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公布了今年韩国高考（CSAT）的录取分数线。相较于去年，韩语高了2分，数学高了11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是今年考试取消了“杀手题”，增加了复读生参加考试的数量。

实际上，11月16日考试结束后，网络上已经称今年的考试为“难度堪称不可能的CSAT”。根据调查，有40.4%的考生已经开始打算来年再战了。有机构表示“估计有很多学生，在第一门韩语的就已经精神崩溃了，影响了后面考试的发挥。”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与尝试，韩国可以说用尽了我们可以想到的所有办法，为什么还是不能把学生和家长们从地狱高考的恐怖支配中解脱出来？

朴正熙总统时代的努力  

朴正熙上台后，为了发展韩国经济，大力增加对于教育的投入。他上台不久，就开始实施“初中免试、就近入学”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初中教育的普及。

1969年，韩国开始实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在此之前，韩国大学采取的是自主招生的模式，上大学和底层老百姓基本是无缘的。当时的韩国高考一共分为两场—初试和复试。

大学入学考试给了普通家庭孩子上大学的机会，但也导致社会上开始出现大量的精英私立高中与重点中学，加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不平等。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74年朴正熙政府开始实施“高中平均化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不同地区的公私立高中，应当在学校的基建，班级规模和办学经费方面大致相当；所有学校必须遵守教育部门在课程大纲、课程安排和课本选择上的规定；禁止私立高中优先挑选学生；取消所有的重点中学；每四年实施一轮教师的跨学校轮换等。    

然而，这一政策按下了葫芦，起来了瓢。高中水平是一样了，学生和家长们就开始拼课外补习，课外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

全斗焕总统时代的努力  

全斗焕担任韩国总统后，为应对“光州事件”以来政府面临的统治危机，开始采取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系列政策。1980年5月27日，全斗焕政府设立了“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在文教分科委员会上政府提出“高等教育正常化及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方案。

政府一方面开始实施大学“毕业定员制”，大幅增加招生人数；一方面制定法律，严格禁止课外补习行为。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钱人，直接在乡下僻静的别墅里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普通人，则一路开车拉着老师和学生们，在汽车后座上开始补课。

这样一来二去，学业负担没减下来，补习费反而水涨船高。到1997年，韩国当年的补习费总额占到GDP的3%，和整个国家教育的公共开支几乎持平。禁止补习的法律也名存实亡，索性在2004年被韩国高等法院宣布为无效。

李明博总统时代的努力  

李明博政府选择另辟蹊径，开始在提升职业高中上下功夫。2008年起，韩国新设立了一批职业高中。这些学校最为显著的特色是，尽管他们都是私立学校，但是不仅不收取学生学费，大部分学校还向学生提供免费食宿。    

为了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学校采取小班制教学，平均每班的学生人数为18.9人，每位教师的平均学生人数为6.5人；为了提升学生的就业质量，韩国政府出面牵线搭桥，三星电子、现代汽车、乐天、KB国民银行、CJ Express、军事人力资源管理局等大型企事业单位与学校建立起紧密的产教融合。学生刚刚入学，就有机会直接和这些大企业签订就业协议；在公务员考试中，还专门设置了一批职位，只针对高中学历的人开放。

李明博政府想法很美好，更多人读了职业高中就直接就业，高考的惨烈竞争和课外补习不就可以缓解了么？然而现实却很骨感，这些新的职业高中除了抢占旧的职业高中的生源外，并没有对高考产生更多的影响。

文在寅总统时代的努力  

实际上，韩国大学的录取率，即使放在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也是最高的。导致韩国高考如此残酷的主要原因还是整个社会对名校学历的追求。2018年上映的韩剧《天空之城》便生动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现状。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韩国开始推行“盲召”制度。它要求企业不得在招聘前期了解、询问面试者的学历、学校、专业等信息，仅就面试者实际具有的工作技能来考核面试者。文在寅当选总统后，开始在韩国的公务员考试中推行这一制度。但是效果如何还需要经过更长时间的检验。

尹锡悦总统时代的努力  

在韩语考试中，考生们必须回答有关股权资本和风险加权资产的问题；而在社会考试中，要求考生解读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这便是韩国高考的“杀手题”，即完全超出教学大纲范围的题目。

“杀手题”的长期存在令韩国民众十分不满。2023年6月，尹锡悦政府宣布在CSAT考试中应当取消“杀手题”。6月21日，韩国教育部正式宣布取消“杀手题”，以减少考生家庭对私立学校的依赖，并减轻由此带来的经济负担。韩国政府预计新政策的效果会在今年11月的考试中有所体现。

果然，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一名考生在考试后评价道：“今年没有杀手题了，有的是杀手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