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变法图强

春秋初期大约有一百四十个诸侯国，经历不断吞并，到“三家分晋”时仅剩约二十国。汉代史书《战国策》记载了从三家分晋到秦国一统的这段历史，这一时期因而得名“战国”。《战国策》中描述战国时期“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传统强国楚、齐、秦，“三家分晋”时新产生的魏、赵、韩，再加上河北省北部的新兴强国燕，就是战国时代的主角、号称万乘之国的七大强国，通常称为“战国七雄”。另外还有越、宋、鲁、郑、卫、中山等十余国，逐渐被七雄吞并。战国时周王室势力衰微，随着大国君主纷纷称王，几乎与普通诸侯国无异。

战国时各国间战略缓冲大大减少，战争规模和烈度不断上升，竞争、冲突、兼并成为国家关系的主流。各国立国数百年，人口日增、制度陈旧、既得利益复杂，“三家分晋”的教训也震慑了各国统治者。在内外部尖锐矛盾的刺激下，为了救亡图存，为了富国强兵，为了争霸天下，各国先后开始了改革国家制度的变法。所谓变法，变的是周代之法，核心是改变逐级分封、权力世袭的政治现实，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政，进而能够集中资源应对战国时期惨烈的灭国战争。

变法首先在魏国开始。公元前403年，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终于获得周天子的承认正式成为诸侯国。其中魏国主要国土位于山西和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四面环敌：东有齐，南有楚，西有秦，北有赵，国防和生存压力沉重，这或许是魏国最先变法的原因。

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主持变法，李悝是法家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其著作《法经》作为系统、完整的成文法典对后世影响颇大。法家学说并不能顾名思义理解为现代的法律、法制概念，其强调人性趋利避害，重视赏罚、威信，倡导君主独揽大权，研究的是强国之法、驭臣之法、治民之法，因此法家学说天然受到君王的青睐。李悝变法的首要措施是取消了由贵族世袭官员，不问出身举贤任能；其次是改革土地公有制度，承认土地产权，清查全国土地，增加税收来源；然后大力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调控稳定粮食价格。魏国因李悝变法的成功强盛百年。

紧随魏国进行变法的是楚国，主持人是战国名将吴起。吴起本为鲁将，因为魏国变法举贤任能投奔魏国。吴起率魏军多次大败秦国，夺取了黄河西岸、陕西东部的大片土地，奠定了魏国强盛的重要基础，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兵农分离的常备军队：魏国“武卒”。吴起著有兵书《吴子》，成为能与孙武并称“孙吴”的军事家。魏文侯去世后，吴起因政治斗争逃离魏国投奔楚国。

公元前386年前后，楚悼王重用吴起希望复刻魏国的变法。吴起变法让楚国政治立即焕然一新，同时率楚军接连胜利。然而变法仅五年，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去世，在变法中利益受损的楚国贵族立即发动政变杀死吴起，楚国变法半途而废。在此后历史中，围绕“变法”的观点之争、权力之争、利益之争还将反复上演，新旧利益集团势必进行激烈甚至血腥的斗争。

战国时韩国申不害、齐国邹忌、燕国乐毅也曾纷纷主持变法，但真正彻底改革周制、让国家脱胎换骨之人唯有秦国商鞅。公元前362年，新继位的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征召天下贤才，在魏国当官但不受重用的商鞅前往投奔。深受李悝、吴起影响的商鞅，其法家思想和治国之术打动了秦孝公。经过若干年的筹划准备，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非王族大臣之首），正式开始变法。

商鞅的变法，基本废除了秦国内的封建贵族制度，全面实施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且不再世袭；重新建立了二十等爵位制度，爵位不得世袭，主要依赖军功才能提升爵位；制定了被普遍认为是严苛暴政的秦律，试图对百姓进行精细化管理，主要内容包括户籍制度、连坐制度、税赋制度、强制大家族分家、严惩私斗等。在秦律的严格管理之下，百姓非常容易触犯法条，除非有爵位抵罪，就要受到残酷的刑罚，这或许是后来秦人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重要原因。

商鞅变法，第一次让君主的命令可以直接传达到田间的每一个农民，让每一个士兵知道自己效忠的对象唯有权力顶端的国君一人，让税收的每一粒谷子都存放在国家的仓库中。中央集权君主专政的“秦制”由此确立，取代了层层分封逐级效忠的“周制”。变法成功之后，重视农业生产和军事扩张的“耕战”之策成为秦国国策，而农业生产也是为军事扩张服务，秦国逐渐成为一台能够高效利用全国人力物力的战争机器。变法效果立杆见影，商鞅执政时期，本来势弱的秦国就击败魏国收回了部分河西之地。

公元前338年大力支持商鞅的秦孝公去世。商鞅的变法必然大大得罪了之前拥有封地和世袭官职的旧贵族，这其中甚至包括了原太子、现国君秦惠文王。旧王遗留的权臣与新王天然存在冲突，再叠加变法时的旧怨和大量旧贵族的攻击，商鞅被迫逃亡。传说因为商鞅自己制定的律令严格细致，导致他逃亡外国失败。商鞅只有拼死一搏起兵造反，而在“秦制”之下，造反被轻而易举的击败。商鞅身死族灭。但他主导的变法成果却得以继续。即便新任的秦惠文王仇恨商鞅，但他也必然喜爱全部权力归于己身的“秦制”，绝不想再回到国内遍地“独立王国”、朝堂全是世袭亲戚的“周制”。

战国群雄唯有秦国变法彻底成功，除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和商鞅的过人才干，和秦国是立国最晚的诸侯国也大有关系。与他国相比，秦国国内的封建贵族实力相对弱小，国君掌握的资源相对最多。反例是楚国，虽然首创了郡县制，但因为地广人稀不得不广泛分封，历经数百年形成了强大的封建贵族集团，结果触动贵族利益的改革完全不可行，国家的资源和权力分散，在战国时代不复春秋时代的辉煌。同时秦国地处西陲，经济和文化落后，长期受到晋国及后来魏国的压制，一直有亡国之忧，这也迫使秦国上下一心变法图强。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很快具备了实力优势，历代国君希冀的“东进”将马上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