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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的扁

从汉隶的构型笔划与地域风格来看，汉隶文字将原来文字字型的长圆而匀称变为扁方且有棱角的字型，降低重心，变纵势为横势，使文字的行气更加稳定，体现了朴质宽厚的汉代对“行行重行行”容纳的人心品德。

西汉初期的有些隶书结字还较多保留着篆书纵势的特点，字体较长，波挑往往先纵向运动后再挑出，有些作品甚至还大量使用金文时代大篆的斜向用笔和环状用笔，如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纵横家书》局部

但还有许多作品已显露出了横势更加强烈的趋向，如马王堆帛书中的《老子》乙本，波挑用笔明显地表现出横向的展开，字形愈趋扁方。同时，马王堆、临沂银雀山、江陵凤凰山等地出土的竹简木牍，许多字也都有一两笔延长，超出了单字结构的需要，明显带着对布局章法的追求。

此外，隶书在笔划上化繁复为简洁，横划的“一波三折”“撇”和“捺”的发生与形成，其笔划的出行与出格生发出了更多的笔墨意趣，体现了人心对于书法出路的选择，进一步形成了中国书法的基本特征。

战国时期，波挑的用笔就已经出现，但没有形成固定笔法，汉代随着“隶变”的不断进行，章草的出现，才形成了固定的用笔方法，并不断改进。在马王堆帛书中，如果不论其尚未脱尽篆书构形而仅就笔法而言，那么《老子》乙本所反映的波挑用笔，已经十分强烈地表现出了汉隶所具有的用笔特征。波挑所造成的节奏感也使人感受到一种迥异于秦隶的、典型汉隶的审美特征。其笔法中还有一种“掠笔”相当于反向的波挑，这也是将篆书圆势的用笔逐渐发展为上轻下重、上粗下细的隶书的特定用笔方式。

同时，不同地区和不同书写材料的汉隶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与不同的书写风格，为书法用笔的进一步解放和书法审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不仅碑刻神韵各异，如《曹全碑》飘逸秀美、《张迁碑》苍劲高古、《石门颂》雄奇恣肆，不同材料上的隶书如简牍、帛书等，也是另有一种自然浑厚的笔墨之美。

例如，西汉早中期的汉简，出土于江淮一带，带有明显的由秦隶向汉隶演化的痕迹，大多保留着篆书纵势的笔意，字体多呈长方形，如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古代典籍占有很重的比例。

墓主人亦多属上层社会，所留书迹显然出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之手，书风温雅、沉稳，用笔讲究，结构严谨而富变化。马王堆帛书的《老子》甲本，用笔近篆，字型亦大量保留篆书的痕迹，但波挑和掠笔已很鲜明，其中还多有连笔，已可窥见章草的端倪。

西北的汉简大多是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末期的作品，由于多出自驻守边疆的中下层官吏与将士之手，以粗犷、率真为主要特征。其用笔多变，点画跳跃呼应，波挑放纵，中还夹以草意，多具一种率真天趣之美，相较江淮地区的汉简，书风更为质朴，书体表现出激进的简化意识。

随着“隶变”的不断进行，汉人笔下的隶书随着用笔的自觉和对笔法的更加重视也逐渐初现了草书、楷书等笔意，为用笔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打下了基础。

笔法的自觉与书法审美意识的萌生

汉隶笔划的形变还体现了笔法的自觉与这一时期书法审美意识的萌生。这期间，汉隶构型和笔划在“隶变”过程中的草化，是对中锋用笔的突破，也体现了人们对于书写方式逐步走向自觉的追求，以及对笔画线条自身笔墨情趣、生命节奏、个性情感的逐步重视。

草书用笔的成型，风格流派的增多，可以看出当时人的自觉，用笔也随之进入了自觉发展的时代。

草书在实用中产生，本是文字演变“以趣约易”的产物，但从西汉草书的构形和书写方式来看，仍是秦汉时期书写实用观念的延伸。然而在汉代书法家史游所编的《急就章》中，笔法却大大丰富了，对于笔法的重视与留意，是西汉人大异于前代之处。

《急就章》明拓本

其中的用笔虽有隶书笔意，但转折处以圆代方、曲转连笔的处理方式，和撇捺之笔呈现的雁尾之势，在隶书用笔、行气的处理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东汉时期，随着朝野好书之风对书法的重视和书家对自身生命意识的追求，草书成为宣泄个人情感、追求自由心境的思想载体，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草书由实用到审美转变的关键所在，这一时期的书法进而变得更加自由流动、异彩纷呈。

例如，东汉章帝时，皇帝就特批齐相杜操可以用草书上奏。张怀瓘《书断》称：“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还有同时期的张芝，取《急就章》的草法，一方面保留杜度的“瘦硬”书风，强调骨力；另一方面又在运笔上发展出了腕的动作，即所谓：“命杜度运其指，使伯英回其腕。”

张芝草书《冠军帖》

张芝对草书的进一步加工，使草书的结字和笔法更加成熟，并形成了一种书法的语言模式，还被确立下来，成为了独立于实用书写以外的纯书法艺术，即在书法审美世界与道德伦理世界的分离——在天道与人心之间，张芝选择了人心。这种追求自由象征和内在精神的书法在草书中的体现，更直接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整体文化思潮的转变。

本文节选自《略谈汉隶笔划的形变与书写的自由度》（文 /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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