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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十四）影像记录者李振盛拍下的那些疯狂文革照

#文革

李振盛是前《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在文革期间，他拍下了数万张照片，部分照片从未见过报或者在其他场合公开。为保存这些高风险的照片，他在文革期间在住所的木地板上锯了一个洞，将底片藏于洞内。被抄家时，这些照片躲过了一劫。
关于这些照片的书《红色新闻兵》已经在2003年出版，并以成英、法、德、意、西、日等六种语言发行，但中文版一直没有面世。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该书的繁体中文版。
热血红卫兵
1966年5月，一场席卷全国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种特殊的氛围下，人们互相批斗、抄家甚至亲属间互相告密。数以万计的人士受到迫害，中国经济陷入严重停滞。在这场浩劫中，无数文物也遭到了蹂躏和不可逆的毁灭。
跟当时的亿万中国人民一样，文革初期的李振盛十分兴奋。他表示，“领袖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我当年20多岁，跟其他年轻人一样，都觉得十分幸运，因为这辈子能经历好几次这样的大革命。”
那是一个疯狂的红卫兵之夏。由于毛主席语录中有这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因此红卫兵都自称“造反派”。红卫兵之间分有不同的派别，每一派都想证明自己是最革命的造反派。

作为一名扛着相机的摄影记者，在造反大会上拍照会显得格外显眼。经常有红卫兵质问李振盛是干啥的，“如果掏出记者证，他们会说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拍照片给黑省委秋后算账用，轻者扯出胶卷曝光，重者砸毁或没收相机，”
李振盛注意到，那些佩戴红卫兵袖标的的人能够自由拍照片，因此决定要得到一个红袖标。1966年8月28日，他组织报社的几名同事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取名“红色青年战斗队”，并去大街上印了带有“红卫兵”字样的袖标。
文革期间，他拍了近十万张底片，大部分是为了报纸需要而拍的照片，他在当时称之为“有用的照片”，但他也拍了许多绝不可能见报的照片，他称之为“没用的照片”。这些“没用的照片”都被他暗藏了起来，组成了今日出版的摄影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红卫兵可以去北京免费乘火车并享有免费的食宿。“他们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手持红宝书，在天安门广场上跳起忠字舞，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有时为了见上‘伟大领袖’一面，一等就是数个星期。”
“我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动乱的时代记录下来，我并不真正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将来。”李振盛说。
为照片“易容”
网络上一直有流传文革时期那些惊人的PS技术，并有大量照片修改前后的对比图。对此，李振盛承认，他也会修改照片。
李振盛曾经拍摄过一张“五七”战士与贫农老大娘学毛选的照片，背景墙上有一张毛主席像，但背景虚化了。当时凡是毛主席像模糊的照片是不允许见报的，李振盛就将原图做了一些处理，换上了清晰的毛主席像。
此外，他也需要将被挡住的标语口号全都在照片上显示出来，或者在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时高举的拳头看上去像是打到毛泽东脸上时，用绘画技法把拳头修掉。

“当我没有在拍照片时，如果群众在高呼口号，我也跟着高呼。如果每个人都举起拳头，我也举起拳头。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如果你不随大流，他们很可能会认为你不够革命。”李振盛说。
在一次批斗会上，李振盛想拍出批斗会高昂的情绪，但主席台上带头的红卫兵在每次喊完口号后都会把手垂下，随后台下群众会举起手跟着高喊口号。“但是如果照片上带头的红卫兵的手是放下的，读者一定会以为他是被批斗对象，是下面的人在冲着他挥拳头。我就跟他说，你喊完口号别放下手，他说那怎么行？我说那你就喊两遍。因为喊两遍他中间就不会把手放下，我就在这个间隙拍下了所有人都高举手喊口号的场景。”李振盛说。

从批斗者到被批斗
作为一名红卫兵，李振盛在报社内部也加入了批斗运动。报社内部的批斗大会，一般有300多人，最多能达400多人。
“最倒霉的就是总编辑，报社内每成立一个组织，就要把他拉出来批判一番。差别是，有的是极左，他就要受罪，有的看上去恶狠狠的，但其实是讲人道讲人性的，有的还动手打他，我们从来没打过人，但当时的那种革命激情必须表达出来。”李振盛说。
“群众在面对这些人时，有个个人感情的好恶，那些平时官僚的、摆谱的，就被斗得很凶，有一个从苏联回来的副总编，喜欢喝酸奶，他就教厨师怎么做，我们就批判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把好好的奶做成酸的伺候他，这就是罪行，你好好的奶不喝，非得做成酸的。”李振盛说

被批斗后，有的人会被打倒，就会被关牛棚。牛棚不是真正的关牛的棚子，而是因为被打倒的人被统称为“牛鬼蛇神”，牛棚可以在任何地方开设，可以是教室、礼堂、地下室，也可以是封闭的农场。文革结束后，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曾著有《牛棚杂忆》一书，以自己的回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一旦被关牛棚，就不许回家，有的一关好几年，有些脆弱的人就直接自杀了。
1968年4月以后，政治斗争的风向突变，李振盛本人也在文革中被以“建立独立王国试图主宰报社”的名义打倒。1969年5月，李振盛被发配到柳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我是造反派成员，但我没有打过任何人，反而是被别人打了，我也没有抄过别人的家，但最终自己的家却被抄了。”
“我这一生接触的两个女性，一个是初恋女友的妈妈不堪被无端定成‘地主婆’自杀了，一个是我妻子的爸爸受迫害也自杀了。你说我还能激情地去革命吗？”李振盛说。

文革隐伤
李振盛称，早在被打倒之前，他就开始将“负面”的底片从报社转移到家中，他在书桌底下的木地板上锯开了一个杂志大小的洞口，每天下班回到家里开始在墙角锯木地板，妻子则在窗口为他放风。
1972年，李振盛从五七干校回到哈尔滨，此时，造反集会、批斗会戴高帽的场景已经不再了，大街上也没有了游行集会的声浪。那些被藏好的照片，也依旧在地板下安静地待着。
“尽管政治风向可能已经改变，人们的内心并不可能完全恢复。在报社举行爬坡会议之后，大家又变得友好起来，但这只是一部分表象，原来的对手之间，甚至盟友之间的恩怨情仇仍然持续存在，甚至延续到他们之间的子女。一直到文革结束，人们仍然不能完全互相信任。”李振盛说。

心理学家施琪嘉曾在2010年进行的众多访谈，试图回答已结束四十余年的 文革仍如何隐形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与生活。
《南方周末》曾报道称，中德两国学者曾尝试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对文革的观察，这项持续了近二十年的研究发现：文革的心理创伤不仅持续地影响着亲历者，还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了代际传递。
对此，李振盛深表认同，他被下放至五七干校时，他的儿子才出生两个月。“文革不光对孩子有影响，对我们也有影响，现在我们用的很多语言，一听就是文革语言，比如说喊口号，‘几个重心’，‘狠抓’、‘突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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