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余秋雨的“君子之道”

余秋雨写过一本名叫《君子之道》的书，其中提到“中国文化的人格模式不少，其中衍伸最广、重叠最多、渗透最密的，莫过于‘君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庞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最大公约数’”。

对于“君子之道”，余秋雨根据孔子在《论语》里的阐述，列举了这么九项：一、君子怀德；二、君子之德风；三、君子成人之美；四、君子周而不比；五、君子坦荡荡；六、君子中庸；七、君子有礼；八、君子不器；九、君子知耻。

早在两千多年前，那个杀伐征战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和他的弟子周游列国，宣扬和贩卖他们的政治理想，可惜那个时代的君王困于时代，大部分着眼于当下，一个国家有可能今天还在，明天就没了，所以更多地君王沉浸在帝王之术、战争之术、强国之术中，对于“大道”的追求寥寥无几，这让孔子“郁郁不得志”，“累累若丧家之犬”。

虽然他的政治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有类无教”“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却一路传承了下来，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集大成者”，有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等说法。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非一无可取，他们对中国人“集体精神”与“人格模式”的形成与完善起到了重大作用，其中一个重要论述，就是关于“君子”理想人格的塑造。

君子形成的前提条件是“读书”，孔子和门人非常看重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只有拥有了充分的知识，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有可能成为君子。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君子与富贵之间不划等号，与当官之间也不划等号，意思是君子不一定富且贵，也不一定非要出来做官，天下有道，可以做官；天下无道，那就隐居起来，以待时机。君子“固穷”，君子是在任何环境下不变色的。

这里还需要区别的是古代的“君子”与“士”。

什么是士？

春秋时期士是指“公子、卿大夫、士、史祝、仆役”序列中的士，是底层贵族阶级，也是高层的民众阶级，具有一定身份地位但没有官职。夹在百姓与掌权者之间，他们与上下两个阶层都有大量接触，使得他们对社稷的兴荣看的更为清楚，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而读书人出身的他们，将这种高度的自我认知融于自己的一言一行，成为了一种属性，伴随着他们的仕途沉浮，可以说，士是一个带有相同属性的阶级。士的一个极其明显的特点便是强烈的入世倾向，即从官。这也是士对以“仁”为己任的一种体现，就跟日本的“武士”有点类似，基本上都是有身份、有地位、有传承的。

什么是君子？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君子不器”“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君子是孔子结合了各种人性中好的一面，再结合自己的学说，从而产生了这个理想化的概念。

总之，士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阶级，有崇高的精神追求与独立的思想特点；君子人格完善，是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人格。士追求成为君子，君子是士的升华完善。

那么君子对于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参考意义呢？

我认为“正人君子”的概念放在两千年前、现在以及两千年后都不过时，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我们中华儿女骨子里的一抹颜色，是我们对自我、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一份责任体现，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徐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承载体。历史上很多人打着“正人君子”的大旗干着“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事情，就让这个词蒙上了一层灰尘而已，而一个人拥有优良的品行、良好的品德这个道理万古不易。

为《论语》正名，为《君子之道》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