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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极简史

著名学者季羡林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历史学者施展说：“长城以南的中原、长城以北的草原、嘉峪关以西的西域，以及青藏高原四大区域共同构成中国，而河西走廊是中国若干个走廊当中唯一一个连接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的区域，所以到河西走廊，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

丝绸之路从这里走向世界，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地球上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貌在此聚集，自然与人文在这里辉映，历史与现实在这里碰撞，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河西走廊。

一、西汉（武帝）前

大禹治水将天下分为九州，河西属于“雍”“凉”二州，因为又被称为“雍凉之地”。在汉武帝前的一个漫长时期，河西走廊因草牧资源突出，一度是少数民族争相抢夺的对象，在先后几个世纪，被随畜移徙、逐水草居的犬戎（西戎）、羌（北羌、马羌）、月氏（月支、禺知）、匈奴所占领，其中既有单独占领期，如西戎、匈奴，也有共同占领期，如西周时期西戎、北羌、马羌以及秦汉时期月氏、匈奴。

其中，月氏与匈奴两支力量围绕河西走廊展开的“拉锯战”最为惨烈，而真正改变这一对立局面的就是冒顿单于，他作为草原枭雄、匈奴霸主，一度复兴匈奴，东灭东胡，南吞楼烦，征服了北方的浑庚、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诸国，在白登一度围困汉高祖刘邦。西汉前元六年（前174），冒顿单于遣右贤王大败月氏，后又派老上单于杀其王据此地，并将对方头盖骨做成酒器，随即占领河西走廊。

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分别盘踞河西走廊东西两端，休屠王筑盖臧城即姑臧城、休屠城，也就是武威的前身。姑臧二字来源于姑臧山，而姑臧山是西戎、月氏和匈奴部落的生活和游牧场所，其名来自匈奴语。

二、两汉时期

西汉初年，汉朝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强大的匈奴对抗。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刘邦亲自率领32万大军迎击匈奴，结果中了匈奴诱兵之计，最后按照陈平计策向冒顿单于的阏氏（冒顿妻）行贿，才得脱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白登之围后，刘邦认识到仅以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的争端不可取，因此，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

经过“文景之治”修养生息后，汉朝的第四任继任者汉武帝不甘于继续向匈奴忍气吞声，于是开始萌生一个雄才大略、空前绝后的计划——打通河西、驱逐匈奴、经略西域。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物最为关键，一个是张骞、另一个是霍去病。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途中被匈奴抓获，羁押十年，九死一生，最终和随从成功出逃，到达西域，回来途中，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押一年多。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共历十三年。出发时是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张骞的功劳怎么评说也不算多，他被誉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

在张骞归来后，公元前123年，年仅18岁的霍去病率领八百名骑兵初战匈奴，大获全胜，歼灭敌人千余名，汉武帝十分高兴，破格赐封霍去病为“冠军侯”，留下了“一战封侯”的典故。公元前119年，霍去病率军北出代郡和右北平，充分发挥骑兵机动灵活的作战优势，与左贤王的强大骑兵集团展开惊心动魄的殊死决战。汉军大获全胜，霍军乘胜追至狼居胥山，在此举行了祭祀天地的盛大典礼，经过三次大战，最终取得了抗匈战争的全面胜利。

在张骞“凿空”、霍去病“封狼居胥”之后，匈奴部落四分五裂，一部分迁徙漠北，一部分远走西域，“从此漠南无王庭”，匈奴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亡我祁连山，使我牛羊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随后，汉武帝设置“四郡二关”，即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阳关、玉门关，首次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并设置西域都护府，打通了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英雄辈出，除张、霍二人之外，还有晁错、卫青、飞将军李广（到现在敦煌还有水果名李广杏、李广桃）、李陵、公孙敖、赵充国、陈汤等。

汉武帝死后，汉匈势力不断发生变化，出现了汉元帝派遣昭君出塞、通婚联姻的一幕。

东汉时期，河西走廊相对比较稳定，有两件大事，一是汉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法，永平十年，他们与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赍佛经、佛像回洛阳，造白马寺，开启佛教东传的序幕；二是班超投笔从戎，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在三十一年的时间里，平定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演绎了文治武功的故事。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张君将军及铜奔马陪葬阵型，就显示了当年的驻守将领风貌。

三、三国时期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西凉军”令人胆寒，《三国演义》第五十八回就写到：“（曹）操平生所虑者，乃西凉之兵也”。如凉州刺史董卓手下的“凉州五虎”——李傕、郭氾、吕布、牛辅，刘备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马超，韩遂手下的八员战将——杨秋、马玩、程银、李堪、成宜、张横、侯选、梁兴。这一时期，凉州基本上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主要作用就是向三国各大阵营输出将领。

四、五胡十六国、北朝时期

西晋后，当南方政权交替出现东晋、南朝（宋、齐、梁、陈）时，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一时期，中原战火纷飞、兵戈不断，凉州为代表的河西走廊地区相对比较稳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东晋时，著名高僧法显经河西去天竺取经。

五凉（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时期，河西远离纷争，相对比较和平，中原文化人士的填充，让文化在这片土地蓬勃发展，并成就了独特的“五凉文化”，先后出现了张寔、吕光、李暠、沮渠蒙逊、秃发乌孤等霸主，昙无谶、鸠摩罗什等高僧。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著名的佛教石窟开凿也是从十六国时期开始的，像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榆林窟、莫高窟、炳灵寺石窟等，并沿革了上千年。

最终北魏孝文帝拓跋元宏灭西凉，他统一了北方地区，把大批文人学士、僧人译者、能工巧匠迁至大同，营造云冈石窟，河西走廊又进入了一个相对黯淡的时期。

五、隋朝时期

隋朝，游牧民族吐谷浑不断侵扰河西走廊，隋炀帝西征，曾在吐谷浑地区设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郡。

隋炀帝为了拓通丝绸之路，经营西域商贸“互市”，保证长治久安，决定西巡。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出扁都口，御驾亲临张掖，登山丹焉支山，参禅天地，谒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举行“万国博览会”，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唯一一次中原王朝帝王西巡至山丹境内的重大活动，史称 “万国博览会”。

六、唐朝时期

唐太宋灭突厥、通西域，设安西都护府，重新开放边关，恢复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商贸往来，丝绸之路重归繁荣，商旅往来不绝，西域诸国归附唐朝，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唐朝贞观三年（629年），玄奘西行求法，在《大唐西域记》里，玄奘描述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元稹在诗中写道：“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唐时的凉州城，文化、经济的繁荣，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睥睨中原，风头无两。

尽管如此，边关遥远，戍边将士背井离乡实属不易，我们在岑参、高适、王昌龄、王维等唐代诗人的诸多诗篇中，可以领略当年边关的景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等。

安史之乱后，李家王朝无力顾及边疆，河西地区遂被吐蕃占领，后来张议潮率领沙州各族人民起义，驱逐了盘踞河西地区的吐蕃，以归义军之名克复瓜、沙、凉等州郡，开拓疆土四千余里，唐宣宗李忱称赞道“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

七、两宋时期

宋朝时，伴随政治中心的北移（北宋开封）、南移（南宋杭州），河西走廊作为长安屏障的功能下降，另外加之少数民族的强盛，西夏控制河西，将张掖作为与银川并列的陪都（后来出土的《西夏碑》、张掖大佛寺等都可以印证）。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陆上丝绸之路开始没落，河西走廊进入一个漫长的“休眠期”。

八、元朝时期

随着时间推移，蒙古民族在草原强大起来，成吉思汗统一草原之后，忽必烈挥兵南下攻克南宋，统一中原，剑锋直至河西、吐蕃。

公元1247年，凉州城内发生了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蒙古宗王阔端代表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活佛萨迦·班智达在这块土地上成功举行了“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使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九、明朝时期

明朝时期，鞑靼兴起，不断侵扰西北地区，后来鉴于明王朝在边疆地区投射的力量有限，朱元璋设置的关西七卫逐渐丧失屏障功能，明朝都城东移，闭关绝贡，河西走廊的贸易作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仅存的军事防御作用，冯胜、芮宁、陈九畴等先后修长城、筑嘉峪关，于是明王朝正式废弃阳关、玉门关，放弃敦煌，将嘉峪关作为王朝的西大门，后来，需要去西域等地的人就称为“出关”，需要办理“关照”。

明朝对河西另一件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是，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修建武威文庙，后经明成化、清顺治、康熙、乾隆、道光、及民国年间的重修扩建，逐成一组布局完善的建筑群，迄今已有五百余年，成为全国三大文庙之一。

十、清朝时期

19世纪中叶，英俄两国加紧对中亚地区的殖民争夺，并觊觎中国领土新疆。英国扶持的阿古柏、沙皇俄国先后分别占领南疆、伊犁地区，使新疆陷入被英俄两国肢解侵吞的险境。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携棺木出关西征，历经艰险，多次鏖战，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清军收复新疆战争的胜利，彻底打破了英俄两国企图利用阿古柏侵略势力肢解并侵占中国西北广大领土的美梦。

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濬，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写下：“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一片硝烟弥漫的热土，一群可亲可敬的人物，一曲荡气回肠的骊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这就是两千年的河西走廊，这也是两千年的中华文明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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