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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与中华文化
李凤斌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眸中华5000年文化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博大的中华文化犹如浩渺的海洋，是汇集万泉、容纳百川而形成的。它既蕴含了勤劳质朴的黄河文化，也包含着机敏睿智的长江文化，还容纳了豪放坦荡的北方草原文化，这些文化之间既有其共性特征，又有其个性特征，它们始终是在碰撞、融合、再碰撞、再融合的互动过程中发展的。每一种文化都对中华文化的丰富、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
(一)北方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同属中华文化的古老源头
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草原往往是与愚昧、野蛮和原始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我们放弃陈旧的思维模式，客观地审视史料，冷静地观察文物考古成果，用科学的态度从现象到本质综合反思历史，就会得出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北方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大系中悠久而古老的文化类型之一，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文化的源头。考古发现证明，远古时期的北方草原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该地域从公元前6000年一公元前2000年，先后孕育了原始农耕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阿善文化、朱开沟下层文化等)和游牧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朱开沟中上层文化等)两个文化系列。其灿烂的文化成果表明，北方草原文化的总体发展水平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是同步的。据考古学和气象学的研究。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从距今4300年前后开始，受气候的影响，原始农业开始衰退，大规模的畜牧业——游牧经济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开始了从农业文化向牧业文化的转变。随后，一种新型的文化游牧文化在草原上诞生并逐渐壮大，成为此后4000余年间北方草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共同证明，草原民族的地域政权建立和金属工具的发明使用——文明要素的形成——与中原地区是同步的。据竹书纪年记载:帝癸即位，畎夷人于岐以叛。畎夷是犬戎族的先民，一个叛字表明畎夷民族内部已经拥有等级社会组织。考古学界也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先民们似乎已建立了草原王国，其主人大致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山戎——东胡系。到了商周——春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更加广大，不仅仅局限于蒙古高原地区，今天的山西中北部、东部，河北的南部，以及太行山山脉地区，都曾有戎狄活动，并且建立过很多局部政权。早期的游牧政权曾给中原王朝带来很大的威胁，商朝统治者武丁联合周边部落，历时3年才打败鬼方，说明鬼方族绝非乌合之众，已经成为有等级社会组织、颇具实力的区域政权。周建立后，从周武王开始到周穆王，对猃狁的战争从未间断。《诗经·小雅·采薇》中说:“曰归日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以掠夺为目的民族战争十分频繁、激烈，同时也证明此时的游牧民族已完全摆脱蛮荒状态，因为双方的战争已经超越了血缘复仇的范畴，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
北方草原及周边区域是古代中国最早发明青铜器的地区之一。在公元前 2500年一公元前1500年间，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已经使用青铜器了。考古学界的结论是:内蒙古的青铜时代，以东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为前锋，在4000年前，它足以与同时代中原最发达的地区相媲美。1976年，在赤峰市林西县大井村，发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古铜矿遗址。这个铜矿遗址包括开采、选矿、冶炼、铸造等全套工艺的遗迹，共发现矿坑40余个、炼炉8座，以及许多陶制鼓风管、陶范和炼渣，还有1000余件开采铜矿的工具，如石锤、石、铜凿等。夏家店上层文化距今约3000年-2000年，属游牧的东胡族文化。而举世瞩目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更以其独特的构图、精美的造型为世人所倾倒。上个世纪中后期，在鄂尔多斯的桃红巴拉、阿鲁柴登、西沟畔、玉隆太、毛庆沟等地陆续发现了大量以各种动物纹为装饰题材、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其畜牧业文化特征显著，呈现出与中原文化迥然有别的艺术魅力。据此，将北方草原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显然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是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是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苍穹、草原、毡包、骏马、牧歌构成了一道奇丽的文化风景线，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存模式和文化体系，展现了人类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非凡创造力，同时也为人们了解人类文化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开阔的视野。
北方草原文化在从中原农耕文化中吸收和借鉴了诸多有益内容的同时，也以自身的价值观和特色文化，对中原农耕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物质文化方面，众所周知，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极具胆识的胡服骑射举措，既改变了中原居民沿袭已久的着装习惯，也改变了商朝以来驾车作战的军事传统，对未来中原民族的服饰演变、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但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服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秦汉之后的古代中原服饰，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北方民族服装的变体。根据服装史专家的研究，从战国到唐代，中原服饰经历了一场胡化过程，北方民族的裤褶、两裆、半袖衫等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常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腰靴，皆胡服也。”南宋理学家朱熹也曾说：“后世衣服，故未能猝复先世之旧，且得华夷稍有区别。今世之服、大抵皆为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先王冠服，扫地尽矣。”当然，北方民族对中原物质文化的影响显然并非仅限于服饰方面，当我们在古代汉文典籍中看到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笳、胡琴等等字眼时，自然也会联想起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精神文化方面，草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北朝时期以鲜卑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对佛教十分虔诚，并投入了惊人的激情，由政府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的开发，为后世研究佛教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这些石窟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艺术宝库。唐朝的繁荣开放，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有关，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北方草原文化对唐朝上层建筑的影响，胡风很浓，已成为大多数史学家对唐文化的共识。元朝的大统一，为国内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相互间的了解和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也进一步增加了与内地的往来。此外，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还出现过诸多杰出的文人和科学家，他们不仅是本民族的佼佼者，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崇高的地位，如北魏东都洛阳城的规划者鲜卑建筑家宇文恺，金末元初的中原文豪鲜卑人元好问，元代蒙古族药膳学家忽思慧,元代蒙古族文学家杨景贤，清代著名蒙古族天文学家、数学家明安图等等，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很多的贡献。
不仅如此，北方草原民族的积极活动，还促进了中国的文化交汇与民族融合，推动了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壮大。处于社会发展上升阶段的塞外民族进入中原，对中原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刺激了社会转型。翻开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至少在近代之前，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发展，主要是在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共同影响下发生的。从商周王朝与鬼方、猃狁的战争到春秋战国诸侯和北狄诸族的关系，从秦国联合西戎到汉朝抵御匈奴，从五胡十六国到北魏六镇起义、唐代安史之乱，从辽宋、宋金西夏的对峙到元朝的大统一，从明蒙关系到清朝人主中原，始终伴随着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碰撞曾带来战争和割据，也促成空前的统一，而每一次碰撞都为中华民族的融合、中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历史证明，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脉，正是在两种文化的对话中前进的。
(三)草原文化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对古代中华文明的传播和西亚、欧洲科技文化的引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连接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的“草原之路”，远远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瓷器之路”。以《史记》为代表的汉文史料表明，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人士，至少是官方的地理知识基本上限于葱岭两麓地区。因而最早向西亚、欧洲贩卖中原商品者，很可能是北方游牧民族。例如，春秋时代的游牧民族大月氏在中原被人们称为禺氏，即贩卖(西域)玉石的民族;而在古代的欧洲，他们却被称为绢的民族，即贩卖丝绸的民族。由此可以看出，大月氏人在春秋时代中西交流和丝绸之路的开辟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清晰的。其后，匈奴、鲜卑、柔然、吐谷浑、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等民族都曾为开拓和控制丝绸之路付出过努力。如公元8世纪的突厥汗国为了控制东西商路，曾与罗马帝国联合，试图消灭波斯王朝，取代其中间商的地位，于是引发了长达25年的罗马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同样，13世纪初叶，大蒙古国与花剌子模国之间的战争，起因也是为了垄断亚欧商路。13-14世纪，蒙古四大汗国的建立，使亚洲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时人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和平的环境、发达的交通，使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阿拉伯的天文学知识和天文仪器、医学、数学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始于元代，郭守敬在编制授时历时，采用了从阿拉伯世界传入的数学知识，特别是球面三角知识。而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也正是在元代传入欧洲的。正因如此，我们说，草原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在欧亚大陆的传播，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