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七年(1528),增城县学的师生希望将褒扬王纲父子忠孝之举的祠堂建于城门南边的天妃庙,增城知县朱道澜上报申请。对此,两广总督王阳明发《批增城县改立忠孝祠申》(《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遂其所愿,天妃庙改立忠孝祠。此举不仅为了祭祀先祖,亦是“表扬忠孝,树之风声,以兴起民俗”。
《增城县志》记载:王阳明将张壹民著《王性常先生传》以正书篆额重刻于忠孝祠,并立“重刻广东参政王公传碑”,落款“嘉靖七年岁次戊子冬闰十月吉孝元孙、新建伯王守仁重刻”,碑背面为萧鸣凤《忠孝祠记》。
此番前去祠堂谒拜的王阳明无限感慨,他在当时所作祭文《祭六世祖广东参议性常府君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中写道:“恭惟我祖晦迹长遁,迫而出仕,务尽其忠,岂曰有身没之祀?父死于忠,子殚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见……及兹庙成,而末孙某适获来蒸,事若有不偶然者。”表达了他对因平定乱贼殉职的王纲及其子王彦达的故事感同身受、深切缅怀之意。
祭祀完先祖,王阳明还题下《谒忠孝祠诗》:
海上孤忠岁月深,旧遗荒落杳难寻。风声再树逢贤令,庙貌重新见古心。
香火千年伤旅寄,丞尝两地隔商参。邻祠父老皆人厚,从此层城是故林。
王阳明将“层城”(增城)当作“故林”,增城父老同样对阳明报以极大尊重。又二十五年后,嘉靖三十二年(1553),已经88岁的湛若水倡议重修增江忠孝祠,由王阳明弟子、时任知县的盛君剑出资。重修后,湛若水撰写《重修增江忠孝祠记》,将王阳明题诗刻写在碑石上,以供后人缅怀。明代增城人对祠堂也颇为重视,有卢应徵的《谒忠孝祠次韵》、黎粤俊的《谒忠孝祠》两首关于增城忠孝祠的诗流传至今。
拜谒忠孝祠后,王阳明继续游览了增城凤凰山上的崔菊坡遗迹,又拜访了增城新塘湛若水的故居。
王阳明与湛若水初识于弘治十八年(1505),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负责选拔武官的考试。当时的学者都沉溺于辞章记诵之学,不知身心修行之学为何物。于是王阳明开始讲学,希望籍此启迪众人心智,使他们树立圣人之志。但当时的很多学者因为沉溺记诵之学和口耳之学太深,反而批判王阳明是在提倡异端、为自己博取声名。
一代大儒、翰林院庶吉士湛若水站了出来,力挺王阳明。此时的王阳明三十四岁,湛若水四十岁,据说二人皆称赞对方“此等人物,未曾遇见”。和王阳明一样,湛若水也是痛感记诵辞章之学之弊,专心致力于身心体认之学,努力纠正朱子学追随者的弊端。因此二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共同发誓要为复兴圣学而努力。
此后的二十余年中,王湛之间的书信往来、诗文唱和不断,这两位心学大师的“合璧”,对于明代甚至后世的儒学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受湛若水的启发,王阳明逐步完善自己的学说,甚至那场著名的“龙场悟道”,湛若水的影响都隐约可见。
王阳明南行前往龙场前夕,湛若水作《九章》赠别,崔子钟和了一组《五诗》,于是王阳明以一组《八咏》回赠二人。《八咏》中的第一首就是赠给湛若水的,开头写道:“君莫歌九章,歌以伤我心。”
《九章》原是《楚辞》中的篇名,因是九篇述怀的辞赋而得名,湛若水所作《九章》乃是模仿之作。其中第七篇的题目为《皇天》,诗中写道:“勿忘与勿助,此中有天机。”即依照孟子所说的“勿忘勿助”(《孟子·公孙丑上》)功夫,可以得出“天机”。
他还在第九篇《天问》中写道:“天地我一体,宇宙本同家。”这体现了湛若水“万物一体”的思想。他认为,天地间的万物和“我”本是一体的,天下百姓和“我”的骨肉亲人一样,都是一家人,他尤其强调“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晚年所提出的“致良知”说,尽管不同于湛若水的学说,但也是认同以良知为本的“万物一体之仁”的。这与曾受湛若水的影响不无关系。
“君子和而不同”。二人的关系从未因观点的分歧而产生嫌隙,相反,他们相辅相成,维持了终生的“神仙友谊”。王湛二人各有众多从游者,他们彼此论学交流,使得弟子后来改变师从,如周衡、蒋信两人初受业于阳明,继受业于若水;杨骥曾经师从湛若水,后学于王阳明。皆可见两学互有兼容,且王湛关系相当融洽。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
王阳明拜访湛若水故居时,他似乎仍驻留京城。阳明追忆起二人一起致力于复兴圣学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遂将这种心情寄怀于《题若水居》和《书泉翁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两首诗中。
《题若水居》:
我闻若水居,近连菊坡麓。
十年劳梦思,今来快心目。
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
渴饮若水泉,饥餐菊坡菊。
行看罗浮云,此心聊复足。
《书泉翁壁》:
我祖死国事,肇禋在增城。
荒祠幸新复,适来奉初蒸。
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寻。
苍苍蒹葭色,宛隔环瀛深。
入门散图史,想见抱膝吟。
贤郎敬父执,童仆意相亲。
病躯不遑宿,留诗慰殷勤。
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
道通着行迹,期无负初心。
在增城拜谒忠孝祠、探访湛若水故居之后,王阳明完成了亲情和友情的“双重奔赴”,了无心事地踏上归途,于江西南安留下了“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遗言,安心地走完了他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