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宝会说话：一块碑刻为您讲述真正的大唐精神

我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我被人们称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我依稀还记得我落成时的场景。那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人们在长安的西郊新建起一座大秦寺。为了表示庆贺，一个名为伊斯的波斯传教士出资在寺院中建造了我。

我落成以后，许多人专程过来看我。他们中有中国人，也有很多外国人；有景教信徒，也有其他宗教的信徒，还有唐朝政府的官员。从他们口中我了解到当时的长安城是一种“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

我格外吸引人的原因在于我身上所刻着的碑文。有一位中文功底极为深厚的波斯传教士撰写了1780个汉字的碑文，用楷书一共刻了三十二行，记述了景教在大唐146年的传播史：

景教源于基督教，属于聂斯托利派。这个派别主张耶稣基督有“神人二性”，挑战了基督教主流“三位一体”的观念，因此被东罗马皇帝宣布是异端邪说，在西方世界难以立足。聂斯托利派只得由叙利亚东方教会沿着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

到了贞观九年（635年），一个叫做阿罗本的叙利亚传教士带领一支传教队伍和大批宗教经典，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包容、最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长安。

当时的唐王朝对于这种来自于异域的宗教，有着一种特别大度的包容。唐太宗李世民对阿罗本一行十分礼遇，派遣宰相房玄龄亲自出城迎接，并邀请阿罗本来到皇宫向皇帝本人亲自讲解教义。

听完阿罗本的介绍，唐太宗认为这个宗教的教义“道理真实纯正”，于是下诏允许阿罗本等人在大唐帝国内自由传教。    

为了扎根于中国，传教士们给自己的宗教取了一个十分中国化的名字——“景教”。“景”字是由“日”与“京”组合而成的，象征着大光的含义。

当时的大唐与波斯之间交往甚密。由于阿罗本等人是从波斯首都塞西封出发前往长安的，导致大唐政府一开始以为他们是来自于波斯的宗教，所以称其为“波斯景教”。阿罗本等人在长安城义宁坊修建的教场一开始被称作“波斯寺”。

到了玄宗天宝四年(745年)，唐朝政府终于搞清楚了这个宗教其实不是源自于波斯，而是源于更加遥远的大秦(罗马帝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朝廷下诏改称其为“大秦景教”，寺院也改名为“大秦寺”。

那时的长安城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大秦景教”也是一副欣欣向荣，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势头。

然而美好的日子总是很短暂的，就在景教被“正名”后没多久唐朝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极为惨烈的“安史之乱”。

随着长安的失守，唐玄宗不得以逃去了蜀地。长安的景教信徒则追随着太子李亨来到了今天的甘肃灵武，度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时光。很多景教信徒参加了唐军平叛，有人在战场上立下过赫赫战功。

这便是碑文上所记载的一段历史，了解过这段历史的我时常感慨人间沧桑与世事无常。然而出乎意料的，我仅仅在大秦寺中矗立了64年，这种世事无常便要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了。

那时候的皇帝是唐武宗，他对佛教十分不满，一心希望能够灭佛成功。于是武宗下令拆毁各地寺院，强令僧尼还俗。景教虽然是一个基督教教派，但是在中国长期传播的过程中深度中国化了，在很多表现形式上与佛教有着相似之处。

比如在碑首上刻有希腊式十字，十字的下方便是佛教莲花，道教祥云则围绕两侧。也因为如此致使景教遭受了池鱼之殃，不少大秦寺被关闭拆毁，传教士遭到驱逐，景教自此在神州大地上沉寂了。    

为了保全这段历史，一些景教信徒于万分危难之间将我掩埋在了地下，没想到这令我不见天日长达800余年。直到明朝天启年间，我又被人们从地下重新给挖了出来，被闲置于一座寺庙之中，终日风吹日晒而无人问津。

直到20世纪初，终于又有很多人过来看我了。他们又是拍照，又是拓印碑文。这些人大多是来自于西方的洋人，恍惚间仿佛又重现了我刚刚落成时的景象。

原来在西方世界，聂斯托利派这一基督教早期教派的历史与教义很多都不可考了。外国人想要研究这段历史必须得来到中国，研究我身上刻着的碑文。甚至有一些动了歪心思的外国人企图将我偷走，带去西方。

为了确保我的安全，1907年人们将我从荒郊野外的寺庙里迁入到西安碑林之中，自此我终于被妥善保护了起来。

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景教这一教派既有着中华文明的精神，也包含着古罗马与古波斯文明的内涵。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是古代文明交流与交融的典范。

我的前半生曾经见证了大唐盛世的繁华，亲历了中华文化的开放与广博胸怀。后又历经沉浮，最终屹立于西安碑林，等到了一个新的繁荣开放的盛世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