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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精彩”,在内容页上面的搜索框输入关键词,即可搜到您想了解的文章。当自己得到的时候,要学会让自己的心回到最初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就算失去了,也不会因此而痛苦,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被无常变化所伤害。
我的故乡在豫东平原上,一马平川的平原。村前村后各有一个大堤,我们叫南堤,北堤。东西绵延都很长。听老人说,这都是当年防止黄河发大水而修的堤坝。南大堤,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就绿草茵茵,甚少树木或灌木,村人常在此放羊。北大堤上,则是灌木丛生,野花杂树颇多。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村的医院是在哪里。它就在北大堤脚下,是由一家姓蔡的人开设的私人医院。当家的蔡老先生当时已七十多岁了吧,精通中医针灸,长得鹤发童颜,遇人总是笑眯眯的,在年幼的我眼里,活脱脱一个老神仙。
蔡老先生有八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儿子跟他学中医,两个儿子学了西医。他们家似乎并不是本地人,蔡老先生年青时才来此地的,一直就住在北大堤脚下。刚开始只是一个乡村赤脚医生,后来随着开枝散叶,儿子慢慢长大,才变成了一个乡村医院。
事情正是从这家乡村医院说起。那时虽说有家医院,但医疗条件并不好。故常常听闻有婴儿或孩童死在医院。或者早产的,或者死胎的,或者生病夭折的。为什么只有小孩呢,当然也有成人,但据我回想,还是小孩居多。
小孩子死了后,因为风俗,家人并不把它们带回去掩埋。多是就近扔在医院后面,北堤上一个雨水冲出的沟壑里。随便拿个衣服包起来往那一扔,多不掩埋,最多铲几锹土象征性地掩一下就了事(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只是人懒吗?)。
后来过得久了,似乎成了约定成俗的定制,有死婴就多是扔在那个沟壑里,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埋葬方式。
更让我现在还想不通的是,那时的多数年轻人对此事似乎颇为热衷。但凡听说又有死婴被扔在那里,总是有年青人成群结伙地去看。我当然也不能免俗,也会时常跟着年青人去看。像是就为了那个恐怖的剌激感。
现在想来分析一下,大抵是那时农村娱乐方式太少,年青人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吧。于是就借一些特别的事情发挥一下,寻找一种类似探险的剌激感。当然村里的老人知道的话,是严格禁止自家的孩子去看的。
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邻村一个孕妇与老公争执时不慎摔倒,肚子撞到羊圈伸出的一根木头上,孕妇当场昏死过去,急送进我们村的医院。孩子还是早产了,并且在母腹里就已夭折。当天晚上死婴就被扔在了北堤上那个沟壑里。
那时我六岁,还没有上小学。就跟着堂哥还有同村的一伙年青人去看死婴,大大小小有六七个人。
当时是一个深秋的正午,太阳还是很毒。一行人小心翼翼地穿过北堤上的矮小杂树灌木,很快就到了那个沟壑旁。只见满沟的残枝败叶上,一个破旧的衣服包裹着一个血肉模糊的死婴儿,只露出婴儿的头部,死婴身上羊水似乎还未干透,满头满脸的粘连物,皮肤已呈现紫色,眼睛半睁半闭着,像是在仰望着天空。
绿头苍蝇嗡嗡地在身边飞舞着。沟壑里到处都是一些蛇窝老鼠洞之类的洞穴,还有伏在阴暗角落里的蟾蜍。总之一到那个地方我就感到浑身阴冷,只敢躲在人群中间偷偷地瞧几眼。看几眼就不敢再看,做好逃跑的准备。每次总是有人率先起哄,然后大家跟着没命地逃,像是更增添一些刺激的感觉。
果然,不一会儿,不知谁骤然喊了一声鬼来了,大家就开始尖叫着开始逃,我虽小,跑的可真不慢,也不管身上被灌木擦伤了多少处。呵,现在想起来,真是一群变态狂!
村里的家长们禁止自家的孩子去看死婴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村里一直盛传那里很邪,不时听说有人正午时在那附近看到有几个婴孩嬉戏,还有的说晚上经常听到发自那里的婴儿的哭闹声或银铃般的笑声。说者总是说得唾沫横飞,满脸神秘,听者则是瞪大眼睛,张着嘴巴,好久都合不拢,是满脸的惊惧。
村里老人普遍认为,越小的孩子夭折后闹腾的越厉害,所谓人小鬼大,就是说越小的孩子,死后邪灵越凶猛。因为孩子投胎做人来到这个世上一次不容易,有的还没有出娘胎,未来得及看这个世界一眼就死去了,还有的刚出生,刚刚看一眼这个繁华人世就又离去,心中怨气就非常大,死后就会极尽所能地折腾。(在此奉劝女同胞们,请尽量不要堕胎,每个小生命都应该有活下去的权利)。
夏天的夜晚,在村头那个大杨树下的青石板上,一个又一个的有关死婴闹鬼的故事被一遍一遍地演译着。
我们村的小学也座落在北堤脚下,在医院东边,与医院隔着五六户人家。学校并不大,但汇集着几个村的孩子呢。我大哥有一个叫洪振的同班同学,家住在北堤北边的一个小村。每天早上都要走很久的路来到学校。这个同学很有特点,性格蔫蔫的,经常迟到,经年穿着一件小一号的裤子,吊在脚踝那里,大清早来上学时,手里总是拿着一个馒头啃着。每次进教室时总是引得哄堂大笑。
忽然有那么几天,这个同学没有来上学。再见到他时,只见人足足瘦了一圈,满脸腊黄。
好事的同学忙问他这几天怎么了,他支支吾吾就是不说,后来有个同学故意问他是不是在家里相亲啊(那时农村孩子说亲早,四五年级就说亲的有的是)。他才急了,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那天早上,他起床晚了。就一路小跑着上学。为了更快一点,没有走大路。沿着北大堤自西向东跑,走了小路。
那天阴天,早上又早,视线就不太好。他紧盯眼前的灌木,窜过来窜过去地往前跑。当跑到医院后边时,猛然间看到四五个穿红肚兜的孩子站在面前,闹着要让他背。这同学脑子转的慢,还心说谁家的孩子那么早在这里玩,大声喝斥着让他们闪开。可几个小孩就是不肯,拉着他的书包不让走。
这同学这时看到了下面的医院,突然就想起来了,妈呀一声,调头就跑,一路飞奔着又回家了。跑到家就躺进被窝里,拿着被子蒙上头还哆嗦不停。等老娘起来看他还没有去上学,拉起来还不分青红皂白打了一顿。后来看着不对劲,孩子脸都绿了。问了半天才问出个一二三。他妈就提成菜刀骂着出门了,一直骂到医院后面的大堤上,坐在那里骂了好一阵子才折回。经他妈这一骂,这同学躺了几天竟然没事,就又来上学了。
他这一说,吓得几个女生尖叫起来,引来了老师。把这同学狠狠批了一顿,罪名是妖言惑众。但至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校学生没人敢再去爬北堤了。
我有个堂哥叫方,我叫他方哥。早早辍学在家里做农活,没事常带我与另一个小伙伴玩。最常去的就是北大堤。一到秋天,医院后面的北大堤简直是我们的乐园。蔡老先生每年都在大堤半坡上种很多种药材,其中一种叫甜叶菊,叶子吃起来好甜。我们常常就从灌木丛里悄悄爬过去,偷着摘几片来吃。还有一个鸡舍,养的鸡比我们的家鸡大几倍,白色的羽毛,通红的脚,让我们惊奇不已(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火鸡吧)。堤上的杂树中包含有一种野生的枣树,秋天的时候,椭圆形的枣儿吃起来酸酸甜甜的,树不多,结的枣儿也不多,要慢慢找。
要找的还有一种奇异的物种,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像是一种蘑菇菌类,一般生长在沟壑阴凉处。没有成熟时,形状与颜色都很像鸡蛋。等到了秋高气爽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深褐色的,像是驴粪蛋一样,硬硬的一个壳。有的会自己爆开,有的不会,里面是一些褐色的粉沫儿。我们管它叫灰包,方哥说它有止血的功能,收集起来以后慢慢用。
有一天下午,方哥带着我与另两个小伙伴又去北堤找酸枣,偷甜叶菊。时令已是深秋,我们都穿着厚衣服了,不用怕荆棘之类的扎了。我们三个小孩在一起找,他一个人在另一边找。我们正找着,他突然满脸煞白地窜过来,拉了我们就走。我们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想可能是他偷甜叶菊被发现了,就都紧跟着他急走。我只感到方哥全身在抖,抓住我手的大手冰凉冰凉的。
回来后过了很久,他才跟我说,那天他正找酸枣,伏低身子在下面瞅哪里有落枣,忽然看到一棵酸枣树下的半截木头上坐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前后荡着小脚丫,正漠然地看着他。吓得他赶紧拉起我们就走,还不敢说,不敢跑,怕吓坏我们。
曾有在那家医院住过院的人说,晚上经常听到有小孩子笑或哭的声音从医院后面传来。但蔡老先生一家人竟若无其事,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过,从来不担心。
总之事情越传越邪乎,成了同村人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如有哪家的孩子不听话,家长们总是说一句,扔你到北堤根上去,孩子保准马上就安静下来,不能再乖了。
假设说那里真有婴灵的话,村里人虽是谈之色变,好在一直以来人鬼还算和睦相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事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八八年那个医院搬迁(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与婴灵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请朋友们自己判断,至少我是坚定不移地相信的)。
一九八八年,村里把南大堤开了一个宽豁口,修了一条大路。原来的集市南迁到南堤以南。新街两边的新砖房随即如雨后春笋般冒起,原来住在北堤脚下的村民纷纷在新街两边建了新房,把家搬了过去。那家家族医院也选好了新址,迁了过去。随着旧医院的搬迁完毕,很快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
原医院正南面住的是姓孟的一家人,两口子都四十多岁,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两口子都是为人老实本分的人,那女的更是长得慈眉善眼的,见人是不笑不说话。两口子感情很好,两孩子也很懂事,算得上是幸福美满。他们家虽然与我们同村,但不属于一个生产队,所以来往并不多。
就是在这平平常常的一家中,有一天傍晚忽然就爆出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女主人喝农药死了。大家都急忙赶过去,有的是去帮忙,有的则是纯粹看热闹。很不幸我是属于看热闹的那一类,因为我那时才上小学三年级,帮不上什么忙。
一进他们家的院子就闻到满院子的农药味儿,男主人老孟蹲在屋檐下抽着烟,面容悲戚,但并没有哭泣。两个孩子伏在母亲的身体上哭的声嘶力竭,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过了一会儿,女人娘家人来了。孩子的姥姥哭昏了几次,孩子的两个舅舅抓住老孟就打。最后在本村主事人的阻拦下才算止住了,但扬言要不给个说法,房子都要给拆了。最后在主事人的询问下才了解了内情。
总之,老孟就是觉得整个事情很怪异。说那天下午两人因一件小事斗了两句嘴,没想女人一反往常的通情达理,变得像换了个人似的大吵大闹。男人觉得无趣,就起身走了。出去转了一圈,总觉得哪里不对,就回家了。一进院子就看到老婆正一手拿瓶剧毒农药“3911“,一手拿一小袋“六六粉”,是吃一口六六粉,喝一口3911。
老孟大惊失色,急忙上前阻拦。没想老婆的力气大得出奇,老孟两只手用上才能勉强拉住一只手,可拉住农药,她就往嘴里塞六六粉,拉住六六粉,她就喝农药。只见老婆睁大着通红的双眼,脸部扭曲,像是恐惧万分。老孟大骇,一边夺老婆手里的农药,一边大声喊人。可已回天乏力,听到喊声人们还没有赶过来,女人就已不行了。
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逝去的人永远逝去了,活着的人在悲痛中还是要好好活下去。后来老孟就把家搬到了新大街上,原来的院子就慢慢荒草戚戚,成为野狗黄鼠狼的出没之地。
紧挨着老孟家南边的是我一个本家,因为接下来主要讲小健的事,姑且称为小健家吧。
小健家在老孟家正南边,两家隔着一狭窄的小路。自从老孟家出事之后,左邻右舍慢慢都迁出去了,唯独小健家没有动。小健与我大哥同龄,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
老孟家的院子废弃之后,村人就很少到那附近去了。但小健胆子大,常去那个院子,他们家喂牛的干草经得老孟的允许,放在了那个院子里一个房间里,用时再取。需要方便时,他也会习惯跑到那里解决。那里俨然成了他的后宫,呵。他经常向我们吹嘘在那个院子里看到过故去的女主人,还有一帮小孩子。
不过八八年还没有过完,他就随着本村的人去新疆一个叫石河子的地方打工了。干的是拆旧房子的活。他与同村的三春一起负责分拣拆下的砖块,拿瓦刀削掉砖上的泥巴或水泥,码在一起等着卖钱。
快过了春节,已是公元一九八九年了,那天他随工程队拆一座二层小楼,干了一会儿,他与三春两个人躲在下面抽支烟,偷懒一会儿,上面的同事都在继续忙活着。
据三春后来说,当时他们两个刚点着一支烟,就像是突然有心灵感应似的,同时抬头往上望,眼睁睁看着二楼的一截砖墙倒塌往下掉落。三春吓傻了,愣是连躲一下的意识都没有了,而小健反应奇快,见砖墙砸下,忙迅速往前跳了一步。没成想半人高的一截砖墙刚好就从他的头上呼啸而过。三春只听得“咔嚓”一声,再定眼一看,只见小健的身子还站在那里没有倒下,而头颅却不在了,满腔的鲜血从脖子那里瞬间喷薄而出,升起有三米多高。三春只觉得眼前一黑,顿时不省人事。
小健的骨灰是在一个深夜送抵故乡的,因为他在家时与大哥玩的较好。那夜大哥也被叫去帮忙。村外的一个十字路口上,几块砖支着小健黑色的骨灰盒。因为尚未结婚成家,死在外乡的人无法回到家里甚至自己的村里。村里的大人们就蹲在路边,低声商议着安排他的后事,他的父母兄弟在一边哭得惊天动地。
人生就是这样无常,在印象中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盒子。亲的人,不亲的人无不感到凄凉,真真切切地再次感受到世事多变,人生无常,人的生命是如此地脆弱。
诚然,能冲刷一切的除了眼泪,就是时间,时间可谓是悲伤的最好良药,时间越长,悲伤越淡,就仿佛不断稀释的茶。慢慢地,村里的人们忘却了小健,忘却了这个村中曾有这么一个人。村庄总是在生与死的轮回中不断前进的,逝去的,新生的,消失的,乍现的,一茬一茬的人总是经历着同样的事情。
很快到了九零年,村里的人们似乎刚刚从小健逝去的惋惜中回味过来。我的堂哥方哥又因触电永远离开了爱着他的亲人们,而方哥的家紧邻着小健家,在他家的正南方。
这个时候,村中大多数人不再认为那只是一个巧合,而村中好事者则早已发出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从旧医院往南一个带状,每家必死一个人,直到死够九个人。因为这一地带犯枪煞,所谓枪煞,就是一种无形的煞气,正所谓“一条直路一条枪”。
医院后面那个沟壑因死婴太多,多年以来就聚集了一股婴灵的怨气。当初医院尚在那里时,医院正对着那个沟壑,但婴灵惧怕医院的医疗器械(自古相传,鬼惧怕剪刀,墨斗,手术刀,菜刀,杀猪刀等),所以不敢作祟。但后来医院不存在了,煞气就开始往南冲,邪灵就开始作祟了。
方哥家西边是我家,前面是条路,路南边却有两家与他家相对,魏大爷家与魏大爷的二儿子家,两家各有一半与方哥家相对着。魏家是个大家庭,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九一年时,魏大爷只有大儿子,二儿子,大女儿结了婚,其余的都尚未婚配。
四个女儿中数三女儿最为漂亮,当时只有十六岁,我平常都叫她玲姐。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手很巧,虽没人正式教过她做针线活,但做起鞋子衣服来一点都不含糊。但就是这么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子,却像一朵花一样早早凋谢了。
九一年时,村里已用上了电。魏大爷家门口就有一个电线杆子。直直地竖在那里,三个方向各有一根粗铁丝拉着。在一个斜风细雨的春日午后,村里有两个小女孩在电线杆傍踢毽子,玲姐手里拿着一个馒头边吃边走出家门,出来看两个小女孩玩。
站了一会儿,就很自然地靠在了那个斜拉的铁丝上。两个小女孩玩了一会儿,想邀玲姐一块儿玩,叫了几声都不应。回头仔细一看,只见玲姐嘴巴半张着,口里还含着未及下咽的馒头,已悄然死去。不知何原因,斜拉的那根铁丝上竟然有电流。
魏大爷一向不相信什么鬼神的,就是在村里盛传犯煞地的时候。他都从来没有动过搬迁的念头,退一步说,对于生活不太好的人家来讲,搬一次家谈何容易啊!更何况只是为了一种莫须有的传说而搬家。在方哥死后的一段时间内,若有谁或直说或婉转地劝他搬家,魏大爷向来是掉头就走,理都不理你。
但自从三女儿逝去后,这个倔强的老人似乎突然变老了许多。开始不断地催促二儿子搬迁,但二儿子似乎比当初的他更为倔强,就是不搬。我叫他的二儿子为灿哥,壮的像一头牛似的一个人。练得一手好拳脚,据说是洪拳,小时候没事的时候,经常跑到他家院里看他练拳。夏天的时候,甚少看到他穿鞋子,总是光着脚板下地干活。此人重义,好打抱不平,但从不欺软。灿哥夫妻结婚多年,但始终未开枝散叶,后来就抱养了一个女儿。三口之家到也过得其乐融融。
九四年,我已开始在高中求学,很少回家。深秋的时候,在回家时听母亲提起灿哥生病了,是鼻咽癌。我无法相信像灿哥那样壮如牛的汉子也会生病,且一病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当我在放寒假回来的时候,曾经壮如牛的灿哥已化成一坯黄土永远地守在了自家的田地里,听母亲说,灿哥死时,已瘦得皮包骨,完全没了人样,一米八的身高,却只有四十多公斤。与其说是病死的,不如说是饿死的。
我无法描述出当时心中的滋味,是悲伤还是惋惜,是可怜活着的人,还是怀念死去的人。我特地找个随意走走的理由,从他的坟前经过,站在那里,望着那一堆新坟,心酸不已。有些人的离去,似乎同时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因为他在他有限的生命里,已悄然给活着的人留下了太多的可回忆的东西。或许很多年后,就在哪一个无法入眠的深夜,你会突然想起有他存在的那段日子,微笑着徜徉在回忆的甜美中,全然不知泪水已悄然滑落…………
魏大爷家正南方没有人家居住,只是成片的宅基地,稀稀拉拉地种着一些榆树。村里的噩梦也似乎已经终结,时至今日再没有意外发生。我但愿我的乡邻永远平平安安地过着生活,不再有噩梦的惊扰。但是,事情真的就此结束了吗?
时至今日,故乡在我的眼里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变成了一个在我眼里毫无生气的村子。年青人都像鸟儿一样飞走了,唯留老弱病残留守家园。旧街道不在了,村头的大杨树不在了,青石板不在了,曾经鸡犬相闻的邻里也不存在了,我的泥巴做的小人,我的一只斑鸠,还有那个调皮的孩子都已不在了,变成了如今为了生活到处奔波的这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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