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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史可全：彭德怀叫他老哥，临终前高喊：彭老总，我欠你一顿饭

#史可全

老爹与金钱打了一辈子交道，却没有沾染一丝一毫的铜臭。少将史可全的女儿史紫云这样说道。
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有800多名我军将领被授予少将军衔，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就是史可全，当时已经63岁了，仅仅比朱德小6岁。彭德怀元帅都亲切地叫他一声“老哥”。
史可全39岁时才正式参加红军，因为参军时年纪较大，他的军事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后勤战线工作。虽鲜有冲锋陷阵，但老将军也给我军将帅史上，留下了传奇的一笔。

史可全原名史太金，1892年生于湖北天门县史岭村的贫苦农民家中，12岁开始给地主放牛，小小年纪就饱受剥削和压迫。
青年时，史可全凭借一身武艺，给人做押镖的差事。十几年都没有出过差错，越来越受镖局人的欢迎。然而事情却总有意外。1926年，史可全在押镖的途中被“青洪帮”的人截了货，他就带领兄弟们漂泊到了芦苇荡，靠着捉虾摸鱼维持生计。
没过几天，他遇到了一位仙风道骨的老头。老头看了一眼史可全的面相，让他立刻回家参加农民协会，还向史可全保证，回到家之后不会有任何危险。
史可全听信了他的话，回到家中果然发现天门县的老家成立了一个农民协会，于是就果断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运动。因为表现出色，还于1927年3月加入了共产党。史可全的革命生涯也由此拉开序幕。

史可全入党后被委派到江陵县马家寨，担任段德昌的秘密交通员。他以杂货店伙计身份为掩护，给段德昌传递消息和情报。正是在这期间，史可全认识了彭德怀。
在攻打江陵弥陀寺的战斗中，段德昌不幸负伤，史可全秘密把他送到湖南南县养伤。而当时驻防南县的就是彭德怀所率的湘军。
段德昌得知彭德怀在那里，激动不已。二人早在北伐时期就认识了。大革命失败以后，段德昌在洪湖一带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彭德怀则率军东进驻扎在南县。
段德昌一听到彭德怀的消息，马上派史可全去联络。彭德怀得知昔日的战友就在南县，连夜马不停蹄地前去看望。
彭德怀在关切地询问了段德昌的伤势后，迫切地表达了自己想加入我党的愿望。段德昌在病榻上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表示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彭德怀回到驻地后，高兴的把鸡鸭鱼等补品大把大把地送给段德昌。由于保密需要，彭德怀与段德昌约定，尽量少见面，他们之间的联系主要由史可全转达。
史可全比彭德怀年长六岁，因此彭德怀每次见到史可全都尊敬地称呼他一声“老哥”。 

段德昌伤愈后，返回到洪湖一带。史可全也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杂货铺，继续做着秘密交通工作。
1930年7月，洪湖革命根据地建立。然而国民党第84师不断进攻江陵地区，对根据地人员进行围剿。此时史可全仍然以商人身份作掩护，担任秘密交通员。
一次，他在寻找红军主力时，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为了脱身，他乘轮船赴汉口，恰好在汉口遇到了一位老乡，他也是一名我党地下成员，二人一同于1931年初回到天门县。此时家乡的苏维埃政权正红红火火，史可全就成为了苏维埃拥红委员。

1932年春，段德昌率军来到天门东北部，开辟襄北革命根据地。这可让史可全高兴坏了，他一听老领导带领着红军过来了，就立刻动员群众筹备物资，又打草鞋，又织手巾的，还准备了鱼肉、鸡蛋等食物，满满登登装了5条船，运送到段德昌率领的红9师革命根据地上。
快两年没见到史可全的段德昌也格外高兴。此时段德昌正为物资发愁呢！看到老哥送来的这一船又一船的好东西，他连连夸赞这位自己的老部下：你在马家寨做秘密交通搞得不错，这次粮秣运输也搞得不错呢！
段德昌在天门北部的战斗旗开得胜，活捉了敌旅长韩昌俊。史可全知道后，也干得越来越起劲，他动员家乡30多名青年和他一起正式加入了红军。
那一年，史可全已39岁了，再拿起枪冲锋陷阵显然不合适了。段德昌想起来老哥当时一声不响地给自己送来大量军需，可见他干后勤也是一把好手。段德昌就跟史可全说：“我看你筹集物资有一套，你就去做粮秣工作吧！”
也就是从那时起，史可全在后勤线干了大半辈子。
老将军可能和后勤有缘吧！他本来有过一次离开后勤的机会，却在临走的前一天被耽搁了。
红军长征时，史可全担任红二军四师供给部部长。在国民党围追堵截下，后勤供给尤为困难。史可全仍然不遗余力，在艰苦的环境下，保住了部队的最基本需求。贺龙得知后勤有这么一位能人，就希望能见一见他。史可全见到贺龙后，贺龙直夸他是“红二军团的大功臣”。就这样，史可全被贺龙“盯”上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史可全任三五八旅供给部长。当时很多八路军干部都到延安抗大学习，没上过学的史可全也想读书。身边的人一个个都能去进修，他看着就眼红。于是史可全就多次向组织提出申请，旅部终于同意让他去学习了。可就在他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的前一天，忽然收到了一个通知。
组织命令他到晋绥二军分区做后勤工作。史可全当时想不通：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学习进修的好机会，怎么又不让我去了？
旅长张宗逊看到史可全有些生气，笑着跟他说：“谁叫你‘驼子摔筋斗——两头翘（俏）’呢？许光达到晋绥区开辟根据地，成立二军分区，说要个得力的供给部长。贺老总选中了你。”
听说是贺龙亲自选的人，史可全也就不再坚持了，打趣地说：“我这个供给部长，绝对‘供给’你们调动！”
二分区位于晋西北的荒地，本来庄稼就难保收成，再加上日本人的经济封锁和扫荡，二分区战士们的生活极为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可全望着龟裂的荒地干着急，把后勤工作做得名声在外的他，此时想尽了一切办法却也难以筹到粮，为解决战士们的吃饭问题操碎了心。
一次，二分区司令员许光达听说彭老总要来视察，心里很是着急。当时部队战士们都是盐水就着小米，一口菜都没有。许光达就找史可全，告诉他彭老总要来了，让他想办法给老总改善一下伙食。史可全说：你把我人都叫来了，这点小事还不能解决吗？

海口虽然夸下来了，但是上哪儿才能弄到粮食呢？史可全带着几名战士四处寻找食物，突然看到了一条小河沟。史可全就想碰碰运气，看看河沟里有没有鱼。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他，早就学会了摸鱼的本领。
史可全一把跳下河里，忙活了半天才捞上来一斤鱼和黄鳝。不过好在“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了。
彭德怀到来后，饭桌上摆着一钵鱼汤，彭德怀跟许光达说：“打牙祭啦，这可是不容易呀！”彭老总开着玩笑，却不舍得动筷。许光达向彭德怀介绍史可全说：“这都是老史的功劳。”
从1928年到现在，史可全已经十几年未见彭德怀了。这时他激动地上前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说：“彭老总，您还记得我吗？我是史可全！”
彭德怀想起当年段德昌身边的那位得力干将，自己当年能成功入党，也有史可全的一份功劳。彭德怀也激动地说：“是你呀，老哥！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吧？”
多年来，史可全一直盼望着能和彭德怀唠上几句话。二人这次见面好像都有说不完的话，史可全聊到了自己十几年的革命生涯。当提到段德昌在1933年“肃反运动”中牺牲时，彭德怀和史可全都哀叹不已。
彭德怀离开没多久就遇见了贺龙，他对贺龙连连夸赞道：你找了个后勤工作的能人啊！

1945年初，史可全随王震的359旅从延安出发南下，走了2000多公里到达鄂豫边区，与新四军第5师成功会师。
1946年8月，史可全在中原突围后返回延安。他再次来到许光达的第三纵队，任供给部长。1947年，三纵归到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兵团。太原战役时，彭德怀到部队视察，纵队司令彭绍辉再三叮嘱史可全：一定要给老总弄点好吃的。
可当时上哪弄粮食啊？史可全又想到了当年摸鱼的老法子。他一下跳进河中，满身是泥地从河里爬了上来，才摸到了几条小鱼。
史可全当时愧疚地跟彭德怀说：彭总，等全国解放，我一定好好招待你一顿。彭德怀也亲切地握着史可全的手说：老哥哥，真为难你这个供给部长了，这鱼我哪里咽得下呀。等全国解放了，我一定来吃你的饭。
新中国成立后，史可全担任兰州军区后勤部长。抗美援朝时期，任西北军区北京办事处主任。

当时全中国百废待兴，军费也居高不下。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为了节省开支，工作中不管走多远的路程，从来都舍不得坐车，他也不允许别人随便用车。他自己为了给国家节省粮食，吃的都是瓜和蔬菜，那时俗称“瓜代菜”。
有一位回国休假的干部，要用车去接北京大学的女朋友兜风，向史可全提了好几次，都被果断拒绝了。
一天晚上，累了一天的史可全刚要吃上一口“瓜代菜”。那位干部又找上门来提出借车的请求。史可全顿时火冒三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碗筷都被掀到了地上。史可全大骂道：我这么大年纪办公都不坐车，你算什么东西？你给我滚。
史可全的子女都吓傻了，瑟瑟发抖地躲在墙角，大气都不敢喘。那个干部也被吓愣了，呆在原地一动不动。史可全以为他还不想走，拿起棍子就要打他。干部如梦方醒，撒腿就跑，正在气头上的史可全直接追了出去。
这下整个办事处都知道了，有十几个孩子跑到路中间拍着手，让史爷爷打坏人。好几名工作人员被孩子拦住了，没有追上史可全。好在那个干部年纪轻跑得快，要不很可能就会被史可全痛打一顿。史可全的女儿在回忆这段场景时，仍然记忆犹新：
谁都知道老爷子在气头上，可能啥事都干得出来。他急得搓手跺脚，连追带打。那情景那场面，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也多亏了史可全这火爆的脾气，才为军队不知道节省了多少来之不易的物资。
1955年，史可全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已经65岁高龄的史将军离职休养，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老将军风尘仆仆地回到那片红色故土，满头白发的他却依然像年轻时那样一腔热血。
史可全的少将军衔在乡亲们眼中那可是大官。但史可全天天穿着旧军装和旧草鞋，身上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乡亲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草鞋将军”。
当时有很多无处申冤的乡亲，都来找史将军帮忙。史可全离休后没有职权，他就对那些人好言相劝，到饭点时就留他们在家吃饭。
很长一段时间，史可全家的每顿饭都要摆上两三桌。有的时候这一桌刚吃完，就又有人来了，史可全就在家里开上了“流水席”。当时很多人都劝他，史可全却说：“群众对我讲心里话，是看得起我老头子，把我老头子当亲人。”
只要是乡亲们求他办事，他都像当年在部队搞后勤一样不遗余力。有时刮风下雨，这位六旬老将军就穿着草鞋在泥泞不堪的路上一走就是几十里，帮群众们排忧解难。
晚上的时候，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史可全就点上油灯，用他仅学到的那一点点文化，整理材料书写信件上交给有关部门。 

有一次，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里，史可全家院内的积水有两尺深。小儿女们淘气地拿着木盆在水里划船玩。结果木盆突然翻了，孩子们掉进了水里。史可全大怒不已，正在教训子女时。一位被淋得落汤鸡一样的年轻男子，出现在了他们家门口。
那个年轻人长得瘦骨嶙峋，他是来向老将军申冤的。他对史可全说他13岁就考上了师范学校，只因为给班长提了一条建议，就被认为是右派，分配工作的资格都被取消了，还被遣送回乡接受监督劳改。家中一贫如洗，只有老母亲相依为命。
史可全虽然没有机会读书，但尤其尊重读书人。听男子说完，史可全大怒道：“乱弹琴，你还是个小伢子嘛!”
史可全就这样每天早早就起来，带着年轻人到教育局和学校去核实情况。他让小伙子在领导面前展示自己的才艺，并告诉教育局人员和学校校长：这样的人才绝对不能埋没。
年轻人最终被解除了监管，并得到了重新分配工作的机会。史可全亲自带着他回家，向年轻人的老母亲汇报好消息。他的母亲听到后，扑通一下跪在了史可全面前。史可全连忙扶起她说：“使不得，使不得，老嫂子！我是个老红军、老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我的本分！”
后来，男子的母亲给史可全送来了5双用麻绳扎绑的草鞋。那日，她看见史将军的草鞋沾满泥水，破烂不堪，就想给他做几双新草鞋。她对史可全说：老将军，家里穷，没啥好谢您的。我就打了几双草鞋送您，穿得跟脚，走路踏实。
后来那双草鞋一直被史可全珍藏着。因为这双草鞋，代表着人民群众对他的信任。

史可全离休不久，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他找到当年中原突围时的老战友，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史可全向他提出：现在应该像战争年代一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张体学表示大力支持。
这样，史可全又回到了那片记忆犹新的芦苇荡。小时候没饭吃，就跑到芦苇荡里摸鱼捉虾；担任交通员时，也是靠着芦苇荡躲避掉了一次又一次的追捕；现在，他又要靠着这片生他养他的芦苇荡，走过这段艰苦的岁月。
每天清晨5点，史可全就带上儿女出发，走几十里路来到芦苇荡。光走路儿女们就累得筋疲力尽了，哪有力气砍芦苇呀！
一到三伏天，整个芦苇荡就活脱脱一个大蒸笼。史可全汗如雨下，但每天都抖擞着精神，有力地挥舞着镰刀。大片大片的芦苇在他身旁倒下了，身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甘拜下风。
孩子们最高兴的就是能在砍完芦苇后摸几条鱼，抓几只鸭子。哪怕一天再辛苦，能美美地吃上一顿也心满意足了。至于捡来的鸭蛋，孩子们从来不敢吃，因为老爹命令，那是留给医院病人吃的。
除了砍芦苇、捉鱼抓鸭之外，史可全还教孩子们种地。女儿史紫云回忆说：
我就是在十二三岁时跟着老爹学会种红苕、棉花和各种瓜果，用辛勤劳动换来丰收。除了自家吃用外，老爹把大部分劳动成果都送给了看守监狱的战士和周围的老百姓，帮贫济困共度时艰。
史可全带着老百姓在芦苇荡度过了艰难岁月，乡亲们都夸他：不愧是干后勤的。

1974年10月，已经82岁高龄的史可全因为疾病缠身，在老战友黎化南的帮助下，住进了北京301医院南楼。
史可全由于重病在身，只能拄着拐杖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他看到旁边的病房门口，从白天到晚上一直有警卫把守。虽然看不见里面，但史可全知道里面一定有一位“特殊”的病人。
一天，史可全趁警卫不注意，向病房内望了一眼。他看到了一位衰老的，但是既模糊又熟悉的侧影。他知道这个人他肯定见过，但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后来女儿扶着他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史可全又忍不住往那间神秘的病房内看了一眼。病房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双目紧闭着坐在轮椅上。这时，史可全突然扔下不离身的拐棍，倏地站了起来，高喊着三个字：彭老总！
紧接着，史可全把手颤颤巍巍地移到头上，郑重而庄严地朝那间神秘的病房行了一个军礼。眼泪沿着他脸上的皱纹，一点一滴地流了下来。
从那天起，史可全天天都守在阳台上，哪怕是阴天没有太阳，他也一个人坐在那里。这位80多岁的老人就像隔壁日夜把守的警卫一样。
医生给他做检查，他不愿意进屋；给他输液时，他也不愿意进屋；甚至连吃饭，他都在阳台上吃。史紫云说：
为了减少小便次数，老爹白天居然连茶水都不喝，生怕错过再见到彭老总的机会。
12月，北京的天空飘起了雪花。寒风瑟瑟下史可全依然站在阳台上执着地守候着，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一位护士没有办法了，就跟史可全的子女说：告诉老爷子别等了，人几天前就走了。
近在咫尺却如隔天涯，此时更是永远天地相隔。
史可全得知消息后，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也不说话，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第四天的时候，史可全大喊着要吃烤鸭。他的老首长彭绍辉得知，专门给他送来了一只烤鸭。当夜，外面大片大片的雪花飞舞着，北风呼啸着滑过病房的窗户。史可全手中端着烤鸭高喊：彭老总啊，我还欠你一顿饭呢！
1979年，史可全因病逝世。临终之前嘴里一直念叨着：彭老总，我欠你的那顿饭，再也还不上了！
老将军逝世后，骨灰被儿女安放在故乡稻田的高坡上。2008年的一天，子女们在给老将军扫墓时，发现不知是谁在野花下压了一副挽联：将军墓前无碑碣，春花一束胜纸钱。
看到此情此景，儿女们无比动容，也把对父亲深切的怀念镌刻成了一副碑文：抛却功名，难得这份安宁；抛却利禄，坚守这份清贫。 

清贫度春秋，青丝变白发，悠悠岁月匆匆过。每当想起家乡那一望无际的芦苇荡,老爹挥汗如雨埋头砍芦苇的坚实背影就跃人眼帘,仿佛他又带着我们昂首走向那充满勃勃生机和恩情无限的芦荡深处。
史紫云在回忆父亲时这样写道。
一生清贫的史老将军在战争期间“腰缠万贯”，但他知道，那是战士们的”命根子“。哪怕抛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也要替战士们保护好这“命根子”。国家太平后，史将军却身无分文，省吃俭用去接济贫苦老百姓。在史将军逝世之后，家中最值钱的就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
谁说粗人不雅？史老将军一生都心系国家和人民，质朴无华才是最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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