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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十三）?聂元梓和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聂元梓#文革

文革前夜的北大风云

从1966年5月29日到6月2日，短短几天之内，清华附中红卫兵就从十几个人召开秘密会议，发展到了上百人联署大字报的地步。而在这个节骨眼上，《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了一份出现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极大地加速了局势的演化。这份大字报的名字，在文革当中被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光看这份大字报的正式名称，会有些令人费解，在这里需要首先解释一下它提到的三个人都是谁。

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

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彭珮云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他们是与北京大学直接相关的三位有领导地位的干部。这份大字报的作者，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副书记赵正义、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等一共七个人。要明白宋硕、陆平、彭珮云这三个人为什么会被点名，还需要从北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谈起。

回顾文革那段峥嵘岁月（八）四清运动（上）

1964年11月，由210人组成的社教工作队进驻了北京大学。在这之后，工作队甩开了北大校党委，并依靠包括聂元梓在内的一批左派人士对校党委展开了攻击，陆平和彭珮云两人都遭到了猛烈的冲击，陆平和彭珮云则与工作队展开了僵持不下的对抗。

最终，在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支持下，北大校党委被保了下来，响应工作队的聂元梓则遭到了批判。1965年7月，北大的两百多位领导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会议，会上对聂元梓进行了批判。在这之后，聂元梓本人还遭到了校党委的进一步打击，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怀柔参加四清运动。因此，在文革前夜，聂元梓等北大校内左派与校党委形成了尖锐对立的局面。

事实上，尽管聂元梓自称由她领衔的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完全是自发产生的，在贴出之前除了他们七人之外没人知道具体内容。但是，她明显没有说出全部的事情。这份大字报的后台授意者，是当时康生的妻子曹轶欧。

1966年3、4月间，在四清运动仍然没有正式结束的时候，曹轶欧带着工作组来到北大进行蹲点。在北大期间，曹轶欧找到了不少人谈话，也联系上了聂元梓，表示“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问题还应该继续解决”，“你在国际饭店被斗了一通，也就不了了之了？”在这之后，随着《五一六通知》的推出，文革正式发动。

听了《五一六通知》的聂元梓又一次与曹轶欧见了面，表示她想给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写一张公开张贴在校园里的大字报。曹轶欧表示：“《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这样，在曹轶欧的许可之下，聂元梓等七人就在1966年5月25日正式贴出了他们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聂元梓的大字报说了什么？

这份大字报的开头说道：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这份大字报对北大领导进行了歇斯底里的声讨。比如，它首先引用北大校领导讲过的话，包括“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随后，再对这些话进行批判，说道：

“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

可见，聂元梓等人对北大校方将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一事降温成学术争论感到非常的不满。在大字报中，他们接下来这样说道：

“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这份大字报的写作模式就是不断对北大领导的话进行猛烈地抨击。最终这份杀气腾腾的大字报，被贴在了北大饭厅的山墙上，很快就在校园里引起了骚动。北大校党委很快就召集会议，组织人手和写大字报的人展开辩论，并贴出了大批大字报对这份大字报进行反击。

官媒转载聂元梓大字报

就在北大的两派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康生把这份大字报交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在6月1日当天晚上，中国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清华附中出现上百人联署的大字报的那天，《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作为标题，全文转载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文章说：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聂元梓一跃成为政治明星。当毛主席检阅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时，她还站在主席的身边。只可惜没过多久，1968年，江青指责聂元梓不服从命令，应该时没有价值了吧，之后她就失宠了。1976年以后，聂元梓被逮捕并关押。1983年，北京法院判处她17年监禁，罪名是诬告和陷害罪，包括诬陷党的领导人。

1984年，她才得以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在北京市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老旧二居室里独居。1999年起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600元生活费。

聂元梓晚年生活简朴，患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坚持锻炼健身疗病。著有自传《聂元梓回忆录》，曾为《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与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一书作序。聂元梓最终在2019年8月28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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