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殊同 | 《大纲》：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

《大纲》：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及其克服

我对马克思成熟期批判理论的再阐释，将从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入手，这是一份马克思写于1857—1858年的手稿。①对这一再阐释而言，《大纲》是极佳的起点：它比《资本论》容易进入，后者因其严格的逻辑结构方式，而被误解为是一种内在批判，即从其考察对象的内部而非外部出发进行的批判。因为《大纲》在结构上并非如此缜密，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的大致战略意图也更易为人所知，尤其在那些他陈述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首要矛盾的概念的段落中。在书中，他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核心，以及对其历史克服的性质的分析具有当代意义；它质疑了那些围绕着市场与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思考而展开的对他的理论的阐释。②

我将试图展现，《大纲》中的这些段落如何表明了马克思的理论范畴具有历史特殊性，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指向了其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同时，他关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观念，无法被简单地理解为以市场和私有财产为一方，以工业生产为另一方的矛盾。换句话说，我对马克思在《大纲》中所处理的资本主义矛盾的讨论指出，有必要对其成熟期批判理论的本质做出一种意义深远的重审：尤其是，这将表明，他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分析是具有历史特殊性的，他的成熟期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而非从劳动的角度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我将得以处理这一问题，即为什么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基本范畴正是劳动的范畴。它绝非不言自明的，更无法仅仅通过指出劳动在一般人类社会生活中显而易见的重要性来加以证明。③

在《大纲》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矛盾的分析，迥异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者将目光集中在分配方式上，并将这一矛盾理解为分配领域与生产领域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明确地批判了这些理论方法，它们依据分配方式来理解历史转型，毫不考虑转变生产方式的可能性。马克思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论述作为这一方法的例子，穆勒写道：“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自然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却不是这样。这种分配仅仅取决于人类制度。”④“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区分是毫无道理的：“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与‘财富分配’的规律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规律，而且两者都在变化，都经历同一历史过程，一般说来，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各个要素。”⑤

然而，马克思关于分配方式的观念并不仅仅指向货品与劳动的社会分配方式（如通过市场）；他进一步描述了“工人丧失所有权……资本占有他人劳动”⑥，也即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因为“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分配角度来看罢了”⑦。这些段落表明，马克思的分配方式的观念包含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它们也意味着，他的“生产关系”的观念不能仅仅依据分配方式来理解，还必须从生产角度来看——换句话说，它们意味着，对生产关系不应以传统上人们理解它的方式来理解。如果马克思将财产关系视为分配关系⑧，那么，他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就无法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它根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并表现为不平等的权力与财富的社会分配——中得到充分把握。相反，这一概念必须同时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理解。⑨

然而，假若生产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关系是互相联系的，那么，生产方式就不能等同于生产力，后者最终会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相反，生产方式本身应被视为与资本主义具有本质性的关联。换句话说，这些段落指出，马克思的矛盾不应被理解为工业生产与市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之间的矛盾；因此，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解必须在根本上被重新思考。显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之克服的观念不仅包含了现存分配方式的转变，同时包含了生产方式的转变。正因如此，他赞赏地指出了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思想的重要性：“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不过，他能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本身提高到更高的形式，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绩。”⑩

假定“最终目的”是对生产方式本身的“提高”或超越，那么这一方式必然体现了资本主义关系。事实上，马克思对这些关系的批判随后指出了生产的历史转变的可能性：

为了更为清楚地理解马克思的分析的本质，并抓住他所谓的生产方式的转变的意义，我们必须考察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基础”的概念。也即我们必须分析其“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一观念，并思考一种“改变了的生产基础”是指什么。

我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的考察始于《大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题为“资产阶级生产（以价值为尺度）的基础与它的发展之间的对立”。①在这部分的开头，马克思写道：“活劳动同对象化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②这个题目与这句话表明，对于马克思而言，价值的范畴一方面表达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关系，这些关系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模式的特定性质；另一方面也说明，资本主义中的生产是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价值建构了“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

价值这一范畴具有一种特性，它似乎既表达了一种社会关系的确定形式，又表达了一种财富的独特形式。任何对价值的考察，都必须同时阐明这些方面。我们之前看到，作为一种财富的范畴，价值通常都被认为是一个市场的范畴；然而，当马克思在上文对“价值关系”的思考中提到“交换”时，他所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他这里的交换并非属于流通过程，而是属于生产过程——“活劳动同对象化劳动的交换”。这意味着，价值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个商品分配方式的范畴，它也不试图为自我调节市场的自动性提供基础。相反，它应当被理解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范畴。由此，马克思观念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似乎应被重新解释为生产过程中的可区分的环节。“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似乎是紧密相连的。这需要进一步解释。

当马克思讨论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时，他将其描述为一种生产方式，它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③。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一种财富形式，价值的特征在于，它是由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直接人类劳动所构成的，它始终取决于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这种耗费，而且它取得了一种暂时的形态。价值是一种社会形式，它表达了并且建基于直接劳动时间的耗费。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形式居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位置。作为一种构造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关系的范畴，价值表明了它现在是并且始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自己的历史发展所造成的结果之间，不断出现着一种张力：

价值与“现实财富”之间的反差——也即依赖于“劳动时间与已耗费的劳动量”的财富形式与不依赖于它的财富形式之间的反差——在这些段落中非常关键，同时也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及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的看法。显而易见，价值并不是指财富一般，它是一个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暂时的范畴，可以用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此外，它不仅是一个市场的范畴，把握了具有历史特定性的财富的社会分配方式。这种市场中心论的解释联系着穆勒的立场，即分配方式在历史上是可变的，但生产方式不是。这一解释暗示存在着一种超历史的财富形式，在不同的社会以不同的方式被分配。然而，在马克思那里，价值是社会财富的一个特定历史形式，它在本质上联系着一种历史特定的生产方式。显然，这种财富形式的历史特殊性意味着，社会财富在不同社会中并不一致。马克思对于价值的这些方面的讨论指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劳动形式以及社会关系的结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是不一样的。

在本书中，我将探讨价值的历史特征，并试图澄清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与劳动时间的关系。这里先提几句，许多研究者在讨论马克思所谓劳动是价值的独一无二的源泉时，都没有看到他在“现实财富”（或“物质财富”）与价值之间所做的区分。然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是一个关于劳动一般的独特性质的理论，而是在分析价值——及其基础，即劳动——作为一种财富形式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因此，如果把他的价值理论作为一种（超历史的）劳动财富论，那么无论对其表示赞同还是反对，都和马克思无关——因为马克思写的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一部政治经济学。⑤当然，这不是说，把马克思的价值范畴解释成一个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范畴就证明了他对于现代的分析是正确的；不过，我们依旧有必要把马克思的分析放在其自身的历史框架中，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超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后者正是马克思所严厉批判的。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价值是一个批判性的范畴，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特有的财富与生产形式的历史特殊性。上面所引的这段话表明，在马克思那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形式所经历的发展方式，最终可能导致对价值本身的历史否定。在所有看上去与当代状况有关的分析中，马克思都指出，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价值越来越无法充当已生产出来的“现实财富”的尺度。他将价值，这一取决于人类劳动时间耗费的财富形式，对照于现代科学与技术所具有的惊人的财富生产潜能。在它所造就的生产体系的潜能的对照下，价值逐渐被历史所淘汰；这一潜能的实现将导致价值的废除。

然而，这种历史可能性并不仅仅意味着在现有的工业生产方式上能制造出前所未有的巨额货物，且它们能得到更为平等的分配。“现实财富”与价值两者之间矛盾的发展，使得前者有可能取代后者成为社会财富的规定。这一逻辑同时也意味着，有可能出现一种不同的生产过程，它建立在更新的、解放性的社会劳动结构上：

我们正在处理的这段《大纲》的内容清晰地表明，对马克思而言，对资本主义的克服，包括了对作为社会财富形式的价值的废除，这相应地导致了对资本主义下所发展出的特定生产方式的废除。他明确地断言，废除价值标志着劳动时间不再作为财富的尺度，财富的生产也不再主要受到生产过程中的直接人类劳动的影响：“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⑦

换句话说，马克思以其价值理论分析了彼此关联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关系、财富形式以及物质生产形式。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以无产阶级劳动为基础的工业生产，这三者具有内在的联系；因此，当价值日渐被历史淘汰时，资本主义下所发展的工业生产过程也将逐渐不符合历史要求。在马克思那里，克服资本主义意味着物质生产形式以及人类工作方式的根本转变。

显然，这一立场在根本上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后者的批判仅仅关注分配方式的转变，并将工业生产方式视为外在于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然而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没有将资本主义的矛盾视为工业生产与价值之间的矛盾。相反，他认为后者塑造了前者：工业生产是“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他的晚期著作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业生产方式是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形式……（在技术层面上同样如此）”⑧，这也意味着，它将与资本主义的克服一同被转变。

显然，马克思的基本范畴所包含的意义没有办法用几句话总结出来。本书的后半部分将力图阐明他对价值及其在塑造生产过程时所起作用的分析。而在这里我只需指出，正如《大纲》中的这些段落所表现的，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而是认为，由于技术和生产过程是被价值所塑造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为社会所建构的。因此，它们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的“生产力”——它将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发生矛盾——的概念。尽管，它们确实体现了某种矛盾：马克思的分析所区分出的矛盾双方，一方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形式所具有的实际能力，另一方是它的潜力——这一潜力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奠定了可能性。

从上述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到，当马克思在《大纲》中描述资本主义矛盾的克服，并宣称“工人群众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⑨时，他不仅是指征用私有财产，以及以更理性、人道、有效的方式使用剩余产品。他所说的占有要远超于这个层面，它同时包含了将资本主义下所发展的生产力反过来应用于生产过程本身。也即他看到，发达资本主义生产中所包含的潜力，可以有助于工业生产过程自身的转变，有助于社会生产体系的废除：这一体系通过占有直接劳动时间和工人劳动（他们就像高效的机器中的齿轮）来创造财富。在马克思那里，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由此，《大纲》中所说的克服资本主义，无疑包含了克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形式的与物质的两个方面。它一方面将导致分配体系的废除，这个体系建立在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与用来购买消费资料的工资之间的交换之上。另一方面，它也将导致生产体系的废除，这个体系建立在无产阶级劳动之上，也即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片面的、碎片化的劳动之上。换句话说，克服资本主义，也包括了克服无产阶级所做的具体劳动。

这一解释为资本主义中的具体生产形式提供了历史批判的基础，由此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那句著名的断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标志着人类社会史前史的终结。⑩克服无产阶级劳动这一观念意味着，“史前史”应当被理解为这样一些社会形态，其中，剩余产品不断出现，并且它首先建立在直接人类劳动的基础上。许多社会都拥有这样的特点：在那里，剩余产品是由奴隶、农奴或雇佣劳动所创造的。然而，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建立在雇佣劳动上的社会形态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其中所产生的动能，催生了一种历史可能性，使得以人类劳动这一生产过程中的内在因素为基础的剩余产品，有可能得到克服。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得以创立，其中“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

对马克思而言，史前史的终结标志着克服了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之间的区分与对立。然而，在他的历史批判的框架之内，仅仅将现存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混同在一起（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所实行的那样），是无法克服对立的。他在《大纲》中对生产的处理说明，不论是这些劳动形式之间的区分，还是它们的决定性特质，都根植于现存的生产形式。只有同时转变现存的体力与智力劳动的形式，也即历史性地建构一种新的劳动结构及其社会组织方式，才能克服两者之间的区分。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只有当剩余产品不再以直接人类劳动作为其首要基础时，这种新的结构才有可能出现。

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相左，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要求对资本主义下所发展的生产形式，以及对其彻底转变的可能性进行批判性分析。显然，它并不包含对这一形式的生产至上主义式的歌颂。马克思将价值视为一种特定生产方式的特定历史范畴，这说明了一个关键问题：构造价值的劳动，不能被等同于那种超历史地存在着的劳动。相反，这种劳动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形式，它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克服而被废除，而非实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中的劳动的历史特殊性的看法，要求我们在根本上重新解读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关系的理解。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些关系是由劳动本身所构造的，并因此具有一种特定的、准客观的形式；它们无法在阶级关系中得到充分理解。

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关系的“范畴论”的阐释与“阶级中心论”的阐释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前者是对资本主义中的劳动的批判，而后者是从劳动的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这两者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对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规定，因此，对这一统治的克服，也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我将进一步分析在马克思笔下，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如何建构了其基本社会关系，以及它如何构成了以下两者的基础：作为一种财富形式的价值的特殊性，以及工业生产形式的本质。随着分析的推进，上述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也将逐渐清晰。这里先提一点，劳动的特殊性同样建构了一种历史特殊的、抽象的、非个人的社会统治形式。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在其根本层面，并不在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而在于人们自己所建构的抽象社会结构对人的统治。马克思试图借助其商品与资本的范畴，来把握这种抽象的、结构性的统治——它包含阶级统治，但远不止于此。据马克思所说，这种抽象统治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同时决定了其物质形式。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统治的形式，在根本上不是由私有财产，也不是由剩余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权所导致的；相反，它建立在财富的价值形式本身上，建立在与活劳动（工人）相对立的社会财富形式上，财富的价值形式是一种结构上异己的、统治性的权力。①我要试图展现的是，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一社会财富与人之间的对立是如何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的独特性质上的。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劳动建构了统治着人们的抽象社会结构，这一过程引发了生产力和人类知识在历史上的迅猛发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割裂了社会劳动，也就是说，它将特定的个人变得狭隘化、空洞化。②马克思指出，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为财富创造了无数可能，这仅仅是因为“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③。在资本主义之下，人类的权力与知识极大增加，但却采取了一种压迫人类的异化形式，并将摧毁自然。④

由此，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标志是，人类事实上无法控制他们的生产活动或他们的产品，反而最终会被这些活动的结果所支配。这种统治形式被表达为个人与社会间的对立，后者被构造成一个抽象的结构。马克思对这一统治形式的分析，是在为他早期著作中用异化这个词来表达的内容找寻基础，并给予解释。我不会全面讨论马克思的早期写作和他晚期的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但我将试图表明，他后来并没有放弃早期著作中的所有核心议题，其中的一些——譬如异化——依旧处于其理论的中心。事实上，只有在晚期著作中，马克思才为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达的立场奠定了严格的基础，也即私有财产不是异化劳动的社会原因，而是其结果，因此，克服资本主义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废除私有财产，而必须克服这种劳动。⑤在他的晚期著作中，他通过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的分析，为这一立场奠立了基础。当然，这一分析也对其早期的异化概念做出了修正。马克思成熟期批判理论中包含的异化理论所指的，并不是工人们失去了那些早先属于他们的财产（因此需要将其收回）；相反，它指的是一种社会权力与知识的历史建构的过程，这些权力与知识不能被理解为无产阶级目前的权力与技能。借由资本这一范畴，马克思分析了这些社会权力与知识如何被建构为各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些形式准独立于构造了它们的个体，并且采取了一种抽象的社会统治形式来统治这些个体。

这种自我繁殖的结构性统治的过程，无法在阶级剥削或阶级统治的意义上得到充分的理解，也无法被理解为静止的、无方向的、“共时的”问题。马克思借由价值和资本分析了现代社会特有的社会统治的基本形式，这一形式产生了一种不受创造它的个体所控制的历史动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特殊性的分析的一个核心要旨，正是解释这种历史动力。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不仅是一种关于剥削的理论，也不仅是关于狭隘意义上的经济运作的理论，而是一种关于现代社会历史之本质的理论。它认为历史是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且具有一种准自主的发展逻辑。

这一初步讨论指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对克服异化的理解。它表明，资本主义下所发展的工业生产方式，以及这一社会的内在历史动力，都被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征。对这一社会形态的历史否定，意味着同时废除抽象统治的历史动力体系，以及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地，发展了的异化理论表明，在马克思眼中，否定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核心，意味着允许人们占有那些在历史上以异化形式出现的权力与知识。这种占有将导致对先前的一种分裂状况的物质超越，分裂一方是狭隘的、贫困的个体，另一方是社会中被异化的一般创造性知识，因为后者将为前者所吸收。这将使得“简单的工人”⑥转变为“社会个人”⑦——他掌握了先前以异化形式在历史上发展的人类知识与潜能。

社会个人这一概念表达了马克思的思想，即克服资本主义意味着克服个人与社会间的对立。根据他的分析，资产阶级个人，以及作为一个抽象整体与个人相对立的社会，两者都被构造为资本主义，取代了早期社会生活形式。不过对马克思而言，克服这一对立既不意味着将个人纳入社会之下，也不意味着两者无中介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批判，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局限于批判孤立的、碎片化的资产阶级个人。正如马克思不是站在工业生产的立场上批评资本主义一样，他也没有对集体（所有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给出正面的评价，以作为他批评原子化个人的出发点。除了将原子化个人的历史建构与商品流通领域联系起来之外，马克思还将元机械——其中人仅仅是齿轮——作为被资本规定的生产领域的特征。⑧由此，原子化的个人与集体（作为一种“超级主体”）之间的对立并不代表资本主义与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之间的对立。相反，它是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两个片面性规定之间的矛盾，两者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另一个二律背反。

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个人代表着对这种对立的克服。这一观念不是指一个人与他人一起进行公共的、无私的劳动；相反，它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的、丰富的发展的可能性。实现这一可能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充分地、完全地由自己决定，并且与社会的普遍丰富性、多元性、权力、知识相契而为一个整体。由此，克服异化并不意味着重新获得某种先前存在过的本质，而意味着占有那些过去以异化方式建构的东西。

至此，我们的讨论表明，马克思将无产阶级劳动视为异化劳动的物质化表现。这一立场意味着，如果每个人的具体劳动依旧与资本主义时的一样，那么声称当私有财产被废除时，当人们对劳动怀有一种集体的、具有社会责任的态度时，劳动的解放就能实现了，这种话至多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与此相对，劳动的解放以一种新的社会劳动结构为前提。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只有当生产力的潜能以一种彻底变革劳动过程之组织机制的方式得到使用时，劳动才能成为社会个人的构成因素。人们必须摆脱直接劳动过程（之前他们作为其中一部分劳动着），并对它加以控制。“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⑨，不仅应当为社会整体所控制，也应当为其所有成员所控制。所有个人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一个必要的物质条件是，“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⑩。

马克思所谓“工人群众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将导致一种自我废除的过程，也即一种物质上的自我转变的过程。克服资本主义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实现，而是意味着无产阶级劳动的物质废除。劳动的解放要求的是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我们将在考察过程中看到，在马克思的分析里，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其中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生产，而个人劳动的目的是消费。而我的讨论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所设想的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指，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个人劳动则是为了充分满足其自我实现的目的。?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会作为一个线性的革命历史的发展结果而产生。上文所述的生产过程的彻底变革，不是科技的知识与应用高速增长之后的自动结果。相反，它是一种由社会内在矛盾的不断发展带来的可能性。

这种矛盾的本质是什么？对马克思而言，很清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解放性的社会劳动结构的可能性，但在资本主义中，它是无法普遍实现的。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①

下面我将更为细致地思考“必要”与“剩余”劳动时间的问题。在这里只要注意到，在马克思那里，尽管资本主义趋向于发展出强大的生产力，其潜力逐渐淘汰了以直接劳动耗费为基础的生产组织，但是，它不能允许这一潜力的完全实现。唯一能够造就资本的财富形式，是建立在直接劳动时间的耗费之上的。因此，价值尽管越来越无法充当所生产的物质财富的尺度，它也不会简单地被一种新的财富形式所取代。相反，在马克思那里，价值依旧是资本主义社会必要的结构性前提（虽然表面看上去不是这样，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的）。因此，尽管一种内在的发展动力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特征，但这一动力依旧要受到资本主义的限制，它无法自我克服。在一方面成为“剩余”的东西，在另一方面依旧是“必要”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确实为它的否定提供了可能性，但它不会自动地发展成其他东西。直接人类劳动时间的耗费依旧是资本主义所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尽管它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渐脱离历史的要求，这导致了一种内在的张力。正如我将阐明的，马克思依据这一张力，分析了工业生产的本质及其发展轨迹。

马克思的理解表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这一重要维度不应被直接等同于具体的敌对或冲突的社会关系，譬如阶级斗争关系。根本矛盾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之中，它赋予整体一种矛盾性的力量，并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内在可能性。更进一步说，上述引文表明，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能用传统的方式加以解释；其中，“生产关系”仅仅被理解为分配方式，而“生产力”则被等同于工业生产方式，一个纯技术过程。在这种阐释中，从理性的“镣铐”中解放“生产力”的结果，或许是生产运动的加速，而其基础依旧是生产过程与劳动结构的具体形式。然而，上文所讨论的《大纲》中的章节表明，马克思将工业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特质，而非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关系而又被其所压抑的历史发展。他对资本主义矛盾的理解，似乎在根本上也并不是指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②，而是指一种生产领域之内的矛盾。这一生产领域包括了直接的生产过程，以及由资本主义劳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的结构。考虑到社会劳动结构，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应当被理解为这样一种不断发展的矛盾：矛盾一方是资本主义中人们从事的那种劳动；另一方是当价值被废除，当资本主义所发展出来的生产潜能被反过来用于将人们从（由他们自己的劳动所建构的）异化结构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之后，人们可能从事的那种劳动。

在本书之中，我将展现马克思如何将这种矛盾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根本社会结构形式（也即商品）之上，并将同时阐明，对于马克思而言，将生产力从生产关系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如何要求同时废除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这不仅将否定内在历史逻辑，也将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有的工业生产方式。这一对马克思的异化观念和资本主义矛盾观念的初步探索表明，他的分析试图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理解为一个既日渐丰富，也日渐贫困的双重进程。这意味着这一发展无法在单一层面上被充分理解，不论是作为知识与幸福的进步，还是作为统治与毁灭的“进步”。根据他的分析，尽管出现了让社会劳动方式造福于所有人的历史可能性，但社会劳动实际上正使大多数人变得贫困。因此，资本主义之下科学技术知识的高速增长，并不标志着朝向解放的线性进步。根据马克思对商品和资本的分析，这种增长了的知识本身是被社会所建构的，它导致了个人劳动的碎片化与空洞化，也导致了人类日益被其客观化的活动结果所控制。不过，它也增加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劳动可以使个人变得富有，以及人类可以对其命运有更大的把握。这种双面的发展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结构，并有可能得到克服。因此，在任何意义上，马克思的辩证分析都不能被等同于对线性的科学进步，或对社会进步，或对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的实证主义信念。③

由此，马克思的分析所指出的克服资本主义的观念，既不是无批判地肯定作为人类进步条件的工业生产，也不是不切实际地拒绝技术进步本身。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所发展的生产体系的潜力能够用来变革这一体系自身，由此，马克思的分析克服了立场之别，并说明其中每一种立场都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发展的整体之中占据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坚信线性进步的立场，与不切实际地拒绝它的立场之间的对立，在马克思的方法中被理解为一种历史的二律背反，两者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④更为一般地说，面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建构，他的批判理论既不要求简单地保留，也不要求简单地废除。相反，他的理论可能被占有挪用，并因此被根本地变革。

重新阐释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及其根本矛盾的性质，再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阶级关系、社会运动和克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我的分析方法否认工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根本的紧张关系，并因此拒绝认为无产阶级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对立面。在马克思这里，资本的代言人与工人之间，围绕着工作时间或工资与利润关系而表现出的阶级斗争，在结构上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因此是这一体系之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①然而，他对价值的分析必然意味着，资本的基础是并且依旧是无产阶级劳动。那么，这一劳动就不会是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潜在基础。《大纲》所述的资本主义矛盾不在于无产阶级劳动与资本主义之间，而在于无产阶级劳动（即现存的劳动结构）与可能的另一种生产方式之间。如果说社会主义被理解为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更为高效的、人道的、公平的管理工业生产方式的方法，那么本书中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便同时也意在批判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这一观念，其中，无产阶级则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动能，它既构建了历史，又在社会主义中实现了自身。

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在历史中建构与实现自我的要求、构想，不会线性地导出超越资本主义的需求、要求与构想。后者——其中可能包含了一种对自我实现行动的需求——不会仅限于消费领域，仅限于分配正义的问题，它将动摇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作之本质以及客观限制性结构。这表明，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可能的克服的批判理论，必须是一种关于这种需求与意识结构之社会建构的理论，这种理论将能把握主体性的历史质变，并能据此理解社会运动。这一路径将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废除的看法提供新的解释，同时能够有效地分析过去二十年间的新社会运动。

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诸范畴，当它们被阐释为能够同时决定社会“客体性”与“主体性”的结构化的实践形式（而非仅仅被阐释为社会“客体性”范畴，或是经济范畴）时，能够为这种关于主体性的历史理论提供基础。此外，如果能够说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式是矛盾的，那么，就有可能将批判的、反抗的意识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马克思所说的矛盾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然而，这种阐释并不意味着反抗的意识必然会出现，更不是说解放会自动实现。在这里，我所涉及的不是关于必然性的理论层面，比如出现这种意识的必然性，相反，我所考虑的是可能性的层面，也就是说，我所考虑的是在根本上构造一种方法，来回应主体性的社会建构的问题，其中包括批判与反抗意识的可能性。矛盾这一观念，使得一种理论得以将这类意识的可能性建立在社会层面。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不被看作是一个一元整体，它的社会形式不被认为是“单向度”的，那么我们就能说，批判的、反抗的意识形式来自于由社会所建构的可能性。

这种关于主体性的社会建构的理论（包括批判其自身环境的主体性），对立于那种无疑是功能主义的观念，即只有肯定或支持现有秩序的意识是由社会构造的。同时，它也对立于功能主义所隐藏的那种观念，即批判的、反抗的或革命的意识的可能性，在本体论或至少是超验论的层面上，只能源自于据说是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要素。我所描述的方法并不否认那些遗留的、非资本主义的趋向的存在或重要性，它们会为统治秩序注入一些异质性，并促使对其保持批判性的距离。但是，我的方法在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批判这些理论企图的基础；这些理论企图仅仅关注这些趋向，正是因为它们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一元的整体。这些分析抵抗与反对的方法将资本主义社会仅仅理解为物化的、变形的社会，并认为批判性的思想与实践是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然而，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矛盾性社会的分析方法则试图说明，批判性距离和异质性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部社会地产生的。它为主体性（包括主体性的反抗形式）的历史理论所提供的基础，在我看来远远强于以下这些理论努力：它们假定在现存的社会秩序和批判性的主体性形式与实践之间存在一个简单的对立。由此，借由我的方法，我们得以探索各种批判性概念与实践和它们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方面依据这些概念与实践的建构，另一方面依据它们可能的历史效果。由此，我们也可以思考这种反抗的主体性与实践，将会在可能的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简而言之，我的方法使我们得以分析变革现存秩序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是矛盾的，这一看法造就了一种具有自我反思性的社会批判，它将自己置入自身所处的语境中加以理解。这使得我们能够分析批判理论与否定资本之需求的出现之间的内在关系（不论经过了多少中介），同时能够分析大众层面的反抗意识形式。这种具有自我反思性的主体性社会理论，尖锐地对立于那些没有办法或是只能以一种客观主义的办法，来将根本性的反抗意识的可能性建立在现存秩序之中的批判。后者隐含地为批判性思想家赋予了一种优越性地位，使他们的知识不可思议地超越于社会形态之外。这些方法落回到了启蒙运动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之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对此做出过批判：大众被分割为受社会所限定的大部分和出于某些理由而没有为社会所限定、具有批判性的小部分。②这小部分人无疑象征着一种在认识论上前后矛盾的社会批判方式，他们无法说明自身的存在，只能声称自己处于一个悲剧性的位置或是握有先锋性的教学法。

在此，我将简要地指出在《大纲》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进行的这一阐释所具有的一些更深层的含义。对资本主义中劳动的历史特殊形式的集中分析，为一种新的资本的概念与一种新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动力的理解奠定了基础，而这种概念和理解在根本上并不依赖于市场调节的分配方式。换句话说，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不再被限制在其19世纪的形式中。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基础，来分析某一段时间内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动力；在这段时间中，国家机构和其他大型科层组织成为重要的、有时是首要的社会管理与分配的机制。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作为一个出发点，来理解当下的全球社会与经济的转型，也即资本主义的转型。

此外，关注对生产的批判，使我们得以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恢复为一种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形式。我已经证明，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关系，不仅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前提，或者用计划取代市场。这一关系同样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即劳动在资本主义中起到的特定历史作用，可能将被另一种社会中介形式所取代。在马克思这里，这种可能性的基础，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价值与“现实财富”之间不断增长的张力之上。这种张力可能导致系统性地废除价值，并因此废除抽象统治，废除一种特定“增长”形式的抽象必要性，废除作为生产的一个内在要素的直接人类劳动。依据马克思在《大纲》中的阐述，某种生产形式构成了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在这种生产形式中，剩余产品不再主要由直接人类劳动所创造。依据这一方法，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不是资本家阶级是否存在，而是无产阶级是否依旧存在。

如果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仅仅处理了对资产阶级分配方式的克服，那么它将无法充分把握资本主义的上述维度，更糟糕的是，它将遮蔽这一事实：克服阶级社会必然要求克服生产方式的基础。因此，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变体成为了一种将某些社会形式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这些社会形式就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自由资产阶级的分配方式被废除了，但为资本所规定的生产方式却没有，同时，前者的废除在意识形态上遮蔽了后者的存在。

由此，马克思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必须被区别于国家主导的资本积累方式。上文所述的阐释，及其对建构着资本的特定劳动形式的强调，符合了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兴起的历史分析，这种分析以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与“边缘”国家不断增长的作用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可以说，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而言，国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总资本的创造。在这一情形下，暂停商品、货币与资本的自由流通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相反，它是在世界市场的环境下，“资本革命”得以在边缘地区实现的方式之一（如果不是唯一一种的话）；在这一世界市场中，资产阶级革命和国家总资本的巩固之间最初的历史联系不再存在。然而，结果并不是，也不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所规定的社会并不仅仅是市场与私有财产的一个工具；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它无法被缩减为资产阶级的统治。

显然，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角度，而非从否定资本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现代社会的中央集权组织，重新提出了后资本主义民主的问题。这一分析，将一种在历史上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抽象的强制与约束形式的基础，建立在价值与资本的社会形式之上。由这些范畴所表达的社会关系不能完全等同于市场与私有财产，这意味着，即使资产阶级分配关系消失了，那些强制也将继续存在。如果是这样，那么后资本主义民主的问题，就无法仅仅在中央集权与非中央集权的政治概念的对立中被充分地表达。相反，我们必须思考一个更具批判性的层面：价值与资本的形式对政治决定所强加的束缚的本质。也就是说，我在这项研究中所发展的方法指出，后资本主义民主意味着比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的民主政治形式更多的东西。它同时要求废除抽象的社会强制，这些强制源于为马克思的范畴所把握的那些社会形式。

作为一种对现代社会做出批判性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理论的这一重构在今天显得尤为富有成效。它既意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又试图为一种批判社会理论提供基础，这种理论能够回应以下这些伟大的社会思想家的悲观主义的分析：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涂尔干（émileDurkheim）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们每个人都证实并分析了一些现代社会发展中的负面要素。（举例而言，齐美尔考察了丰富的“客体文化”和相对狭隘的个人的“主体文化”之间不断增长的鸿沟，涂尔干考察了伴随着有机结合取代机械结合而来的增长的混乱，韦伯分析了社会生活所有领域中的理性化。）他们写作的时间，正是资本主义从一个更为自由的形式转向一个更为组织化的形式的时期。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坚持道，如果将批判资本主义理解为批判私有财产与市场，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将无法充分把握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他们也认识到，如果仅仅转变分配方式，转变阶级权力的关系，那么，现代工业社会生活最核心的重要方面还远未被触及。对这些思想家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想象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是社会形态的一种非本质的转变，如果不是凸显了它的否定方面的话。

我在这里所述的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再阐释，意在回应他们在对现代社会各方面的批判中所提出的挑战。我将发展出一种更为宽泛与深入的资本主义理论，它能够将这些批判容纳在内。不同于将各个方面的进程—譬如“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间鸿沟的扩大，现代社会的不断工具理性化——视为一个宿命般的发展的必然的、不可逆转的结果，我的这一方法使我们得以将这些进程的社会基础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历史特定形式中，并将它们的发展轨迹视为非线性的，并因而是可以转变的。如前所述，这一对马克思的再阐释同时将造就一种主体性的历史社会理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有力的方法，去回应韦伯就现代性与理性化提出的问题。这些思想形式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持续的分化与理性化进程而言都是关键的。考虑到其重要性，我们的方法同样能依据马克思的范畴所表达的社会生活形式，来处理这一思想与这些进程本身。最后，我们同样应该看到，马克思关于历史的特定实践形式建构了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动力的理论，可以被视为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最近所提出的那类理论的一个精致版本，也即一种关于社会结构与日常实践、思想形式之间的互相建构关系的理论。①这种理论能够克服当下广为传播的功能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具有的内在矛盾，这两者都无法在社会生活的主体与客体方面之间建立本质性的联系。

而最重要的是，一种有关资本主义之结构与历史进程的社会建构性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关于它们的可能的克服的理论。这一克服可以被理解为上文所述的辩证性反转，即对抽象社会强制结构——它最终根源于异化劳动——的克服，使得主体有可能占有客体文化及其转型。在这一定义下，资本主义与其可能的历史否定之间的区别，便可以理所应当地被处理为一种社会形态与另一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别。