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带杀人犯父亲逃亡，宁可放弃天下，这样的舜今天该怎样评价？

尧舜禹传说当中的舜，是有名的“上古贤君”。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统治的维护者们一直津津乐道于舜的“孝”。

按照今天流行的说法，舜的原生家庭简直是糟糕透顶：舜的母亲早死，父亲瞽叟（gǔ sǒu）是个瞎子（不一定真的是眼睛瞎了，传说可能是在讽刺他不辩善恶是非）；母亲死后舜父亲续娶的后妈待他十分之刻薄；后妈生下的弟弟象几次三番想要谋害舜；父亲没有给予舜关爱和保护，对他的艰难处境选择视而不见。

然而，不同于那些因为原生家庭不幸导致人生道路走偏的人，舜在长大以后能够恪守人伦纲常，践履圣王之道，被后世儒家尊奉为“人君之典范”。即便舜后来拥有了天下，仍然可以不计前嫌，善待自己的父亲、继母、弟弟等人，《二十四孝》更是将舜的“孝行”列在了首位。

关于舜的“孝”，最为有争议的事件便是“窃负而逃”：舜的父亲犯下了杀人的大罪，作为天下共主的舜不但没有秉公执法，反而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天子地位，带着杀人犯父亲一起逃亡。父子二人最终逃到的海滨之地，过起了逍遥快活的生活。舜为了自己的杀人犯父亲，彻底抛弃了曾经肩负过的天子之责与黎民苍生。

舜这样做真的对么？他难道不是在以权谋私，将私德置于了公德之上？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了上千年。尽管有争议，然而总体而言舜的“孝行”在古代中国是被视作一种美德的。

舜的这种“孝”也体现在了封建时代的法律制度里，便为“父子相隐”：当子女面对舜的那种状况时，是必须按照舜那样去做的。如果子女选择了告发，告发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父子相隐”背后的逻辑是：古代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伦理关系，而父子关系是一切伦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那个。

封建时代的中国人并不只有家里那一位父亲，还有着一个“君父”。封建统治者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父亲”，并且是地位更高，也更为重要的那个“君父”。

如果家里的父亲和“君父”发生了冲突怎么办？家里的父亲如果犯下的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威胁到“君父”的罪行，那么作为子女则必须予以告发；即使子女毫不知情，也会因此而受到连坐，甚至于被满门抄斩。

这便是所谓的“朕即国家”，封建统治者是家国不分的，是以治理家的方式来治国的。作为“君父”，无论他怎样荒淫无道、穷奢极欲，也只能“再苦一苦百姓”，毕竟“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更无不是的君父。”

舜的“孝行”是将自己父亲的利益摆在了全天下黎明苍生的前面，这同样适用于“君父”。与其说“父子相隐”是维护家庭中的人伦亲情，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封建时代“朕即国家”的专制统治。

一些人将“父子相隐”当做优秀传统文化，认为应当继续予以弘扬。然而儒家同样讲究“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父子相隐”显然是与普遍性的仁爱相矛盾的，也是与“君为轻”相冲突的。不得不令人怀疑的是，后世是否有人篡改了最早的儒家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制度全面对接了西方，“父子相隐”自此成为了历史。在今天，再有人去效仿舜的“孝行”，那等待他的结果一定是蹲大牢。

然而也有人认为，“父子相隐”的背后代表着“伸家而屈国”，是将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的前面，这很符合人的本性与近代人权理念。

这些人有意忽略的一点是，现代社会是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之上。“父子相隐”一旦恢复，便意味着“亲疏远近”代替了“人人平等”。如果越来越多人去效仿舜的“孝行”，那将会破坏全社会对于安全与秩序的期待，损害的将是更为广泛人群的权利。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现代刑侦技术面前，舜带着自己父亲逃走的行为除了增加执法成本以外，并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意义。普通老百姓又能从“父子相隐”中得到任何实际的利益呢？

当今社会，更有可能通过包庇亲人而获取利益的，是那些掌握了权力与金钱的所谓“社会精英”。运用权力与金钱来为贪污腐败、各种经济犯罪打掩护，可比带着自己父亲逃走要高明的多，也隐蔽的多。如果恢复了“父子相隐”，那简直是为这种行为“开了绿灯”，难道不是现代版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很多优秀的部分，比如前文提到的“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今天的人们评价舜的“孝行”时应当坚持一个前提：它背后所反应出来的精神内核，是几千年来压迫中国人民、限制华夏文明进步的一把大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