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为何高声疾呼“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一座位于西北无比耀眼的城市。 1907年，一个叫斯坦因的英国人克服恶劣的气候与糟糕的交通条件，跋涉上千里路程来到这里。然而敦煌吸引他的却非大漠绮丽的风光，而是数年前一个姓王的道士所意外发现的“藏经洞”。

彼时的中国正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沦为半殖民，敦煌宝藏跨越上千年的时光在此时重现人间可谓是生不逢时。“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藏经洞”被发现的消息一经传出，各国盗宝者开始跃跃欲试，斯坦因便是其中的“先行者”。

斯坦因看起来一副“学者模样”实则是道貌岸然，十分擅长于各种“偷鸡摸狗”之事。1907年5月，斯坦因在莫高窟第一次见到了“藏经洞”的发现者与看守人王道士。经过交谈，斯坦因敏锐地意识到眼前这个道士与他曾经打过交道的很多中国人并不一样，具有坚定的信仰而非轻易能够为金钱所收买。

不出所料，斯坦因几次提出想要“收购”文物经卷，都遭到了王道士的拒绝，察觉到斯坦因企图的王道士还用砖砌了一堵墙，将“藏经洞”给彻底封了起来。然而斯坦因在和王道士交谈的过程中获取了一个关键性的信息——王道士是玄奘大师忠实的信徒，正是玄奘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他留在敦煌守护这些洞窟的。

于是斯坦因生出了一个奸诈的计谋。他骗王道士说自己乃是玄奘的继承人，当年玄奘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去往印度求取佛经，如今他同样历经磨难，顺着大师的脚步由印度来到这里。看到王道士有所触动，斯坦因开始了进一步的洗脑。他告诉王道士如今印度人民正在遭受着苦难，亟需重新得到这些佛经求取解脱。如果自己能把它们带回到印度，那对于王道士本人来说也是巨大的功德。

在斯坦因承诺替王道士保密，同时愿意“捐献”14块马蹄银用于洞窟的维修后，王道士最终同意斯坦因进入“藏经洞”。当斯坦因离开敦煌时，总共带走了20多箱的书卷、绘画和丝织品。其内容涵盖了古代中国及中亚地区的历史、经济，文化，宗教与艺术，许多文献都是世人前所未见的。    

当斯坦因将这些中国文化瑰宝带回到欧洲，立即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英国政府因他的强盗行径奖励其爵士头衔，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则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

很快，西方国家依托这些敦煌文物开启了相关的艺术史，宗教史研究。以往由于欠缺史料而研究受限的归义军、高昌、龟兹与吐蕃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斯坦因的“成功”令各国的文物窃贼大为眼红，竟然前赴后继来到中国展开了一场“盗窃竞赛”。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骗走了6500卷的书卷与画卷，此后是日本人，俄国人……最终敦煌“藏经洞”里的绝大部分文物都流失到了海外，收藏在十几个国家的图书馆与博物馆中。

这些发生在敦煌的故事可谓生动演绎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盗墓笔记”，而站在这些“文物大盗”背后的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西方汉学家”。

所谓“汉学”，即世界各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学问。最早的“汉学家”是那些为了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而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传教士心里十分清楚，想要让中国人理解福音，他们首先得去理解中国人。然而他们却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中国的皇帝禁止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中文如同天书一般晦涩难懂；中国的法律禁止中国人私下教外国人学习中文……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西方传教士开始“各显神通”：有的住在船上，花重金聘请不怕死的中国人教授他们学习中文；有的贿赂中国的官员，向皇帝献上各种西方珍奇的玩意，以换取进京面圣甚至是入朝为官的机会。借机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有的开始将儒家经典翻译为欧洲文字，以换取罗马教廷以及欧洲社会对于他们在中国的事业予以支持。    

“汉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国家开启了工业革命，西方帝国主义加强了向全球的殖民扩张。“汉学”也从教堂走进了“象牙塔”，又从“象牙塔”走进各国的外交与殖民部门。很多西方“汉学家”开始将自己对中国的研究服务于本国的殖民与外交政策。

1840年4月7日，英国下议院正在激烈辩论着是否应当向大清出兵，名为“小斯当东”的议员作证说“中华帝国看起来十分强大，实则是外强中干”。当时在英国，人们将“小斯当东”看作是“中国问题专家”。因为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便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参加了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

“马嘎尔尼使团”一行人纵贯中国的南北方，来到承德避暑山庄见到了乾隆皇帝。尽管这次会见的效果对于英国人而言十分之不理想，然而“小斯当东”发挥了他天才般的语言天赋，竟然在乾隆皇帝面前秀了一下他的中文水平，引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悦，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赏赐。

“小斯当东”回到英国后名声大振，开始了他对于中国的研究。正是他在议会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亲身见闻以及对于清政府实力的分析，坚定了英国政府武装入侵中国的决心，第一次鸦片战争随之而爆发。

正是从这场战争开始，中国被迫打开了自己紧闭已久的国门，大批西方“探险家”和学者终于得以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展开各种实地调查、研究，为日后西方人窃取中国珍贵的文物与文献埋下了伏笔。

让我们将视角移回到中国。1900年，当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之时，距离中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位考古人类学家——梁思成的儿子梁思永先生还有20余年。那时候的中国读书人普遍对于外出探险、勘察这种“体力劳动”心存鄙夷，将现代考古学理解为“挖坟掘墓”。不屑于外出开展实际工作而沉溺于“安乐椅上研究”。    

王道士在发现“藏经洞”之后，曾几次三番报告给甘肃当地的清朝官员，却未曾引起过任何人的重视。有一次他带着藏经洞里的书卷，走了几百里路去见一位官员，没想到此人在看过那些经卷之后给到王道士的答复是“这上面的字还没有我写的好看”。

有国内学者曾经半开玩笑说道“传世文献从汉代起便被人们反复加以研究，到了今天早就没什么油水可言了”。而敦煌文物中的佛经、绢画、文书、律令、户籍、方志、星图、医书等各类型图文资料却是上千年来中国学人都未曾有机会见过的珍品。然后因为国家的羸弱，中国人却最终同它们失之交臂。

西方人则是利用他们的“船坚炮利”占有了我们的文化遗产，再借助其新兴的近代历史学，考古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与技术，掀起了一波研究古代中国与中亚文化的狂潮，取得了空前绝后的研究成果。以至于连当时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的是，全世界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心乃是法国的巴黎。

随着中国人开始觉醒，意识到这些文化遗产对于我们文明的重要性，却无奈于只能通过付出高昂的价格，求得一些敦煌文书的微缩胶片才能对于自己的文明开展一点点的研究。陈寅恪先生因此发出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苦痛感慨。1923年，后来担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教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活动上大声疾呼：“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然而这对于当时积贫积弱，军阀割据混战的中国而言又何尝容易呢？无论是地质考察还是考古发掘，都需要技术、资金与外部环境的支持。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清华国学院开设了中国最初的考古学课程，却因为无法为学生找到合适的考古发掘项目导致学生无法完成他的学位论文；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已经知道河南安阳出土了大量的商代时期刻有文字的甲骨，然而直到南京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打赢“中原大战”后，史语所才有机会前往安阳殷墟开展正式的考古发掘。即便如此国民政府还得派出军队才能确保考古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一百年后的今天，随着中西方实力的此消彼长，已经没有多少国人会在意于将“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今天的中国人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重回世界之巅。一边期待着那些流失海外的国宝回到我们自己的博物馆与图书馆，一边牢牢抓住对于自身文明的研究与定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