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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凉州是怎样的？
武威，曾一度被称为“凉州”，是今天河西走廊最大的城市，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城市。武威在历史时期曾是陇右河西的一大都会，也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重镇。
而古凉州曾经的历史故事、边塞情怀、民族统治、昌盛的文化，又往往使这个曾经胡汉交融的都市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那么，汉、魏晋、北朝时期的武威郡、凉州城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
就河西走廊整体格局而言，无论是其历史地理位置本身，还是在历史长河中所发挥的作用，凉州所在的武威地区不仅是河西走廊面积最大的绿洲之一，也一直是汉代之后人口最多的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威郡，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下辖县十，有姑藏、休屠、鸾乌、媪围、苍松、宣威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纵观中古历史，自汉代以来，河西走廊在很长时期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中心，河西在历史文明进程中，中国传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融合从未停止过。这种融合表现在宗教、文化、艺术、服饰、饮食、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非常广泛。由于丝绸之路沿河西走廊而过，河西走廊应该是这条错综复杂的世界文明之路从走向上来讲最为规整和最为集中的区域。随着中亚地区的粟特九姓胡人的进入，河西走廊其实成为历史时期国际商业民族粟特胡人重要的聚居地，沿着走廊重镇沙州（敦煌）、瓜州（安西）、肃州（酒泉）、（甘州）张掖、建康（高台）、凉州（武威）一线，形成入华胡人定居的文明景观。其中像唐天宝年间敦煌沙州城东的“从化乡”，有胡人移民1400余口，规模之大，未曾有之。又如移居丝路重镇、长安北大门原州（固原）地区的粟特后裔史姓，自称是来自河西建康“飞桥”一族。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描写道：“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具有浓厚胡风的社会生活成为凉州历史的一大特色。
其实，据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河西的敦煌、武威即是中西文明交流的重镇。三国时期曹魏敦煌太守仓慈就从官方的角度保护胡商的利益，给他们优惠的政策，鼓励胡汉通婚。而到有隋一代，派宰相裴矩专门到河西经营丝路西域胡商，隋炀帝又不远万里西巡张掖，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皇帝唯一到过河西的事件，此举充分表明隋时中原王朝对河西的重视，有力推动了丝路商业的发展。之后“商旅相望，不绝于道”，丝路畅通，终致“天下富庶，莫过于陇右”，盛极一时，为盛唐文明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对于凉州在河西的重要位置及其繁华的历史，《方舆纪要》记述：“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他。” 《开元天宝遗事》之《玄宗幸西凉府观灯记》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唐玄宗在某年的上元灯节，在上阳宫大张灯彩，各种灯火式样翻新，十分好看。这时，有一个叫叶法善的道士对唐玄宗说：“今夜京师灯火之盛，天下各地没有比得了的，唯有凉州还不错。”玄宗感到惊异，便求道士带他到凉州去看看。道士要他闭上眼睛，一会儿腾空就到了凉州。玄宗果然见到“郡实凉州，事同仙境，红楼逦迤以如昼，清夜莹煌而似春，骈阗游看之人，千条银烛，十里香尘”。看完凉州上元灯会后玄宗在叶法善法力带动下又回长安宫中，宫楼下的歌吹还未终了。故事虽然荒诞无稽，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凉州的繁华。
西汉晚期，随着西汉王朝内部矛盾的加剧，出现“天下扰乱”的现象。这一时期的河西，则因为相对独立封闭的地理环境，加上之前汉代的大力发展，河西经济富庶，政治稳定，因此出现了窦融“保据河西”的现象，河西成为窦融在天下纷乱之际选择的“遗种处”。“天定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后汉书·窦融传》）据历史记载，窦融在凉州充分团结当地豪强势力，加强统治，派任与他最为亲近的地方势力代表梁统为武威太守，可以看出武威在窦融保据河西时期的重要地位。
汉武帝时期改雍州为凉州，并置凉州刺史部，整个大西北均在凉州管辖之下。到了东汉献帝时期，由于河西民变频生，难于管理，又“分凉州河西四郡为雍州”，自汉代以来形成的河西四郡的基本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自三辅距西域皆属焉”的现象，“撤凉并雍”，无凉州建制，凉州一度出现在翼县即今天的甘谷一带，大大降低了凉州对河西的有效节制。这一时期的凉州范围极广，辖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十郡，另有张掖属国、居延属国。在这样的行政格局中，中原王朝对凉州的管理有效性远不如前，加上频繁出现在河西的羌胡作乱现象，使得“河西斗绝在羌胡中”。因此，汉安帝、汉灵帝时期，朝廷内部出现了一股“弃凉”思潮。以大将军邓骘和司徒崔烈等人为代表，面对陇右河西羌胡反乱给朝廷带来的压力，建议朝廷放弃凉州。此议遭到以郎中虞诩、议郎傅燮等人的坚决反对，也得到太尉张禹的有力支持，最终弃凉之议未被皇帝采纳。虞诩在具体分析凉州地位的重要性时指出：“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从地理位置和武装人才两个方面分析了凉州的重要性。傅燮给灵帝又如是分析凉州的重要性及弃凉的危害性：“今凉州天下要冲，国家籓卫。……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凉州作为“天下要冲，国家籓卫”之地，可以说把其对中原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实是对凉州所具有的历史地位的中肯评价。
到了三国时期，曹魏政权重视河西，延续汉武帝以来的河西格局。魏文帝曹丕置凉州，以姑臧为州治，任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这是武威作为凉州治所的开始。更为有趣的是，刘备的蜀汉政权曾一度高度关注河西，刘备曾表示“须得凉州”（《三国志》卷32《先主传》），因此制定所谓的“凉州战略”，先后任蜀汉大将马超、魏延、姜维领凉州牧或凉州刺史。蜀汉政权之所以如此重视凉州，其重要原因在于一旦蜀汉取得凉州，占有河西宝地，进而便可包抄陇右，挺进关中，与蜀汉力量一道，完成对曹魏的合围，最后成就复汉霸业。虽然最终因凉州鞭长莫及，未能实现此宏愿，但可以看到凉州在三国时期的重要位置。正因为如此，“魏时复分以为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晋书·地理志》）曹魏重建凉州，“分河西为凉州”，并选拔杰出的人才到河西任职，像韦康、邹歧、张既、温恢、孟建、徐邈、王浑等均曾出任过凉州刺史，与凉州地方大族一道，共同治理河西。可以说，凉州的安定繁荣是曹魏完成统一霸业的重要因素。
在五凉政权中，前凉、后凉、北凉三个政权曾先后统一河西走廊，南凉和西凉则始终没有完成统一河西走廊的事业；前凉、后凉、北凉三个政权均立都姑臧，而南凉和西凉则分别在西宁、敦煌和酒泉立都。因此，可以认为，南凉和西凉之所以没有完成统一河西走廊的大业，显然是因为它们没有占据凉州中心区。
凉州成为中州人士避地河西的首选地。张氏家族经营河西期间，非常重视对河西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前凉时期姑臧城就曾经历过较大规模的改建与修缮，史称张茂时期曾“大城姑臧，修灵钧台”，张骏时期又于姑臧城南筑城，使得凉州城“王公设险，武夫重闭”。大大吸引了前来避难的中州人士，成为他们在河西方的首选之地。当然这也与凉州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联，从中原远道而来的这些避难之人，最先到达凉州，条件允许便可安家于此。
凉州是地方政权下的丝路交通中心城市。前凉时期，河西割据态势形成，考虑到河西走廊自汉以来即是丝路交通的要道，中亚西域商胡往来便捷，加上中原动荡不安，大大阻碍了正常的丝路交通。因此到了五凉时期，以凉州为代表的河西各大城市，成为河西割据地方政权时期中西交通的中心城市，凉州无疑占据最为有利的地位。同时，西域各国与中原王朝的使节往来，到了这一时期改为与五凉政权的交往。此举不仅发展了凉州的经济，丰富了凉州的物产，也提升了凉州在当时的政治地位。
随着中原人口的流入，河西在文化上也进入一个独特的时期。五凉之际，河西走廊政局相对稳定，这为汉家传统文化在河西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五凉政权施行“文教兼设”的基本政策，使中原因受永嘉之乱而出现“宪章礼乐，寂灭无闻”的现象（《隋书·牛弘传》）。传统的太学教育基本废弃殆尽的情况下，河西偏居一隅，文化独长。五凉政权重视文化，“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所，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五凉时期振兴文教、昌明学术，传统的经学和史学教育在河西大兴，一些文人在河西著书立说，保存并弘扬文化，出现五凉学术昌盛的现象。其中前凉的张氏家族、西凉的李氏家族均是陇右著姓，名门望族，学术家传，其他民族政权也同样重视文化。在河西本土有一批儒学大家，他们不为世俗所左右，勤于治学，著书立说，开馆收徒，使汉文化在河西得以传承和发展。他们当中有来自酒泉的祁嘉、马岌，武威的段承根、阴仲达，金城的宗钦、赵柔，还有很多其他地区的学人，他们在河西著书立学，建立公私学馆，讲学之风盛行，其中的代表人物即是郭瑀、宋纤、刘昞。
从某种意义而言，隋唐高度发达的文明与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对汉晋以来传统文化的保存、传播密不可分。
凉州自汉代以来在中原王朝与西域中亚的使节朝贡往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凉州因丝路交通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物品、文化成为中原人心目中颇具神秘色彩的地方，如传自河西的天马及其传说，天马形象的典型代表正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也因此有了“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晋书·张轨传》）之美名；魏晋时期，凉州成为丝路良马的最大交易市场之一，《晋书》卷113《苻坚载记》：“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
另有凉州的葡萄及美酒，早在《魏文帝凉州葡萄诏》中曹丕就高度赞扬凉州的葡萄，“凉州葡萄味长汁多，是解酒佳品，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另据《三辅录事》记载，汉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凉州人孟陀即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此事后来被传为笑柄，唐代诗人刘禹锡《葡萄歌》有讽刺：“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故事记载的是汉代官场腐败的一幕，但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凉州葡萄酒在内地之珍惜可贵。到了唐代，“葡萄美酒夜光杯”，给中原人以巨大的诱惑。又《曹植谢赐白柰表》，也可以看出凉州水果之佳。
至于来自凉州的“西凉乐”，本源于西域龟兹的乐舞，后在五凉时期传入河西，在“吕光、沮渠蒙逊所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秦汉伎。”（《隋书·音乐志》），应该是经过与凉州本土胡乐的融合，形成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地域性音乐舞蹈。其浓郁的河西风格，加上凉州地方给中原人带来的浓厚丝路印象，西凉乐于北魏太武帝时传入内地，成为魏周之际的“国伎”，一直到隋代的九部伎、唐代的十部伎，西凉乐一直被传承了下来。此乐可以说是凉州对历史时期音乐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是凉州丝路文明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从内地考古新发现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武威、姑臧、凉州不仅是北朝隋唐时期入华粟特胡人的重要聚居地，更重要的是，凉州往往是他们心目中的“故乡”所在地。尤其是自魏晋以来家居长安、洛阳的胡人，频繁记载其祖籍为武威、姑臧或凉州。长安出土唐《安令节墓志铭》载“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幽州宜禄人也。”安令节一家从汉代就来到长安为质，显然是中亚安国的质子，却自称姑臧人，显然是附会了。西安北郊出土的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志记载他是“姑臧昌松人”，其母同为武威“昌松”人，属汉人杜氏（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周安伽墓》）。同为西安北郊出土的北周史君墓，墓志记载史君“其先史国人也，本居西域”，曾任“凉州萨保”（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杨军凯著《北周史君墓》）。而帮助李唐王朝取得河西方的安兴贵、安修仁，以及在李世民夺权的“玄武门之变”中建有奇功的安元寿，后在突厥大军到达长安渭河北岸及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的单独会面中“独留安公于账中”，都是凉州粟特安氏集团在唐王朝的代表人物。唐隆元年（公元710年）帮助相王李旦一系的政治势力灭掉韦后集团的“唐元功臣”之一、后又是效忠唐玄宗的龙武军高级将领的史思礼，其墓志称其为“武威人”。像这样在中原内地的粟特胡人在追溯其个人家族历史时，把武威、凉州作为其族属郡望的事例还有很多。我们知道，即使是武威凉州的粟特人，其祖先也是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诸国，然后侨居凉州，子孙们或入武，或经商，或仕宦，入长安、洛阳等中原内地，但从这些墓志中可以看到，他们总是强调其祖先来自武威凉州。显然在他们的文化认同中，处在河西的武威凉州值得被夸耀、被书写。这一点其实也深刻表明中古时期凉州在丝路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
汉、魏晋、北朝时期的凉州，作为屏卫陇右、隔绝羌胡、开通西域之河西走廊上的交通要冲，在中原动荡的情形下，成为像窦融、张轨这样的有识之士和世家大族首选的“遗种处”；五凉政权把凉州作为经营河西以及西域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凉州成为十六国时期文化的沃土，培育了一批魏晋时期的学者名流，留下了同时期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文化遗产，使凉州的文化得以发扬光大。除此之外，凉州在中西交通上的独特贡献，在佛教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在民族多元文化史上交相辉映的一章，都是凉州在中古史灿烂星河中耀眼的光芒，这些都值得今人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凉州及其文化的巨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