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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六卷-秦纪一01-荀子的《战争论》
第六卷纪录公元前255年—公元前228年，共28年。
（下文共6867字）
公元前255年
1.秦国河东郡郡长王稽，被指控跟外国秘密勾结，斩首。范雎心情蒙上严重阴影。【王稽是范雎推荐的，如今被处死。之前他举荐的郑安平，又在战场上投降了赵国。秦国法律，被推荐的人犯法，推荐人也要受到同样的处分。所以他身上已经背了两条罪。（胡三省）】
一天，嬴稷在朝会上，忽然叹息，范雎询问他苦闷的原因，嬴稷说：“现在，白起已死，郑安平、王稽又都背叛。内无良将，可是外面的敌国却很多，不能不忧虑啊。”
燕国人蔡泽得到信息，西行到秦国，请人传话给范雎：“蔡泽是一位有名的雄辩之士，他一旦晋见秦王，一定对你不利，要夺你的相位。”
范雎七窍生烟，派人把蔡泽找来。
蔡泽态度傲慢，范雎不高兴，斥责他说：“你扬言说要接替我当宰相，请你把事情说清楚。”
蔡泽说：“你醒悟得太晚了！春夏秋冬，四季更替，都在各自完成它们的任务之后，隐身退去。你难道没有看见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文种，你可愿意有那种结局？”
范雎嘴硬说：“有什么不愿意的？你所举的三位先生，他们都怀着最高贵的仁义，最彻底的忠心。大丈夫杀身成名，死而无恨。”
蔡泽说：“人们追求功勋，哪一个不盼望全身而退。身体和名誉都能保全，是最最上策。拥有美好的名誉而丧失生命，就次一等。形象破坏，却偷生于世，那是下等货色。像商鞅、吴起、文种，他们站在人臣立场，效忠国家，可以说如愿以偿。问题是，闳夭、姬旦（二位都是周王朝开创大臣），难道不效忠国家？前面三位先生，岂不盼望也能跟他们二人一样？”
范雎说：“当然。”
蔡泽说：“当今秦王保护功臣故旧的态度，能不能比得上嬴渠梁（秦孝公，任用商鞅）、芈疑（楚悼王，任用吴起）、姒勾践（越国王，任用文种）？”
范雎说：“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这嘴硬的话，逼杀白起，还不够说明？】
蔡泽说：“你的功劳，比那三位先生如何？”
蔡泽说：“既然如此，你还不肯下台，灾祸恐怕比他们还严重。俗谚说：‘太阳到了中天，一定会下降。月亮圆了之后，一定会残缺。’进退早晚，与时变化，圣人之道也。而今，你恩也报了，仇也报了，愿望完全满足。却不与时变化，我替你感到担心。”
范雎大梦方醒，把蔡泽尊为贵宾，推荐给嬴稷。嬴稷跟他面谈，十分投机，任命他当外籍顾问官（客卿）。范雎乘机声称有病，呈请辞职。嬴稷正喜欢蔡泽的才能，遂任命蔡泽当宰相。蔡泽当宰相只几个月，就被免职。
2.楚国春申君黄歇，任命荀况（荀子）当兰陵（山东省兰陵县）县长。
荀子是赵国人，曾经跟临武君（名不详）在赵王赵丹（孝成王）面前，讨论军事，赵丹说：“请告诉我什么是打仗的关键重点？”
临武君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严密监视敌人。比敌人后出发，却比敌人先到达，这就是重点。”
荀子说：“不然。古人的道理是：发动攻击，必须人民跟军队同心合力。弓和箭如果不能密切配合，神射手后羿也无法射中目标。六匹马如果不能和平共驰，神驾手也无法把车辆驶得太远。战士和人民如果不合作，子天乙（商朝一任帝）、姬发（周朝一任王）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能使民心归附认同，才是伟大的军事家。所以，军事的重点在于上下一心，精诚团结。”
临武君说：“不然。军事上重视的，是创造形势，趋利避害，诡诈百出。名将作战，急如闪电，神秘莫测，没有人知道会从哪里发动。孙武、吴起，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不见得一定都得到人民支持。”
荀子说：“不然。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之道和天子的伟大事业。而你的着眼点，却只在权力、谋略、形势、利害上打转。仁人用兵——只要他是仁人，对他就不可能使用诈术。凡是可以用诈术对付的人，都是粗心大意之辈，或者对方军心厌战，长官与部属之间，貌合神离。姒履癸（桀）用诈术对付姒履癸（桀），还不见得成功。如果姒履癸（桀）用诈术对付伊祁放勋（尧），那就好比拿鸡蛋去打石头，或把手指伸到滚水里，或奋不顾身地跳到水潭火窟，结果不是淹死，就是烧焦。所以仁人之师，上下一心，三军同力。
臣僚跟君王的关系，部下跟长官的关系，好像儿子对父亲、老弟对老哥，如同手臂保卫头颅、眼睛、肚腹、胸膛。用诈术突袭他，跟先警告他而后攻击，事实上是一样的。而且仁着的国家如果有十里，他的视界会超过百里。如果有百里，他的视界会超过千里。如果有千里，他的视界将广及四海。那将使他有广阔的胸襟和锐敏的反应。所以，仁人的军队，集结时是战士，分散开就是良民。延伸时，像‘莫邪’宝剑的长刃，碰上立即斩杀。近距离相接时，像‘莫邪’宝剑的锋端，遇到立即死亡。平日扎营驻守，稳如磐石，胆敢冒犯，连角都被折断，狼狈而逃。
暴君仗恃什么？唯一的仗恃是他的国家人民。如果敌国人民喜爱我们如同喜爱爹娘，喜爱我们的芳香如同喜爱芝兰。对他们自己的国君呢，反而像将要被处以黥刑（脸上刺字）的人看见烙铁，像一个被迫害的人看见对他施暴的仇人。人之常情，他们怎么会效忠他们厌恶的国君，而残害他所喜爱的国家？那就跟教人的儿女杀害他的爹娘一样，根本不可能。他们一定会向我国报告他们的阴谋，泄露他们的机密。那时候，又有什么诈术可用？仁人主持政府，国家必定日趋强大，各国先归附的获得平安，后归附的受到惩罚。反抗的衰落，叛变的灭亡。《诗经》上说：‘子天乙（商朝一任帝，商汤）竖起大旗/手拿斧钺/战火燃烧/谁敢阻拦？’【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就是一个恰当的形容。”
赵丹、临武君同声说：“你说得有道理。但请问：天子仁人处理军事，有什么可行的具体方法？”
荀子说：“贤明的君王，他的国家一定尽善尽美。无能的君王，他的国家一定混乱。倡导礼教、尊重仁义的，必然治理。破坏礼教、轻视仁义的，必然混乱。秩序井然的国家强大，秩序混乱的国家衰弱。所以，礼教仁义，是国家的根本。上层推广教化，人民才会归附。上层不能推广教化，人民就不可能甘心接受驱使。人民甘心接受驱使，则国家强大，不甘心接受驱使，则国家衰弱。推广教化，是强国的根本。齐国重视个人‘技击’，砍下敌人的一颗人头，政府出钱购买。用人头来论功过，即令打了败仗，只要有人头，照样赏赐。如果打了胜仗，没有人头，也不给分文。这种军队，遇到脆弱的敌人，还可将就使用。遇到的敌人坚强，可就成了一盘散沙；好像空中飞鸟，只会各自逞能，这是亡国之军，不过在街头上招募的一群打手而已。魏国的战士，都经过考试，穿上全副铁甲，可以拉开重量十二石（每石六十公斤，十二石合七百二十公斤）的强弓，身负羽箭五十支，手提长枪、头戴铁盔、腰挂宝剑，背着足够三天的粮食，每天行军一百里。一旦通过考试，就免除他家的赋税，配给较好的耕地和住宅。可是，几年之后，战士们的体力，便开始衰退。而已免的赋税，不能再征，已赐的田宅，不能收回，改变办法又不容易。所以魏国国土虽大，却因税收减少的缘故，国库空虚，造成危机。秦国地势险恶，政府对待人民，手段残酷，用权力驱使他们，用特务控制他们，用奖赏鼓励他们，用刑罚镇压他们。人民要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环境，除了拼命杀敌外，没有第二条路。功劳和赏赐，成正比例，只要能砍下敌人五个人头，就可以管辖五家，作为他们的首长。这是秦国强大的原因，累积四世（孝公嬴渠梁、惠王嬴驷、武王嬴荡、昭襄王嬴稷）的努力，才能到这种程度，并不是一时的侥幸，更不是一时的运气。齐国的‘技击’军队，不能抵抗魏国的‘武卒’军队，魏国的‘武卒’军队，不能抵抗秦国的‘锐士’军队。但秦国的‘锐士’军队，却不能抵挡姜小白、姬重耳的‘霸主’军队。姜小白、姬重耳的‘霸主’军队，也不能抵挡子天乙、姬发的‘仁义’军队。凡是跟‘仁义’军队作战的，好像把一个烧焦了的脆弱的铁锅，投掷到石头上，铁锅非粉碎不可。更主要的是，各国培养的都是追求名利的将领和战士，好像当雇工或做买卖。没有谁会为长官效死，也没有谁肯严守仁义情操。假定有一个国家能得到这种（仁义）治理国家方法的精髓，付诸实施，其他国家都会受到威胁。招募也好、考试也好、奖赏也好，都是一种诈欺，只有礼义教化才能使人民一心一德，精诚团结。所以我认为，用诈术对付诈术，还能比试比试。用诈术对付万众一心，就跟用小刀对付泰山一样。所以商汤诛桀，武王诛纣，从容进军，暴君的人民都愿意协助，诛杀桀、纣，就是诛他一个孤家寡人，独夫民贼罢了。《泰誓》说‘独夫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军民高度团结，可以平定天下。低度团结，也可以击败邻国侵略。那些招募、考试、奖赏的军队，有时胜、有时败，有时扩张、有时收缩，有时可以救亡、有时也可以覆灭。互相消长，起落不定，都属于‘盗兵’，天子仁人，不走这条路。”
赵丹、临武君说：“你说得有道理，但请问：对于将领，如何选择？”
荀子说：“知莫大于弃疑，行莫大于无过，事莫大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
【知莫大于弃疑——最大的智慧，就是不用疑谋，不用什么奇谋巧计。很多人对兵法的误解，就是奇谋巧计，但是，你用奇谋巧计，别人也用奇谋巧计，大家互争短长，互有胜败而已。遇上一个不用奇谋巧计、坚如磐石的，你弄啥也没用，像荀子说的，那是用锥刀去戳泰山。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著《战争论》中也说：打仗不靠复杂的巧计，靠简单直接的动作。因为准备复杂的巧计需要时间，而在你的准备过程中，如果对方先简单地来那么一下子，优势就转到他那一边了。所以，与其靠复杂的巧计胜过对方，不如在简单直接上始终走在敌人前面。克劳塞维茨甚至不赞成佯动和迂回，他说佯动的兵力如果少吧，不痛不痒没什么用，如果大呢，大兵力没法佯动，是真动。战略迂回呢，他说拿破仑从来没有搞过战略迂回，都是直来直去，猛打猛冲。
行莫大于无过——最了不起的行动，不是一举成功，而是从不犯错。
事莫大于无悔——做事的原则，是一经决定，就不会后悔。不后悔，说明没有侥幸心理。
事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决策的时候，决策到只能这样，不管什么结果我都不后悔就行了，你不可以期待必胜。
无过和无悔，就是没有反复。最高的效率，不是你动作快，而是从不返工；最快的进步，不是你学得快，而是从不退步。谁能做到每一步都是前进呢，往往走着走着又倒退了，前功尽弃。
荀子说的无悔，不是豁出去了，败了也不后悔，而是把事情安排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不出这个范围，所以叫“事至无悔而止矣”。不出这个范围，就是不要有侥幸心理，就是“无悔而止，不可必也”。
不可必，是儒家的价值观，不可“期必”，你不能期待结果一定会怎样。一期必，你就容易贪巧求速，就要拔苗助长，就要侥幸冒险，就出疑谋奇计，就会犯错，就会后悔。
这里有一种“消极的智慧”，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消极是知道自己的极限和能力边界，是一种谦卑和敬畏。积极呢，就什么都想搞定，就会贪巧求速，就会上当受骗。
“无悔而止，不可必也”，就是不追求最好的结果，确保那最不坏的。止于至善，就是止于最不坏。你想象中那个最好的，客观上不存在。（华衫）】
【努力过没有达到目标也不后悔。尽人事，听天命，未达目标，与自己和解。（子一）】
荀子接着说：“为将者要做到六条：第一，法令规章必须严厉执行。第二，赏功罚过必须大公无私。第三，阵地营垒，粮秣财库，必须周密防守。第四，挺进撤退，调动行军，为求安全，必须慎重，为求快捷，必须迅速。第五，派遣间谍，必须深入敌营，和敌人将士接近。第六，一旦决战，一定要打有把握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这六条，叫六术。”
“另有五条：第一，不要因为我喜爱他就任命他当将领，也不要因为我讨厌他而不要他当将领，要以才干为准。第二，不要因为胜利而疏忽怠慢。第三，不要只顾建立对内的尊严，而忘了必须建立对外的尊严。第四，不要只看见利，而忘了害。第五，对事必须深切考虑，反复磋商，对金钱必须慷慨；这五条，叫五权。”
“将领们在下列三种情形下，可以不接受命令：第一，宁愿被处死，也不可听上级命令而把部队带到不安全的险境；第二，宁愿被处死，也不可听上级命令出战去打不可能打胜的仗，导致全军覆没；第三，宁愿被处死，也不可听上级命令而伤害平民百姓。这三条，叫三至。”
“将领得到君王的任命，率领三军（上军、中军、下军），三军既各守岗位，官员们也秩序井然，政治运转，都纳入正轨。这时候，君王不能使他喜悦，敌人不能使他愤怒，这就是‘至臣’。”
“处理事情时，态度严谨，从开始到结束，始终如一，这就是‘大吉’。一项事业能够成功，在于先尊敬这项事业；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疏忽它、轻视它。凡是敬业精神胜过惰怠心情的，是好兆头。凡是惰怠心情胜过敬业精神的，一定覆灭。为国家谋，压过为自己谋，可以达到目的。为自己谋，压过为国家谋，一定凶险。战时如平时，平时如战时，有建树时，并不自傲，反而像是侥幸得到。尊重你所拟定的谋略，不可懈怠。尊重你所处理的业务，不可懈怠。尊重你的助理官员，不可懈怠。尊重你的军队人民，不可懈怠。尊重你的敌人，不可懈怠：这是‘五不懈怠’。”
“谨慎地把握‘六术’‘五权’‘三至’，再加上‘五不懈怠’的严肃态度，用这种人当将领，可以上通神明。”
临武君说：“你说得有道理。但请问：天子的军队如何维持纪律？”
荀子说：“将领死于战鼓声中（前进时，将领阵亡，鼓声不绝）。车夫死在车旁（战车攻击，车夫阵亡，手中仍紧握缰绳）。各级军吏呢，就死在你的职位上；士大夫就死在行列之中，绝不弃职而逃。听到鼓声就前进，鸣金收兵就撤退，一切行动听指挥。
服从命令最重要，夺取战功则次之。没有命令你前进你就前进，与没有命令你撤退你就撤退同罪。不杀老弱；不毁坏庄稼；不战而退的，不去追杀他；负隅顽抗的，格杀勿论；奔走来投降的，不要囚禁他。诛杀的对象不是平民，而是那些欺压平民的暴徒。平民为残暴的统治阶层作战，他也是残暴之辈。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周朝把不断规劝子受辛的子启（微子），封到宋国，把专门谄媚子受辛的曹触龙，绑赴军营诛杀，对于来归附的商朝人民，所施的种种关切，跟周朝自己的人民，没有分别。所以近处的人民，欢欣喜悦，讴歌而乐之；远方的百姓，跌跌撞撞来投奔，无论多么落后偏僻的国家，都安心快乐地做周朝的属民，乐于听周朝的命令，四海一家，凡能通达之处，人民莫不服从，这就叫‘人师’。《诗经》上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就是说这情况。王者之师，只有诛杀，没有战斗，无需发动攻城，也不用对阵血战，我大军抵达，敌军上下欢喜庆祝。不屠杀、不偷袭、不俘虏，动员军队不超过农闲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敌国百姓都痛恨他们的国君和政府，盼着我们的军队来解放他们。”
临武君说：“你说得有道理。”
陈嚣问荀子说：“先生谈论军事，总是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那为什么还要谈论军事？兴师动众，都是为了争夺利益嘛！”
荀子说：“这真不是你能理解的了。仁者有爱心，正因为有爱心，才厌恶害人的人。义者有理性有法则，正因为有理性有法则，才厌恶摧残理性、摧残法则的人。军事行动的目的，是除暴安良，不是夺取权力和财产。”
【司马光用六七千字的巨大篇幅，引述荀子的论点，对这项论点，显然认同。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修正主义者，在他思想中，已透露法家学派的信息。他跟孟子一样，是一位雄辩家，但他没有孟子可爱。孟子虽然有时陷于举证和逻辑的错误，但他热情洋溢、气势澎湃，现场的说服力很强。荀子却一副冷冰面孔，好为人师。这篇跟临武君的辩论，洋洋洒洒，不过一场闹剧，因为临武君谈的是战术，荀子谈的是政略，根本是两码子事。不但不冲突，而且相辅相成。荀子后来谈到战术时，也是临武君那一套。通鉴频频提到临武君大为佩服的表情，使人怀疑。荀子的见解，有时候荒唐得离谱，竟然幻想出来敌国人民喜爱我们如同喜爱爹娘，而视他们的统治者如同仇寇。所以一旦战争爆发，他们绝不会站在本国的暴君的一边，绝不会攻击被当作爹娘的我们的一边！这是午夜奇谈——再了不起的仁政，可能使敌国人民羡慕，不可能使敌国人民把入侵者当成爹娘，更不可能促使敌人全国背叛。交锋一旦开始，战士完全被杀人的行动或被杀的恐惧所控制，谁还管什么“义师”“盗兵”？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仁人”，从没有具体实现过的“仁政”。儒家系统无限制地扩大”仁人仁政”的效果，成为一个无往不利的符咒。
事实上荀子崇拜诈术、暴力，以“莫邪”宝剑自喻，喊出“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的血腥口号。“先归附的获得平安，后归附的受到惩罚”、“反抗的衰落，叛变的灭亡”，这种“仁人”的军队，够凶恶的。最矛盾的是“仁政”之下，还有冒犯、叛变之事，“仁政”的力量就并不如所形容的万能，也要靠封爵升官奖赏维持，怎么有资格讥刺别国的军队如此？
荀子说，诛杀姒履癸和子受辛，像诛杀两个地痞流氓。未免轻松过度，他应该知道那是两场血战，千万人死亡。《尚书》文献俱在，怎能当作一首抒情诗篇？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六术”“五权”，不过是一些肤浅的知识分子对他一知半解的事物，所做的纸上作业，漏洞百出。幸亏没有把军队交给他，否则，另一位赵括出场。
然而，荀子的见解，有他的价值，至少“三至”，是做将领的铁则。掌握权柄的人如果明令或暗示欺虐人民，将领如果执行，应教他付出代价。集中营魔头艾克曼在以色列绞死，谷寿夫在南京枪决，说明“上级命令”已不能使凶手逃避责任。（柏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