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的个性与独特

在历史上，有父子齐名的书法家，也有师生齐名的书法家。前者如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欧阳通，米芾、米友仁；后者如张旭、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这齐名的理由并非书风相似，亦步亦趋，恰恰相反，而是子(生)承父(师)艺，独辟蹊径。

黄庭坚便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师从苏东坡，学习的不是苏东坡书法的形，而是苏东坡的书法精神和书法观念。他极力赞同苏东坡的“尚意”主张，提倡创新，努力“变法”，他钻研《瘗鹤铭》，大胆地把《瘗鹤铭》中"放射"的结构特征加以吸纳，形成了中官收敛，四周极度开张的造型特色，与苏东坡结字形状偏扁的风格拉开了距离。

王铎学古但不泥古，他“一日临书，一日应请索”，把临摹和创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后人创造了学习书法的新模式。在书法学习中，有这样一种情况的确存在，就是临摹归临摹，创作归创作，临摹和创作是两张难以黏合在一起的“”皮。

我们以为，临摹着力培养书家高度的控笔能力和造型能力，创作借书法这个载体来抒发作者的情感，在临摹和创作交叉进行的过程中，通过临摹，不断地体会古典的情调和精神，使自己逐步地悟到书法的妙理。通过创作，可以尽情地表达书家的不同想法，包括对所学字帖的取舍、生活的感受、人生的体验和对于灵感的捕捉。临摹的目的是创作，创作的前提是临摹。王铎把临摹和创作结合起来，交叉进行的方法，无疑值得我们效仿。

何绍基在行书艺术上的成功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他对已临摹过的字帖进行了合理的取舍和糅合。他曾在颜真卿的《争坐位帖》上下过很深的功夫，

然后又悉心学习篆隶，化解篆隶。他取颜书的宽博、内紧外松和正面示人，取篆书的生拙、圆劲，隶书的压低重心、舒展撇捺，从而将篆隶与颜体行书进行有机的嫁接，成就了让人一看便可辨别的“何体”。

第二个因素是，他精研历代执笔方法，在“拨镫法”的基础上，创造了“回腕法”。“回腕法”原本有违于人手的生理构造，每次书写都会大汗淋漓。但何绍基却表现出异常的坚定，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他的别具风格的书风的形成，不能不说和他特有的执笔法分不开。

第三个因素是，他选用长锋羊毫。长锋羊毫吸墨多，一笔下去能书写多字。所以，饱蘸浓墨的首字必定是涨墨，而在笔干墨尽时的书写效果又是枯笔连连，飞白不断。这样，通篇在墨色上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书法的发展和演变，器具的作用不可低估。

作为政治家，康有为力主改革。因而，他的政治主张和想法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的书法观和书法创作实践。他身处清末，那时，馆阁体书法盛行，书坛靡弱，帖学一系被异化到令人担忧的地步。

此时，也正是大量的文物古迹被发掘的时期。如何重视古代非帖学系统的遗产，以碑的粗犷、雄强、气势来拯救书坛的一蹶不振就成为有远见书法家的明智选择。

康有为自然成为书法家队伍中的佼佼者，他尊碑贬帖，极力鼓吹碑的高明、碑的艺术价值，并以《广艺舟双楫》的理论著述在书坛引起轰动。

不仅如此，他以自己成系统的理论主张指导自己的书法实践，卓然成一家体系，开创出碑体行书的新境地。书法家的成就最终是以作品来说服人的，但潜藏在书法作品背后的却是书法家的思想和观念。

在中国书法史上，书法理论往往表现为创作随笔，虽三言两语，却切中要旨。像康有为这样，书法理论有一定的规模和系统，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又紧密呼应，形成互动的书法家，在书法史上不是太多。康有为先生的例子告诉我们，书法创作需要学问，需要思考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