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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与野史,可以互为补充吗?




「一个有情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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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来有所谓的“正史”和“野史”的区别。在“正史系列之中,具有很强代表性的是乾隆钦点的“二十四史”。

那么,野史就是不靠谱的代名词吗?其实还真不是这样。

乾隆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1799年)



野史并不野


对于我们来说野史往往等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实际上,史家眼中的野史则是一些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笔记小说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自从孔子修“春秋”以来,野史就是古代正史的重要来源,史失求诸野。如果一旦正史记出现不足,自然需要野史”来补足,所以,野史不是正史对立的,正好相反野史正史的重要来源
 
比如清代修四库全书的馆臣曾经评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征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虽然是一部名义上的野史,却是那个时代可信度最高的史书,所以,野史概念关键并不在于其可信度,而在于是否出自官方”亦或是“大儒”的手笔。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南宋李心传撰典制文献

而且,野史往往存在一些正史不能说的内容,比较典型的是明末清初等特殊时期历史记录。由于清代对南明历史讳莫如深,所以修撰南明历史的史家往往不得不以“野史”的形式展现,比如《罪惟录》,也就是《明书》的蓝本,干脆就直接砌进墙里面,直到民国才被翻出来

其实对于野史的野,往往也体现出古代学者们的某种偏见,但是正史的正,却也不是那么正的。

《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



正史未必正


对于正史来说,其界定最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是要“官修”,也就是官方的修史许可。

比如《资治通鉴》,虽然未能入选二十四史,但是司马光是在官方力量完成的修史,所以也是正史系列,而比较特殊的是《汉书》,其修撰虽然是出自私人,按照当时的法律是不允许的,但是由于班固的强大影响力,这本书仍旧进入了《正史系列算是强行转正。

第二条就是要“正本清源”。

史书想要被列入正史,其体例一定要有史书的体例,不是纪传体标准就是编年体标准。总而言之,要有官方史书的样子,同时,一般正史都是团队写作,不会出自一人之手,这样就保证权威性,且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往往以几个字来论褒贬。

 明刻历代百美图 贵妃

但是实际上,正史内容往往并不完全客观,甚至很多地方经常出现颠倒黑白部分比如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记述杨玉环和安禄山时候,就来了一首所谓“杨玉环洗儿”:

“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衣服……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

对于这个说法,清代《历代御批通鉴辑鉴》里曾明确地指出:通鉴(事)考此皆出《禄山事迹》及《天宝遗事》诸稗史,恐非实录,今不取。
 
资治通鉴作为正史,为了体现对杨玉环的批判和偏见,错误的采纳野史中的不可记载,强行认为杨玉环和安禄山有染,连清代人都看不下去了,可见所谓的“正史也有不正的一面。

Songsh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

正史的修撰往往都是要采纳三个主要来源

第一就是官方记录比如《Songshi.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史》《元史》等都是以《宋实录》《元实录》为蓝本修撰的。但是,这些史书修成之后,实录不见踪影。比较极端的《旧唐书》,干脆直接照抄《唐实录》,导致里面偶尔还会出现时史官的名字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保存当时的记录,毕竟实录都是当时朝代修撰的本朝记录内容非常详尽,但是缺乏客观的史料来源,所以往往实录里面的错误也一并采纳。
 
第二个来源就是野史和其它“正史”。比如当年修撰《新唐书》之时,宋廷广泛征求了各地唐朝史料,其中不乏《唐国史补》等野史,所以实际上《新唐书》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诡异记载,往往都是来自野史,其集大成者就是所谓的“武则天毒杀李弘”。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第三个来源就是参与修撰者自己收集内容以及见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司马父子作为修撰者收集了大量的史料作为自己的论据,也成为史记》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史记》中有所谓的《刺客列传》,这些史料大部分都是司马自己收集的。三皇五帝的部分也是司马迁从传说中剪辑筛选的。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明朝初年



正史野史之名


正史野史区分及其名称的产生,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十分发展情况出现的。

金毓黻先生认为:“正史之名,始见《隋志》。”(《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1962, 102页)此乃本于《四库全书总目》“正史之名,见于《隋志》”(《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序》)之说。

隋书·经籍志》于史部书首列正史类,其序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往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可见《隋志》所谓正史,指的是《史记》、《汉书》一类的纪传体史书。除纪传体各史之外,尚包括关于这些史书的集注、集解、音训、音义、驳议等著作。

野史出现,不独是对正史的补充,而且也大大丰富了史学的内容

野史之名,始见于唐。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奉酬袭美苦雨见寄》)。陆龟蒙(?—881年),唐末人,弃官隐居,躬耕于松江甫里,撰著不倦。这样一个“隐君子”,写出“自爱垂名野史中”,应当说是很自然的。在陆龟蒙看来,只有达官显贵才能上“正史”,而他这位“江上丈人”则以入“野史”为高洁。由此我们亦可窥见:野史正史是大不一样的。

野史的渊源来看,它本是杂史的一部分。唐沙仲穆所撰《大和野史》,《新唐书·艺文志》即著录于“杂史”类。明祈承爜著《澹生堂藏书目录》,于“杂史”类分列野史、稗史、杂录三目。这都证明野史出于杂史。

关于野史内涵,有两种认识:谢国桢所说野史笔记,稗乘杂家”,是广义的野史梁启超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统称野史,乃狭义的野史。前者易于使人明瞭,后者内涵比较确切,二说各有长处。



正史野史互为补充


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正史野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问题在于,这里是否存在着轻重之分、主次之别?究竟怎样认识正史野史在史料学上的价值呢?

正史依然是我们了解一代历史的主要材料,而野史具有正史的补阙、充实和纠谬的作用;有了前者,后者才得以发挥作用,而后者的存在,又将使前者更加完善。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看生于阶级社会历史著作,不论是正史野史,都不可能为人民写历史、写人民历史

第二,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观点来看我们对待历史遗产,均应给以批判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影响,而不应在强调某一方面遗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不恰当地贬低另一方面遗产的历史价值

有些论者在评价正史野史价值时,或是在抬高野史地位、贬低正史地位时,往往引证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内的一段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毫无疑义,鲁迅的话是深刻的、正确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一些论者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根据和佐证。

鲁迅这段话,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应当重视野史、杂记。鲁迅在他的文章中,不只一次地谈到野史重要性。他认为:野史记事比较直截了当,不太摆史官架子,“看往事可以较分明”,对社会揭露较深刻。

第二,鲁迅并未否认正史重要性,这一点,常常被一些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论者所忽略就在上面所引的《华盖集·忽然想到》那段引文之前,鲁迅还写道:“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第三,鲁迅正史的这个认识分析,确是很高明的。按照鲁迅意思历史上原来“都写着中国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的,人们若能抹掉那厚厚的“涂饰”,沙汰那层层的“废话”,则可“察出”“灵魂”和“前途”的“底细”来的。鲁迅从“正史”中,一方面看到了“帝王将相的家谱”,另一方面看到了“中国脊梁”的光辉。

鲁迅对待历史遗产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批判精神,以及他把“脏水”和“小孩”严格加以区别的实事求是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只引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证据,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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