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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到农村看望老战友，却发现他没钱看病，县委：以为是特务

#杨得志

1955年9月，新中国举行解放军授衔仪式，1048名将军获此殊荣，杨得志将军也在其中。仪式结束后，杨得志喜悦之余，不由想起一个人。
他的这个老战友，他们曾一起并肩作战，却于1939年彻底失散，杨得志不知他是生是死，这位老战友仿佛就这么消失于茫茫人海，还记得他的人，都基本认为他怕是已经牺牲了。如果他还在的话，他们应当会一起接受授衔，起码也是个中将军衔。
然而五年后，杨得志突然收到一封从乡下寄来的信，寄信人自称李祥。杨得志愣住了，这李祥，就是他那失散多年的老战友的名字。 

济南军区大门前的“乞丐”
“我叫侯礼祥，原名李祥，我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曾任红一方面军一师十三团团长，陈赓、杨得志、杨勇将军是我的直接上级......我的历史急需要我的老上级证明......”
李祥在信中解释了失联的原因，他1939年初转业去了别地，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现在他那地方的人都不相信他曾经是红军团长，还把他当成了特务，他老上级们能出面为自己作证。
杨得志、杨勇各自给李祥寄回了亲笔信。不久后，李祥又寄来了信。
这次李祥在信中大致写下了当年他与杨得志、杨勇几位首长一起作战时，发生的一些印象深刻的事，以进一步证明自己身份的真实性。杨得志又给写了回信。但是后来，李祥再也没有寄来信件，杨得志与李祥再度失去了联络。 

1971年，济南军区大门前突然来了一个形迹可疑的怪人。门口值班的哨兵眼看着他在军区大门前探头探脑，还转了几圈，不禁警惕起来。接着这个“乞丐”走上前，带着几分小心翼翼，向哨兵问道：“哨兵同志，杨司令员在家吗？”
哨兵觉得此人十分可疑，不欲搭理他，淡淡道：“不知道。”
这人却不死心一样，又继续道：“解放军同志，我是杨司令员的老部下，从湖北省来的，你能告诉我他在家吗？”
哨兵一听他自称是杨司令员的老部下，便认真打量了下面前这个脏兮兮的老头，然后指了指传达室的方向，让他去那里问。
老头又跑到传达室，看到里面正坐着个看报纸的工作人员，便问杨司令员在不在家。工作人员看他一眼，说不在。
“请问杨司令员是开会去了，还是视察去了？”
工作人员皱了皱眉，说杨司令员的行动属于军事机密，外人不要打探太多。
老头解释道，自己千里迢迢来一趟很不容易，有急事找杨司令员。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长征时期的老部下。”
闻言，工作人员立刻起身，说我给你问一下，然后拨通了个电话，顷刻后，他放下电话，对老头道，杨司令员出去开会了。
老头就走出传达室，坐在大门外的一处空地上，愣愣地等，一双浑浊的眼睛紧盯着进出大院的车辆，还时不时跑到车窗前，死命往里瞅。
一直等到天黑，老头也没等到人，便又来到传达室，请求给他安排一处吃饭睡觉的地方。

值班人员又换了个人，对方看他实在可怜，便汇报了上级，片刻后，上级过来了，跟老头说，杨司令员要过几天才能回来，请他几天后再来。
老头一听，顿时叫嚷起来：“嘿！你们说得好轻松，我到哪里过几天去，我跟你们两位解放军同志说，我侯礼祥要么就不来，这次来了不见首长，我是不会回去的！”
“打死我也不走！”
在场人看老头气咻咻的，也有点为难，又担心对方若真是杨司令员的旧部，怠慢了反倒不好，便给老头安排了一处旅馆下榻，答应他会帮着联系杨司令员。

迟到多年的重逢
杨得志接到汇报，惊讶地得知，失踪多年的李祥居然就在大门口等着自己。
杨得志霍然起身，欲往外走，突然又顿住。
他觉得这回得让对方证实自己确实是李祥，不然又像当初几封信后，又没了后话，毕竟他们不仅几十年没见过面，而且距离上次通信，都已经过去十来年了。
杨得志想了想，让身边的贺参谋去问问对方，1961年自己给他写的亲笔信是否带来了，如果没带，就写一段长征时的回忆看看，尤其是几个关键的战争节点，他们那时都是怎么联络的，原原本本的写下来。 
当年李祥寄来的求助信，杨得志一直都留着，他认得李祥的笔迹，到时一看便知。
杨得志还交代贺参谋，如果对方还有什么别的要求，一概满足。
贺参谋来到传达室，坐下详细询问了老头的具体情况。
老头自称侯礼祥，当年是位红军团长，这次从湖北底下的生产大队过来的，一个人偷偷跑出来，什么证件信件都没带。
贺参谋听到老头自称红军团长，十分讶然，又打量了下老头的模样，还是又脏又臭像个叫花子，跟团长丝毫不搭边。
他打算先带着老头回旅馆拿行李，结果老头什么东西都没带，牙刷毛巾之类的都没有，浑身上下只有一套臭气熏天的脏衣服。

贺参谋给老头添置了一套干净衣服，还有牙刷牙膏毛巾，又按照杨得志吩咐，让老头写一段当年长征的故事。
老头拿起笔，却没有立刻开始写，一副思绪万千、不知从何写起的模样，足足平静了两个小时，他终于提笔，认认真真地写信。
他写的是1935年9月的一段往事，故事写完，信被送到杨得志手中。
读信时，杨得志捏着信的手不住微微颤抖，他从抽屉里翻出1961年侯礼祥给他写的信，看着那两封信上如出一辙的字迹，以及与自己记忆重合的往事，他已确信，对方就是他失散多年的老战友李祥！
他立即询问贺参谋侯礼祥人在何处，他要见他。 
听到杨得志有请自己，坐在旅馆里等待的侯礼祥，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
时隔三十多年，昔日老战友再度重逢，立即紧紧相拥在了一起，侯礼祥隐忍多年的满腔委屈在这一刻终于得到宣泄，他抱着杨得志的肩，哭得像个小孩子。
杨得志的泪也止不住往外流。
两人坐在沙发上，岁月给当初意气风发的年轻军官面容都添了风霜，而侯礼祥明显憔悴衰老得更多。
默默坐了会儿，侯礼祥出声问杨得志，杨勇政委现在还好吗。
杨得志说很好。
侯礼祥又接连问了好几个昔日战友的近况，杨得志道：“好，都很好，就你一人成了倒霉鬼。”
侯礼祥沉默了，他知道自己的确是倒霉。
杨得志问他，当年跟组织失联的具体原因。
问到这个，侯礼祥顿时激动起来，他谈起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失联后被当成特务
1939年初，侯礼祥受了重伤，组织安排他回了后方，几经辗转，湖北省江陵中心县委书记接受了侯礼祥的组织关系，侯礼祥便回了阔别十余年的家乡。
他在家乡已经没有亲人了，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小皮箱。
没有人知道他外出十多年，到底闯荡出了什么名堂，但侯礼祥知道，自己曾是一名光荣的红军团长。
想到这里，他又抱紧了小皮箱，里面装满了他这些年打拼得来的荣耀证明，军官证、残疾军人证、红白区来往护照等。
侯礼祥小心地把这唯一的财富藏到了床底下。 
回来的头一年，地方党组织并没给他安排地下党的工作，但侯礼祥需要养活自己，便做点小生意糊口。
来往的人多了，有人就动起了坏心思，觉得侯礼祥在外多年，肯定攒了积蓄。
于是某一天，侯礼祥床下的小皮箱不翼而飞。
他的一切证明都没有了，他用了十年才挣来的荣誉就这么被人偷走了。
侯礼祥心如死灰，决定再也不做这门生意了，他去找了地方党组织，想要一份工作。
组织安排他以国民党伪联保主任的身份，与伪监利县县党部取得联系，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
侯礼祥就去了。
但不凑巧，干了一段时间后，1940年春，敌人对地下党组织造成严重破坏，地下工作者又各自分散隐蔽起来，侯礼祥与组织失联了。
两年后，一支部队过来了，侯礼祥很高兴，想跟部队联系上，在联系的过程中，敌军不知从哪得到风声，又来了，于是团长不得不中断与侯礼祥的接触，带着部队匆匆离开。 
侯礼祥不仅没跟上部队，还差点被怀疑成走漏风声的特务。
侯礼祥找不到组织，在家乡也无法安身立命，好像哪里都没有容身之地，他终于死心了，决定从此就当一名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了。
但是他不甘啊，他真的当过红军团长，真的打过仗，这是不可磨灭的真实经历，侯礼祥总忍不住提起自己过往的革命历史。
但是乡亲们根本不相信他——哪有红军团长混成这副落魄样子？
大家都觉得他在吹牛，侯礼祥争辩过、吵过，反倒使自己愈发不受待见，他成了乡亲干部们眼里的茅坑石头，又臭又硬讨人嫌。
政府核查身份时，发现侯礼祥的身份很可疑。
档案里找不到任何叫“侯礼祥”的人，而且还查到这个侯礼祥曾还在伪政府机构工作过。
侯礼祥被怀疑成双重身份的特务。
其实很冤枉，当年登记档案的时候，侯礼祥是用“李祥”登记的，杨得志等一干老战友熟知的名字也是“李祥”。
伪政府的工作经历也是地下党组织安排他打入敌人内部。
可是没有人相信侯礼祥，他百口莫辩了。 
1961年，侯礼祥蹲茅坑时看到地上有一张皱巴巴的报纸，上面有他曾经的老首长杨得志、杨勇的消息。
侯礼祥喜出望外，立即给中央军委办公厅写信，希望能联系上老首长们，好证明自己的身份。
杨得志、杨勇都给他回信了。
侯礼祥激动得哭了一场，觉得这下大家总该信自己是红军团长了。
结果人们不相信侯礼祥出示的将军来信，觉得他怎么还在招摇撞骗，甚至吹牛到将军头上。
侯礼祥头上的帽子更重了，侯礼祥被控制了通信联系。
这也是为何杨得志、杨勇收到侯礼祥的求助信后，对方又突然像是石沉大海一样，没了消息。
又过了十来年，侯礼祥某一天又在报纸上看到了杨得志的消息。
这回他再也忍不住了，只身踏上了去济南的漫漫长路。
一路上风餐露宿，晚上扒别人的车赶路，白天就去田里摘点黄瓜充饥。
他怕当地老乡们发现地里少了黄瓜，会彼此猜忌，便认认真真用木棍在地上写了欠条，说是自己拿的，以后一定加倍偿还。
就这么扒火车，啃黄瓜，终于来到济南军区，见到了30多年未见的老首长。

老首长亲自出面作证
听完侯礼祥的经历，杨得志百感交集。
在济南的这些天，他热情地招待了这位老战友，带着一众军官干部陪着他吃好喝好，带他去济南四处观光。
在济南玩了三天，侯礼祥很幸福，觉得真的值了，于是要回家。
临走那天，贺参谋送了他两个鼓鼓囊囊的大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四季衣物、毛巾袜子等生活用品。
然后又摸出两个信封，分别装着一百块钱和20斤全国粮票。 
1973年，杨得志调任武汉，后来到湖北荆州视察。
荆州与江陵离的很近，一天，他突然问荆州的司令员：“侯礼祥在哪儿？”
司令员根本不知道侯礼祥是谁，赶忙让人去打听。
江陵县委听到司令员指名要见侯礼祥，就让人赶紧去找人。
见到人后，杨得志一把握住侯礼祥的手，向在场众人认真介绍道：“这是我的老战友，侯礼祥，红军长征途中，我负伤后，就是他把我背下火线的。”
周围人都目瞪口呆，没想到这名不见经传的侯礼祥居然真的跟上边的首长有交情。
杨得志话锋一转，突然语气严厉地道：“我告诉你们，侯礼祥同志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当过红军团长，他救过我的命，他也多次负伤。”
“我可作证！”
这四个字铿锵有力，令所有人心头一颤。
首长亲自当众为侯礼祥证明身份，县委官员均愧疚不已。
杨得志又问侯礼祥还有什么难处，侯礼祥说自己没房子住，希望能盖几间房子，多年生病，也没钱买药。
在杨得志的督促下，县委帮侯礼祥解决了多年的经济问题，给予他二等甲级残废军人的待遇——每个月除了给侯礼祥发40块钱工资外，看病吃药的钱都会报销。
杨得志走后，江陵县还专门成立了“落实侯礼祥政策”的调查组，负责帮侯礼祥摘掉特务的帽子，以及帮他脱贫解困。
当地所有人都对侯礼祥刮目相看，弄明白了他不是特务，而是光荣的老战士。
侯礼祥摘掉了帽子，获得了久违的尊重，待遇也落实了，房子也盖起来了，终是过上了好日子。
唯一遗憾的就是，因为组织原则的关系，直到去世，当初被自动退党的侯礼祥都未能恢复党籍。
1991年冬，侯礼祥去世了，临走前他说，死了也要去找毛主席和马克思，请他们帮自己解决党籍问题。
这是一个军人一生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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