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年（1937-1949）：以小博大，共产党何以战胜国民党（深度好文）

三年前，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大日子，原本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文章，但由于内容敏感，几经修改后依然无法发表，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回顾了一遍历史，深深地感慨我们党这100年的路程走的艰辛，于是我们将这100年的历程浓缩成8篇文章，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喜欢，也欢迎各位老师踊跃留言私信，给出您宝贵的批评意见。

西安事变的三位主角

由合作抗日到全面内战

在抗战中，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直接抵御了日军的进攻，多场大战役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都可歌可泣。而解放军则利用自身优势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通过建立根据地来打破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平型关战役及百团大战皆名闻一时。

抗日战争在中国的广大战场进行着拉锯战，而美国参与二战则直接导致日本战败。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已扩张至拥有逾90万正规军，并在北方的陕甘宁、山东、晋绥、晋察冀、晋南、豫鄂边等地统辖着9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管辖人口逾1.3亿，并在广东、安徽、海南多地拥有零散部队。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与毛泽东举杯共庆抗日胜利

国共两党于同年在美国斡旋下进行重庆谈判，毛泽东则敏锐地观察到，重庆谈判并不是真实的和平谈判，而是国民党的缓兵之计，于是他也欣然赴约，在重庆积极地拉拢各民主党派人士，为后续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基础。

内战全面爆发后，起初国民党发动全面进攻，取得明显优势，成功占领共产党控制的张家口和延安等战略要地，而共军则采取运动战打击国军。然而国民党内的派系林立，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再加上战斗力明显不如共产党，所以在双方的拉锯战中，国民党的军力逐渐减少，相反共产党的军队则日益壮大。

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城发起进攻

至1947年起，中共转入战略进攻，战局逆转。1948年秋冬，共军在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与平津战役）中击败了国军主力，共军随后发动渡江战役，并最终占领整个中国大陆，国民党带着残余的部队退至台湾。

广大人民的失望与期望

回望华夏千年历史，无论是秦朝之于西汉中兴、隋朝之于贞观之治，大乱之后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短暂的统一，然后才迎来阶段性的兴盛。北洋军阀时代和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载了这个历史宿命，在乱世中艰难地创立秩序，但又因过往问题积重而难以解决，诸如贪腐、剥削、阶级对立等问题。

多个民间组织要求抗日，图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史良等在抗日示威游行队伍中

国民党其实早在1930年前后便已逐渐失去了民心，日本侵占东北，对华北虎视眈眈，国民政府仍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最终招致全国人民的不满，成为了压倒国民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无论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还是在那之后国共两党于陕、甘、宁等地发生的多次冲突，乃至1941年1月致使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害的“皖南事变”，都令国民党遭到全国民众的谴责，失民心者必然失天下。

相比于未能担负起国民的期望国民党，共产党则不仅一再呼吁共同抗日，与此同时还抓住了国民对于“救亡”的另一层期望。共产党的军队在1945年起陆续改称为“解放军”，这既是共产党对自身的一种期许，更符合基层国民的现实的期望。

国民党控制区疯狂抢夺粮食的群众

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腐极其严重，抗战胜利后接收城市时的行径近乎劫掠，出现“五子登科”（抢夺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和料子）的丑态，加上国民政府强行以贱价兑换国民手中的日伪货币，这一举动无异于直接抢夺民众财产。国民政府还依靠印钞票度日，这也导致物价疯狂上涨，国民生计被毁，这些劣行使不少原本生活在沦陷区的国民甚至认为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还更好，那么抗战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

另外，国府一直忽视贫农的需要，任由他们受尽地主和富农欺压，承担沉重的税项，“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仅停留在口号上，这成为了共产党抓住的最大的机会点。

相比之下，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编成了歌曲在战士中传唱。极少有抢夺财产的事发生。在民生政策上，更明显向底层老百姓倾斜。在广大农村，共产党在抗战时已于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国共内战时，更是加大了土地革命的力度，转移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到贫农手中，并在俘虏国军后开展“诉苦大会”，向国民党军队中的农民子弟理清阶级立场，稳稳地抓住了当时广大国民的诉求。

另一方面，随着共产党接收了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当地的管理者积极保护工商业主的权益及劳资两利，首重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甚至在处理国民党企业的职员时，也是维持原有待遇。这些做法使不少对中共抱戒心的人放下忧虑，齐心向往一个安稳和平的新生活。

不少知识分子对中共都有民主开放的印象。这源于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起已推行“三三制”，即在政权机构中限制自己所占席次于三分之一，从而扩大党外人士的政治参与，国共内战后期又积极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广泛吸收全国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

以后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共产党，未必有美好的幻想，但相比之下，国民党的宪政改革有名无实，打压知识分子实行军管统治，甚至采取暗杀手段对付异见人士，则可以理解知识分子支持共产党的理由了。

胡适

国共内战结束后，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知识分子前往台湾，钱穆，唐君毅等大家去到香港，不过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梁漱溟等还是选择留在大陆。选择留下的人基本都是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或是出于对乡土的留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留下，是因为他们在经历了过去数十年的理想启蒙、革命尝试和悲壮救亡之后，终于看到了祖国因独立、自主而统一所迎来的崭新希望，这希望不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