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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十四宗罪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
康有为晚年曾请著名篆刻家吴昌硕刻过一枚朱文小字印章，别开生面地写道：“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康有为用以托古改制、推动戊戌变法的两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原来剽窃自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对此，当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本人虽然极力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梁启超提供的证词也许最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他的本意也许是赞美老师勇于创新，却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实。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廖平其人和康、廖之争，应该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张之洞的幕僚，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之前就和他相识，康曾得到过他一八八六年完成的《辟刘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读过《知圣篇》的手稿，因为“始终尊敬先生但观点与康又不尽一致的梁启超承认廖的指责有根据;中日学者对此形成了一致的判断：康的《新学伪经考》被人们有意识地抬高了，它的许多资料取自于廖平的《辟刘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的论点和形式”
三. 公车上书的骗局
感动了一个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公车上书”原来并没有上书。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正在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包括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等)涌动着一股爱国的激情。康有为连夜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张。全文慷慨激昂，一气呵成，浸透着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精髓，即使一个世纪后读来，我们仍然会被康有为那满腔热血、他对祖国的爱所深深打动。然而，这封激动人心的万言书并没有像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的，由他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上书，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其实并没有真的上书，史料的依据有康有为最忠心耿耿的弟子之一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加过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他的老师曾农髯、李梅庵的回忆。
事实是这样的：万言书确有其事，康有为召集各省举人齐集松筠庵也有其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第二天又传出了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公车上书”也就半途而废了。所以，所谓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康有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这个数字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过一首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联名上书都察院被拒，是康有为虚构出来的。
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原来是他自己精心编造的。百日维新第九十五天，风雨飘摇，光绪帝无计可施，变法已到了最后的关头，所以他才会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这样的一封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康有为伪造的密诏则说：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伪造的密诏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把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伪造成给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和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历史也留下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抄写给他的副本。
流尽了自己全部热血的谭嗣同只留下了被篡改的《狱中题壁诗》，但他的湖南同乡好友毕永年留下的至关重要的一本日记《诡谋直记》结束了康有为没有“以兵围颐和园”的神话。
戊戌变法第九十二天（1898年9月12日），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已进入倒计时，毕永年来到北京，成为戊戌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身经历了康有为欲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行军事政变的密谋，这一密谋中就包括了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杀慈禧太后。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毕永年“沉毅”，是当世两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毕还是没有答应。政变发生的当天一早，他匆忙离开了北京（后削发为僧）。
六. 滥用保皇基金，奢华周游世界
自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到1913年归国。康有为登埃菲尔铁塔，乘热气球，访滑铁卢古战场，上纽约三十层摩天大楼，去印度访佛迹，在埃及看金字塔，参观瑞典监狱，探访墨西哥银矿……所到之处，住最豪华的酒店，吃美味大餐，聘请当地人做导游和翻译，而且携家带口，前呼后拥。是谁为他提供旅费和生活费呢？
据史料记载，康有为作为宪政党的党魁，是长期接受宪政党供给的。有次保皇会在海外募得基金一百万美元，就曾以十万美元给康有为作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用。
康有为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马洪林告诉记者，康有为周游世界的钱全都是从保皇会支取的。
七. 疯狂敛财,创立保皇会，谎称捐款者”布衣可至将相”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联合加拿大华侨领袖李福基、冯秀石等人，携手创立了“保皇会”。
既然叫“公司”，就说明它不单是一个政治组织，还是一个经济组织。在“保皇会条例”中明文规定，凡入会者须缴会费2元，作宣传、通讯、办报之资，并集资开矿、兴办工商。
随后，康有为派遣门人弟子分赴美国、墨西哥、南美洲、澳洲、东南亚，甚至南非，共建立总会11个、分会103个，会员多达百万之巨。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澳门，康有为任正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总会长。可以说，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保皇会。同时，康有为还许诺：“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
对当时的海外中国人来说，康有为的承诺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经商成功的华人富商一方面基于爱国心，一方面也基于渴望成为开国元勋的投机心理，往往对康有为一掷千金。而那些靠卖苦力艰难度日的劳工华侨，也希望能通过投资康有为的“保皇公司”，获得红利。1903年，康有为又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
不过，康有为本人并没有投入到具体的商务操作中，而是漂洋海上，开始了他绕地球3周的环球之旅。
八. 篡改《戊戌奏稿》
戊戌事变后，康梁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反复“炒作”，使康有为由当年的“新闻人物”变成了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1911年，康有为根据已披露的戊戌变法史料，加工整理出版了《戊戌奏稿》，将光绪皇帝推行的众多新政“安插”进自己的奏稿里。康有为编写于戊戌变法后，其中有“开国会”“立宪法”等内容。但经史学考证，其这部分为康有为自己伪造。据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内务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中保存有康有为当年上书的抄件，抄件中根本就没有所谓“开国会”“立宪法”的内容。
我们认为，《戊戌奏稿》由于绝大多数篇目系戊戌年后所撰写，且内容与戊戌年原件有异或大异，因而全书不宜再作为评价康有为及维新派戊戌年间思想认识的基本文献依据。
在宣传上作伪，是康有为一生惯用的伎俩。维新期间他明明坚决反对“立宪法，开议会”，为洗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在1911年刊行了自己编辑的《戊戌奏稿》，大规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其中拥护专制的文字，掺入主张民权、宪政的内容。如其中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清宫档案所藏原折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认为维新的当务之急，是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康有为自己公布的版本中，这三件事却变成了：“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硬生生掺入“宪法”二字，还将其与“制度局”联系到一起，以洗掉制度局的夺权色彩，仿佛制度局是为了“定宪法”而设的一般。
九. PS与光绪合影
康有为的造假向来胆子很大，脸皮很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康有为在流亡海外时，为了骗取善良华侨的同情，借机敛财，而改篡光绪皇帝的诏书和伪造光绪皇帝与康梁两人的合影。
该照片曾长期被收入历史教科书，但实际上是一张伪照。其首次正式公开，是在1930年代的《北晨画刊》，照片的提供者有注释称：“彼时摄影术初传入我国，其技巧已颇可观。图中三人，中为逊清光绪帝，左康有为，右梁启超，当时君臣相得情形，于此像可见一斑矣”。其实，要证伪该照片相当容易：各种档案资料显示，康有为毕生只见过一次光绪，时间是1898年6月16日，地点是颐和园，当日并没有安排拍照；至于梁启超，则终生未曾被光绪召见过。如何可能存在三人一起之合影呢？破绽如此明显，这是康有为仅仅拿该照片在海外招摇撞骗，却不敢将其在国内公开发表的缘故。
1900年慈禧太后企图废掉光绪皇帝，消息一出，海内外一片哗然。以保皇为己任的康有为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曾经组建过一支军队，举兵勤王。但因仓促上阵，队伍内部又不团结，不久便告失败。
勤王失败后，康有为便把实业救国作为保皇会的主要发展方向。1903年“中国商务公司”，数年间该公司曾在全球招股数百万之巨，先后创办了香港公益客栈、他主持建立中华酒店、渔票公司，墨西哥华墨银行、电车公司、轮船公司，芝加哥琼彩楼餐馆、横滨译书局等一大批公司。这些公司涉及领域庞杂，行业众多，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结局——不久便纷纷亏损、无以为继了。
康有为虽然一直埋头学习西方，但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市场运作还是一知半解，绝非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
十一. 为谢天恩穿前清官服
1927年3月8日恰是康有为70大寿，溥仪为了笼络前清旧臣，派人送来了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贺礼。对此，康有为受宠若惊，他不管大清帝国已经消失16年的事实，居然重整前清官服，“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随后，他又挥笔写了一份“谢恩折” ，再由书记用小楷誊清，印了上千份。寿筵当天，康有为的亲朋好友、门人弟子齐集上海游存庐为康有为祝寿，康有为乘机把印好的“谢恩折”分赠给他们。
康有为最大的学术成就应该是他的书学论著《广艺舟双楫》。它在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之上加以扩充阐发，主旨是提倡、推广碑学，攻击、抑制帖学。我们必须肯定《广艺舟双楫》中关于碑学理论的历史地位。《广艺舟双楫》的主要缺点在于偏激，好走极端，如只字不提魏碑缺点，认为魏碑“无不佳者”，评论魏碑时有一些形容实为溢美之辞。同时他公开提出“卑唐”口号甚至说“习碑以后可谓五岳归来，唐以后书皆丘陵矣”，也不合乎中国书法史的实际情况。还有康有为完成没有考虑到新兴的石印技术、珂罗版印刷技术对法帖书迹的普及推广作用，而是自信地认为帖学走到了末路，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百年之后的今天，帖学大行其道。
那么康有为是不是真心地厌恶帖学呢？我们晒晒康有为学书历程。康有为书法早年学王羲之、欧阳询、赵孟頫，后从学朱九江，宗法欧阳通、虞世南、柳公权、颜真卿，又力学张芝、索靖、皇象章草，后又转学苏轼、米芾、钟繇等。康有为的言行不一由此可见。
有人认为康有为的书法浮躁放浪，自以为是。而他的学生梁启超的书法则透露出一种学者型的严谨。这在康梁的学风、文风中也一览无余。
十三. 热衷狎妓
张勋复辟失败后，康失意无聊，于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作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
康有为落魄上海时，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光绪身边的变法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极端固执是康有为最显著的性格特征，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这导致康有为目光狭隘、行事偏激，也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暗礁走向胜利。他既敢于挺身而出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做事过于理想，不善权变通融，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
对于光绪这样百年不遇的“圣君”，康有为顶礼膜拜，万般信赖。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于像洋务那样搞点滴改良，更不屑于投靠地方督抚以幕僚终老。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大气魄，难怪乎见过他的人说他“慑力胜人”。戊戌年的改革，若让张之洞或者翁同龢这类人物来做旗手，其成就未必能尽如人意，但至少不会酿成喋血政变。而让康有为做了旗手，其结局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不关心变法，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可惜康有为只顾着自己捞权，毁掉了改革。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做出论定：“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
现代史学家给康有为定性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