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钧，1943 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易学家，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山东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周易研究》学刊创办人及主编，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以弘扬大易文化为己任，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率先倡导并开展传统象数易学研究，是山东大学易学学科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易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其代表作有《周易概论》、《周易经传白话解》、《今、帛、竹书〈周易〉综考》等，并承担“马王堆帛书《易传》系统释义与哲学解读”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周易》的学术与文化价值？

刘大钧：《周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奇书，今天学界普遍认同其成书于西周时期，但从考古发现尤其是“数字卦”的研究来看，《周易》卦爻符号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视之为中国远古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一个印迹。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在探讨人的本质时所说：“人与其说是‘社会的动物’‘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即运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他认为，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射，人则能把这些信号改造成有自觉意义的符号，并以这些符号创造文化。《周易》的卦爻符号作为一种文化创造，记录着先民对天、地、人的原发性哲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易》古经虽然成书于西周时期，却扎根远古，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原发之思。

      《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毫无疑问，《周易》是以“象”为表意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与此相类，我们的文字——汉字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字均不同，通过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方式来表达意义，它也是一种“象”。可以说，正是这种“象”的表意方式和思维方式，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原初特性，开启了它未来的发展途辙。

《中国社会科学报》：《周易》自古被认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对此，您怎么看？

  刘大钧：相比而言，《诗》、《书》、《礼》、《乐》、《春秋》等经典或“道志”、“道事”，或“道行”、“道和”、“道名分”，其内容体现的仅是“人文化成”的某一方面，而“易以道阴阳”，阴阳说的是宇宙的宏观变化，因此，《周易》体现的是文化的“道”的层面。对文化一词的解释，最早见于《彖传》解贲卦的文字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道统括天文与人文，就天文而言，是“阴阳之义配日月”；就人文而言，是“易简之善配至德”，“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如此说来，《周易》被认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有深刻的哲学和历史原因。

      在《周易》思想的启迪和促发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一股蔚为大观的易学活水长流。这股活水长流“致广大而尽精微”，几乎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同时传统文化中其他门类也被吸收到易学之中。《四库全书总目》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四库馆臣所谓的“援《易》以为说”和“援以入《易》”，很好地表述了易学与其他学术思想之间的双向互动。冯友兰先生曾说，一部《周易》就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现象学。3000 多年甚或更长的易学文化发展史，也就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最具代表性的缩影。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历史上的解《易》之道，一般认为有“义理”与“象数”两端，您个人研究的学术取向，更偏向哪一端？

刘大钧：刚才提到，《周易》是以“象”为其表意方式和思维方式。那么，《周易》一书最不同于其他经典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一套象数系统。“象数”一词，传世文献中最早恐见于《左传》僖公十五年：“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杜预注云：“言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左传正义》疏之曰：“卜之用龟，灼以出兆，是龟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为卦，是蓍以阴阳蓍策之数而告人也。”因“《易》为筮卜之书”，故“象数”之本义应出自卜筮。

      《周易》“义理”的出现，伴随“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而产生。清代易学家魏荔彤在《大易通解》中说：“《易》之义理本自象数出，未有系辞以前为无文字之《易》，则义理为体也，象数为用也；既有系辞以后，象数反为体，义理因辞而著，又为用矣。”此段文字是对《易传》之“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的最好解释。先儒将《周易》视为“专门之学”，自汉代始，人们对它的阐释就形成了一套专门术语，并因这些术语的应用，而形成一种专门阐释六十四卦卦象与义理的学问，人们将这种学问称之为“读《易》见天心”的易学。

      在易学史上，象数派形成于西汉，以探析《周易》象数作为治《易》的第一要务，重在梳理《周易》的象数性内蕴，发展到极端则究心于《周易》经传背后的象数根据，为了能够自圆其说，旁搜曲引，牵和比附，将易学的天人之道遮蔽在象数的网幕之中；义理派则以王弼易学为诞生标志，反对汉易象数学的治《易》路数，将揭示《周易》之义理作为治《易》的第一要务，重在阐明《周易》的义理性内涵，发展到极端则究心于发挥经传字辞间的义理内涵，为使经文迎合义理，往往空言泛说，游谈无根，将易学的天人之道淹没于语言游戏之内。

      我们认为，离开了象数，易学就失去其为学的根基，不足以称为易；离开了义理，易学就失去为学的旨归，不足以称为学。易学史上的象数义理之分，只是举各自特色与侧重，并非判然不能相容，从两汉至明清、民国，对《易》学的研究皆是如此。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历史发展来看，《周易》有一个由卜筮之书到天人之学的发展过程，在这之中，孔子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刘大钧：《周易》本身蕴含的无限意义并不是随卜筮之书同时呈现出来的，它有个逐步开显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孔子。

      马王堆帛书《要》篇中不仅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论《易》之事，而且突出记载了孔子关于《周易》“术”与“学”问题的看法。孔子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孔子指出他研《易》的主要目的不是学习卜筮，而是要体察书中蕴含的“德义”。《周易》在孔子那里获得了全新意义，由卜筮之诉诸神灵的人生向度，转变为“观其德义”的人生向度。《左传》、《国语》中虽然已有以德论《易》的记载，但到了孔子那里才真正达到一种德性的自觉，为《周易》由术到学的提升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借此，《周易》也被纳入儒学思想系统。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进一步证实先秦时期多种解《易》文字的存在。正是这些佚名的解《易》之作，一步步将《周易》的无限意蕴呈现出来，传世本《易传》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它不仅建构起《周易》古经卦爻画与卦爻辞之间互诠互显的解释义例，从理论上将“象”与“辞”的关系昭示出来，而且将《周易》古经蕴含的意义明确阐释为天地人三才之道，赋予其生生不已、随时变易的理论特色和人文化成的价值理想，最终将《周易》树立成一部“洁静精微”的天人整体之学。后世治《易》，无论何种路数，均在《易传》基础上展开，这是《易传》的伟大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么看待传统的“象数”之学？

刘大钧：中国大陆地区的象数易学研究一度中断。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在拙作《周易概论》中开始正面肯定传统的象数易学。1984 年，武汉大学和湖北省社科院联合举办了国内首届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 年，山东大学又召开了大陆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6 国 200 多位代表与会。1988 年，我们组建了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致力于传统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的研究工作，同年，创办了《周易研究》杂志。20 余年来，正是凭借这个平台，学者们纷纷著文以阐学见，有力推进了易学研究的发展。经过学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传统象数易学的研究在大陆终于得以恢复，并不断推向深入。

       我们认为，象数是易学的特色与根本，治《易》必须由象数之门而入。如果不懂象数，很难读懂历代易学名著，对于易理就很难有深刻的领会和洞见。当然，在治《易》路数上，我们主张在新的历史文化视野下超越传统的象数、义理两派之争，坚持象数义理兼顾，探寻易学的整体学术特色和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大量简帛易学文献面世，您认为，这些文献研究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

刘大钧：近几十年来，大量先秦、秦汉易学文献出土，使我们有幸见到了 2000 多年来古人所未见的文献资料。这其中既有片断式的易学材料，如刻于甲骨或器物上的筮数、包山楚简中的易卦、新蔡葛陵楚简中的易卦等；还发现了“三易”（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周代的《周易》）中的《归藏》；更为重要的是战国和汉初《周易》经传本子的问世，包括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安徽阜阳汉简《周易》；另外，还有新公布不久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的《筮法》、《别卦》篇等。王国维先生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这些新的易学文献，极大地拓展了今天《周易》经传研究、易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开辟了易学研究的新视域。

      受“古史辨”派影响，很长时期以来（包括现在），一些学者将《周易》古经视为占筮记录，研究《周易》不过是为了揭示卦爻辞作为占辞的真实意义，自《易传》以来，治《易》者所遵循的象数、义理之说均被否定。随着考古资料的新发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周易》古经的成书、其所蕴含的意义，以及《周易》经传间的诠释关系，远不是“得一察焉以自好”者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和片面。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为代表的简帛易学文献，清楚地向我们证明早期易学的形成和发展非常丰富、复杂。

《中国社会科学报》：简帛《周易》文本和传世《周易》文本，卦名不同、卦画不同、卦序不同，卦爻辞也多有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刘大钧：对于卦名的不同，除了从音韵训诂上加以疏通解释外，学术界注意到简帛本《周易》卦名有些与《归藏》有关，这就为我们研究“三易”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卦画的不同，反映的不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很有可能与当时的筮法有关，更进一步也可能牵涉到八卦的创制问题。卦序的不同，反映出不同的宇宙观和价值理念，牵涉到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非常复杂。卦爻辞的不同，则为我们弄清卦爻辞的本义提供了更多可能，也为我们进行今文经、古文经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资料。我曾经根据自己的研究，多次指出这批简帛易学资料是对久已失传的汉代今文经学的重大补充和古文经学的重要纠正，并依据这些未经后人改动的出土易学资料，试图纠正一些学术上的谬见，如经过考辨，我们指出今文经学名著《子夏易传》绝非伪书。

      可惜的是，简帛易学的重大学术价值，至今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这也与今人轻视经学研究的风气有关。因采访文字限制，有关这一重要学术问题，我拟另文专论。还有不同《易传》的问题。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在马王堆帛书《易传》出土以前，人们对此一直怀有疑虑，因为传世本《周易》经传中并未论及“五行”，而帛书《易传》使人们看到当时确实已经以“五行”来论《易》，这就涉及五行思想与易学的结合问题，也涉及不同《易传》作品的写作和流传问题。

      一言以蔽之，早期易学的形成与嬗变究竟是什么情况，“三易”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易学在不同地域间有什么异同、如何流传，易学与其他学派的交流与融合如何进行，易学的思想内涵前后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对中国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些或新或旧的问题，随着出土文献研究的深入，在今天均有了被进一步解答的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了解，您正在带领团队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易学菁华集成》的编纂与研究工作，能否谈一下整理近百年易学文献并加以研究的意义？

刘大钧：20 世纪易学研究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较好地完成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成为新世纪易学研究的宝贵财富。一方面，在西方学术思想冲击下，带来了历史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换，形成了新的历史语境下的易学认知和解释系统，在易经源流、经传成书年代、卦爻辞解读、哲学意蕴、易学发展史、象数易学、易学与自然科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与古代易学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刚才提到的一大批易学考古资料被发现，为学界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展现了早期易学的丰富面貌，经过一段时期的研究，解决了一些长期悬疑不决的历史问题，也批驳了一些古今谬见。

      对出土易学文献的研究，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整个 20 世纪的易学研究可谓波澜壮阔，实现了由古典研究范式向现代研究范式的转变，产生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与价值的研究成果，现在业已到了对之加以总结与反思的时候。

      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转化，依赖于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所以，对过去 100 多年的易学论文加以搜集和整理，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学术文化保护工程，将为新世纪及以后的研究提供珍贵、全面的资料，能够加强学术研究的规范化，避免重复劳动。

      百余年来的易学研究文献数量庞大，据初步统计，不计著作，仅论文就有 1.3 万多篇，超过1.8 亿字，散见于海内外各地，特别是民国文献和海外文献甚难觅及，这既不利于文献的保存，也极大地束缚了学界研究工作的开展。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百余年来海内外公开发表的易学论文（以及未公开发表的名家论文）进行全面搜集，并经过专业的严格筛选，将其中创造性强、影响力大、代表时代学术特色的优秀论文加以编排分类，公开出版。

      自 2005 年起，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自筹经费，展开了《百年易学菁华集成》的编纂工作。由于经费欠缺，虽已辑成论文目录 1.3 万多条，但搜集到手的文章只有 9500 多篇，已审阅 6500 余篇，已出版的是从中精选的 1500 多篇。换言之，尚有 3600 多篇文章未能搜集，3000 多篇已搜集的文章尚未审阅，共计 6600 多篇需要进一步搜集编选，这其中以海外易学论文占多数，均为大陆学界难以见到的珍贵研究资料。2010 年，我们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继续进行《百年易学菁华集成（续编）》的编纂工作，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易学研究在今天可以说是一门显学，您对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易学研究持什么样的观点？

刘大钧：我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借着大量的简帛易学文献，早期易学研究仍应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易》古经不同版本的发现、帛书《易传》的出土，以及其他相关卜筮文献的面世，均为我们深入探讨《周易》古经的形成、结构与内涵问题，早期易学的学术品格转换问题，《易传》的创作与编纂问题，《易传》的内涵与《周易》古经间的诠释关系问题，汉初易学及其对后世易学的影响与作用问题，尤其是对汉代经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汉代今古文经学研究问题等，皆提供了宝贵资料，并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易学界同仁自当乘此东风，担荷起这一重任，而绝不可交臂而失之。

      另外，伴随传统文化复兴的趋势，易学史研究（包括易学思想史在内），均应回复到经学史的本位，开展切合经学面貌的易学整体性研究，发掘其中更为丰富的学术内涵和思想底蕴。由于现代学科划分的问题，我国大陆地区从事易学研究的学者主要是中国哲学专业人员，而台湾地区从事易学研究的学者多在各大学的中文系，这使得大陆易学史研究乃至整个易学研究笼罩在哲学的视野下。这一方面让我们对传统易学思想及其演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也遮蔽了易学作为经学的许多值得研究的领域。

      现代易学史研究必须是经学视野下的易学史研究，必须将易学置于传统经学的学术品格和发展脉络中，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掘易学的精神文化内涵，照见易学在传统文化演进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限于对易学概念内涵及其嬗变的分析。西方学科划分下的易学研究已经令研究者们感到乏味与无力，这一困境得以扭转的出路，想必就在复归易学的经学面貌上。这既是对易学原有历史脉络和背景的回复，同时也是对易学本有精神的恰切研究。

      今天的易学研究只有“面向易学作为经学的事实本身”，才能使源远流长的易学文化得到真正的继承与发扬，更好地应对时代和未来的问题。当然，回复易学的经学面貌并不是复古，那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回复”必然是新时代下的“回复”，在这一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学界共同努力，绝非凭一二人之力可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30日，第2版，记者 匡钊 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