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为何不承认夏朝存在？背后有怎样的宗教历史传统？

1990年5月，“夏文化国际研讨会”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然而这次会议并非是一场中外学者之间友好的学术交流活动，与会的中国学者同西方“汉学家”就夏朝能不能被证明存在发生了激烈辩论。西方人无视中国人多年来所取得考古成果的傲慢态度令邹衡等一众国内学者即便在多年后仍旧耿耿于怀。

美国人夏含夷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将商王朝视作“中国第一王朝”，这是西方“汉学”多年来对于中国上古历史的基本态度。其原因无非是这么几点：夏朝的历史是“层累造成的”；大禹是“图腾”，是“箭垛式人物”；在“可信的史料”中最早提到夏朝的是周朝人，而夏人的敌人商朝人却从未在甲骨卜辞里提到过夏朝；夏代时期的文字迄今为止没有被发现，缺乏夏朝人“自证自己存在的证据”云云。

对于以上观点今天我们不予以讨论，而是聊一聊在西方“汉学”刚刚诞生的时候中国古史对于西方的宗教与文明产生了如何巨大的冲击。

《马可波罗行记》在欧洲出版后，作者以他在中国各种“光怪陆离”的见闻向当时的欧洲人介绍了一个统一、富强且公正的中华帝国，引发了许多欧洲人对于中国产生了美好的向往。

最初将这种畅想付诸于实际行动的是西方传教士。他们前赴后继登上了前往中国的帆船，试图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这块古老的国度。为了向中国人传教，这些传教士开始努力学习起汉语，了解起中国文化；为了让罗马教廷知道中国的实情，取消其颁布的关于中国信徒祭拜孔子的禁令，西方传教士开始研究起中国的历史与古典文化，翻译孔子的各种著作。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问“汉学”就此诞生。然而最初的“汉学家”在面对中国悠久的历史记载时却是极度的震惊与困惑。因为这些传教士发现中国的文明史不但比他们想象中要久远的多，而且很多记载都足以颠覆当时欧洲人对于基督教历史与信仰的认知。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夏王朝是如何建立的。根据《旧约·圣经》里的记载，上古时期全世界发生过一场大洪水。传教士们在中国古史中也找到了同样的内容，然而具体的细节却与西方人的认知大相径庭。

《圣经》中的大洪水是灭世大洪水，一场持续40天的大暴雨产生了“毁天灭地”的效果，就连最高的山峰都被洪水所淹没了；中国人在《尚书》中对于这场洪水的记载是“浩浩滔天”，可见洪水之大。然而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洪水尽管前后肆虐了数十年，导致百姓深受其苦，却远远没有达到“毁天灭地”的程度。

有关大洪水的成因，《圣经》里的说法是当时的人类“道德沦丧，邪恶至极”，大洪水是神降下的对于人类的惩罚；而在中国人的记载中大洪水仿佛是自然发生的。即便有人需要为此而负责，也是诸如鲧、共工这般因为采取了“堕高堙庳”错误方法去治理洪水。

根据《圣经》的记载，全世界只有诺亚一家人得到了上帝的预警，提前制造了一艘大船才得以逃脱这场灾难；而中国历史对于大洪水的记载却不是一场逃亡，而是一个抗争的伟大故事。历史记载中夏王朝的建立者大禹带领各部族人民“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花费十三年时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平治了这场大洪水。

根据《圣经》的记载，这场大洪水导致“凡地上各类的活物都被除灭了”，此后全世界的人类与生灵万物都是来源自“诺亚方舟”上的幸存者；而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大禹及其部族通过治理洪水的大业反而愈发繁盛了起来，取得了中原地区的领导权。

此前的夏后氏只不过是万邦之中的一个而已。通过治理大洪水夏人统御团结起了各个邦国，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夏王朝。

中国古史的记载令欧洲人陷入到矛盾与分裂之中。以传教士为代表最初的“汉学家”想尽办法予以掩饰、解释，试图使其能够与基督教的历史叙事对应上；而那些反对传统、反对神学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却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到了很多养分。例如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和荒诞不经的传说”。这种矛盾与冲突却也给刚刚诞生的西方“汉学”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夏文化国际研讨会”过去数年后，中国的国家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初步报告，再次引发了国内学界同西方“汉学界”之间的正面交锋。《纽约时报》引述了多位西方“汉学家”的意见认为“夏朝是否存在本身便存在巨大的疑点，遑论以此为基础来推定夏朝的年代。”一些西方“汉学家”言辞激烈地指责“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民族主义的体现”。

与之产生对比的是，没有受到西方宗教历史传统深刻影响的日本学界却普遍可以接受“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之间存在有关联，能够以此为基础理性看待中国人对于上古历史以及文明起源所进行的各种探索。这难道不值得那些西方“汉学家”予以深刻反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