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来自西方吗：拿起科学的武器，打败别人的魔法

1921年，中国北洋政府邀请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对于河南省渑池县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工作。现在普遍认为，正是这次考古活动拉开了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序幕。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安特生对于仰韶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民族，当仰韶文化期自西方迁入黄河河谷。”我们的第一次考古，竟然挖出来个“外国祖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总体而言，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对于中华文明是从炎黄时代一脉相承下来是深信不疑的。然而古代很多严谨的历史学家，对于上古时期历史的虚无缥缈也会感到棘手。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面对当时存世的文献中上古历史记载的模糊与互相矛盾，而大为苦恼。

为了写作《五帝本纪》，司马迁亲自走访了很多传说中五帝活动过的区域，寻访当地老人，收集各类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即使如此，由于史料的缺失，司马迁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时，也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年代便难以考证，或是有王无年。

到了近代，事情开始变得复杂起来。1894年，英国人拉克伯里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的书，里面杜撰了这样一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故事：

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有一个由巴克族建立的国家，国王名叫Nakhunte。在国王的率领下，巴克族人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了昆仑山，历经艰险终于来到了中国的黄河上游，并就此定居下来。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开始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文明。国王Nakhunte后来被人们称为NaiHwangti，就是汉语中的“黄帝”；巴克族的名称BakSing，后来演变为汉语中的“百姓”。   

这便是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一开始，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西方汉学界，此类说法普通被看作是野史怪谈，并没有多少正经学者把它当作一回事。

然而，很多居心叵测的日本人却对这一说法大感兴趣，翻译了很多拉克伯里的书。彼的日本正在全力“脱亚入欧”，出现了认为“西方文化为最高等，日本文化居中，中国文化最低等。”的论调。为了从根本上解构上千年来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模仿与吸收，很多日本学者企图首先对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进而抹杀，进而重建出一套“优越且独特”的日本文化出来。

1909年,日本东洋史学的代表人物白鸟库吉，发表了《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一文，首次提出了“尧舜禹抹杀论”。白鸟库吉认为，尧舜禹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而是后世儒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人格化以后虚构出来的人物。

外界质疑中国古史的主张，与近代西方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实证主义科学新的研究方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科学与民主的思潮最终汇总在了一起，推动了中国国内“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1918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指出：“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

“古史辨”运动的思想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村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成为了人们田间地头，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件事情最早开始传的时候，故事版本还比较接近于事件本身的面貌。随着传闲话的人越来越多，很多细节便开始失真。有些人基于自己的偏见或者仅仅是希望让故事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便开始删改内容，加入一些自己脑补的情节。等到闲话传了一段时间，扩散到比较远的地方以后，市面上流传的故事版本就已经与事件的真相南辕北辙了。    

“古史辨”运动在当时成功地实现了对于中国上古历史的“破”。诚如董作宾所言：“我国古代文化所寄托一部分纸上史料，经过这样一辨，几乎全部被推翻了。”然而，我们决不能将“古史辨”派学者对于中国上古历史的“破”，同一些日本人企图贬低，抹杀我们文明的险恶用心相提并论。“古史辨”派学者是一批真正抱着科学、严谨态度在做学问的人。

“古史辨”派学者很清楚，旧的古史“破”了以后，需要由现代考古学“立”起来新的古史。胡适曾经说过：“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来的史料，慢慢地拉长到东周以前的古史。”这在当时的国内学界是一种共识，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

1914年，安特生应北洋政府的邀请来到中国，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和煤矿。安特生虽然身为地质学家，却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长期以来，他对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一直都很关注。

彼时的中国，还没有找到任何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商周时期如此发达的文明到底从何而来，对于当时国内外的学者而言都是一个问号。

1921年，北洋政府聘请安特生主持发掘位于河南渑池仰韶村的石器时代遗址，这便是后来大名鼎鼎仰韶文化的开端。仰韶遗址出土了很多精美的彩陶，令安特生很感兴趣。他隐隐间产生了一种推测，认为这些彩陶的图案样式与西亚地区出土的一些陶器颇为类似。

安特生毕竟只是一个对于考古有着浓厚兴趣的地质学家，他并没有系统的掌握考古学知识。为了谨慎起见，安特生特意去到英国，征询了相关专家的意见。英国学者郝步森在看过仰韶彩陶之后认为，“红陶器带黑色采纹，显与近东诸址所发见者，同属一类。”这坚定了安特生对于“仰韶文化西来说”的信心。    

此后，甘、青地区又发现了一批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人类聚落遗址，出土了很多与仰韶村相似的陶器。安特生认为“精美陶器之有彩纹者，其制作之术，首抵甘肃，次及河南。”自此，以一条自西向东的“文明传播路线”为基础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理论正式确立。

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在中国国内遭到了几乎一致的反对。特别是以李济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先驱为之深感怀疑。想要反驳这一理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与西亚地区的陶器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二，中国除了仰韶文化以外，还有更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第三：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存的年代晚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存。

事实上，德国考古学家施密特等人一开始便认为，仰韶出土的陶器与西亚地区的陶器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193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山东龙山城子崖等地组织考古发掘，出土了很多中国以外地区前所未见的史前时代文物。考古学家在对仰韶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以后发现，安特生对于仰韶文化遗址的时间断代存在明显的错误。实际上甘青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年代是明显晚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

自此，“仰韶文化西来说”彻底破产。1943年，安特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反省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道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的影响下，谈到把一种什么优越文化带给中国时，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

安特生对于中国考古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是他最早在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骨骼标本，进而开展了对于仰韶文化的现代考古发掘，彻底打破了中国没有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局面。安特生之后的错误，与其说是一种偏见，不如说是其个人考古学功底的不足以及当时中国考古学技术的落后所造成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考古学发现震惊世界，我们的考古学技术突飞猛进。地下出土的大量证据，足以令国人挺直起腰板，自豪地宣称中国拥有着超过5000年的文明史。近些年来，中文互联网上甚至出现了很多质疑西方上古时期历史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算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不过，我们今天的成就是靠着坚定不疑相信科学，依靠科学实现的。要坚信一点，能够打败敌人魔法的，永远都是自己手中科学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