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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人物（三）李政道的一生折射华人精英命运沉浮

#李政道#文革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社会精英是国家的中流砥柱，青年是未来的希望。可是现在的精英阶层却呈现着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这不得不让人叹息，李政道先生8月4日在美国逝世，消息一出，全球各地华人和受惠于他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举行纪念仪式缅怀他，不禁让人感叹那个知识分子一心为国为家的时代似乎结束了。

李政道仙逝得到各方隆重悼念，不仅在于他在物理学上的功绩，也在于他作为华人，对于新中国科研的帮助、对中国和全球各地华人学子的提携、人才的培养。李政道虽在1962年之后即成为美国公民，但他从未忘却家乡和自身华人身份，对于中国的科研与教育贡献极大。

李政道个人的命运也颇为传奇和跌宕。他生长在残酷的抗战岁月，学业多次中断，战火中生命也受到威胁。但他仍然顽强学习，得到名师提点，有幸赴美深造。1957年与杨振宁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1950年代初，许多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科学家，出于报效国家的热情和祖国的召唤，从美国奔赴中国，想施展才能造福人民。可后来20多年的政治运动，让这些人吃尽苦头，这里就包括李政道的好友巫宁坤。

李政道却敏锐地觉察到回国的危险，留在美国，这不仅让他逃过死劫，更让他有机会发现“宇称不守恒”，得到诺贝尔奖。这不得不说是他的幸运。到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转暖，李政道又积极访问大陆，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接见。

李政道很大的功绩在于他成功劝说毛泽东同意成立培养前瞻人才的大学少年班，建立一系列科研机构和设施，开启1949年后冰冻的中美科技交流。改革开放后，李政道更是积极为中美学术交流牵线搭桥，跨越大洋两地奔波。这反映他的应变与智慧，对于中国科研事业和人才培养的关心和付出。

可以说，李政道是促成中美几十年来学术和科研交流的中流砥柱。若那时没有李政道的努力，中美科教交流仍会破冰和进展，但一定大打折扣。

李政道在美国的朋友、同事，如杨振宁、吴健雄、丁肇中等人，同样取得非凡成就，也都在中美关系转暖后相继访问中国，为中国科研和教育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但另一些自1950年代从美国返回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很多曾经留洋、1949年后一直都在大陆的中国文理学者，却经历了他们不曾预料的浩劫，受尽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如赵九章、姚桐斌、萧光琰等，甚至自杀或被打死。侥幸活下来的也遍体鳞伤，错过了人生，错过了世界的飞速发展，再无可能取得突破性成就。他们的才华和潜力与李政道等人没有多大差别，却因为选错回国时机和遭遇残酷的政治运动，毁灭在时代的疾风骤雨中。

也有更特殊的例子。同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高锟和崔琦，是在1950年前后从大陆逃往香港，在香港和英美学习，分别成为全球电机和电子通讯领域的佼佼者，并分别在1998年和2009年荣获诺奖。他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则在共和国“前三十年”吃尽苦头，其中崔琦家乡河南还发生大饥荒，他的许多亲友饿死，幸存者也在极端贫困中度过几十年，他的堂哥一度乞讨以果腹。高锟和崔琦是他们家乡人中最幸运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天赋异禀，最决定命运的是他们逃到了香港，如果晚几年再准备逃港，根本就逃不掉了。

李政道的人生和他朋友的境遇，反映的是20世纪祖籍中国大陆的华人精英跌宕的命运、不同选择者的歧路。20世纪上半叶，民国时代的中国精英和海外华人华侨，普遍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报国志向，崇尚民主与科学，也身体力行，通过钻研文理知识拯救内忧外患的国家。抗日战争更加凝聚了华人共同体。

但之后中国政局和世界格局的变动，让包括华人精英在内的世界华人撕裂与内讧。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更是在一轮轮政治运动中饱受摧残。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欧、东南亚的华人精英，各自经历了不同的悲欢离合，写下迥异的人生命运。

到了1980年代，红色暴风雨终于过去，离散各地的华人重新有了连结与凝聚，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与文教科学事业也得以重启，其他华人占多数地区也在高速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经济与科技实力较量成为国际竞争主旋律的新时代，港台和美欧的华人学者，都为中国大陆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但在发展与连结恢复的境况背后，还有诸多的悲哀与遗憾。那些在“前三十年”饱受摧残的知识分子，许多已含冤长眠，幸存者也备受打击，迟来的平反难以完全恢复他们的身心。中国科学与教育事业同样被摧残，留下的学术与科研领域大量的研究空白、弄虚作假现象泛滥、唯上意马首是瞻、缺乏通识和创造力、反智迷信等后遗症，时时发作并影响至今，让人可叹可悲。

还有一个恶劣后果，就是经历苦难与撕裂后，中国人和许多海外华人普遍变得犬儒化、自私自利，丧失道德信仰，不再真诚关怀同胞或他人疾苦，没有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而且相较于民国时代的、饱受摧残仍保持爱国心的老知识分子，后来的人包括当今青年知识分子，都更加自利，一些人还明显堕落。

吴健雄、高锟、余英时、李政道这些民国时成长、历经跌宕仍然对故乡故国抱有深厚感情的学界泰斗，相继故去。其他仍健在的同时代知名学人，也寥寥无几且时日难多。这些人故去后，新一代华人知识分子，无论一直在大陆就学与生活，还是港台学人、美欧华裔精英，恐怕都很难有老一代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对同胞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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