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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上层文化动物纹饰的研究
刘冰 ｜文
一、前 言
夏家店上层文化(以下简称上层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一种独具特色的考古文化类型，因最早发现于赤峰的夏家店而命名。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日益深入，对上层文化的认识也更加清楚。该文化的分布，据目前所知，北自西拉沐伦河以北的查干沐伦河，乌尔吉沐伦河流域，以东到教来河、孟克河及凌河上游，西缘在张家口宣化以东。其年代相当于西周至战国。联系历史文献对这种文化加以比较研究，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得出了基本肯定的结论：上层文化的遗存，属于历史上“东胡”及其先人“山戎”的遗存。
上层文化，有着较发达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创造了我国北方地区一种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分析近年出土的该文化青铜器，可以看出有两大类：1，属于中原地区商周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说明上层文化与中原文化及诸侯国有着关联；2、上层文化所特有的器，这正是该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向我们展示出这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水平。
分析一下上层文化所特有的青铜器，不难发现，在这类器物中，从大的容器、短剑，到小的青铜刀、牌饰、扣饰上，常常带有一些不同种类，姿态各异，风格统一的动物纹饰，成为这一器物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构成了这一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具有明显特色的艺术品。
本文将根据考古发现，试对上层文化动物纹饰进行分析整理、为上层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目前，发现的带有动物纹饰的器物已近千件。但是，出土带有动物纹器物的墓葬在上层墓中所占比例较小，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多。见到的资料有:《南山根石椁墓》、《南山根102号石椁墓》、《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小黑石沟发现的铜器》、《昭盟出土的铜器调查》町等，还有85年小黑石沟上层墓出土的一批实物资料及一些采集标本。这几批墓葬时代一致，都为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因此，在对动物纹的分析中，可供我们比较的具有时代差别的资料还是空白，这篇文章也只能就上层文化在西周晚期到春秋初这段时间的动物纹，谈一谈粗浅的认识。
目前，上层文化带有动物纹饰的物件已发现干件，在这众多的动物纹饰中有鸟禽类纹，有牛、马、虎等兽类纹，有怪兽纹，还有属爬虫类的蛇纹等。这些纹饰有个体造型，有群兽组合；站、卧、奔跑、纠结，各具姿态。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暂把上层文化动物纹分为两大类：鸟禽类纹和兽类纹。因怪兽、蛇纹、蛙纹出现较少，也将其归入兽类纹中。
下面按类对动物纹加以分析。
(一)鸟禽类纹
鸟禽类纹饰，是上层文化动物纹中发现数目最多的一种，这种鸟禽类纹饰饰件虽然很多，但鸟禽的种类却很少，现发现四种:鸭纹，天鹅、鹰鹫、野鸡。
1、鸭纹
在85年小黑石沟一座墓中，出土二百多件鸭类纹小扣饰，还出土一件鸭纹金牌。在平泉的上层墓中也有鸭纹饰件。鸭纹扣饰，鸭的形体极小，仅具形态，用圆点作眼睛，有一点爪的痕迹，表现的是侧面形态;表现手法为浮雕，背后带钮，显然是用于服饰上的小扣饰。鸭纹金牌,在牌的外缘饰有一圈连珠纹，内有一圈轮廓呈阳刻状的浅浮雕鸭纹。两种鸭纹形态相同，前者注重写实，后者象征性较强。金牌上的纹饰，鸭成群体出现；鸭纹小扣饰虽铸成个体，但同时成百件发现，在使用上也应是以群体出现。
2、天鹅纹
天鹅纹曾发现于宁城南山根和敖汉周家地。造型大同小异，作引颈展翅飞翔状，尾边伸有两爪;正面铸凸线纹以示羽毛:颈、身上饰菱形纹，双翅为斜线纹；背面平整或有钮。从体态、姿势上看，是飞翔的天鹅。
3、野鸡
在85年宁城小黑石沟墓出土的一件锥状器皿上，用阴刻线铸出一组野鸡纹。野鸡体态轻盈、细长身躯、长喙、长尾、长爪、圆眼。艺术表现手法极简练，但形象生动。
4、鹰鹫类纹
在85年宁城小黑石沟墓出土的一件青铜器上，用阴刻线铸出一组鹰鹭类纹。纹饰刻画的是侧面，仅现一爪，身上有“人字”形线以示羽毛，以象征性的写实手法着重刻画鹰鹫类具有特色的部分:圆眼、勾嘴、利爪。线条简练形象生动，使人一见便知是鹰鹫类猛禽。
从以上四种鸟禽来看都具有浓厚的写实风格。这种写实，一方面表现为力求形体的积似，对细部不加刻画或稍加刻画;另一种是采用象征的手法，抓住特点，进行夸张的描绘，力求传神。鸟禽纹有个体，有群体。群体是同一形态的重复排列。
(二)兽类纹
在所发现的动物纹饰中，兽类的种类最多。有家畜:牛、羊、马以及驯化的狗;有野生动物:鼠、兔、鹿、獐、虎等，其中仅虎一种为食肉类；有怪兽，嘴似牛，有须、圆眼，头长双螺髻形角；有结的蛇，还有蛙等。在这众多的动物中，马、牛、羊、虎四种动物出现的最多，是上层文化动物纹饰所表现的主要内容。
动物的造型优美，姿态各异，有蹲踞，伫立，奔跑，兽头，卷曲状，群兽，人与兽组合等几种。
这些动物纹，多装饰于刀、剑、杆头、器钮，及牌饰、扣饰上。刀、剑柄上的动物纹，多以阴刻阳刻线条为表现手法，铸成浅浮雕，为成组出现的群兽;牌饰、扣饰上的动物纹多为透雕，动物多以个体出现；刀、剑柄端，杆头、器钮上的动物纹，表现手法为圆雕，动物或立或卧，还有兽头等造型。
下面按动物的造型分述如下。
1、蹲踞形
上层文化的动物纹中，蹲踞形较多。从蹲踞的方式，可以分辩出动物的种类：食草类蹲踞时前腿后屈，叠于后腿之上，跪卧于地，食肉类动物蹲踞时前腿前伸，趴俯在地。处于蹲踞状态的动物，表现的多为静卧小憩状，具有极强的写实性。
以浮雕、透雕手法表现的蹲踞形动物，为侧卧状，四腿只表现出两条，这类纹饰多饰于牌饰、扣饰或刀、剑柄上。牌饰、扣饰上的蹲踞动物多以个体出现，写实性强。南山根出土的山羊，制成透雕，长角和后背相联，颌下有胡须；宁城采集的一件透雕金马，侧卧回首，姿态优美、栩栩如生。刀、柄剑上或器物上以阴刻线和阳刻线为表现手法的浅浮雕纹饰，则以一种形态重复组合成群体出现，有的写实性强，有的采用象征性写实手法。
以圆雕为表现手法铸造的蹲踞形动物，多置于刀、剑的柄端，以个体为单位出现，具有浓厚的写实风格。
2、伫立形
伫立形动物纹，表现的是动物站立的姿态。上层文化动物纹中处于伫立的兽类有马，牛、虎、鹿、狗五种，其中前三种为多。
以浅浮雕法表现的立式动物有马、牛、狗、鹿。其中马、牛、鹿三种动物铸于刀、剑柄上和铜牌上，表现侧立的形象，成组出现，具有极强的写实性。如小黑石出土的马纹刀，马的体态为尖耳、宽胸、瘦腰、圆臀、细腿，形象生动、体态骄健。
以个体出现的透雕伫立式动物，在赤峰克旗的上层墓中发现一青铜鹿牌，鹿的造型较原始，长角上翘，身躯肥大，两腿细小，雄性特征明显。
圆雕伫立动物有马、虎两种，出现在罐钮部，刀柄端和头盔上。圆雕表现的马与虎具有写实性，一般头部刻画较细，身体较粗糙。此外，在宁城还发现一把剑柄两面分别铸有伫立男女人形的“阴阳”剑体比例适中，面目清晰，性别明显。
3、奔跑形
跑形动物纹，造型的是动物奔跑时的形态。这类纹饰目前发现两例。一件是南山帮出的铜环，上有人骑马逐兔的造型，另一件是周家地出土的透雕奔免形柄青钢刀。马的造型为身躯收缩，四蹄奋力前伸，一副狂奔姿态。两个奔跑的兔子，形态大同小异，被描经得维纱维肖。即首，祖尾,腰身拉长，四肢用力，一副疲于奔命的样子。
4、兽头形
这一造型是局部铸出动物的头部，装饰于杆首或刀。剑柄端，这类造型的表现手法是圆雕。85年宁境小黑石沟上层墓出有怪兽头杆头、铜锥，双马头环刀子；朝阳石砬此石椁墓出土牛首刀；此外，85年小黑石沟墓还出有一人头形杖首。在铸近上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出现在刀环，锥头上的实心圆雕，一种是杖首上的中空式圆雕，这类造型，具有到画精细，特征突出的特色。
5、卷曲状兽形
这是根据动物卷曲形态，结合扣饰等构图需要面塑造的动物造型，表现手法为透雕。动物形态为身卷曲，首尾相接，四肢弯曲，85年小黑石沟墓出土三件这类造型的实物。均为虎的形象。一件为扣饰，另两件是马具。南山根出有一件卷曲兽形柄刀。采用象征性的写实手注，用圆圈表示眼睛和关节，制做精良。
6、群兽形
在上层文化动物纹中，我们常见到一些表现动物群体的场面，对这些群兽加以分析，发现有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形态的动物重复排列，组合成群兽，成带状或立式叠压排列，整齐划一。动物有伫止形也有蹲踞形，均以浮雕为表现手法。
其二，同类动物纠结在一起。又分两种情况，一是纯自然的描绘，刻画动物交配的情景。85年小黑石沟墓发现一鹿科动物交配的扣饰；另一种是具有图案化，注重构图的合理性。南山根墓出土一件三蛇纠结柄青铜剑，三条蛇纠结在一起。构成一个优美的图案。
其三，不同器类的组合。目前这类造型发现较少。85年小黑石沟墓出土一块虎咬山羊的透雕扣饰，艺术地再现了自然界中弱肉强食的场面。
总之。在群兽纹饰中，从组成群体的单个动物看，都具有很强的写实性，但这些写实性强的动物一经组合，成为有规律排列的群兽，又使整体纹饰具有规范化和图案化的意义。
7、人与动物的组合形
人与动物组合的纹饰。描绘的是人与动物发生关系的场面，在这种造型中人的形象占据了主要地位。
这类纹饰发现两例。一件是宁城南山根出土的铜环，上面有圆雕的人骑马猎兔场面，人的形象较模糊，仅具形体，但可看出一手前伸，似紧握缰绳驭马猎兔。马和兔的形态较明显，处于奔跑的动态。另一件是南山根102号墓出土的刻纹骨板，内容分三部分:前面有两鹿，一人手持弓矢；中间是两车，各驾双马，在后车的马前面各有一狗，后面是三角形纹饰。这块骨板采取象征性的写实手法。人物表现射猎状态,鹿是狩猎对象。在车马的表现上，追求在平面上表现立体的效果，使车成为以两个轮为代表的侧面形与车舆的平面相拼合，形成了三个面的展开图，这反映了当时曾采用过的表现立体的方法和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艺术品中人的形象，与前面提到的阴阳剑及人头杖首上人的形象一致：头圆，无发髻，面部表情恬静，着意刻画赤裸，夸张性特征。这可能反映了当时的粗犷风格，及对人类肉体的崇拜。
此外，在南山根还出土一件透雕的牌饰，形状似一个青蛙：大眼、长腿，背部有纹，具有写意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上层文化动物纹所涉及的种类繁多，几乎当时所能见到的较重要的动物都有所反映；动物的形态各异，飞翔、蹲踞、伫立、奔跑、卷曲、纠结、交配等各具特色，维妙维肖地刻画出了动物的各种姿态，在表现手法上，浮雕、透雕、圆雕，富于变化，各得其妙;制造上细致、精巧。这些使上层文化动物纹具有极高的艺术性，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品。
艺术的产生直接源于生活，它首先是人们对所见事物的直观的描绘，进而发展到对所描绘的物象进行艺术的再创造。这是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一个必然进程。属于上层文化的人类群体在其艺术的产生与发展中也不会例外。各种动物及其形态，正是当时人们观察生活，从生活中捕捉住能够表现出动物美感的造形，然后给予它们以一定的形象再现，这其中便融进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及艺术想象，产生升华，便之达到艺术的高度。
上层文化的动物纹正是如此，以生活中的动物原形为蓝本，形成了一个种类繁多，姿态万方的恢宏场面。但从中不难发现其特点。上层文化动物纹中，鸟禽纹出现较多，极富特色，在艺术处理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表现动态，刻画鸟禽平展双翅飞翔;一种是刻画鸟禽侧立。刻画简练，形象完整，特征突出。兽类纹中，马、牛、羊及狗这四种家畜最多，野生动物中的虎、鹿也较常见。在艺术表现上，各类动物均以完整的形态出现，以同一形态有规律排列组合。因此，完整的鸟禽纹，有规律排列的群兽，以及制造精良，以完整的动物形象出现的牌饰、扣饰、花纹带，是这一文化动物纹的突出特点。
上层文化在对动物的刻画上，采用写实的手法。但这种写实，不是对动物外形僵死的描绘，而是形神兼备，力求用准确的形态表现出动物的神韵。如伫立的马，塑造成尖耳、细腰，圆臀、宽胸、挺胸昂首的样子，显示出骄健的神态;奔跑的兔子，昂首翘尾，四肢用力，腰身拉长，一副疲于奔命的状态；飞翔的鸟，翅膀平展，双爪后曳，一副悠然之态。通过形与神的细致刻画，各种动物无不栩栩如生。在刻画静卧动物时，既要表现动物的静，而又不使之处于呆板状态，这是一个较难的课题，但上层文化对此处理得非常合理，静俯于地的鼠类动物，铸造成用爪子半掩其面，使人联想到鼠类“捧物”而食的景象，静卧小憩的马，做成回首状，似在舔背清理皮毛，这些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动物静中有动，有了生气、活灵活现。
在动物纹中，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采用象征性的手法，动物纹在形态上既有较强的写实性，又对之加以人为的图案、装饰线。如用圆圈象征动物眼睛，用重环代表关节，用菱形纹，人字纹表现鸟禽的羽毛，以及突出到画动物富于特色的部位等。这种象征手法，其中存在一些对要表现对象的简化和变形，具有一些写意的意味。
总的来说，上层的动物纹具有浓厚的写实风格，造型多样，简单明了，动物纹又多以群体出现，因此，这类写实的单个动物连成带状、坏状，有规律排列，又使整体纹饰具有很强的图案化。
在动物纹饰的构图上，更显示出了当时人们的聪明才智。在表现群兽的构图上，通常采用点式重复排列，即以同一形态的动物横式成带状排列，竖式叠压排列或环状首尾相连。这种构图，使动物整齐划一，多而不乱，装饰性强。对纠结在一起的动物，一种是采用纯自然的描写，如交配、撕咬，但构图讲究；另一种则采用相同状态的错位安排。如三蛇纠结纹，三条蛇处于同一个圆内，三个蛇头各位于内接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蛇身以同一形态互相攀压，组成了一个具有编织特征的优美图案。
在运用青铜这一特殊材料上，动物纹多铸于牌饰、扣饰、刀剑柄端、器钮等上。
表现手法上，一般牌饰，扣饰用透雕和浮雕，这类牌饰、扣饰的形状和动物的造型相统一，形成了构图讲究，制造精良的艺术品，是上层动物纹中最为习见的，代表了上层文化的最高工艺水平。
在采用圆雕手法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加于刀剑柄端的动物，形体较小，立体感不很强，一种是以兽头等造型出现在刀环，杆头等上的动物,立体感极强。这种铸于刀，剑柄端，器钮等上的圆雕动物纹，是上层文化中一种较常见的表现手法。
浅浮雕法一般用于表现同一形态成组出现的动物纹。这种浅浮雕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将动物整个形体平整铸出，使动物整体凸出；另一种是用铸出的凸线条表现动物的体态，第三种则是用铸出的阴线条表现动物形态。这种浅浮雕便于刻画众多的动物场面,给人以规整、精巧的感觉。
总之，上层文化的动物纹，无论在动物的造型上，构图上，还是制造上，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成为上层文化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
上层文化的动物纹，不仅以其优美的造形，科学的构图、精良的铸造而为人称道，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状态，可以看出当时相邻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和交流。
分析一下上层文化中动物纹，牛、马,羊、狗纹大量的以群体出现，结合考古发掘，在其遗址中也大量出现这类动物骨骼，说明这些性畜同人有着紧密的关系，不难看出这是一群家畜。人们饲养牲畜，受益于斯，在艺术品中必然有所反映。这些家畜的大量出现,是当时畜牧方面极为发达的一个有力证明。
。由于畜牧的发达，野生动物的繁多，尾随而来的，自然是自然界中互相制约的另一环一一食肉类动物。因此，上层文化动物纹中有大量的虎纹出现。不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有了长短兵器，但要对付猛虎也非易事，故此，人畜的伤亡不可避免，这样也就使虎有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用来表示力量、威严和勇敢。正是由于虎有了这些特点，引起了人们的审美感，最后把虎的形象归入装饰的范围，用来美化自身。
骑马猎兔及车马射猎骨板，反映了当时的狩猎场面，是围猎活动中一个重要部分。兔类及鹿科动物的繁多，猎取这些动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经常围捕这类动物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类活动的普遍增多，才使人们有机会认真观察，创造出表现这类活动的艺术品。
总之，从家畜的大量出现以及狩猎活动的增多，说明上层文化的畜牧业非常发达，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考古发现表明，上层遗址中出有大量石器，但用于刈割的只有双孔半月石刀，不见松土的锄铲之类石器，“表明其农业种植方面极简陋”这些都说明，上层文化是属于游牧业型经济的文化。
上层文化的动物纹，同和邻近的文化存在着相关联的因素。上层动物纹和以桃红巴拉为代表的早期鄂尔多斯动物纹有相似的部分，如鸭纹造型基本相同;山羊牌饰造型相似；对虎的表现上，用圆环表示眼睛、用重环表示关节。这些相同，有一部分是北方青铜文化动物纹较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在相类似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生活的情况下产生的相同，另一部分则是这两种北方考古文化有着相互的影响和交流。重要的是二者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上层文化的动物纹，动物种类较多，动物造型优美，构图规范化，制造精巧，鸟禽纹，群兽纹独具特色，形态以整体出现，这与早期鄂尔多斯动物纹中鸟头、兽面饰等有较大区别。应该注意的是，现发现动物纹的上层墓葬，时代均为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而与上层文化动物纹存在相同因素的，属鄂尔多斯文化系统的动物纹，一般为春秋中晚期，这一点值得深入研究。
上层文化和其南部诸侯国的关系也不隔绝。从宁城南山根102号上层墓出土的刻纹骨板看，其中车的图象，几乎和甲骨文、金文中的车的字体一致。而这种双马驾辕的两轮车形制，又同股周时期车马坑所反映的形制相同。这说明，上层文化的动物纹，受到其南部诸侯国的影响。当然影响是互相的，上层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虢国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件背后铸有虎、飞鸟、鹿纹的青铜镜，这面镜子上的动物纹饰，一改中原青铜器上典型的纹饰特色。同上层文化的动物纹比较就会发现，青铜镜上展翅飞翔的鸟与南山根所出的飞鸟相似，与朝阳1号鸟纹马首刀上的展翅鸟纹相同；虎与鹿的形象，也具有典型的北方动物纹特色。由此我们认为，这面铜镜与上层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至少也是受到上层文化动物纹影响的产物。这些都表明，上层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由来已久，影响是相互的。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上层文化的人们在其特有的经济生活基础上，创造出了烂灿的文化；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相邻近的民族间有着文化上的融合与交流，才使其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因而其动物纹饰也更加多彩多姿，为我国北方青铜文明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