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释文：君行春色蚤，正是用言时。蓟北方筹策，江南又别离。柳条绿不定，兰蕊开何期。况遇兵戈阻，扬帆未可迟。
题识：俚作奉送伊人老年翁暂假旋里博正，王铎。
钤印：崝嵘王铎、少宗伯印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程颐这个解释，与“中庸”本义，相去多少，暂且不提；但既然如此严重，又是“正道”，又是“定理”，那么，它的淫威，它的神圣不可侵犯，它对一切领域（包括艺术与美学）的绝对统治，也就可以想见了。——如果不信，只要看看比觉斯稍前的吴门达官，提起笔来，就是“和而不流，训在《中庸》”[3]；或者看看比他稍前的思想界的勇士所谓“一部《中庸》，只是一个‘修道之谓教’，——‘戒慎’‘恐惧’正是‘修’也”，或者“‘无忌’只是一个不戒慎，‘无惮’只是一个不恐惧”[4]；或者看看和他同时的高人们所说的“‘无忌惮’者，无戒慎、恐惧之心也！大抵异端只为大胆误了事。千古圣学，惟有小心而已”！“王荆公只是一个不小心，遂成一个‘无忌惮’”！[5]……那么，就可以知道，当不可一世的天才、壮年的王觉斯，想在艺术上，“勇于有为”的时候，他所面临的阻力，是何等巨大了。
就是说，他是承认“中庸之理”的，但他和“不善解之迂儒”“宋儒”[7]、实即程颐不同，他敢讲“古”“怪”“幻”“雅”的统一，且不谈这种统一是怎样别扭、能否实现，先听他对“怪”的歌颂吧：怪，则幽险狰狞，面如贝皮，眉如紫稜，口中吐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长刀大剑，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子美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文公所谓“破鬼胆”是也[8]请问，这，哪里有一点“中庸”的影子？“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这里，则充满了怪、力、乱、神，匪夷所思。尤其值得注意者，他不是一般地歌颂怪、力，而是大胆地赞美，“狰狞”——所谓“割之鸿蒙”（同上）的原始的美。这在中国美学史上，简直是空前的！文要胆，文无胆，动即拘促，不能开人不敢开之口。——笔无锋锷，无阵势，无纵横，其文窄而不大，单而不耸。[10]文有矜贵气，有壮丽气，有兵戈气，有寒酸气，有颓败气，有死亡气，——全无气，不名为文！[12]大力，如海中神鼇，戴八肱，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13]他歌颂敢于“放手”[19]、“撤手”的“神通”[20]，他向往着“掀起脚，打筋斗，驾云雾向空中行！”[21]文要一气吹去，欲飞欲舞，提笔不住，何也？有生气故也！[23]文中有奇怪，浅人不知耳，望之咋指而退！……自使人目怖心震，不能已已。[24]![]()
但是，他又以“昆山水磨腔”自居，斥骂着“青阳喊叫腔”[30]，正像他处处在反对“近日文妖”[31]，斥之为“野狐”[32]一样。这不仅表现了这种美学的异端色彩是耀眼的，又是迷乱的，也表明了它的矛头所向，决不只是文坛，而是“嫩弱俗稚”[33]——即“中庸化”的整个的艺术界。很明显，如果坚持这种歌唱“兵戈”、欢呼“酣战”[34]甚至礼赞“死亡”的魔鬼美学，如果把这种美学坚持到底，那么，觉斯就没有什么迷乱了。但又不然，历史是复杂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像细心的美学史家一样，首先把《文丹》分门别类，进行“审美”，并逐一考订其针对性的原因了。请看，《文丹》第三十二条即“古”“怪”“幻”“雅”之统一那一条，在上引对“怪”的讴歌之后，他又唱起“雅”来了：雅，则如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删诗书成春秋，陶铸三才，提掇鬼神，经纪帝王，皆一本之乎常，归之乎正，不侘为悖戾，不嫌为妖异，却是吃饭穿衣，日用平等。这倒真有点“怪”了，明明是“反中庸”，而且是那样有“锋锷”、以致无论如何迟钝的人，都会“望之咋指而退”的“反中庸”，为什么却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呢？一转手间，“化神奇为腐朽”，似乎只有他，才是中庸的专门家了。这又如何解释？能不能说他是在“皈依”中庸呢？不对，那太过分了，只能说，他是在调和：用“极中庸”保护他的极不中庸，就是说，虽极不中庸，但涂上了“极中庸”的保护色，也就免作“无忌惮”的“小人”了。第二，这种“魔鬼”的美，本来应当由“连绵草”来实现。它应是“壬戌”（天启二年）“三狂人”[35]共同的追求。但现存书迹，又难以鞫定。也可能当时还力不从心吧。而当他“心手合一”、达到化境的时候，倒是在狂草上留下了一些影子[36]。当然，这个时期是短暂的（从崇祯末到顺治初不过四、五年的样子），而且，比起他在《文丹》里所追求的掀天揭地的风力，已经逊色多了。或曰：《文丹》，盖拟《文心》未成之作也。文论而已，不关书律。——按：这是不对的。细察传世的王觉斯狂草，其魂灵，实在此书。这是别的题跋所不能代替的。我国人民，应当珍视这一宝贵的美学遗产。至于文心、书律，呼吸相关，前辈通人，早已论定[37]。更是不烦词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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