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藏区的前世今生

四川西部藏族区面积很大，占了四川一半的面积，虽是高原，但环境优美，各种美景数不胜数。为什么川西阿坝和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会划入四川，而不是西藏呢？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政治智慧。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长期生活在今天的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五省区广大的地区。

藏族在传统上将拉萨视作中心，将拉萨周围大部分地方称为"卫藏"，把西藏北部和青海境内大部分藏区称为"安多"，把西藏的昌都地区、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大部分地区这一大片地区称为"康"或"康区"，或"康巴"，"康"在藏语中有"边疆地区"之意，"巴"在藏语中是"人"的意思。因此康巴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藏区的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二是指康区的藏民。旧时藏区流传这样一句话:"卫藏的法，安多的马，康巴的人"。可见康巴人的聪明顽强，豪爽尚武，骠悍难驯。

由于藏区文化与汉文化融合度不高，在明代西藏与中央地区只是名誉归属，实际上还是处于独立状态。满清朝廷出于对西藏的全盘控制考虑，遂将昌都，甘孜等地划入四川，一旦西藏局势有变，四川省仍然控制着青藏高原的一部分，方便集结兵力和调度物资。若是西藏地方独占青藏高原，形势就会变得不可控。

清王朝对西藏的边疆政策有一个关键要点:"治藏必先安康"，一是因为康区的战略地位重要，是我国五大藏区的结合部和交通枢纽。二是因为康巴藏族对整个藏民族的影响极大。所以控制西藏必先控制西川，这也是目前四川藏区对祖国的认同感有着比西藏更深厚的原因。

受制于古代交通、通讯水平的低下，崇山峻岭阻隔的康区，管理成本太高，管理结构无法落地。因此，康区长期处于大小头人各自为政的状态，同时这种互不隶属的状态下，各势力间不断相互掠夺仇杀，这种生态环境也铸就了康巴汉子彪悍的性格特点。

此时的甘孜作为汉藏两地的结合部，成了商贾交流的必经之地。无数条茶马古道的线路，像一张大网将两个地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生活在此地的康区藏族（康巴人）因善于经营商业，成了“藏族里的犹太人”。

这种互不隶属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蒙元时期，因南宋剧烈的抵抗，蒙古帝国制定了一条取道西藏、攻云南、据四川、沿江而下的战略计划。虽然最后，这一计划没有能够完全实施，蒙古征伐的触角却已伸入了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区。

据《甘孜州民族志》记载：元代所称的“朵甘思”，包含今青海玉树和果洛的南部、四川甘孜州、木里县、云南迪庆自治州全部，四川阿坝州西部和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为“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区。

也就是说，元朝时期甘孜再一次被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

伴随着蒙古军队频繁出入康巴地区，蒙古的部落势力也在此落地生根。

在不晚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霍尔（“霍尔”是历史上藏族对蒙古人的称呼）部落便占据了以今甘孜县为中心的地住牧地区。至明末时，霍尔部落的辖境已经拓展至甘孜、新龙、炉霍、道孚以及德格县和色达县的一部分地区，成为康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元朝政府对西藏萨迦派地方政权无比信任，为了摧垮挑战者，不惜两次携重兵入藏弹压，在行政划分上却始终不肯将安多、康巴两地拱手相让。其实，这是中央政权在保有多康的基础上，钳制西藏的策略体现。

之后的中央政府也承袭了元朝的策略，所以才有“稳藏必先安康”的说法。

由于康巴民风彪悍，且山川阻远，不但各地土司常爆发血腥侵夺，对中央政权也多有抗命。

清朝时期的平定大小金川和七征瞻对便是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的产物，虽然清朝对康区的用兵常有始无终，但在多次军事行动中各地土司的配合与调整，却让中原与康地的联系愈发紧密，并最终导致清末出现了改土归流的浪潮。

回溯了包括甘孜在内的康区历史知道，某些人在国际上宣传“康区长期由藏人独立管理”的论点根本是无稽之谈。别说多康两地，在元朝以后便归属于中央政权直接管理，甚至就是现在行政上划归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长期都不归属于西藏。

民国六年（1917年）9月，爆发的第一次川藏战争中，西藏地方军队攻陷了川军驻守的昌都（察木多），并继续东侵连克德格、邓坷、石渠、白玉等县。西藏地方政府为此增设了一个噶伦（即昌都噶厦）为首的文武职官系统，常驻昌都。

1932年7月，西康军队分三路展开反击，藏军全面崩溃，退至金沙江以西。

由此，形成了西康省与西藏以金沙江为界的局面。以后新中国划分省域时，不过是尊重了民国时期的既成事实，昌都才成了西藏自治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