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乌尔吉木伦河在七家村西北与碧流台河汇合,继而南流经丰水山村西。在村东南小山之南坡,有一片面积较大的遗址,地表散布较多的遗物,打制石器中有斧、镞、刮削器、砍砸器、石耜及石锤等。并有镞、石叶、多刃石片、石核等细石器。磨制石器中有斧、石磨盘和石磨棒。陶片中可分为二系,一种为褐色粗陶,与富河沟门陶系相同,另一种为细泥红陶,并发现有彩陶片,可能与“红山文化”接近。
在丰水山村南二十华里,乌尔吉木伦河在村西流过。石器未发现大型器,较多的是小石镞、石叶、石片、多刃形石叶及石核等。陶片不多,均为褐色粗陶,与富河沟门类型相似。
石器有打制石斧、镞、凿、刮削器、刀、耜、锤等,并有尖状器、石片、多刃石叶、石核等细石器。磨制石器有斧、镞、长条形石刀,此外还有石磨盘、石磨棒等。陶片也分二种,一种为褐色粗陶,另一种为细泥红陶,但数量不多。
位于公司营子村东三华里,与公司营子遗址处在同一台地上。石器全为打制,有石镞、石凿、刮削器、石锤等。并有尖状器、长石片、多刃石叶及石核等细石器。
陶片中也分褐色粗陶和细泥红陶二种,红陶中有彩陶片,与丰水山遗址中的陶系大体相同。
地表散布遗物较多,石器中有打制石耜、砍伐器、尖状器及刮器,并有石镞、长石片、小石刀、多刃小石片等细石器。磨制石器中以石镞为主。
陶片以褐色粗陶为多,细泥红陶较少,并发现有彩陶片。
位于林东镇东北六公里,遗址在村西北之台地上。地表散布的石器中以打制为多,有斧、镞、刮削器、刀、耜、锹、砍伐器和石锤等,并有少量的石叶细石器。磨制石器中有斧、镞、石磨盘、石磨棒等。陶片比较丰富,有褐色粗陶和细泥红陶二种。
地表上散布的石器中,有打制石斧、刀、镞、刮削器、石锤等。并有石镞、石叶、石核等细石器。磨制石器有刀、茶、镞、圆磨石等。陶片中有少量的细泥红陶,并发现了彩陶。
遗址在村东台地上。
石器有打制石斧、嵌、刮削器、刀、耜、锄、锤还有石锹、尖状器、石叶、石核等细石器。磨制石器中有石镞、圆磨石。陶片中有褐色粗陶和细泥红陶二种。
在遗址西南一处台地上,发现一新石器时墓葬,人骨已残损,年龄性别均不清。头正东,面向南。在头骨东北向有一陶瓮随葬,陶质为褐色粗陶,与遗址中发现的陶片陶质完全相同,证明墓葬与遗址时代相同。这是我盟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为数不多的发现。
位于林西县城南六公里,木石匣河流域的钢撑子山附近。是我国塞北地区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梁思永、以及法国人桑志华、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等人先后在这里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并发表了专题调查报告,引起了考古界的注视,“锅撑子山”也从此闻名。
遗址上有一米余厚的“更新期蒙古式堆积层”(即黑沙层),揭开掩盖在现代土层上的黄沙土,细石器等古代文化遗物便杂陈于黑沙土层之上。
钢撑子山的细石器制作遗址分东西二部。东部:主要分布在山西、北坡台地上,分布点有七、八处之多,遗址下有池塘和冲积水沟。东部遗址地面散布的遗物中,大型石器有石斧、石磨盘、石耜(音器、掘土工具)等,其次是中小型石斧。大量的是细小的石器。陶器残片情况比较复杂。早期的陶器大多为灰陶、羼沙、手制、火候较低,纹饰有划纹,按纹、细绳纹,但以素面陶居多。晚期的主要是辽代陶片,这种互相参杂的情况,几乎在细石器遗址中均有发现。
西部:从小河西岸起,至锅撑子山南坡,东北坡,面积约三平方公里。遗物多散布在黑沙层表面或沙窝底部。石器和陶片与东部遗址大体相同。
锅撑子山遗址于1957年经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发掘,出土较多的大型石核石器。细石器中多为圆锥形石核,陶器比较少,仅有压印“之”字形纹夹砂灰陶直腹醒,可能是辽河上游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一个阶段。但至今为止,在钢撑子山及其他细石器遗址中尚未发现居住房址及墓葬,遗物多为地表采集,这是目前东北及北方广大地区细石器文化研究中的缺环。
“细石器文化”一词,以其遗址中细小精致的石器为主要特征,故用它来概括这种文化的面貌。它和“细石器”一词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细石器在我国中原地区及欧亚地带也有发现,延续时间较长。近年来学术界有的人不主张把细石器文化当作独立的、北方草原地区的特有文化类型,主张把它列入新石器时代文化,所以关于“细石器文化”近年来就很少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