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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前259—前210),一个被无数脏水泼过,也被激烈之词赞赏过的帝王,功过是分明的,得失也是清楚的。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评说呢?
嬴政经历了一个惊恐和不幸的少年时代,出生后很长时间只是遗落异国他乡的一个弃儿,10岁才回到祖国,之后为太子,为秦王,为皇帝。
嬴政有三个“父亲”:生父,嬴异人(后名子楚);仲父,吕不韦;假父,嫪毐。
吕不韦出生于卫国濮阳,在韩国阳翟经商,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他在赵国邯郸经商时,嬴异人在赵国做人质已经多年。秦、赵关系不好,异人不被礼遇,很不如意。一个偶然的机遇,吕不韦结识了这位秦国宗室,认为“奇货可居”,决定帮助异人返回秦国。
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嬴柱是秦昭襄王嬴稷的次子,嬴柱的长兄悼太子两年前夭逝,嬴柱被立为太子。嬴柱有许多女人,生育了二十多个儿子,异人排行居中,母亲夏姬也是普通女人。安国君最宠爱的是楚国姑娘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却没有生育。
吕不韦从商人的眼光看出,这里有“投资”的机会。既然嫡母华阳夫人有能力立嫡嗣,那么立谁对华阳夫人最有利呢?
吕不韦认为,第一,应是诸子中最没有希望被立为嗣的人。如此,这个儿子对华阳夫人的感激才深,华阳夫人的收益才最大。第二,应是贤孝之人。贤是能力,堪承大业;孝是品行,能孝敬华阳夫人。
吕不韦把这中间的奥妙与异人一讲,异人也拍手称好。于是,吕不韦一方面用钱为异人结交宾客,扩大社会声望;另一方面则亲自出马,到咸阳为异人游说。
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打通关节,其姐劝说华阳夫人:“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则爱弛。今夫人爱而无子,不以繁华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以为適,即色衰爱弛,虽欲开一言,尚可得乎!今子异人贤,而自知中子不得为適,夫人诚以此时拔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也,则终身有宠于秦矣。”【“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夫人您是靠美貌事奉太子的,等您老了,美貌不再了,太子对您的爱就减少了。如今夫人您得宠于太子,却没有儿子。如果不在自己权势巅峰的时候,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有贤德、有孝心的,举荐他做嫡子,等到色衰爱弛,想说一句话,还有用吗?如今异人贤孝,又自知不是长子,没有机会做继承人,夫人这时候提拔他,则异人本来没机会继承秦国,而有了秦国;夫人本来没有儿子,却有了比亲儿子还亲的儿子,那夫人就终身有宠于秦了。”】(《资治通鉴》第五卷)
华阳夫人认为很有道理,乘机与夫君提及此事,嬴柱很听老婆的话,夫妻刻玉符为誓,约定以异人为嫡子。这一年,嬴政出生,异人双喜临门。
吕不韦有一次请异人在家吃饭,这应该是在吕不韦去咸阳游说之前。邯郸美女赵姬与吕不韦同居,不仅美貌无双,而且能歌善舞。席间,酒酣耳热,眉目传情,异人深深为美人所迷倒,竟然要吕不韦把赵姬送给他。吕不韦开始假装不悦,后来就顺水推舟。据说当时赵姬已经有孕在身,送给异人后,过了12个月,生下了嬴政。说嬴政是一个“杂种”,是很多被灭亡的六国遗老遗少的愿望,说起来就解气,就快慰。但是,这件事未必能当真。第一,怀孕的时间过长。第二,吕不韦有在异人身边安插亲信的愿望,但是,大可不必冒这个风险。
大约在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攻邯郸,异人与吕不韦逃出赵国,留下了年仅3岁的嬴政与他的母亲,在异国相依为命。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驾崩,嬴柱继位,是为秦孝文王,异人被立为太子。嬴政与父亲阔别六年之后,才与母亲一起来到秦都咸阳。嬴柱即位仅几天就病逝了,异人继位,是为庄襄王,吕不韦辅政。三年后,庄襄王病逝,“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国事皆委于文信侯,号称仲父”。【嬴政继位,年十三岁,国家大事,全由吕不韦决定,尊称吕不韦“仲父”。】(《资治通鉴》第六卷)。仲父,就是“次父”,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谓的“义父”。
嬴政的父母与吕不韦关系很不一般,让孩子称吕不韦为“仲父”,大约是大人们的主意;但把嫪毐叫“假父”,则是外人的看法。假父嫪毐来到赵太后身边,是因为独居的赵太后年仅30岁左右,还经常找仲父吕不韦。《资治通鉴》第六卷记载说:“初,王即位,年少,太后时时与文信侯私通。王益壮,文信侯恐事觉,祸及己,乃诈以舍人嫪毐为宦者,进于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为长信侯,以太原为毐国,政事皆决于毐;客求为毐舍人者甚众。”【嬴政最初即位时,年纪还小,太后赵姬经常跟吕不韦私通。嬴政稍稍长大,吕不韦恐怕事情败露,于是把自己的随从嫪毐假装成宦官,进献给太后赵姬。赵姬宠幸嫪毐,还生了两个儿子。嬴政封嫪毐为长信侯,把太原(山西省太原市)封给他,并且委任他主持国家大事。势利之徒纷纷投靠,要求做他的宾客。】
嫪毐是吕不韦为自己找的替身——一是年龄大了,国务繁忙,身体不支;二是嬴政长大了,怕两人苟且之事被他发觉。
嬴政的三个“父亲”,折射的是他人生的坎坷,是他非同一般的童年和少年经历。这样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治国风格,是否会有影响呢?
嬴政亲政之前,秦国中央最高权力分裂为三:母后临朝听政;“仲父”执掌朝政;“假父”窃宠,弄权自恣。嬴政到了20岁的年龄也没有行冠礼,因为举行冠礼,就意味着亲政,就意味着权力的改组。
嬴政22岁那年(前238)终于要举行冠礼。这很可能与华阳太后的支持有关。这意味着赵太后要交出权力,依附在太后宠幸之上的嫪毐的权力也受到了威胁。
嬴政首先从抓捕嫪毐入手。嫪毐得到消息,企图反抗,嬴政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集合军队击败叛乱的嫪毐。不仅将其车裂,而且扑杀了他与赵太后生的两个孩子,将其宾客发配到蜀地。
吕不韦是否参与了平叛之事,历史记载不太清楚。嬴政的背后应该有华阳太后的支持。华阳太后是昌平君的舅母。吕不韦同时与几位太后周旋(华阳太后、夏太后、赵太后)。华阳太后的势力帮助嬴政翦除赵太后的势力,吕不韦处在尴尬的位置。嬴政至少争取到了吕不韦不支持嫪毐。可是,嫪毐出事,吕不韦脱不了干系,因此,嬴政立即让吕不韦退休,回到河南的封地;赵太后被迁往雍地软禁。两年后,吕不韦被逼自杀。嬴政把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可以肯定,嬴政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充分运用了各种纵横捭阖的手腕,在两位太后(祖母华阳太后、母赵太后)势力之间,假父与仲父矛盾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和着力点。
事变过后,有27位谏士先后对嬴政提出忠告,说他如此处置母后,有失人子之道。这些谏诤之士都被嬴政戮于宫阙之下。有齐客茅焦冒死求见。他向嬴政提出的谏言中,强调说:“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如今大王您有狂悖之行,自己不知道吗?车裂假父,把两个弟弟装在布囊中摔死,把太后软禁在雍地,残戮谏士,就算是桀纣的暴行,也不至于此!天下人听说了,人心立即瓦解,没人再向往秦国了。我很为陛下担心!我的话说完了。】嬴政当即扶起茅焦,任为上卿。茅焦为什么能打动嬴政?绝对不是所谓的“狂悖之行”,而是这种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天下人再也不向往秦国了!你的统一大业如何完成?可见,嬴政虽然痛恨嫪毐和母后的所为,但更顾全大局,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不仅亲自把母后接回到咸阳,“王自驾,虚左方,往迎太后,归于咸阳,复为母子如初”,【嬴政自己驾车,留出左边空位(左边是尊位,留待娘亲),迎接赵太后返回咸阳,母子感情,恢复往昔。】而且随后把发配到蜀地的嫪毐的四千门客及其家属,悉数迁回内地,以减少政治斗争带来的动荡。
掌握了大权的嬴政,采纳李斯的谏言,收回逐客令;虚心听从顿弱的指点,出重金让他出使东方六国,收买和离间敌国人才;启用客卿姚贾说退燕、赵、吴、楚四国联兵;启用尉缭治理秦国军队。总之,嬴政巧妙地利用各派政治势力,并且具有改过迁善、采纳谏言的胸襟气度,这说明了他具有担当大任,带领秦国统一天下的领导能力。此外,还有一个案例说明这种情况。
公元前226年,秦将王贲伐楚,取十余城。嬴政询问将军李信:“我欲攻取荆楚,对李将军来说,你看需要多少兵力就够了?”李信回答:“不过用兵二十万。”嬴政再以同样的问题问王翦,王翦将军说:“非六十万人不可。”嬴政笑道:“王将军老矣,为何如此胆怯呀!”遂使李信、蒙恬领兵二十万伐楚。王翦干脆称病,回到了老家频阳。
次年,李信、蒙恬征楚,先胜而后败,嬴政大怒。但是,他压住了怒火,亲自到频阳请王老将军出山。嬴政诚恳地说:“寡人不用将军谋,李信果辱秦军。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我没有采用将军的建议,李信果然为秦国带来羞辱,将军虽然有病,怎么忍心抛下我?”】
王翦又说自己因病不能为将。
王曰:“已矣,勿复言!”【“从前的事已经过去了,不要再说了!”】
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大王一定要用我的话,非得六十万人不行。”】
王曰:“为听将军计耳。”【“一切听你的。”】于是王翦率六十万人伐楚。
公元前224年,王翦率大军击破楚军,杀楚大将项燕。次年,灭亡了楚国。
从以上几件事的处理看,掌握了权力的嬴政,在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能放下身段,知人用人;能听取正确意见,择善而从。这说明他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秦朝二世而亡,嬴政本人难辞其咎。过去的说法主要是焚书坑儒、暴政酷刑。这些大家都谈的原因,此处就不谈了,我想谈谈另外两个原因:一是新制度的适应期,没有对症下药地改进统治手段;二是统一六国之后,治国更加繁难复杂,秦始皇的领导艺术未能进一步提升。
首先,以郡县制为骨架、以乡亭里保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体制,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创。秦始皇创建了新制度,但是新制度的推行需要时间磨合与消化。大一统王朝的建立,需要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与之配合。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大家对于朝廷的法令提出批评,有不同看法,说明朝廷有必要加强“教化”,用新的意识形态引导大家。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有11年的时间可以开展巩固统一的工作。但他重视硬实力建设,轻视软实力建设。比如,削除六国的武装力量,铸造金人十二,以示国内无战事。可是,人心的向背才是最重要的统治基础。张良在博浪沙暗杀秦始皇,充满了国仇家恨,反映了六国贵族对于亡国的失望。秦国曾经使黔首自实田【黔首即农民,黔首自实田是政府承认土地私有,在全国范围内对私有土地正式征收田赋的开端】,但是,被贫穷和徭役所困的“陈胜们”,还是十分失望,因为无田可种,有田也由于徭役繁重而没时间耕种。
无地农民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面对秦始皇的威风,亭长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贵族子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都反映了不同阶层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渴望。他们不一定都没有饭吃,只是不安于现实的平庸。
商鞅改革了政治权力分配制度,废除贵族制,推行军功爵制,这样一种鼓励大家不安于现状的激励制度,给战争结束之后统治者的社会管理能力,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马上打天下,谁有本事破坏旧秩序谁就上。马下治天下,则不是如此。治天下要求维护现有秩序,而不是挑战现有秩序。要求安于本分,安于现状,而不是破坏现状。因此,就需要重建新的社会价值观、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贾谊《过秦论》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虽然包含了这层意思,却没有完全参透这层意思。
秦王嬴政即位后,进行了26年的统一战争,一切以战争为中心,激励大家去建功立业,奖励军功。可是,统一天下之后呢?人们的出路在哪里?秦始皇也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可是他的做法却背道而驰。他求神仙,炼丹药,修长城,修骊山墓,修驰道,就是没有把民生放在心上。后世的刘邦,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对于打天下的人,分配胜利果实;另一种是,让没有打天下的人,放心去发财,致力于农业和工商业。
嬴政做秦王时,改过迁善,已如前述。但是,作为秦始皇的嬴政,却刚愎自用,不闻己过,喜好阿谀奉承之人。“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说明他在决策上独断专行。
秦朝曾经用破坏敌国人才来取得成功。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大权独揽,不愿放权。“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他多次到全国巡察,同时,大包大揽,“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规定每天白天要处理多少公文,晚上要处理多少事情,有定量标准,不处理完不休息。而如何领导这个大一统的天下,他在领导艺术上缺乏进一步的提升。
总之,秦始皇不仅不懂得治天下与打天下的不同,而且不明白统一天下的皇帝与一国之君的秦王之间角色的不同。这是他的失误之处。这些教训被后来者刘邦所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