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观的产生和先秦诸子的天命观

上古时期，在人类生产力极不发达，认识水平极度低下的情况下，由于不能解释神秘的自然现象和完全把握自己的穷通寿夭，于是就萌发了一种似乎上天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力，在支配着世上的一切的一切，安排着人间的一切的一切的思想，这种思想观点，就是进入阶级社会后古文献上记载的“天”能致命于人，决定人类命运的天命观，或者说是命运观。

从出土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看,“受命于天”刻辞的不只一次出现，说明早在殷周时期，天命观就已经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扎根了。

后来的儒家祖师爷孔子，就是位极度信命的老夫子。按理说，孔子是个知识渊博的大儒。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怎么就会信起命来呢？原来，他早年风尘仆仆，奔走列国，到处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很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是到了后来，当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才深深地省悟到，命运之神竟是如此这般的厉害，然而这时他已是个五十左右的人了。

“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他从不知命到知命这一思想转化过程的最好说明。与此同时，他不仅“知命”，并且还是个怕命的人，不然，他就不会说出“畏天命”这样的话来了。有意味的是，除了自己“知命”、“畏天命”外，他和他弟子还不遗余力大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饶幸”的思想。这里他的说教是，一个人的生死贫富，都是命里早就注定了的，作为一个君子来说，非得“知命”不可，否则就够不上做“君子”的资格。正因为君子是“知命”的，所以他能安份守己，服从老天爷的安排，但是小人却不这样，他们不肯听从天命，往往冒险强求，希望有幸能得个好结果

当然，看问题也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孔子集语》记录孔子的话说：“古圣人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我孔丘）)！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過者时也，死生者命也。”这里，他认为贤和不肖是根据才华来划分的，干和不干是人们自已可以把握的，至于机遇好和不好，是死还是活，那就只得看时运和老天的旨意了。可见他在主张服从天命的同时，又是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因为人的才华和努力是一回事，境遇和死生的命运安排毕竟又是一回事。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这种天命思想，又在后来大儒孟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反映。<孟子●万章》上篇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就是没有人叫他干，而他竟干了，这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来，而他竟来了，就是命运。同时他还举例说明，尧、舜的儿子都不肖，是因为舜、禹为相的时间太长，所以尧、舜的儿子不有天下，禹的儿子启贤能，而益为相的时间又短，所以启能得到天下。以上这些，都不是人力所为而自为，不是人力所致而自至。从理来说，这属于天意，对人来说，这属于命运。天和命，实在是一致的。

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还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前者是说不管命短命长，我都不三心两意，只是培养身心，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后者是说天底下人的吉凶祸福无一不是命运，只要顺理而行，接着的就是正命。所以懂得命运的人不站立在有倾倒危险的墙壁下面。因此，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天的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天的正命。这里，孟子虽然认为天命的力量无可抗拒，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应该按照我的仁义而行，不能无缘无故地白白送死。无疑，这对孔子的天命观来说，有着补充的一面。

那个御风而行，酒脱自在得很的列子，也是个坚信命运的人。在<列子●力命篇>里，他巧妙地通过“力"和“命”的对话，宣传了自己的这一思想。

力对命说:“你的功劳怎么比得上我呢?”

命回答说：“你对世间事物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竟想和我老子比起高低来?”

力说：“一个人的寿夭穷通，贵贱贫富，正是我力所能及的。”

命听了随即反驳道：“彭祖的智慧不及尧舜，而活了八百岁。颜回的方华超出众人，可寿只三十二岁。孔老夫子的德不比诸侯来得差，却在陈、蔡等国遭了难。商纣王的行够不上仁人，但坐上了帝王的宝座。吴国贤公子季札没能在吴国做上官，坏蛋田恒却篡了齐国的政。商朝忠臣叔齐和伯夷饿死在首阳山，鲁国权臣季氏的钱又远远超过了贤士展禽。假如说你力能发挥作用，又为什么要让彭祖长寿颜回天折，孔子困厄纣王登基，季札低贱田恒高升，伯夷、叔齐、展禽贫困而季氏富贵呢？”

力被命一驳，楞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按照你的说法，我虽然对世间事物没有功劳，可社会上搞得这般模样，你又为什么不出来制止呢?”

命从容回答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得听凭他们自己去变化，长寿的长寿，夭折的天折，困厄的困厄，通达的通达，贵的贵，贱的贱，富的富，穷的穷，又难道是我所能够改变的吗？”

通过这段风趣的对话，列子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就是世界上种种不合情理的事，都不是人力所能够解决的，因为在命运安排面前，人力原是很渺小有限的。

此外，先秦诸子信命的还很多，而以儒家的势力最大，这种思想发展到汉代，随着儒家学说的风行天下，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就更深入人心了。

王充是东汉著名学者，他不信鬼神，一生反对迷信，可是对于命运，却坚决主张是客观存在的。他说：“凡人遇偶（碰上好运）及遭累害（遭受灾祸），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在他所著《论衡》一书的诸多篇章里，随时都可碰上对于命运的论述。可见，人们对于命运的信仰，不只是后来算命家们故弄玄虚所捣的鬼，这里面还有一大批学问家的参与、坚信和鼓吹，可谓盘根错节，阵容坚强。

在这种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加上人们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不该飞黄腾达的反而飞黄腾达，不该久处人下的反而久处人下，不该富贵荣华的反而富贵荣华，不该穷困潦倒的反而穷困，以及自己难以把握自己的未来，得不到是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因此便就很自然的信奉起那些大知识分子的说教来，而统治阶级为了坐稳他们的交椅，也乐于接受这一套，并且不择手段的加以推广利用，从此以后，那些时运不济的达人，常常会用“比上不是，比下有余”“乐天知命”的话来安慰自己，安于现状，而那些想不通的，除了怨天尤人之外，只好自讨不服命的苦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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