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武王伐商，中国人难道也要信上帝？

犹太一神教中的上帝，既是至高的自然神，人格化特征也很鲜明。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犹太人可以聆听上帝的独白；上帝的情绪也很丰富，他会有发怒的日子，也会有欢喜快乐的日子。

相较于犹太一神教，中华宗教观则更加理性。我们没有演化出一个上帝一般具有人格化的至上神出来。长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教，更是一种没有人格神的人文宗教。

但是在殷商时期，殷人们信仰着一个上帝一般的至上神——帝俊。目前对于帝俊的记载，多见于《山海经》当中。他生成了日月天体，先于日月等万物存在。帝俊如同盘古一般，与原初的“混沌”同存。是他创造出了时空，将无序的世界改造为了有序。这样的帝俊俨然是上帝般的造物主形象。

相较于犹太人的上帝，帝俊的形象更加富有人格化。那是因为殷人十分崇拜自己的祖先。根据学者研究，殷商后期开始出现“帝祖合一”的趋势。所以我们在《山海经》中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帝俊具体事迹的记载，这其实是殷人先祖们的故事。

帝俊在《山海经》中被提到了16次，超过了炎黄，是被记载最多的上古神君。这是因为殷人的先祖“东夷”，曾经在华夏大地上建立过一个强大的国家，帝俊曾经是“天下共主”。

《山海经》中描写帝俊无所不在；姬姓、姜姓、姚姓等氏族都臣服于他；他的“八子”始为舟、车、弓、琴、歌舞、谷物、种植，在各个领域引领着先民们文明的进步；帝俊不但在地上创造出发达的农耕文明，就连天上的太阳都是他的儿子。    

《山海经》中记载帝俊有三个妻子，分别是娥皇、羲和和常羲。其中羲和应该是帝俊的正妻，她还有着“太阳之母”的称号。传说是羲和生下了十个太阳，并在甘水里为它们洗澡。完事后太阳们便乖乖回到了扶桑树上待着去了。其中有一个呆在最高的树枝上，另外九个呆在低处的树枝上。

这其实是帝俊的要求。太阳们必须轮流出来照耀大地，不可以同时出现在天上。然而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发生了。有一年，十个太阳全部出现在了天上。很快，大地便被烤焦，河流湖泊被蒸发殆尽，田里的农作物也全被晒死了。老百姓因此而苦苦哀嚎，却又想不出任何办法。后来一个叫做后羿的大英雄挺身而出，把天上的九个太阳射了下来，只留下了一个。自此恢复了人间的秩序，拯救了黎民苍生。

一些学者认为，“后羿射日”的传说实际上描述了东夷国家内部的一场“九子夺嫡”。后羿便是帝俊十个儿子中的一个。起初后羿深受帝俊的信赖，被赐予了神弓神箭，专门猎杀野兽为民除害。然而帝俊家族内部可能因为争夺继承人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后羿杀死了自己的母亲羲和以及其他九个兄弟，并囚禁了自己的父亲。

帝俊的另外一个妻子常羲，后来被人们改称作嫦娥。在嫦娥神话中，她是后羿的妻子，却偷吃了后羿的“不死药”，自己成仙飞向了月宫。这可能反应了后羿在发动政变以后，娶了自己父亲的妻子常羲。但是常羲不愿意和后羿在一起，宁死也要离开他。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帝下两坛，采鸟是司。”“坛”在上古时代是祭祀天地的地方，一般也象征着都城。这表明在帝俊时代，东夷国家有着两个都城，应当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    

《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记载“帝俊妻娥皇。”然而在人们的印象里，娥皇应该是舜的妻子才对。这实际上是东夷的后人殷商国家衰落所造成的。

正当东夷国家蒸蒸日上的时候，在中原大地的西边，一支新的势力开始崛起。黄帝氏族打败炎帝氏族之后，组建了华夏集团。华夏集团由西向东继续扩张，与东夷首领蚩尤爆发了一场大战。结果是蚩尤战败，东夷集团中的一部分少昊氏族开始与华夏集团融合，剩下的东夷人则回到了自己的发源地——山东半岛。此后相当长的时期，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整体上保持着和平相处。

华夏集团建立的夏朝衰落以后，帝俊的后人灭了夏朝建立起了商朝。所以在殷商时期，殷人把帝俊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王权没有永恒，商朝衰落以后又被西周所灭。到了西周时期，帝俊信仰在官方层面上被抹除，有关他的文献记载被销毁。帝俊的传说仅仅在民间与殷人的后裔中流传。等到《山海经》成书时，帝俊的故事只剩下一些只言片语了。

中华神话区别于西方少有神秘主义的内容，却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性。周人很清楚，不可能完全消除掉帝俊这个形象，否则很多历史将无法书写。然而周人巧妙地将帝俊的形象拆分成了很多人物，其中一个便是舜。这可以解释舜的妻子为何也叫娥皇了。周人不但将帝俊的形象给拆分了，还把他的身份大幅度降低。舜已经没有了神性，而是作为“人王”的形象存在，并且是另外一个更伟大的“人王”尧的臣属。

帝俊作为战败民族的上帝，在商朝灭亡以后，除了《山海经》之外，便不再出现于其他传世文献之中了。等到司马迁《史记》写成以后，上古时期的各种英雄人物与神性人物，全部都被编入了炎黄谱系当中。

上古神话有一个特点，就是越早出现的神祇，在后世的地位一般都越低。盘古开天辟地神话的出现，已经是在汉代以后了。然而大多数中国人提起创世神，首先想到的却是盘古，知道帝俊的却很少。

帝俊信仰衰落的背后，还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王国维曾经说过：“殷、周期间的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从宗教层面来讲，这是一场深刻的宗教改革运动。自西周开始，殷商时期占有主导地位的自然神信仰，几乎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西周以后取代上帝位置的变成了“天”，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不是天子的祖宗，更不是天子的守护神。天子受命于天的同时，需要对地上的万民负责，否则将“天道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乃上天之理”。“天意”，“民意”与天子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所以孟子才会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才会认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反观自然神信仰，特别是发展到一神教的自然神信仰，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人本主义理念的。人在世间唯一真神的面前，就是需要谦卑与顺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