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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与野史,可以互为补充吗?
「一个
有情
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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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中国
古代历来
有所
谓的“
正史
”和“
野史
”的
区别
。在“
正史
”
系列
之中,
具有
很强
代表
性的是
乾隆
钦点的“
二十四史
”。
那么,
野史
就是
不靠谱的代
名词
吗?
其实
还真
不是
这样。
乾隆
皇帝
,清
高宗
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1799年)
野史
并不野
对于我们
来说
,
野史
往往
等于
一些
历史
人物
的趣闻轶事。实际上,史家眼中的
野史
则是一些
具有
一定史料
价值
的
笔记
小说
。
所谓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
君子
”。
自从
孔子
修“
春秋
”以来,
野史
就是
古代
正史
的重要
来源
,史失求诸野。如果一旦正
史记
载
出现
不足,
自然
需要
“
野史
”来补足,
所以,
野史
不是
和
正史
对立的,正好
相反
,
野史
是
正史
的重要
来源
。
比如清代修四库
全书
的馆臣曾经
评价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渡以来
野史
之最详者,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征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虽然是一部名义上的
野史
,却是那个
时代
可信度最高的史书,所以,
野史
的
概念
最
关键
并不
在于
其可信度,而
在于
其
是否
出自
“
官方
”亦或是“大儒”的手笔。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
南宋
李心传撰典制文献
而且,
野史
往往
存在
一些
正史
不能
说的
内容
,比较典型的是明末清初等特殊
时期
的
历史
记录
。由于清代对南明
历史
讳莫如深,所以修撰南明
历史
的史家往往
不得
不以“
野史
”的
形式
来
展现
,比如《罪惟录》,也
就是
《明书》的蓝本,干脆就直接砌进墙里面,直到
民国
才被翻
出来
。
其实
,
对于
野史
的野,往往也
体现
出古代
学者
们的某种偏见,但是
正史
的正,却也
不是
那么正的。
《续
资治
通鉴
》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
正史
未必正
对于
正史
来说
,其界定最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是要“官修”,也
就是
有
官方
的修史许可。
比如《
资治
通鉴
》,虽然未能
入选
二十四史
,但是
司马
光是在
官方
力量
下
完成
的修史,所以
也是
正史
系列
,而比较特殊的是《
汉书
》,其修撰虽然是
出自
私人
,按照当时的
法律
是不
允许
的,但是由于
班固
的强大
影响
力,这本书仍旧
进入
了《
正史
》
系列
,
算是
强行转正。
第二条
就是
要“正本清源”。
史书
想要
被列入
正史
,其体例
一定要
有史书的体例,
不是
纪传体
标准
就是
编年体
标准
。总而言之,要有
官方
史书的
样子
,同时,一般
正史
都是
团队
写作,
不会
出自
一人之手,这样就
保证
了
权威
性,且
追求
所谓
的“微言
大义
”“
春秋
笔法”往往以几个字来论褒贬。
明刻历代百美图
杨
贵妃
但是实际上,
正史
的
内容
往往并不完全客观,甚至很多
地方
经常
出现
颠倒
黑白
的
部分
。
比如说
司马
光的《
资治
通鉴
》在记述杨玉环和
安禄山
的
时候
,就
来了
一首
所谓
“杨玉环洗儿”:
“禄山
生日
,上及
贵妃
购
衣服
……召禄山入禁中,
贵妃
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上自往观之喜,赐
贵妃
洗儿金
银钱
,复厚赐禄山……自是,禄山出
入宫
掖不禁,或与
贵妃
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
对于这个
说法
,清代《历代御批
通鉴
辑鉴》里曾明确地指出:
通鉴
(事)
考此皆出《禄山事迹》及《
天宝
遗事》诸稗史,恐非实录,今不取。
《
资治
通鉴
》
作为
正史
,为了
体现
对杨玉环的
批判
和偏见,
错误
的采纳
野史
中的
不可
信
记载
,强行
认为
杨玉环和
安禄山
有染,连清代人都看不
下去
了,
可见
所谓
的“
正史
”
也有
不正的一面。
《
Songs
h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史》是
二十四史
之一,收录于《四库
全书
》史部
正史
类
正史
的修撰往往
都是
要采纳三个主要
来源
。
第一
就是
官方
记录
。
比如《
Songs
h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史》《
元史
》等
都是
以《
宋实录
》《
元实录
》为蓝本修撰的。
但是,这些史书修成之
后,实录
就
不见
踪影。
比较极端的《旧唐书》,干脆直接照抄《唐实录》,
导致
里面偶尔还会
出现
当
时史官的
名字
。
这种
做法
虽然
有利于
保存
当时的
记录
,毕竟实录
都是
当时
朝代
修撰的本朝
记录
,
内容
非常详尽,但是
缺乏
客观的史料
来源
,所以往往实录里面的
错误
也一并采纳。
第二个
来源
就是
野史
和其它“
正史
”。
比如当年修撰《新唐书》之时,宋廷广泛征求了各地
唐朝
史料,其中不乏《唐国史补》等
野史
,所以实际上《新唐书》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诡异
记载
,往往
都是
来自
野史
,其集大成者
就是
所谓
的“
武则天
毒杀李弘”。
《
史记
》,是西汉
史学家
司马
迁
撰写
的纪传体史书,是
中国
历史
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第三个
来源
就是
参与
修撰者自己
收集
的
内容
以及见解。
比较
具有
代表
性的
就是
《
史记
》,
司马
迁
父子
作为
修撰者
收集
了大量的史料
作为
自己的论据,也
成为
《
史记
》最重要的
部分
,所以《
史记
》中
有所
谓的《
刺客
列传》,这些史料大
部分
都是
司马
迁
自己
收集
的。三皇五帝的
部分
也是
司马
迁从
传说
中剪辑
筛选
的。
《
元史
》是
系统
记载
元朝
兴亡
过程
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
明朝
初年
正史
、
野史
之名
正史
和
野史
的
区分
及其名称的
产生
,是在
中国
古代史学已经十分
发展
的
情况
下
出现
的。
金毓黻
先生
认为
:“
正史
之名,始见《隋志》。”(《
中国
史学史》,
中华
书局,1962, 102页)此乃本于《四库
全书
总目》“
正史
之名,见于《隋志》”(《四库
全书
总目》史部《
正史
类·序》)之说。
《
隋书
·经籍志》于史部书首列
正史
类,其序曰:“古者
天子
诸侯
,必有国史,以纪
言行
,
后世
多务,其道弥繁。……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往
正史
,
作者
尤广。
一代
之史,至数十家。”
可见
《隋志》
所谓
正史
,指的是《
史记
》、《
汉书
》一类的纪传体史书。除纪传体各史之外,尚包括关于这些史书的集注、集解、音训、音义、驳议等著作。
野史
的
出现
,不独是对
正史
的补充,而且也大大丰富了史学的
内容
。
野史
之名,始见于唐。陆龟蒙有诗云:“
自爱
垂名
野史
中”(《奉酬袭美苦雨见寄》)。陆龟蒙(?—881年),唐末人,弃官隐居,躬耕于松江甫里,撰著不倦。这样一个“隐
君子
”,写出“
自爱
垂名
野史
中”,
应当
说是很
自然
的。在陆龟蒙看来,
只有
达官显贵
才能
上“
正史
”,而他这位“江上丈人”则以入“
野史
”为高洁。由此我们亦可窥见:
野史
和
正史
是大不一样的。
从
野史
的渊源
来看
,它本是杂史的一
部分
。唐沙仲穆所撰《大和
野史
》,《新唐书·艺文志》即著录于“杂史”类。明祈承爜著《澹生堂藏书
目录
》,于“杂史”类分列
野史
、稗史、杂录三目。这都
证明
野史
实
出于
杂史。
关于
野史
的
内涵
,有两种
认识
:谢国桢
所说
“
野史
笔记
,稗乘杂家”,是广义的
野史
,
梁启超
所谓
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统称
野史
,乃狭义的
野史
。前者易于
使人
明瞭,后者
内涵
比较确切,二说各有长处。
正史
、
野史
,
互为
补充
从史料学的
角度
来看
,
正史
和
野史
都
具有
重要的史料
价值
。
问题
在于
,这里
是否
存在
着轻重之分、主次之别?
究竟怎样
认识
正史
和
野史
在史料学上的
价值
呢?
正史
依然是我们
了解
一代
历史
的主要材料,而
野史
则
具有
对
正史
的补阙、充实和纠谬的
作用
;有了前者,后者才得以
发挥
作用
,而后者的
存在
,又将使前者更加
完善
。这里有两个
问题
必须明确:
第一,按照
马克思
主义
的阶级
分析
方法
来看
,
产
生于
阶级
社会
的
历史
著作,不论是
正史
、
野史
,都不
可能
为人
民写
历史
、写
人民
的
历史
。
第二,按照
马克思
主义
的
历史
主义
观点
来看
,
我们
对待
历史
遗产,均应给以
批判
的
总结
,实事求是地
评价
它们在
历史
上的
作用
、
地位
和
影响
,而不应在
强调
某一
方面
遗产的重要
作用
的同时,不恰当地贬低另一
方面
遗产的
历史
价值
。
有些论者在
评价
正史
和
野史
的
价值
时,或是在抬高
野史
地位
、贬低
正史
地位
时,往往引证
鲁迅
《华盖集·忽然想到》内的一段话:
“
历史
上都写着
中国
的
灵魂
,指示着将来的
命运
,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
不容
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
野史
和杂记,可更
容易
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毫无
疑义,
鲁迅
的话是深刻的、正确的。但是,这并
不能
成为
一些论者抬高
野史
、贬低
正史
的根据
和佐
证。
鲁迅
这段话,
说明
了三个
问题
:
第一,
应当
重视
野史
、杂记。
鲁迅
在他的
文章
中,
不只
一次地
谈到
野史
的
重要性
。他
认为
:野
史记
事比较直截了当,不太摆史官架子,“看
往事
却
可以
较分明”,对
社会
的
揭露
较深刻。
第二,
鲁迅
并未
否认
正史
的
重要性
,这一点,常常被一些抬高
野史
、贬低
正史
的论者所
忽略
。
就在上面所引的《华盖集·忽然想到》那段引文之前,
鲁迅
还写道:“先前,听到
二十四史
不过
是‘相斫书’,是‘独夫的
家谱
’一类的话,便
以为
诚然。后
来自
己看
起来
,
明白
了,何尝如此”。
第三,
鲁迅
对
正史
的这个
认识
和
分析
,确是很高明的。
按照
鲁迅
的
意思
,
历史
上原来“都写着
中国
的
灵魂
,指示着将来的
命运
”的,
人们
若能抹掉那厚厚的“涂饰”,沙汰那层层的“废话”,则可“察出”“
灵魂
”和“
前途
”的“底细”来的。
鲁迅
从“
正史
”中,一
方面
看到
了“
帝王
将相的
家谱
”,另一
方面
又
看到
了“
中国
的
脊梁
”的光辉。
鲁迅
对待
历史
遗产的这种严肃认真的
批判
精神
,以及他把“脏水”和“
小孩
”严格加以
区别
的实事求是
态度
,
都是
值得
我们
学习
的。只引
鲁迅
先生
的一段话
作为
抬高
野史
、贬低
正史
的证据,是不妥当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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