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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之本乃精神（潘天寿）

潘天寿(1897-1971)，浙江宁海县人，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早年名天授，字大颐、阿寿、雷婆头峰寿者等。平生积极从事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工作，为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为培养美术人材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解放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浙江分会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等职。

潘天寿先生是我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他的书法气魄沉雄，丰姿挺劲，一如他的绘画，具有独创的精神。我觉得潘先生的书法很特别，很有个性，与他的画风很一致，都表现了一种高品位的自然。他在诗、书、画、印中的配合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近人无出其右。

潘天寿《赠达全楷书五言联》

潘天寿先生青年时期因受清季碑学书风的影响，对汉碑《石门颂》、魏碑《二爨》等碑研习较多，由此奠定了他奇肆书风的格局。潘天寿先生后来在指导后辈学习书法时经常说要从汉碑入手。我体会他的意思是汉碑高古，上接先秦篆书，下开南北朝碑版书，是书学的关键，这是清朝近三百年书学的主脉，也是潘先生书风中最成功的因素之一。

中年以后，由于结交师友的增多，眼界的开阔，又经过他长期不懈的努力，对明季雄强一路的书风有着精湛的体会，结合自己的个性，写出新境界。自明季以降，雄强书风一直占据着书坛的主流，无论王铎、黄道周、倪元璐、八大山人，还是后来的伊秉绶、邓石如、吴昌硕、沈曾植等，无不如是。潘先生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并进行天才的发挥，把书法中的“巧”与“拙”、经验与激情结合得天衣无缝，这就是他的创造。与陆维钊、沙孟海先生一起，交相辉映，在中国美院的学府里形成强大的师资阵容，影响之大，辐射全国乃至国外。

潘天寿《赠任天七言联》

潘天寿先生的书法，吸收了历史上许多书家的优点，不拘泥于某一家的形似，而是追求一种体大精深的境界，这对后人很具有启发意义。潘先生的思想应该说是非常文人化的，但他的书法极具艺术表现力。我认为他的书法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大家研究：一、他很讲究骨法用笔。南齐谢赫在其所著的《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作为大画家的潘先生对此经典之论，肯定领会湛深独到。潘先生平时很喜欢用“强其骨”这方印章，这是他心理的写照。他在《论画残稿》中曾经提到：“落笔须有刚正之骨，浩然之气，辅之以广博之学养，高远之神思，方可具正法眼，入上乘禅。”他中锋用笔，入纸很深，讲求逆势，追求平中带奇的味道，像是从《瘗鹤铭》、《玄秘塔》中来，又很难说更接近于哪一家，这就是本事。他的用笔还很有金石味，这与他早期曾师法吴昌硕很有关系。吴昌硕一生写《石鼓》，强悍霸气，对潘先生有一定的影响。

潘先生比吴昌硕写得更硬，更有险峻之感。二、他很讲求安排。讲求安排就是经营位置，包括结体和章法。潘先生在这方面比之其他书法家更有优势，他将黄道周、八大山人的结体巧妙地融进碑中，善于造险，又善于抢险;善于造势，又善于抱势，一些字的造型显得格外生动而又有沉着的气魄，天骨开张而有寻丈之势。在处理章法方面，潘先生善于从大体出发，抓大势，抓整体，富有艺术构思，既清晰，又巧妙，谨严中又富有变化，绰约多姿，充分发挥了他在绘画上的才能。如果说吴昌硕是以书入画的话，那么，潘先生就有点以画入书的味道。

潘天寿《荣名卫生隶书五言联》

潘先生旧学宏博，融会贯通，对诗歌、史学、印学、画学、书学等专门之学都有很深的研究。对于潘先生本人来说，其意并不在专门。他之所以身体力行加以提倡，实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处着眼的。他最著名的观点：“画事不须三绝，而须四全”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他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也曾提到绘画与诗文、书法、篆刻的会通关系，认为：“中国传统绘画是文史、诗、书法、篆刻等多种艺术在画面上的综合表现，就更和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紧密地联系，这是很自然的。”这些话实际上是概括了我国传统书画发展的基本规律。潘先生从小接受的是典型的传统文化教育，浸润很深，传统国学对他一生的治学方向、思想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他能在周围人大量倾向“西化”时，保持住清醒的头脑，并因此把中国美术学院传统书画方面的教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潘先生这种一贯地坚持调和会通的态度，抓住了传统书画之本。他所坚持的不是不思变革的抱残守缺，而是有创造性的建设，可以说是他发展了传统、开创了新的教育模式。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美院书法专业创办之初，潘先生在陆维钊、诸乐三、沙孟海、朱家济、方介堪等教育家的支持下，确确实实在学问、人品、修养等方面树立了榜样作用，并为后来书法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潘天寿先生对于传统的高度认识，在实施书法教学计划时多次提出基础的问题。他说：“在校五年，主要就是要打基础。”“书法班真草隶篆诸种书体都应学，这是基础。”“不能急于求成，要慢慢来，要接受多方面的修养。基础要打好，底子要宽厚，再慢慢创风格。”他在书法课程安排时提出“七分读书、三分写字”的计划，同时还提出“三分读书、五分画画、一分写字、一分其他”的国画系学生课程安排计划。可见他对读书、写字等基础知识的重视程度。凡从事学术研究都必须奠立广博的基础，一门高深的学问就好像一座金字塔，基础越扎实，塔顶就越高、越尖，书法也是如此。在书法专业创办之初，潘、陆诸师就非常明确地要求开设诗词、古文字、古汉语、绘画、题跋、写作等课程。随着我自己从事教学时间的增长，就越体会到老一辈教育家们的用意所在：培养专才是建立在通才的基础上的，即使在专业上有了一定的成就，仍须进一步努力，在融会贯通上再下功夫，才会接近高的艺术境界。

潘天寿《四壁一行篆书七言联》

此外，他还要求学生学习书法取法要高古，格调要雅正，切忌俗气、匠气、火气、草气、闺阁气、龌龊气。他的书法主张，处处是以正统为依归的，这可从当时的师资配备、课程设置上看出。潘先生自己的书风“奇而不失其正、华而不坠其实”，也正是这种书学思想的反映。中国美院书法专业之所以办得成功，在当代书坛起到了“起衰济溺”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上述老一辈教育家科学的教学思想是起到决定性意义的。

潘先生创办书法专业，是从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出发的。潘先生所处的时代，是国家民族处于危难的时期。他饱受困苦，目睹了种种的灾难，因此就更能觉悟到文化传统对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他之所以孜孜于传统文化之倡导与维护，我认为是出于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时代使命感。而且，其中的前瞻意识确实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潘天寿《赠逸宾楷书五言联》

30多年来，书法艺术的发展总体上看是健康的。许多有识之士挽救民族文化，对于回归传统呕心沥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书法热中，也不免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颓废的流风习气也被简单化地吸收进来，使得青年一代对传统民族文化产生了隔阂感。原来中国书法讲求的全面性、整体性、文化性遭到了支解，使人们开始远离传统，从决定书法的本质精神中游离出来，使书法艺术原有的自然型的形态与本质性的特征遭到了支解。民族精神在潘、陆、诸、沙诸先生眼里，尤其是书法艺术更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要很好地继承和呵护，让其更加弘扬而壮大，书法艺术家应从本民族的艺术精神和形态中走出创新的道路。

我始终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文化本土化会越加强烈，而不会是泯灭民族特性的。更何况，文化的全球化需要各种文化的互动，它不意味着经济落后国家的文化必须向西方靠拢，那是一种媚俗的心态。我时常在思考这些问题。思考之余，我越发坚定信念，这不仅是优秀的文化传统所给予我的，也是潘、陆、诸、沙诸先生身上所凝聚的最令人感动的精神所指引的。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一定会在21世纪的人们心目中油然升起崇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