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日本人白鸟库吉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企图彻底摧毁中国的上古史。这一理论传回国内后,很多中国学者也开始相信“尧舜禹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尧舜禹的事迹是周代人编造出来的政治寓言”。
当然也有很多严谨的学者认为应当给这个问题先打上一个问号,寄希望于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能够证实尧舜禹时代是真实存在的。
2006年,关键性的考古证据终于“重见天日”了。考古工作者在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中的一处灰坑里,发现了一块用毛笔蘸着朱砂书写了两个文字的陶器碎片。
经过文字学家的研究辨认,其中一个字被公认为是“文”字;而另一个字则有着多种解读。目前最主流的看法认为那是一个“尧”字,冯时教授等人则认为那是一个“邑”字。
如果真的是“文尧”,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尧定都于陶寺古城的一大铁证;如果是“文邑”的话,我们知道这其实是大禹的名字,那将会是禹定都于陶寺古城的重要证明。
今天我们就结合这两个字,《尚书·尧典》中的记载,以及陶寺古城的考古发现,一起来聊一聊尧的那些故事是不是真实的历史。
尧又称作陶唐氏,是上古时代的五帝之一。关于尧的事迹主要记载在《尚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尧典》里。在中国古代,《尚书》这本文献的真实性便已经开始存疑了。这倒不是古人怀疑夏代建立之前存在有一个“唐虞盛世”,而是很多古代学者质疑当时人们可以看到的那本《尚书》到底是不是最早的、真实的《尚书》。
我们知道《尚书》在中国历史中曾经多次短暂失传过。到了西晋末年发生了“永嘉之乱”,北方地区被胡人所占据。战乱不仅使汉人失去了大片领土,中原文化也几乎丧失殆尽。《尚书》便在那时又失传了。
直到东晋建立以后,有人“找到了”《尚书》的文本进献给了朝廷,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古代便有很多大学问家质疑这个版本的《尚书》是伪造出来的。
《尧典》的开篇记载了尧将“四岳、鲧、禹、皋陶、伯益、契、弃”等“各路诸侯”联合在了一起。我们知道尧舜时代距今4000多年前,对应着考古学的“龙山时代”晚期。根据考古发现那时候的中原地区分布有大大小小很多“城邦”,处于一种“诸侯逐鹿中原”的景象。
陶寺古城兴起于距今4300年前,能够覆盖尧舜禹所生活的时代。整座城市的面积超过了300万平方米,拥有发达的建筑宫殿、手工业与礼乐文明,可以说在各方面“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城邦”。尧建都于此能够“联合诸族、邦为一体”是很有可能的。
尧应该如何维护这一新生共同体的凝聚力? 《尧典》接下来用大篇幅浓墨重彩地记述了尧是如何“钦顺昊天,敬授民时”的,实际上就是在制定历法。
我们知道古代是农业社会,历法对于确定农时十分之关键。在陶寺遗址中,人们发现了一座面积达到1700平方米,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这座观象台由13座立柱与一个固定观测点所构成。通过对于观象台的功能进行研究,学者们发现它与《尧典》所记载观象制历的诸多细节能够契合。
制定完历法后,尧开始与众人商量起人事任用问题。尧询问众人谁能够治理当时泛滥的大洪水,大家向他推荐了大禹的父亲鲧。尧明知鲧不是治水的最佳人选,但是各路诸侯都认为鲧很合适,尧不得不让步接受。
这说明尧虽然是“天下共主”,但对于重大事项他并不能够独断专行,而是需要在会议上和其他人商量着来。根据考古发现,陶寺政权尽管在当时有着科技与礼乐文明上的优势,但它的影响力并没有走出晋南盆地。陶寺古城需要建造起高大的城墙,城市里的手工业区生产了大量的穿甲箭头也表明,这个“尧之帝都”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强大与安宁。
《尧典》的最后,尧想要把自己的权力禅让给德才兼备的人,于是大家向他推荐了虞舜。尧于是对舜进行了多年的考验,又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最终完成了“尧舜禅让”。
学者们研究认为,陶寺古城可以分为早中晚期三个阶段。其中早期和中期整座城市的文化面貌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很有可能是出现了政权的更迭。然而这种更迭却比较平稳,没有找到任何暴力与动荡的证据。这很有可能说明掌握陶寺早期政权的是尧家族,到了中期掌握政权的变为了舜家族。尧舜之间确实发生过和平的“禅让”。
事实上,论证尧是否真实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今天的人们不可能穿越回4000多年前,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人。论证尧是否存在其实相当于是在论证《尧典》是可靠的史料还是不可靠的史料。
到了近代,中国的“疑古学派”运用来自西方的史学观念,对于炎、黄、尧、舜、禹等“上古时期圣王”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与解构。以《剑桥中国先秦史》的作者们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更是连夏代的存在都不予以承认,更遑论是尧舜了。
然而中国人多年的考古发现已经可以证明《尚书》等上古史籍里的记载一定有着更为久远的资料来源出处的,而绝不可能是后世文人坐在书斋里凭空编造出来的“政治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