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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为何跳不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周期率

在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任何一个王朝都难以摆脱的宿命。通常来说，每一个有追求的大一统王朝都会反思前朝覆亡的教训，但只要时间一久，必然渐不克终，免不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历史轮回。

1945年7月的窑洞对谈是现代中国对历史周期律的著名回答。当时，访问延安的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时机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民主和法制建设，既深刻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成功防止苏东剧变的命运。过去10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起大规模反腐行动和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并将自我革命视作继毛泽东时代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之后第二个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的答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分析清楚传统中国为何跳不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今天中国才能摆脱历史宿命，才有希望探索出一条长治久安、良政善治的新路。

自秦朝以来，传统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建立起君主制和中央集权官僚制政体，绵延两千多年。其中，秦朝是秦始皇在祖宗上百年功业的基础上建立的，本来幻想成就“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料竟然二世而亡。关于秦朝覆灭的原因是秦朝不施仁义、过于暴虐和骄奢，盘剥和欺压天下百姓，以至于官逼民反，引发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传统中国王朝的覆灭无外乎农民起义、权臣夺权、外敌入侵、地方割据、军阀坐大等因素。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统治集团尤其是君主缺乏能力，比如，治国能力、控制和平衡不同势力的能力、反腐的能力，具体表现是君主年幼、智商低下或昏庸无能，二是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集团腐败、暴虐、骄奢，导致政权失去人心，具体表现是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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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何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集团要么容易缺乏能力，要么容易腐败、暴虐、骄奢？这其实是君主专制难以化解的根本性困境。君主的世袭制决定继承人的范围十分狭窄，故根本难以保证继承人具有掌控局面、治理国家的智慧和能力。君主的终身制决定君主随着年龄增长和身体衰老，将慢慢难以掌控局面，甚至容易变得骄奢。

君主的专制权力决定君主不会受到制度规则和观念体系的刚性约束，他本人的道德、品性和智慧将决定他是否能保持谦虚、审慎与自省，而这充满不确定性，并不牢靠。君主同样是有着七情六欲的肉身凡人，面临各种欲望与道德理性的天人交战，在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带来的巨大诱惑面前，寄希望他们洁身自好在多数时候都是幻想。君主容易被巨大的权力所腐蚀和异化，那些靠近君主的文武大臣、宦官外戚们同样容易被君主外溢的权力所腐蚀和异化。如果承认绝多数人都不是圣人，都在自律之外依赖他律，那么，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腐败便是难以避免的宿命。

从长远来看，当今天中国思索怎么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时，应该认识到，传统中国既未解决贤能问题，又未解决民主问题，所以总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所以今后中国只有扩大贤能的面向，让贤能具有可持续性，又引入符合人性的可持续的民主，让二者相互促进，才能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打下扎实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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