动，不独比这种新组织为辛苦，而国民所耗费的物质与劳动力，若以经济眼光计起来，一天也当值百万。社会主义对于将来家庭的布置，也是这样的。Meta Stern Lielenthal在其《将来的妇女》中说：
到了将来，二十个家庭的妇女，用不着人人在家中厨房里做饭，由社会雇用三四个妇女或男子在一个适中的地点组织一所厨房和膳厅，用最好而轻松省时间的方法替这二十家做饭。这三四个作厨子的都是很好的专家，经过了相当的训练的，如同医生一样，因为佢们对于社会的卫生也是很关重要的。……将来的厨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与现在的厨子不同，佢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像现在的厨子只是一家的奴隶，而佢们都是社会的公仆。（谌译，天津《妇女日报社》印本，页二五。）
做饭是这样社会化的，其余洗濯、熨烫、裁缝、扫除等等工作，都可以社会化的。家庭中的工作既完全移到社会上由专家分担了，将来的家庭自然变成最甜蜜最使人们快乐的地方，女子也尽有时间从事于社会的分工了，她才有充分发展其自由的个性之机会。
将来的妇女都到社会上去工作，社会给以丰赡的工资，经济完全独立，便不要为衣食问题去结那长期卖淫的婚姻了。她们的工作，也不是做工资奴隶，因为工场就是个适合卫生的场所，人们为排遣生活起见，每日自愿去作一个短时间的劳动，而工作的代价，就可使她享安全快乐的生活了。将来的妇女，只知道结婚是一种随自己意志的爱情选择一个完美伴侣的行为，除此以外，毫无作用的。将来也不会有因经济的阻碍使两个相爱的男女不能结婚的事。乙女用不着怀疑到：“甲男是否能供给我的生活？”因为她是自己供给的。甲男也用不着管乙女是否会做饭，（除非她的职业是厨子，）因为他可以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经济的障碍既除，身心也健康，知识也充足，生活状况自然会好，男男女女都有正式结婚的机会，不会有三四十岁还不结婚的人了。
社会主义看结婚仪式是一文不值的东西，那时结婚的男女，只要有法律上的声明，也许不要什么仪式了。现在人对于这一条到很怀疑，以为如果这样，必定演出乱婚的现象，直至一个男子不知道他第二天的妻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小孩子找不着亲生的父母为谁而止。这话实在似是而非。恋爱没有不是自由的，社会主义不过主张破除一切人造的不必需的障碍，任当局者有绝大的自由选择权，不受丝毫外力的干涉。如果对恋爱自由有怀疑，那末只要问：文明人类是否有乱交的天性？今日也有过恋爱婚姻而快乐的人们，他们婚姻的维持是否完全靠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他们今天是否愿意把昨天所爱的人斩然抛弃再去找今天的人？归根说来，这个问题就是全体或大多数的人们是否都喜欢过不安定的生活，或愿意把佢们所心爱的人随便抛弃？读者自己或读者的朋友，如果有相爱的伴侣时，一定可以证明，你们的相爱是不会以法律的变迁而变迁的，是不因外力的干涉而巩固的。因为这个原故，废止婚姻仪式，是不必怀疑的，婚姻制度，不妨还有，不过令其绝对自由罢了。
结婚后生了孩子，便要发生问题了，一般人以为“儿童公育”是收不着好结果的，对此很是怀疑。其实社会主义的妇女，并不是把抚育婴儿的责任都让给别人的。在社会主义之下，妊娠的妇女如果身体虚弱，便应停止其工作；从小孩生下来一直到不吃奶的时候，母亲更一概停止社会生产的工作，离开她的职业去专作母亲；国家对于她的工薪，还不丝毫减少。小孩稍为大一点的，便可于母亲出外工作时，把他送到育婴院，就同现在把更大一点的儿童送到幼稚园一样。模范育婴院的内容，就是学校教育的最低基础。一切设备必求最适合于儿童，各种教养方法都必经过深刻的研究，所以育婴院对于儿童的好处要比理想的家庭还好得多。那时儿童每天在育婴院所待的时间，正和他母亲到作工场的时间相同，不过那五六小时。母亲工作完后，便可到育婴院把小儿领回家了。
育婴院的保姆自然须要有很专门的育婴学术，但别的女子，个个人也都要有看护婴孩的知识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于儿童的责任与教育方法，将有大规模的教授与实习。个个女子都要学会看护婴孩；儿童学将成为女子教育的必修科；这样，一个小孩刚生下来就可得着好的看护，在家中亦如在育婴院一样，所以那时儿童的死亡率很低。
不但儿童的死亡率不能像现在那样高，儿童天才的发展也比现在大，因为那时青年男女都要受怎样作父母的教育，不独女子应当得“贤母良妻”的知识，男子也须学得“贤父良夫”的知识，——那时是没有这些名词的，不过意思的确是这样，——所以做父母的都知道怎样使未来的小孩康健聪敏。年少的妻子对于养育儿童所受的痛苦，都认为是最重要最神圣的母亲事业，并且她也有这种学术和志趣去胜任这种事业。
妇女既得有自由发展个性的最大机会，母性又得着最大的保护，便是澈底的妇女解放实现的时候。不独妇女从地狱升到天堂，就是男子——以至于全体人类，都可以升到天堂了！
（据汪辉祖之《史姓韵编》参校原史编制）
一部《二十四史》，中间有女子若干，虽然是不关紧要的问题，我们若真考出来，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幸得萧山汪焕曾（辉祖）有一部《史姓韵编》，根据这本书来从事统计，便很容易了。至于史中人数，某卷若干，此若干人中有何特别可记之事，《史姓韵编》有未详的，都参校原史录出。不过《二十四史》中，竟有数史，并无女子，那只得从略。有附于他人传中的。此表均详为注出。惟帝后及公主，都未列入。
史目 所载妇女总数 所在卷数 备注
前汉书 一 卷九十一《货殖传》。 巴清寡妇，用财自卫，始皇为筑女怀清台。
后汉书 二十一 卷九十三李文姬一人附《李燮传》。卷九十七范滂母一人附《党锢范滂传》。卷一百十三孟光一人附《逸民梁鸿传》。卷一百十四《列女传》十八人。 《列女传》十八人中，赵娥重见《三国志》卷十八及《魏书·庞涓传》。又乐羊子妻号曰贞义，桓鸾女号曰仁义桓嫠，皇甫规妻号曰礼宗。
晋书 四十 卷八十八张氏一人附《孝友刘殷传》。卷九十六《列女传》三十九人。 《列女传》中陕妇人，不知姓字，谥曰孝烈贞妇。
梁书 一 卷四十七宛陵女子一人附《孝行滕昙恭传》。 重见《南史》卷七十四附《孝义张景仁传》。
南史 十六 卷七十四宛陵女子及王氏二人附《张景仁传》。卷七十三《孝义传》中十四人。 《孝义传》中羊佩任乡里号曰女表。姚氏一人重见《唐书列女传》。又诏表门闾者三人。
魏书 十八 卷九十二《列女传》。 重见于《北史》者十七人。中兕先氏。许嫁彭老生为妻，彭逼不从，为彭所杀，号曰贞女。又卢元礼妻李氏，号曰贞孝女宗，易其里为孝德里。姚女胜，标河东孝女，墓曰孝女冢。史映周妻耿氏，太后令树碑旌表。
北史 三十五 卷九十一《列女传》。 中与《魏书》重见十六人，与《隋书》重见十六人。
隋书 十六 卷八十《列女传》。 均重见于《北史》。中冯宝妻洗氏封谯国夫人，尹州寡妇胡氏封密陵郡君。
新唐书 五十四 卷二百五《列女传》。 与《旧唐书》重见二十六。郑廉妻李氏号坚贞节妇，名所居曰节妇里。卢甫妻李氏死烈，赠孝昌县君。王泛妻裴氏死烈，赠河东县君。高彦昭女七岁死烈，谥愍。邹保妻奚氏封诚节夫人。《杨烈妇传》中之侯氏、唐氏、王氏俱补“果毅，”（以讨史思明有功）。
旧唐书 二十九 卷一百九十三《列女传》。 重见于《新唐书》者二十六。
Songsh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史 五十五 卷二百九十附《胥偃传》三人，力氏韩氏谢氏，三代寡居。卷四百四十九附《陈寅传》杜氏一人，附《贾子坤传》牟氏一人。卷四百五十三附《郑覃传》董氏一人。卷四百六十《列女传》四十九人。 《列女传》中，陈安节妻乡人呼为“堂前”。王贞妇夫家临海人，其元将所掠，过嵊青枫岭投崖死，旌曰贞妇，易岭名曰清风岭。吕仲洙女良子以孝闻，真德秀表其居曰“懿孝”。
辽史 五 卷一百七《列女传》。 一都《二十四史》，惟《辽史》编者脱脱氏，对于妇女具同情的眼光。他在《列女传》序中说：“男女同室，人之大伦，与其得烈女，不若得贤女，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辽据北方，风化视中土为疏，终辽之世，得贤女二，烈女三，以见人心天理，有不与世道存亡者。”痛快，痛快！
金史 三十四 卷一百三十《列女传》。 中李宝信妻王氏死烈，赠贞烈县君。相琪妻栾氏死烈，封西河县君，谥庄洁。许古妻刘氏死烈，追封郡王，谥贞洁。许古二女死烈，长谥定姜，次谥肃姜。
元史 一百八十七 卷二百《列女传》九十二人，卷二百一《列女传》九十五人。 前卷《列女传》中阚文兴妻王丑丑谥贞烈夫人。霍耀卿妻尹氏，霍显卿妻杨氏，并以节孝闻，目标“霍氏二妇”。乾州田氏，邠州任氏，皆一家三妇以孝旌表。畏吾氏三女，家钱塘，同事母不嫁。
后卷《列女传》中，王时妻死烈，赠梁国夫人，谥庄洁。汪琰妻潘氏，汪燕山妻李氏，汪惟德妻俞氏，称汪氏三节。
卷三百一《列女传》八十五人。
卷三百二《列女传》八十四人。
卷三百三《列女传》一百二十五人。
秦良玉一人有本传。 第一卷《列女传》中，称贞女者一人，孝女者五人，孝妇一人，义妇一人，义姑一人，烈妇二人，又丐妇一人。桐城陶镛妻钟氏，镛子继妻方氏，继子亮妻王氏，妾吴氏，三代诏旌，人称所居曰四节里。目标“陶氏四节妇”。
第二卷《列女传》中称烈妇者八人，烈女者二人，贞妇者一人，贞女者一人，节妇者二人，孝女者四人，又有“沈氏六节妇”。
第三卷《列女传》中，贞 女三人，烈女一人，烈妇一人，孝女一人，杨文瓒妻唐氏，文琦妻沈氏，华夏继妻陆氏，屠献宸妻朱氏，四人同时死烈，目标“甬上四烈妇”。江都程煜节祖姑二人，叔母三人，妹一人，同时死烈，目标“江都程氏六烈”。王用宾妻尹氏、王用贤妻杜氏、王用聘妻鲁氏、王用极妻戴氏、王良器女刘治妻五人，同死烈，目标“王氏五烈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