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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百年（1992-2001）：一个经济优先的飞速发展时代

#党史百年

三年前，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大日子，原本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文章，但由于内容敏感，几经修改后依然无法发表，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回顾了一遍历史，深深地感慨我们党这100年的路程走的艰辛，于是我们将这100年的历程浓缩成8篇文章，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喜欢，并欢迎各位老师踊跃私信，给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1992年至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提速时期。

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没有选择东欧各国学习西方选举制改革的道路，而是在努力于改善治理能力的同时，持续探索协商制、民意代表制等制度优势。

柏林墙倒塌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减弱的事件，这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困惑，围绕“资”和“社”的争论迟迟得不出结论。在舆论上，讨伐资本主义化改革的文章陆续在《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刊登，经济特区和引进外资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使用笔名“皇甫平”刊发一系列评论，提出要解放思想和大胆改革，不要拘泥于姓资姓社，引发一场思想交锋。而在实际工作中，改革出现了停顿，再加上西方对中国实施的经济制裁，致外贸出口下降，旅游业萎缩，市场疲软、生产萎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接近于停滞。

1992年1月至2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明确肯定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并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才为“姓资姓社”的争论画上休止符。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的鼓励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蛇口工业大道竖立起了继“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之后的第二块标语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此后，中国加快了开放的步伐，歌颂改革开放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在大江南北传唱，彼时的国民也认识到，开放与变革正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从上到下的改革浪潮在全国也掀起了一股“下海潮”，大批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纷纷投身商海。当时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还有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重政轻商”的固有思维被打破。

“下海潮”涌动的背后，还有一些值得人思考的东西，人民群众的关注点由政治转向了挣钱，此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再是公众舆论的核心了，以后也不会是了。在这次南方谈话后，邓小平巧妙地重构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激进党转为以改革为导向的实用主义政党。

不过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些老国企因为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而效益不断恶化至难以为继，为了加快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央推出了被视为壮士断腕的“抓大放小”方针，即集中力量搞好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企业，对中小企业则让其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优胜劣汰。

此后，“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让数千万国企职工丢了“铁饭碗”，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一些未得到合理安置的工人，因为难以承受下岗带来的经济压力，选择示威抗争来表达不满，大量个案触发社会矛盾。这也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下岗潮”后来被看作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但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民众来说，无疑是人生一大转折。新中国建国时，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中坚力量，社会地位最高，待遇福利最优厚。这一夜之间的转变，让很多人都无法接受。

1999年的春晚小品节目《打气》中出现过一句经典台词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当时被狠批为奇葩台词和在伤口撒盐，可见工人对下岗潮的委屈与感伤。在下岗人数为占全国之最的东北，更是数十年没有走出历史大船转向带来的阵痛。

但阵痛过后，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最终基本实现，保留下来的更加精干的国企绝地复苏，并开始全面转亏为盈。

在国企改革进行的同时，非公经济也有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民营经济进入了史上最快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先富起来的一群人。1994年，美国杂志《福布斯》在香港出版的中文杂志《资本家》刊出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上榜的内地富豪共有19名。榜单问世后更引起各种复杂的反馈，有人对这份财富盛宴感到震惊和怀疑，也有人对这批风生水起的民营企业家表示艳羡和嫉妒。

直到2000年，江泽民在视察广东时首次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并于翌年的建党80周年讲话中，宣示在党员资格方面相应增加“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才让旧思维中被定义为“剥削阶级”的民营企业家，也可以以“先进分子”的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最终于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三个代表”被写入党章，而民营企业家成为党员代表走上政治舞台，也始于这次大会。

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当传统工人和农民阶级衰弱之时，企业家阶层的角色变得日益重要。拥抱新兴阶层必然使中国共产党扩大其社会基础，也能够代表社会最广泛的利益。

回看这条改革之路，无论是对市场主义经济的辩论，还是国企改革和下岗潮带来的社会影响，或是民营企业主入党的论战，都可以看到，每次改革必然伴随着争议与质疑，每次创新也必然制造新的问题。但在当时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邓小平定下了发展经济的实干原则，往后的领导人也采取比较务实和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处理种种危机。从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中获得利益的社会精英阶层也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他们更关心政权的稳定，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令九十年代进入一个求稳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段实干的大背景下，人人都被提倡赚钱。在社会经济层面，之前的经济优先发展政策很快演变成了唯GDP论。而过度强调经济增长背后，腐败问题初现，城乡差距扩大，并在下一个十年步入躁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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